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卡酱的奇幻漂流

年度词汇：“they”

2016年的早些时候，纽约市万豪酒店，来自有着127年历史的美国方言协会的334位语言学家、语法学家、词源学家和词典编纂人共同敲定了2015年的年度词汇：“they”。

这样的选择显然不是专家们心血来潮。二元对立的性别区分在年轻一代的视野里渐渐模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用“they”这样的中性性别代词指称自己。在社交网站Facebook上， 用户可以获得数十种种性别身份的选项，包括 “gender fluid”（变化的性别身份），“bigender”（认为自己两种性别都有）和 “agender”（没有可识别的性别）。对于性少数群体而言，单一的“he”和“she”早已不能满足他们（抱歉中文中没有对应“they”的词汇）身份认同的需要，“they”可能是他们最愿意用来指代自己的单词。

“性别不再是男女两级，而是一个范围，与你的生理构造也无关。” 马萨诸塞州北汉普顿的心理治疗师Julie Mencher这样说，她的工作是帮助想要变性的学生，“许多人说，性别根本不存在。” 在新世代的年轻人眼里，性别更多的是一种选择，而非属性。在田纳西长大的美国女歌手麦莉·赛勒斯（Miley Cyrus） 将这种选择发挥到了极致，自认“流动性向”、“全性恋”的“她”，在某种程度上性别认同和性取向都是不确定而可以加以选择的。

这也正是“they”成为年度词汇的理由，它负责唤醒人们对二元性别之外身份的关注：先天的生理指派性别，是否就是限制我们一生的认同标签？而就在专家学者为“they”而讨论不休时，大洋彼岸的日本，一名少年正在试图逃脱这与生俱来的框架。

少年卡酱 猫和水獭

16岁零11个月，北海道少年卡酱开始使用雄性激素来改变自己的身体特征。在这之前他不过是个别人眼中不爱穿裙子、打扮中性的女孩，有着一个比中性气质更为引人注目的标签：中日混血。卡酱的北京籍父亲在他五年级的时候因病去世，母亲继承了父亲在北京青年旅馆的生意，卡酱也在东日本大地震后回到北京，在北京日本人学校读完初中后进入北京第55中学国际部上学。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确定自己与其他人的不同：跨性别者。

身份的确认给年轻的卡酱带来惊喜的同时也带来了困扰。他不知道该怎么在学校上厕所，常常憋到回家；学校活动外出住宿不能和男生住在一起；不满意高中给女生开设的瑜伽课程，想上男生的篮球课……卡酱尝试过和妈妈倾诉，但她显然不能那么容易地接受这个事实，以卡酱还太小为由拒绝他使用雄性激素。陷入性别困扰的卡酱开始抑郁，甚至为此休学了一个学期。

幸运的是卡酱遇到了Hitomi（田瞳），他在小学三年级时的同学，一个与他非常相似的跨性别男孩。卡酱在网上看到Hitomi的视频并拿给妈妈看，妈妈开始理解并接受他的不同。同为中日混血的Hitomi带卡酱去了北京同志中心，教他如何打雄性激素。还带他去了拉拉酒吧，尽兴玩了一天。他的中度抑郁在一夜之间消解，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伙伴，甚至认识了一位开明的体育老师，允许他参加男生的课程。在他看来，学校课程设置不应该存在任何性别壁垒，即便不是跨性别者，女孩也可以跟随自己的兴趣参加“男孩”的课程。

激素开始改变卡酱的外貌，他的脸颊冒出了淡淡的胡须，肩膀也开始变得宽厚：如果不事先知晓，你一定猜不到眼前穿着短裤短袖、喝着啤酒、爱玩Switch的少年从前的模样。但交谈过后，地道的北京话和流利的日语，爽朗健谈下的少年气和腼腆，种种细节都在表露着他的与众不同，二元性别之间的隔阂他的身上消弭。“没有一个东西能证明你的性别是什么”，他说。

卡酱将自己定义为“酷儿”。他觉得没有一个人出生就是一个性别，就和是否爱喝咖啡一样，无法界定对性别的偏好是先天还是后天形成的。“酷儿的概念更具有兼容性，异装等个体差异层面的自我认同，也许都可以用酷儿来表达。”但“如果涉及到指派性别和社会性别、与自我认同之间的变化的话，我们会用到一个更加具体的概念，例如：跨性别。这样更加有利于社群的团结，又利于更多人性化需求的实现。”

