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的生与死

（一）不曾停止的战斗

我知道刘晓波的名字的时候，他已经被中共定为1989年“反革命暴乱”的幕后黑手。最初了解他的言论和思想，竟然是从官方的宣传材料里看到的只言片语。刘晓波是八十年代惊世骇俗的“文坛黑马”，1989年积极参与民主运动，在4月27日运动高潮时从美国回到北京，发起“四君子”在天安门广场上绝食，并在6月4日清晨与包围天安门广场的戒严部队谈判后，说服数以千计的学生安全撤离，避免了更大伤亡。六四屠杀两天之后刘晓波被捕。在那之后，他不是在监狱里，就是走在去监狱的路上。

但无论在高墙之内还是高墙之外，只要有机会，他就拿起笔来，向这个庞大的专制体制发起一次又一次的进攻。1995年上半年，刘晓波分别起草和发起《反腐败建议书》，以及《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为此被以“监视居住”的形式单独关押在北京郊区，直到1996年1月。当年十月，又因策划《“双十宣言”》被捕，在大连被“劳教”三年。劳教期满时，中国已有了互联网，也有了防火墙。刘晓波成了当局最不希望人们检索到的名字之一。这大概是专制体制下反抗者必然的孤独命运：肉身被囚禁摧残，言论被禁止传播，日常生活被骚扰，而犬儒的民众也避之唯恐不及。

 他的文字、社会活动和政治反抗，使他也成为当局监控的重点对象。除了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他还经常性地被秘密警察跟踪、监听、监视，被掐断电话和网络，被软禁、被失踪、被抄家、被强迫旅游、被监视居住、被酷刑；受到关押、软禁、威胁的还有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妻子的弟弟——在刘晓波一个案例上，可以找到中国秘密警察的非法工具箱里的几乎全套工具。

2004年的某一天，我在一个饭局上第一次见到刘晓波，那时候民间“维权运动”刚刚兴起，他对维权运动非常关注，陆续写了很多文章评论维权事件和维权人物。新青年学案、太石村、陈光诚、黑砖窑、杨佳案，几乎每一个重要的热点案件，都能看到他那犀利的评论文字。从那以后一直到他2008年底入狱之前，我们常在一起喝酒、聊天、参加民主活动。我也把维权律师高智晟、李和平等人介绍给刘晓波，“维权人士”和“民运人士”的界限，在那个时候已经慢慢开始淡化。我在2008年3月份第一次被绑架关押，他也特意撰文《黑暗权力的颠狂——有感于滕彪被绑架》，声讨当局肆意践踏人权。

2008年奥运结束后，刘晓波给我看了《08宪章》的草稿，我当即签名，并提了一些修改建议，后来还征集了一些律师和学者签名。《零八宪章》以自由人权为核心，以建立民主宪政为目标，反映了中国民间运动对中国政治未来方向的基本共识，是中国民间发出的一个历史性政治文本。08宪章运动是七十年代末期以来民主运动、维权运动积累的民间力量的一次集中展现，把1989年后的民间自由化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北京市一中院对刘晓波的刑事判决书里提到了我的名字，我还专门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证言的证言》，提到：“我提出了修改意见，比如去掉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内容，减少条目，重点放在人权法治和政治构架上。我的意思是，你们抓晓波而不抓我就没道理，不只他一人参与起草；我也愿意承担与08宪章有关的法律责任。……刘晓波如果犯了罪，我就是“共犯”。作为08宪章的首批联署人，如果你们认定08宪章有罪，我要求承担同样的罪责。如果签署和传播08宪章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也签署了，也传播了，而且还会继续传播。我要求分担刘晓波先生的苦难，因为这等于分享他的光荣。站在你们的被告席上，住在你们的监狱里，不是我的耻辱。”

（二）刘晓波为什么重要？

他同时具有这几个特质：

思想的成熟与深刻。他是文艺学博士出身的文坛黑马，身兼学者、作家、诗人、教师，从事文艺、美学、文化批评自然驾轻就熟；他本是无拘无束的率性诗人和特立独行的先锋作家，但是政治现实使他又成为异议人士、民主运动人士、政治评论家、人权活动家、良心犯，在狱里狱外，他非常勤奋地阅读、写作，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和理论武器，逐渐把自己磨成一个成熟的思想者。从他的文章里可以看到，他不限于道德说教、伦理判断和美学分析，而是吸收和运用了政治学、哲学、法学、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并以富有他个人特色的有感染力的文字体现出来。他的文章犀利、理性、稳健并渗透着深沉的人性关怀，成为他最重要的抗争武器。他对民主、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人性、人权都有深刻的理解，并且充满自我批判精神和自省精神。所有这些，都是难得的重要品质。

彻底的反专制。和很多自由知识分子不同，他对专制、极权的批判是彻底的，不仅是是在理论层面，而且在政治、人性、审美、实践等方面，全方位颠覆专制主义。不抱幻想、不打折扣，不怕失去说话平台、不怕丢工作、不怕坐牢。而有些人因为认识水平而未能彻底与中共专制政权决裂，也有些人因为利益、或者因为恐惧，多少要进行自我审查。

