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与活力｜关于香港与六四的思考

说来惭愧，我是从去年才开始真正关心政治，也因香港的反修例运动了解到31年前发生在大陆的六四学运。一年前对香港运动的了解是粗浅的，只是明白“反送中”的来龙去脉，了解“五大诉求”的合理性，以及200万人上街游行的震撼。后来示威游行分成了“和理非”和“勇武派”两个阵营，“勇武派”的一些暴力行为开始被内地的官媒以煽风点火似得方式报道，为此，去年我也和不少朋友争论。我去年在暴力问题上的态度一直是偏保守的，理解但是不支持，我只是强调反修例运动的合理性不应该被其中个别的暴力行为否定，毕竟200万人的和平游行已经证明了“和理非”是占大多数的，暴力也只是少数人的诉求方式，不能只看到房间里的蚂蚁而假装看不见那只大象，根源还是在政府不回应和不解决民众的诉求。

这一年过去，发生了很多事，读了不少书，了解了一些过去的历史，我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结合最近美国的反种族歧视游行和港版国安法的通过，我试图进一步理解游行中的暴力行为，这种理解是从“勇武派”的角度出发的，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为了自由可以连生命都舍弃？

在生命权与财产权之间，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是在生命与自由之间，选择似乎要难的多。

“活着”文化

对于中国人来说，生命最宝贵，这是毋庸置疑的，好死不如赖活着，没有什么比活下去更重要。前段时间在微博上看到一网友说他刚看了倪萍的直播，一个40多岁的人创业失败了，钱也没了，问倪萍怎么办，倪萍说，“别怕孩子，你还活着，你看那么多人连命都没了，起码你还有命，不要放弃，我都60多岁了还直播呢。”

如果说现代中国还有什么真正的文化的话，那就只剩下“活着”的文化。就像陈丹青说的，中国人的信仰就是“去他妈的，活下去最要紧”，这是很伟大的信仰。

余华的小说《活着》讲的也是在大时代的背景下一个人如何承受着苦难活下去的故事，小说中的人物似乎从不过问他们所处时代的对错，默默忍受着环境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烙印，只为活下去。我想，“活着”的信仰在文革时期更是有无数案例来支撑，为了活下去，吃树皮、吃观音土……

直到现在，“活着”的文化仍在中国发扬光大，武汉疫情中死去的人无所谓反抗，活着的人庆幸自己还活着，失去亲人的人默默承受着伤痛；面对最近通过的“离婚冷静期”提案，网上最大的反应是“不婚不育保平安”。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消极自由就是“活着”文化的变体，面对政府，面对社会，面对无法掌控的事，我们最大的反应不是想着改变而是想着逃避，只要活着就行，只要活下去就好。这次是“离婚冷静期”，下次就可能是“单身税”。但那又怎样呢？反正活着就行。

“活力”文化

与中国文化相对应的是西方文明，西方文明中最醒目的精神是自由和民主。现代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和法制观念都来自于古希腊。

古希腊文明可以说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文明，科学、艺术、建筑、哲学、戏剧…都诞生于此。世界上四大悲剧大师中有三个出自古希腊时期，第一位世界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以及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诞生于鼎盛时期的古希腊。而这些伟大的人物，伟大的作品的诞生离不开他们所处的城邦，离不开城邦的民主政体。

《希腊精神》一书中提到，“雅典的城邦概念是一个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所有的公民自由地去发挥他们自己的能力，按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他们唯一需要服从的只是他们自己通过的并可以自由修订的法律。”

可见，在一个古希腊的民主政体中，公民具有极高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并非无规则、无约束的，“由自制来严格约束的自由是雅典鼎盛时期的信念。”

而从希腊与波斯那场大战中更是可以一瞥希腊人追求和捍卫自由的性情。波斯的国王统治着大半个世界，而希腊则只是一个山多地少的穷国。但在那场战争中，希腊以少胜多，战胜了强大的波斯，因为他们作为自由人自发的捍卫自己的自由，而波斯的军队则完全由奴隶组成。

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书中记述了一名波斯官员劝说几个希腊人归降波斯，希腊人对他说，“你很清楚做奴隶是什么滋味，可你还没有尝过自由的滋味，不知道自由是多么美好。如果你知道的话，你现在就会激励我们拿起长矛，甚至拿起斧头，去为自由而战。”

