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帝國的民意與國運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越向書 2022-01-30 10:34

“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一句老話，但老話對不對，得分時候。從長期看，統治者不滿足民眾的基本訴求，讓他們過上安穩、有盼頭的日子，是坐不穩江山的。但從短期看，無論是秦滅六國、朱棣“靖難”，還是凱撒征服高盧、普俄瓜分波蘭，都很難說征服者是因為得了“民心”而獲勝的。

真正讓“民心”變得有分量的，是近代的一系列技術和社會革命。火槍的引入、步兵的復興，法國大革命帶來的國民軍隊、拿破崙入侵西班牙後引起抗法戰爭，接連吹響了未來“總體戰”的序曲。民族主義的覺醒讓“民心向背”從一種情感偏好轉變成了硬邦邦的實力。

近代新聞業的發展為這種趨勢推波助瀾。啟蒙運動以來歐洲識字率的逐步提升，法國大革命初步打通了知識精英與平民之間的壁壘，以普魯士公辦學校為代表的國民教育制度化，都為方興未艾的商業出版預備了一片廣大的市場。

在19世紀初的德意志，書報的普及促進了思想的傳播，呼喚統一的民族意志逐漸凝聚，直至在1848年革命中達到高潮。雖然這次失敗的革命再次證明，僅憑民意本身無法實現民意的目標，但是拿破崙的失敗不也證明了在這個時代僅憑“鐵和血”也無法實現其目標嗎？

俾斯麥的“鐵血名言”是對著議員們說的，如果他面對是總參謀部的將軍們，他會告訴他們：我們這個時代的問題僅憑鐵和血是無法解決的，需要的是政治的藝術。

霍布斯鮑姆將民意比作風：對掌舵控帆的水手而言，風本身只是一個自然因素，無法被控制，只能去適應，水手們能做的只是調整風帆，使得船能航行在這道勁風前面，去往想去的方向。  

俾斯麥正是他那個時代最出色的政壇水手，他如同約伯斯洞悉消費者需求那樣，洞悉德國民眾內心的渴望。每當有人要為民意代言以挑戰政府時，俾斯麥總能搶在前頭，奪下對方風頭，在這些勢力形成完整的政治訴求之前果斷“給予”其可能要求的結果，從而實現控制和駕馭的目的。在俾斯麥剛剛當上普魯士首相的時候，德意志空間內最核心的民眾訴求是完成統一。俾斯麥看穿了他們了，為了統一，為了強大，他們可以犧牲一切。統一成功了，一切都不是問題。俾斯麥的這種本事，恩格斯也是服氣的：“俾斯麥用使資產階級本身感到驚奇的速度和準確性實現著它的民族綱領。”【1】

俾斯麥在滿足德國無產階級的階級綱領方面同樣出手不凡。工傷、失業、養老三大保險體系的創建，直接刨掉了社會民主黨藉以鼓動民眾的三大話題。這也導致俾斯麥用《反社會黨人法》直接剿滅這群“叛賊”時，社會上並未掀起太大的波瀾。

對外，德意志人渴望統一的民族意志又成為俾斯麥尋求國際諒解的籌碼。19世紀是民主逐漸成為潮流時代，民意是一種資源，能增加政府政策的正當性。此時再說什麼是皇室的決定，在國際上其實是件很沒有面子的事情，而說某項政策是“德國人民的心聲”，就能顯得底氣十足。

但民意的這份“加持”並非沒有反作用力。黎塞留、塔列朗、梅特涅之輩擅長的那種“秘密外交”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限制，決策者不但要考慮“國家利益”，還必須顧忌大眾的認可程度。【2】

儘管如此，俾斯麥作為決策者，雖洞察民意，卻從不俯身去“順應”民意。

我可以給，但你們不能搶。

統一實現之後，急於開拓銷售市場的德國資產階級又叫嚷著要擴張殖民地。俾斯麥卻並不接話，絕不願為了爭搶海外殖民地而惡化德國在歐洲的安全處境。而當時機出現時，他又於1884年突然發力，在一年時間裡搶下了德屬東非、西南非等殖民地一百多萬平方公里，速度之快遠遠超出了德國資產階級的預期。

俾斯麥敢這樣幹，能這樣幹，自有其緣由。此時的政治體制規定了，只要皇帝不參與，民意拿他這個宰相無可奈何。除此之外，他知道自己為德國人立下的不世之功已經不遜於本民族的任何一位帝王，因此根本不必那麼在意民意對他的評價。他要做的就是洞察和利用，在政治這門“可能性的藝術”中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實現自身和國家利益的最大化，而用不著去諂媚或迎合輿論。

但即便是俾斯麥這樣技術高超的馴獸師，在其執政晚年也越來越難以馴服民間輿論這頭猛虎。

這主要倒不是因為他年老體衰、精力不濟，而是因為：

德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國民政治參與度的提升。俾斯麥在1850年代末當上普魯士首相時，所謂的民間輿論主要還是社會中上層的遊戲。而統一後德國的高速發展造就了一個有意願參政議政的中產階級，大規模的工業化又將大量人口轉化為城市工人，這些能讀書看報又開了眼界的青年人也急切地盼望能表達自己的想法。到了俾斯麥執政末期的1887年，德國帝國議會選舉的投票率已達77.2%【3】，並且還在快速攀升。在此時的國內政治鬥爭中，“民意”這枚砝碼的重量與40年前已經大不相同。

