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行為模式的革命

1.

極權之產生，即來自對權力生產體系本身之不自覺。權力生產權力，變成難以控制的權力交叉巨網。先鋒黨形式的左翼將生產關係視為最大敵人，而忽略權力關係本身的惡，因此跟法西斯殊途而同歸於極權的路。要瓦解世界的惡，就要瓦解權力關係本身。注意，是瓦解，而不是消滅。惡是人類行為的一個後果，而不是本質性說法的「劣根性」。權力關係也是人類行為的習慣性組合，而不是生來繼承的特權。因此，一旦人類會行動（「會做啲嘢」/once human act)，他們都不會消亡。

要瓦解惡，要瓦解權力關係，只有通過重新調配人類的行為模式，才有可能達成。因此，單純瓦解舊有的生產關係、財產關係，是沒法瓦解惡、瓦解權力的壓迫。甚至乎執行再分配的機構本身就變成了新的壓迫體系，變成了比以往更壓迫的權力體系。

2.

既然權力關係來源於行動本身，一行動，便會產生新的權力關係。要反抗既有的權力關係，同樣要求製造新的權力關係。正如爭取民主的方式也必然是不民主的，如果早有民主就不用民主了。

但這其實又是一偽命題，是概念混淆。行動就會生產權力，這是事情的本質；但要生產怎樣的權力關係，又是另一個問題。

3.

怎樣的行為模式，決定它生產出來的權力關係是甚麼模樣。若我們都在爭取一個更公平的權力關係，自然要通過一種公平的行為模式加以生產。

為自己作主，其實就是為自己生產在權力關係裡的位置。不為自己作主，結果就是在新產生出來的權力關係中受到宰制。因此，只有每個人都為自己作主，才能在權力關係中恆久地談判、討論。參與的結果，就是把權力關係變成呼吸一樣的東西，變成生活的一部分，變成整套自我追尋與人生計劃的一部分；放棄的結果，就是把初衷再好的權力關係都變成壓迫。

4.

人生存沒法單靠自己，因此出現分工。

分工的意義，可能原先只為求便利。但因為這種便利，每個人都更有機會、更有門路的想要做自己的主人。

一旦進入分工，人就跟別人開始建立關係。建立了關係，便會互相影響。開初這種關係是隨性的、快活的、自由的。只是當關係愈複雜，每個人不得不跟更多陌生甚至無從認識的人建立關係。每個人之間的關係分得愈來愈稀薄，愈來愈難以察覺。

分工是為了生存，最終分工卻變成了生存。分工變成了一個失去目的的習慣，人忘卻了分工本是為了自主，而不是自棄，於是紛紛欲從分工中逃離。直到有一天，他們發覺逃離的分工的結果不是自由，而是奴役。因為他們自以為freeride了分工，實際上他們不過是把自己的參與權、討論權、決策權放棄，放棄給其他分工者。一些這樣承擔得更多的分工者，在複雜的財產、生產關係的再複製下，變成了特權，變成了新的權力關係中的上層。

壓迫，是緣自於自棄。而愈加沈重的壓迫，帶來愈加普遍的自棄。

5.

要瓦解惡，瓦解壓迫，就要先認識權力的運作，了解權力是如何積累，最終產出了惡。

而再激進前緣的革命者，也免不了借助舊有的社會關係、財產關係、行為模式去達成目的。因為他們就是生於這樣的世界條件，他們擺脫不了這些世界條件。

因此，沒有一場革命，可以把所有舊有的權力關係與行為模式都顛倒，而不複製出同一套甚至比原有更惡的權力關係和行為模式。尤其當這套權力關係自我複製的能力愈來愈強。

6.

藝術的意義，不能再是再現原有的權力關係。就連單單揭露舊有關係的缺陷也不夠。藝術必須是離開複製，走向生產。產出新的行為模式，產出新的權力分配模式。

這自然是跟世界條件的制約相違背的。

7.

同樣，一切嘗試改變現有權力關係的努力，都是跟世界條件相拉扯的。之所以說是拉扯，而不是矛盾，是因為權力關係受世界條件制約，世界條件同樣是由權力關係所形成。

改變的力度，來自於自我的承擔，來自於重求自主的渴望，來自於對世界的介入。改變的廣度，來自於人數。改變的深度，來源於覺悟。

因此徹底的革命，也必然是普世的，全民的。來自於更多人行為模式的改變。行為模式改變，自然影響權力與惡的生產狀態。而個別的行為模式改變，也必要拉闊至眾人的行為模式的改變。

—— 寫在風寒入體日的東拉西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