对希腊人来说，不自由毋宁死。希腊人很清楚，他们是自由人，而别的民族生活在奴隶状态之中，与同时代的所有其它的社会相比，自由的个人是希腊最鲜明的特征。这是希腊人的”活力“。

希腊精神之于当今社会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基石。

当然，正如陈嘉映在给《希腊精神》写的中译本序中提到，“在现代国家中，美国可算是民主、法制、政治公开性的模范了，但是和希腊相比，民众的政治参与是非常片面的，经常只限于几次选举，施政的公开性也是极其有限的，大多数人根本无法懂得那些政策举措的含义。”

虽然在程度上与古希腊时期无法相提并论，但自由和民主精神始终是西方文明的奠基。而自由民主也仍然是现代文明中最好，最可取的文明。其带来的物质成就就不用说了，我们现在享有的几乎一切物质生活，都来自于赛先生，而赛先生是在西方民主自由的土壤上诞生的，改革开放引进西方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同样是自由的象征。只是这片缺失了德先生的土壤已变得畸形，因为科技本身不包含任何的道德和价值。这也让现在的中国社会不存在什么原则和价值，如果有的话那就是赚钱和消费，但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称得上是价值。

自由的个人仍是现代西方社会的特征，这一点可以在最近的疫情中得到体现，我们在看到西方国家的民众不愿意戴口罩，看到他们在疫情蔓延时仍举行各种大型活动，参加马拉松比赛。这在我们看来是不可理解的，我们嘲笑他们蠢，嘲笑他们自由的连命都不要了。

当然，与希腊人相比他们的这种自由确实是无约束的，不理智的，他们没有希腊人那种自制来严格约束的自由。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自由对他们意味着什么。美国最近的抗议游行，其中包含着暴力，有人说这是自由过度的表现，但美国这个国家就是在抗议中建立起来的。他们抗议的时候难道真的会如我们般在意自己的生命吗？

想象如果要在自由和奴隶之间选择，即便代价是生命，他们大概仍会选择自由吧。而香港人此时正在面临这个选择。

作为一个从没品尝过自由滋味的奴隶，我必然无法切身体会香港人那种失去自由的感觉，尤其是从自由状态变成奴隶状态。但我可以类比，经历过现代生活的我如果被抛到文革时期，我大概率会选择反抗，即便这意味着失去生命。这也是我试图从西方文明的角度去理解为什么自由比生命重要，为什么站在“活着”文化的视角无法理解“活力”文化。

该斗争时得斗争

这也是这一年过去我自己的一个转变，一年前我理解暴力但不支持，而如今我会选择支持暴力，但不鼓励暴力。其中的支持并不是说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看着别人为自由而牺牲，说实话，无论我支持暴力与否，我的支持并不能影响到任何正在抗争的人，一个奴隶的支持谈不上什么支持，这种支持是针对我自己的，如果代入到有机会抗争的角色，我可能会和“勇武派”做同样的选择。而不鼓励暴力也是基于自由的个人不应该干涉他人选择的权利，也就是不应鼓吹他人也实施暴力。我想暴力这个词在这替换成“革命”会更好。我一直支持“和理非”，而现在我也会更加理解“勇武派”。

当然，抗争需要理智的约束。不是放任自由，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选择“革命”。任何选择都和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在31年前的六四学运，选择暴力是不理智的，在《天安门》这个纪录片中，记录了当时中共高层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改良派，说明至少还有通过非暴力途径进行改革的可能。但如今的香港可没那么幸运，两会通过港版国安法时，只有一张反对票。如今的环境已不允许任何改革的可能。在没有更好办法的同时，自由在不断被侵蚀，这就像波斯人的军队已经到了希腊门口，希腊人该做何种选择？

我没享受过自由民主的环境，也没法真正代入抗争的人，更没资格给捍卫自由的人任何建议。以上所说的都不过是试图通过理解他人来理解我自己，思考我在那种处境下会做什么选择，思考自由和生命孰轻孰重。

我所知道的是，“活着”文化不是另一种文明，而是奴隶文化，“活力”文化才是人类文明。文明是脆弱的，经不起野蛮的侵袭，当道理讲不通时，该斗争还得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