與此同時，德國的政治架構和政治文化並未準備好迎接這樣一個“民主的時代”。制度方面：德國的帝國議會選舉看似民主（成年男子均有普選權），議會本身的權力卻十分有限（帝國內閣直接對德皇負責）。而頗有實權的普魯士邦議會，卻仍然實行的是歧視中下層人民的三級選舉制。在這個政治框架下，民主化越推行，內政就越具有爆炸性：主要受工人們擁戴的社會民主黨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反對黨，而是看成是一個有意顛覆政權的黨。

同時，此時德國的政治文化並不像玩了多年議會遊戲的英法美那樣成熟，而是時不時帶有一股衝勁。按徐棄鬱說法，“與其他西方國家不一樣的是，德國的政治體制只能給這種巨大的潮流提供一些非常有限的通道，這樣的民眾參政議政的熱情只能以一種缺乏規範的形式氾濫起來”。【4】 給人的印象是，民眾對政府寄予的期望極高，賦予政治行動以各種崇高的意義，但又很容易在一瞬間“翻臉不認人”。

輿論重要性的上升，使威廉二世在趕俾斯麥下臺的過程中同樣利用了國民輿論，這在此後的日子成為了他的一個巨大的政治包袱。

1890年俾斯麥去職，威廉二世以“世界政策”討好資產階級，以解禁社民黨討好無產階級，把自己打造成“平民的皇帝”、“全德國人的皇帝”。他雖然自以為得計，但事情的發展很快超出他的掌控。政府在對待公眾輿情上失去了俾斯麥時代“洞察加利用”的從容，要麼視而不見，要麼盲目追隨。威廉二世沒有好運像祖輩一樣生活在一個君權神授的時代，也沒有俾斯麥那樣的赫赫功績，許多後世評論者指責他“愛慕虛榮”，卻忘了他對輿論支持的依賴不得不遠遠超過之前的德國執政者。

 此時，德國民間輿論中最熱門的話題是什麼呢，是帝國主義。

在19世紀末，“帝國主義”是一個中性詞，甚至在其鼓吹者那兒是一個褒義詞。一個人自稱是一個帝國主義者，那就意味著他在道德上奉行“優勝劣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在國際問題上奉行“奪取生存空間”和“本族至上”的狹隘民族主義。

這種心態上的狂妄自大與現實經濟利益的理性算計結合了起來，構成了一套關於德國必須搶佔殖民地作為銷售市場和過剩人口輸出地的理論。而且這些“帝國主義者”還威脅政府，如果不能將國內的“階級矛盾”和經濟矛盾嚮往排遣，那麼國內就有爆發內戰的危險。威廉二世拋出“世界政策”，正是為了回應這樣的民間訴求。

用中國人的話說，這一代德國人剛剛“洗腳上田”，城市化進程雖快，觀念依然去農耕社會不遠。他們中的許多人對於佔領土地和排擠敵人的抱有執念，喜歡得意地將槍炮滿世界揮舞，把以力服人當作本事，還沒有學會像偽善的英國人那樣把刀劍藏在西服的下面，必要時才拿出來一劍封喉。

天下霸主甯有種乎，兵強馬壯者為之爾！即便真有種，我大日爾曼也優秀品種。

結果，威廉二世時代的社會輿論開始對德意志帝國政府形成“捧殺”局面。當政府對外甩“狠話”時，民間一片歡騰。一旦政府轉為妥協立場，幾天前剛剛稱讚政府的報紙會突然轉向，塑造出一種政府“信譽崩塌”的效果。

幾個回合之後，威廉二世政府開始經營起自己的“人設”，以建造“大海軍”為基礎，以“世界政策”為旗幟，將外交上的“強硬”當作自己和政府的一種“性格”加以塑造，從而博取民眾歡心。最典型的，莫過於他在派德帝國海軍陸戰隊去北京鎮壓義和團時發表的那場“鐵拳演說”：他號稱要用德意志的鐵拳讓“匈人”記得這次教訓，“再過一千年也不敢拿正眼看我們”。

可是，“在德國的社會結構下，政府的這種做法無異於玩火”。【5】民意在獲得一時的滿足之後，胃口越來越大，要求越來越高，而政府肯定不可一直滿足下去。

自帝國軍隊從中國“凱旋”後，跨入新世紀的德國民眾一談起戰爭就興奮，甚至傾向於從政府的各種表態中尋找開戰的蛛絲馬跡。在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機”中，德國政府一開始也非常強硬，但當時威廉二世及其軍隊其實並未做好跟英法開戰的準備，最終只能以妥協退讓收場。德國的公眾輿論失望後又突然轉為憤怒。比較客氣的，質問為什麼“我們經歷了恥辱……霍亨索倫王室究竟怎麼了？”不客氣的，直接將德皇威廉二世蔑稱為“膽怯的威利”。

事後，威廉二世決心再也不讓此事重演。在戰前的最後幾年裡，他一直被輿論推著向前走，直到迎來1914年夏天那一記“命運的槍聲”，並親手開啟了一場德國人直到1990年才勉強做完的噩夢。

參考文獻：

徐棄鬱：《脆弱的崛起》，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1月。【1】頁178-179，【2】頁85，【3】頁85，【4】頁178，【5】頁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