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x的申辩——理解中国的党派生活

一、

我常有这样的感受，在中国，党派生活是如此接近于一种宗教。试想这样的场景——一间整洁的红色涂装房间，人们围桌而坐，领头人拿起那桌子上的白皮书来，宣讲起一次会议的精神，就如同神父在一场研讨中向信众宣讲《圣经》。

每个生活在这里的人都能体会到，人们对于政治生活的信服是完全彻底的。最近的政治表演已经不单纯是舞台上的演出，它已经出现了“打破第三堵墙”的实践。

首先是在政治中心的表演提供“原文本”，从它的美学形式与文字产出也能看得清楚，追求简洁与宏大，彷佛每次讲话都是时代精神的最高体现。简洁的后果是易于解读的，通过语言最枯燥的顺承逻辑，最大程度地展现出语言最糟糕的同质化倾向。以这种方式提供一种只要掌握方法则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都能解读出许多内容的原文本。

宗教毋庸置疑即是通过原文本存续的，没有圣经就没有基督教。现在，共产党宣言以及过去的一切社会主义探索都成了陈旧的文本，当下的“新”的文本是会议精神与讲话稿，而每次新的会议与新的讲话都是一次确凿的更新。从来没有如此本质陈腐而又充满无限形式活力的政治文化表演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过，这种充沛的精神是一种“复兴”的隐喻或暗示。

这种方式充满未来的隐患，当僵化的语言开始真正腐烂，以红色鲜血与白色赤贫对比而来的政治合法性如何延展至无限的将来，摆脱陈旧文本预示的经济规律和单向度精神？

在原文本生产之后，这种表演的真正重要的环节才开始出现，人们通过转发这种无成本的形式传播表达自己对于这种表演的信服与赞叹，在有限物理空间的手机屏幕上，这种“刷屏”给人产生了强烈的心理暗示与冲击，人们难以看到除了人与人间隔之间的纯空白外其他的间隙。

更神奇的是，这方式并非强制的宣传手段，它的逻辑产生于党派或者试图接近党派的成员需要以此证明自己的信服与虔诚而自发。转发与开会，已经成了当下中国党派生活的全部内容。

二、

除了那种老生常谈的形式因素与宗教形态产生的耦合外，那种最深切的契合还出现在经验的场合。在大学中，当一个入党的机会出现在某位学生的面前时，每个人对于入党的选择几乎都是不假思索的。有意思的是，那组织自身也意识到这种问题，过往的程序走完之后并不能保证一个人真正的“信仰”。现在出现了许多讲演活动，需要一位“积极分子”从政治表演提供的原文本中摘取信息，就像在教堂看到的那样。在这里，我纯是一种形式的比较，并不对任何内心的“信仰”有任何贬斥或嘲讽。

假如你体会过，一群人坐在挤满人的教室里起立听完《国际歌》后蔓延的诡异与尴尬的气氛。体会过几千人在场的升旗仪式中领导与学生的发言造成的自觉性集体无视。体会过一次次党会对人的时间的消磨。体会过那种纯粹的无知与无逻辑的自我陈述。你会惊醒，那种狂热是一种假象。但这种假象并非是反对或者伪装，而是一种信仰的错配。

不知道如何信仰，但是面对的生活又确是宗教的方式。那种通过神圣仪式感传达的气氛在人面对人的状态中已经丧失了魅力。人们也许会因为新闻里圣洁的大会堂感到庄重与敬畏，而当亲身面对周边这样的组织时，那种感受却消失了，就像一个非基督徒去听礼拜时所感到的那种尴尬与不知所措的状态。

当然，我们必须指出，世界上所有的政治体制都需要神圣感。但是，当下在中国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政治生活要求人们去“信仰”，但是信仰的对象从来是含糊不清的，无法有准确的描述内容指称。这恰恰是一种治理技术的展现，当信仰的对象模糊不清时，这种感受就可以从对于信念的信仰转接到对于一个组织的信仰进而是对于某个人的狂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党派生活信仰的是一种“三位一体”。在这里，共产主义理念、共产党、最高领导人被杂糅进同一种合法性叙事中。

这种形式类似于柏拉图之爱的阶梯，不过是完全倒置的，它所推演的逻辑是理念、组织、一个真实的人。通过对于前文本的逐渐带入而产生对于最后那个人的爱，抑或更现实的说，提供合法性。

三、

苏格拉底被雅典人莫勒图斯状告，说他“不信城邦诸神，引进新的精灵之事，败坏青年”。他在500人陪审团前做了申辩，但雅典并未饶了他的罪，最后宣判了苏格拉底的死刑。

吴飞认为，苏格拉底之死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哲学超越于城邦的生活方式。这种张力在他各种对话中都有所显现，在《会饮》中，阿尔西比亚德就以爱人经历的描述表达了他对苏格拉底哲学的不解。这种哲学与政治文明的矛盾最终造成了苏格拉底的审判。

在结束事实上的党派生活描述之后，我想真正展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世界观已经完全异于当下的中国社会。而这种张力正相似于苏格拉底的哲学与城邦自由的治理技术间的那种张力。假使马克思生活在如今的中国，他是否会被审判？

马克思会如何做他的申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