【視藝】【採訪】楊東龍 就在畫之中

每個人，每一天，都有屬於自己的課題，藉而練習、鍛煉、修行，日日如是，持之以恆，總有成果。

對1975年開始繪畫創作的楊東龍來說，最好的日課，當然是繪畫。走進於刺點畫廊舉行的展覽《日課》中，他憑着高超筆法，一幅幅看似具象的大型畫作中，竟有時間的游移、視覺的錯置，甚至幻象的指涉，像極了一個世外高人帶你「遊花園」，你甚至會在這個「花園」裏碰到他──跟他一起看同一個視點。

他給自己的「日課」，不簡單矣。

把感受呈現

整場展覽，最有「日課」味道的，大概是由二十八屏畫幅組成的大型裝置《寫生筆記》，高高低低，掛滿一幅寬廣的牆。楊東龍自2008年起，在堅尼地城工作室窗前，豎起畫架，端出顏彩，憑窗遠望，把不同姿態的大樹、洋紫荊、居民、大廈等各種情狀，繪在畫布上。

「窗外是個休憩處，種滿樹木，十多年過去，如今已給重新鋪設，樹後本來有些大廈，也被拆掉重建。所有東西都在改變。」然而改變不止於此，「我早上望着那棵樹，顏色跟下午的不同，跟下雨天的也不同，有太陽時是另一種面貌。」

他說，他畫的不是記錄，而是呈現，這是他跟樹木、休憩處「溝通」過後，把感受通過畫筆呈現出來，「事後回看，發現原來這個地方已改變了那麼多。」這個系列，還沒畫完，也畫不厭，「有很多東西可以畫！」

畫框以外的世界

別以為記下「日課」的，便是小小一冊練習簿、記事簿，《日課》展覽多的是大型畫作，好像三聯歷史繪畫《摩星嶺》，寬四米半，別有氣魄，觀者站在其前，變得渺小。

「這二十多年來，我給自己定下一個課題：畫身邊事物。我的工作室在堅尼地城，經常走到摩星嶺去，於是摩星嶺也成了我想畫的題材。」他想畫摩星嶺已久，卻一直找不到一個好的切入點，後來想到歷史畫，「我可不可以用另一種方法，去畫摩星嶺的歷史、人物等等？」

他覺得，不是寫在書上的才叫歷史，「歷史同時也在現在進行中，歷史也可以是描畫小人物的。」他便在《摩星嶺》畫面下方，畫着傷者正在「看跌打」，「這家跌打舖至今仍然存在，走到域多利道，就會見到這家跌打舖。」

《摩星嶺》是一組三聯畫，原來他曾有創作四聯畫的構思，只是後來覺得多餘了，才沒有畫出來，「說不定若干年後我忽然想多畫一幅在旁。」而組畫因畫框把畫面分割，令其變得顯眼，「很多人不會去留意畫框，我更想呈現有些東西是在畫面以外，我們看不見的。這是我的繪畫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視點不斷移動

於是，觀者欣賞他的「日課」繪畫，看似都是具象畫，但仔細一看，許多蜘絲馬迹，叫人通往特殊的視覺經驗。《窗玻璃四號》右方突出了一隻手、《窗玻璃五號》故意不把小狗畫盡、《瓷狗》左方女士只現旁側。如果代入攝影角度，就像畫面不乾淨、沒裁掉枝節。

「希望人們看到我的畫，會聯想到攝影這個範疇，就像街拍，有人不經意走進鏡頭裏。」然而，他保留細節，為了作出指示、暗示，畫中那個空間不致停下來，而令觀眾想像空間延續出去，「譬如我在《窗玻璃四號》畫那隻手，更想表達這是一個怎麼樣的空間，也想讓人知道，那是一個玻璃的反映。」

這也是他喜歡畫大畫原因，「有些人會以錯視形容我的畫作，但對我來說卻不然，因為我就在畫之中，走來走去，遇到各種事物，視點不斷移動，每一幅畫有許多立足點。」說到底，繪畫對他，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這種「日課」，做得自在，「那是一個很自由的空間，我就像在裏面暢泳。」

彩蛋不重要

至於《瓷狗》要描述的，是一種幻覺，畫面下方一本書《The Prayer of Bonaventure》，暗藏玄機，但他不想作太多解「畫」，「觀眾看到甚麼才重要。」

楊東龍許多畫作都有「彩蛋」，好像《窗玻璃五號》的手機，心水清觀眾，以此進入畫作以外的世界，「不過，一張畫是否要有『彩蛋』，我有懷疑。一幅畫應該可以自足，應能說明所有事情。這是我的理想。」

不同畫作，有許多細節，會讓觀者發問，這一抹那一劃，到底是甚麼？為甚麼這個東西會在此出現？「或許你沒那麼細心看，便看得見。」說得玄妙，「不是嗎？如果你太專注，你會進入系統中，好像文字系統、語言系統。但這是一個視覺世界。」

所以，他苦笑起來，謙稱繪畫了那麼久，覺得自己還沒走到想到達的位置，也就是純粹以繪畫呈現某種東西，暫時的「日課」，只能畫畫「彩蛋」，「所以對我來說沒有所謂『下一幅畫』。下一幅畫，就是延續上一幅畫。」他希望有一天，觀眾看了他的畫作後，「能告訴我，他們看到了。」

那似乎更像是他給觀者的「日課」。

（原文刊於2021年2月4日《星島日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