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書 #2.1｜生活無夢

五月最後一天剛從台北回到吉隆坡。這一次作為組織代表參與立方計劃空間的交流，在那個氣候不穩定的盆地城市度過了十天，認識或重新認識許多人事。想起上一次的五月台北經驗，已經是2014年的事。今天姐姐問我，「妳的魂魄從台灣回來了嗎？」更早之前，她問，如果沒有免簽限制，妳是否願意在沒有工作或學籍的情況下，繼續在那裡流連著生活？

2016年6月大學畢業，我一個人到台東旅行。接送我到租車中心的青年跟我閒聊馬來西亞的種種，還有回去與留下的兩難。我雖處於迷惘與擔心，認為自己不能到台北生活，回去也很難適應馬來西亞的風雨，但大概率會先回家求職。他沒有任何審判，只是若有所失地回應：「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問題。」

後來我在吉隆坡工作生活七年，在出生長大的城郊小鎮醒著做夢。夢裡我可以投入寫作、閱讀，在咖啡館與書店林立的學城周邊浮沉，懂得精準銳利地拆解概念與符號。我必須學習新的腔調和用詞，忘記駁雜的母語。窗外的人告訴我，妳不擅長吧，沒關係，那些在這裡並不重要。

因為家在城市周邊，吉隆坡的生活不算太壞，但對以文字維生的人總不見好。在台北即是另一種負重，對從事文字工作的異鄉人（並且足夠精英）幾乎是生存難題。

不考慮現實條件，繼續久居有何不可。彼時在台東的交談，我十分同意。

Herta Müller《每一句話語都坐著別的眼睛》敘述流離失所的心靈處境，與詞語息息相關。被審查的語言、被蒙上歷史陰影的母語（與侵略者相通）、教育系統裡無用的地方語言。她引西班牙作家Jorge Semprún，「家園不是語言，而是被說出者。」家園何處是？鄉音大多牽扯無主見的認同，或是淺薄的抗衡。

自十多歲始依附字句尋找自由，台北是我彼時所能到達的，最遠的地方。家園不在出生長大或生活的地方，不在曾經停留的地方。直到三十歲，我才接受：夢的盡處是原生創傷，可以看見相聚相守的哀傷與不得已，理解選擇離開的自由與寂寥。

找一個地方說話寫字的人，正在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