极大的勇气和长期的坚持。他曾有过软弱、妥协，但经过反省之后他没有退缩，痛定思痛之后得到了精神的升华。持续和深刻的忏悔，推动他把不断的抗争和自我牺牲当做救赎。一次又一次的软禁、失踪、抄家、劳教、判刑，长期地被骚扰、被孤立、被误解，都没有使他放弃抗争。他越战越勇，没有什么敏感会议他不敢组织和参加，没有什么话题和人物他不敢评论。总书记、一党制、腐败、天安门、良心犯、法轮功、西藏、新疆、民族主义，他都秉笔直书，对黑暗力量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批判，对弱者、受难者则予以热切关注呼吁。有些抗争人因为各种原因而退却、流亡，有些人因为恐惧、绝望而放弃，甚至有个别人因为利诱而投靠专制，但刘晓波一直在坚守。

广泛的人脉。年纪轻轻就名满全国、参与八九民主运动、创办独立中文笔会、在一次又一次的抗争活动中，刘晓波在体制内外都积累了广泛的人脉。他成为一个重要的桥梁和节点，连接着党内改革派、自由知识分子、独立作家、政治犯、屠杀受难者家属、民主活动家、维权律师、访民、草根NGO、企业家、大学教授、年轻学生等等。刘晓波虽然不是08宪章主笔，但却因此被判刑11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当局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发起了这封要求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宪章，并且征集到全国303名著名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维权人士作为发起人。这不能不引起中共当局的极大恐慌。

巨大的知名度和国际国内的认可。刘晓波1990年起就获得了众多国际人权奖项，得到媒体、人权组织和一些西方政府的关注。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更加得到了全世界的报道、关注和尊重，他的传记、文集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成为最知名的中国民主斗士。

丰富的经验、卓越的行动力和领导力。在长期的抗争生涯和牢狱生涯中，刘晓波获得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他也从一个诗人、评论家锤炼成了一个有卓越行动力的民主运动领导者。

能够同时符合上述所有这些方面的中国异议人士，除了刘晓波外，很难想到其他人。他几乎是不可替代的。2010年，刘晓波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公民，可全世界看到的却只是一张空椅子。他的一生，如此坎坷艰辛，却又如此辉煌灿烂。

（三）作为人类精神事件的刘晓波之死

人们曾经期待，从11年黑牢走出来的刘晓波，将在中国的政治转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他没有等到那一天；更准确地说，心怀恐惧和仇恨的中共，在那一天到来之前蓄意地结束了刘晓波的生命。2017年7月13日，刘晓波成为史上唯一一位从获奖到去世都未能获得自由的诺奖得主。

1989年至今的30多年间，影响人类心灵的重要事件包括天安门屠杀和柏林墙倒塌、911事件、藏人自焚、难民危机、卢旺达和达尔富尔屠杀、新疆集中营、香港的沦陷等，在我看来，刘晓波之死是后1989世界史上的重大精神事件之一。

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血迹未干，西方各国就纷纷向中共抛出橄榄枝，迫不及待地用鲜花、红地毯来迎接独裁者和刽子手。贸易和人权脱钩，中共被允许进入世贸组织，允许举办奥运会、世博会，并一次又一次地被选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蛮横、耀武扬威。输出专制话语和专制模式，扶持独裁政权，操控联合国，蔑视国际人权规范，侵蚀他国的自由民主，甚至在泰国、香港绑架具有瑞典、英国护照的出版人和书商。新冠病毒在全球的蔓延，也仅仅是中共政权危害世界的一个缩影。

西方则对中共低眉顺眼，不敢推动中国民主化，甚至不敢在人权问题上严厉批评中国政府。公司、学者、研究机构、媒体、出版社，为了维持与中国的关系或者为了进入中国市场，纷纷进行自我审查。一些西方公司甚至配合中共作恶，帮助中共开发审查软件，或者把客户信息提交给中共国安。西方对中共政权长期采取绥靖政策，已经对国际自由秩序造成威胁和破坏；但西方的观察家和政治家却对此没有足够的重视。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国家，是记者、作家和维权人士的最大监狱。对刘晓波这样一个圣徒式的受难者，一个推动人类自由民主事业的英雄，国际社会对他的关注和声援虽然不少，但远远不够；而中共对这些声援和关注置若罔闻，甚至嗤之以鼻。国际社会眼睁睁地看着刘晓波被判重刑、被监禁，直到死的那一刻仍然无法得到自由。甚至在刘晓波死后，骨灰被强行撒入大海，死无葬身之地；甚至在刘晓波死后，中共当局继续抓捕、关押那些纪念他的中国公民。

刘晓波之死是一场全球直播的“事先张扬的谋杀案”。西方民主国家没有强烈的意愿去帮助刘晓波获得自由，就在刘晓波去世的那段时间，西方领袖们仍在和中共党魁们杯觥交错，签下一个又一个订单；即使口头表达了一些要求，也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压力；全世界的人们只能无奈地在中共的傲慢和跋扈中看着刘晓波被虐杀，看着更多的良心犯被逮捕、被监禁、受酷刑，看着上百万维吾尔人、哈萨克人被关入集中营，看着香港的抗争者流泪、流血、失去生命，看着香港的自由和法治被粗暴地夺走。

刘晓波没有停止过思考、忏悔和战斗，他的勇气和智慧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他的一生，激励了很多人投身人类自由和民主的事业，并将持续激励着后人。然而，他的死亡却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在暴政肆虐之下一代又一代人的受难，象征着中共专制政权对人类正义和良心的极大嘲讽，象征着西方对华绥靖政策的道德污点和政治恶果。刘晓波先生的生命与死亡，已经超越了政治博弈和利益计算，它将在人类精神和人性尊严的维度上，向我们每一个人进行持续的拷问。

写于刘晓波逝世三周年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