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安·斯塔尔评鲍曼《将熟悉变为陌生》

评《将熟悉变为陌生》

克里斯蒂安·斯塔尔/文

王立秋/译

Christian Ståhl, “Review of Making the Familiar Unfamiliar by Zygmunt Bauman” [Online],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Magazine, June 1, 2021, https://thesociologicalreview.org/reviews/making-the-unfamiliar-familiar-by-zygmunt-bauman/。经作者许可翻译。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

克里斯蒂安·斯塔尔，瑞典林雪平大学社会学教授，著有《社会契约》(Samhällskontrakt, 2022)等。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齐格蒙特·鲍曼晚年出版了几本由谈话整理而成的书。在某种意义上，《将熟悉变为陌生》是他在身后留下的，这些书的续作，但在某种意义上，它又不是。前几本书是关于某个既定主题的学术讨论，而本书则是与瑞士记者彼得·哈夫纳的一次谈话，结果读起来更像是一次长访谈。如此读来，这是一本有趣的书。它向读者介绍了一些接触过鲍曼作品的人都熟悉的话题，和一些较少被讨论到的话题。其中就包括鲍曼的个人生活。虽然最近伊莎贝拉·瓦格纳令人印象深刻的《鲍曼传》(2020)详细地呈现了他的生平。但《将熟悉变为陌生》更加简要地展示了作品背后的那个人，以及他的作品和生平是怎样交织在一起的。一个例子是，他通过阅读而改变了他之前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信念，转而聚焦于分析各种社会的霸权。另一个例子是他关于民族主义，尤其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看法。在被逐出波兰后，人们期待他成为犹太民族主义者。但鲍曼说，“寻求用另一种民族主义来医治民族主义，这是一个荒谬的、令人担忧的想法。对于民族主义，唯一恰当的应对方式是努力让它消失”（原文第37页，中译第65页）。

这本书的主要贡献在于，它涵盖了鲍曼职业生涯不同阶段作品的多个方面，并在一次谈话中把它们全部串联起来。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一个话题是乌托邦思想和政治之间的关系。鲍曼在1976年的《社会主义——主动的乌托邦》(Socialism—The Active Utopia)引入并在2017年的《怀旧的乌托邦》(Retrotopia，《复托邦》)中延续了这个主题。鲍曼说，政治讨论不再关注好社会的理念而是止步于让它变得稍微不那么糟。鲍曼认为，我们当前处在一种“过渡”状态，我们对国家和市场的信仰都崩塌了；旧的方式不再起作用，新的方式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我们不再知道该做什么，或应该由谁来做。他说，这个世纪最重要的任务是把权力和政治重新结合到一起，并且需要在全球层面上这么做。不过，他对人类会在不远的将来统一这件事情几乎不抱希望，因为全球的威胁使民族国家本能地后退，这些威胁没有带来合作，反而助长了民族主义。不过，鲍曼拒绝悲观主义者的标签：“我只是不相信我们生活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那个世界之中，而且，在经历了一切之后，我从未对另一种选择失去信心，也从未对存在更好的、更正正义的世界的可能性失去信心。因此，我既不是乐观主义者，也不是悲观主义者。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心怀希望的人’”（原文第118页，中译第209页）。

虽然鲍曼倾向于对当下做出诊断而不是提出乌托邦的理想，但他的诊断总是从关于好社会应该如何的道德情操出发的。他对社会学家的角色的描述也和这些理想相关；他用帕森斯的观点来对照自己的观点。帕森斯把社会学家看作通过管理异见来维护社会均衡的管理人员。另一方面，鲍曼则不可能被打上均衡论者的标签。好社会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他认为：“好社会将是一个这样的社会，它会对自己说：‘我们还不够好’”（原文第131页，中译第232页）。

从许多方面来看，另一位关注乌托邦与政治的社会学家，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也和鲍曼有着类似的看法。在2010年出版的《展望真实的乌托邦》(Envisioning Real Utopias)中，赖特是这样定义“真实的”乌托邦的：它同时可取、可行、可实现。他从定义未来社会应该坚持的道德原则出发，这些原则也起到了批判当前社会制度的工具的作用。为了让自己的乌托邦更加“真实”，赖特详述了各种不同的，克服资本主义的变革理论。他区分了决裂策略（如革命的共产主义）、扩大空隙策略（如无政府主义者）和共生策略（如社会民主福利国家）。赖特最终支持后两张策略的组合，用国家来开辟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生长空间，以达到替代方案最终侵蚀资本主义的目的。在好社会的道德原则和提出的一些解决方案上，赖特和鲍曼可能是一致的；比如说，他们都支持全民基本收入。但鲍曼的分析主要起到了描述问题的作用，而赖特的作品则更加全面地叙述了通往好社会的道路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本书中的谈话发生在鲍曼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反思自己成就的时候，他提出了一种对自己影响的悲观看法：“我想让世界变得更好。如今我一只脚已经跨入坟墓，而世界却一点儿也没变好。所以我一生的工作毫无成果”（原文第46页，中译第83页）。作为回应，我们可以再次参考赖特，后者认为，乌托邦既可以用来批判现存的社会，也可以被当作评判各种政治计划是否把我们引向正确方向的指南针来使用(2010)。我想很多人会同意，鲍曼的作品虽然没有详细说明通往乌托邦的道路，但它在这两点上都做出了贡献。本书中呈现的谈话说明了这点。

参考文献和进一步的阅读

Bauman, Z. (1976). Socialism – The Active Utopia.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Bauman, Z. (2017). Retrotopia. Cambridge: Polity.

Bauman, Z. (2020). Making the Familiar Unfamiliar. A Conversation with Peter Haffner. Cambridge: Polity.

Wright, E.O. (2010).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New York: Verso.

Wagner, I. (2020). Bauman: A Biography. Cambridge: Po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