性少数者、跨性别者、中日混血、左翼青年……很难想象这是一个不到20岁的男孩所背负的身份，但密密麻麻的标签背后隐含的是对生活无比踏实的感触和热爱。喜欢猫，因为名字和叫声可爱；喜欢水獭，因为吃东西的样子可爱；喜欢毛茸茸的触感，甚至为此留了胡须。如果不是聊过他对性别意识和国际政治的见解，他就真的像他外表所展现的那样阳光而简单，与任何一个十八九岁的大男孩并无二致。

奇幻漂流

卡酱不长的人生经历就像是一场漂流，从北海道漂流到北京，从女孩漂流到男孩，甚至从性别领域漂流向了政坛。不停迁徙的生活给他带来了文化的融合和多元，也带来了碰撞和冲突。卡酱一度陷入到“我到底是谁”的困扰，在中国，他是有着异族血液的“小日本”，在地铁上因为用日语聊天而被素不相识的大叔斥责；在日本又成了部分民粹主义者口中的“支那人”。另类的性别理念也使得他需要忍受旁人的闲言蜚语，甚至是歧视和侮辱。

但这样的时刻并不多见。他没有收到太多来自家庭和环境的阻力，朋友也都乐于接受他的改变。卡酱人生的前两场漂流进行的很圆满。他逐渐适应环境的变化和旅途的奔波，转而享受对不同文化的观察，在中日穿梭的间隙，他会刻意选择在韩国转机，借此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他顺利地进行了性别手术，追到了心仪的对象，以自己喜欢的样子开始生活。卡酱坦言，他只是一个“幸运的个案”，

个体的经历并没有影响卡酱对现实的判断，他显然知晓大多数性少数者没有他幸运。他对日本的很多现状都表示不满，希冀成为政治家实现自己的抱负。“在日本我们可以讲黑人的歧视问题，但是江户时代的奴隶问题、南京大屠杀的问题，在教科书里一句话就带过去了，甚至‘慰安妇’问题都不再被写在教科书上。”为此他放弃了北京户口，留下了日本国籍，尽管这给他在北京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也许将来我也会成为一名日本的国会议员，参加竞选。”在卡酱这里，政治并不是波谲云诡而令人望而生畏的角斗场，而是他借以实现理想的新航线。

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未经世事的少年的空中楼阁。目前就读于对外经贸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的卡酱16岁开始在北京同志中心做志愿者，大一时在北京纪安德当法律实习生，参与过众多LGBT活动，是小有名声的圈中名人。在采访中，他饶有趣味地为记者讲解他曾经手过的案件调查，讲述他在东京彩虹大游行中的见闻。他对中日两国的社会事件都抱有极大的参与热情。他曾给大学校长写公开信表达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要求，在新宿二丁目参加性别相关活动；他屡次表达对日本政坛现状的不满，指出日本在性别领域相比中国的不足。“在日本，跨性别青少年面临的一个麻烦是男女各不相同、充满性别刻板印象的校服。在中国的很多中学，校服往往是“去性别化”的，男生女生的校服看上去都一样。”“在日本目前还没有专门的跨性别人士的公益组织。也没有全国性的LGBT组织的论坛和大会。”“学校的性别教育是男女二元固化的，没有性别多元的视角。”他甚至是个社会主义青年，不认同日本右翼和保守的自民党，质疑资本主义，希望实现一个真正尊重所有人平等“人权”的社会。

卡酱的视野没有局限在性少数者的范畴，而是所有经历过不平等对待的人群。他曾和朋友探讨劳工与女性权利的结合，在被问及这两个问题的相似性时，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受压迫”。

亚洲青年

与“青年震荡计划”其他受访者不同，卡酱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独立的行动者。在他的履历中，并没有哪个组织抑或集体比他本人更夺人眼目。但卡酱否认了独立个体的说法，他说他是在集体中逐渐找到自我的，也是在集体中逐渐确认人生的方向，找到可以为之奋斗的目标。他甚至不局限于一家一国，而是将整个亚洲视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在他的人生规划里，他希望本科毕业后去台湾或者新加坡深造，回日本读博，随后进入政坛，去改善中日、乃至亚洲各国的政治关系。他热爱亚洲这片土地，期望能出现像欧盟那样的亚洲政治共同体。或许是自己便身处众多身份领域的交叉点，他对不同文化种群表现出了极高的宽容和接受度。“我关注性别问题，希望从政策上推动改善，并不因为我是跨性别者。即使我是顺性别者，看到这些问题，我也会寻求改善。关注和争取人的权益，完全可以不分性别。”

交谈进入尾声，当记者希望卡酱可以给自己一个定位时，他陷入了迟疑。“这太难了，或许……喜欢政治和猫的男性女权主义者？不不不，”停顿片刻，他补充道，“还是亚洲青年吧。”

最后他说，“最大的希望还是亚洲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