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三部第9章第Ⅲ節：列寧的怒火

1917年4月3日，臨近午夜，位於彼得格勒維堡區的芬蘭車站：工人和士兵手持紅旗和橫幅，把車站大廳擠得水泄不通；還有一支軍樂隊。外面廣場上佈滿了汽車和坦克一樣的裝甲車；寒冷的夜空中彌漫著藍色的煙霧。一束束探照燈掃過人們的臉龐，掠過建築物的外牆，瞬間照亮了遠處電車軌道和城市的輪廓。人們都在期待一陣轟隆隆的聲音：列寧的火車要來了。終於，列車駛進車站；雷鳴般的馬賽曲響徹大廳；列寧矮小敦實的身影從車廂裡走出來，他的瑞士羊毛大衣和漢堡帽在歡迎人群的灰色制服和工人帽的海洋中顯得格外刺眼。一支布爾什維克武裝警衛隊以閱兵的方式將他護送到從前沙皇的候車室，一個蘇維埃代表團正在那裡迎接他，這位流亡國外十多年的革命鬥爭英雄，載譽歸來。

對列寧來說，這是一次意外之旅的終點。二月革命傳到他所在的蘇黎世時，和大多數社會主義領導人一樣，他大吃一驚。“太震撼了！”聽到這個消息後，他對克魯普斯卡婭感歎道，“太出乎意料之外了！”列寧下定決心要儘快趕回俄國。但是如何才能穿越德軍防線呢？起初他想到乘汽船橫渡北海，就像普列漢諾夫已經做的那樣。但是英國人對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持敵對態度。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從紐約返回俄國的途中都曾被英國扣留。後來他又想到偽裝成一個又聾又啞又瞎的瑞典人在德國旅行——直到克魯普斯卡婭開玩笑說，他肯定會在睡夢中嘟囔著辱駡孟什維克，從而暴露自己。最絕望的時候，他甚至考慮過租用一架私人飛機飛越東歐；但一想到其中的危險，他就放棄了這個輕率的計畫。當涉及到自己的生命安全時，列寧總是有些膽怯。【1】

正是瑪律托夫想出了用流亡在瑞士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交換被關押在俄國的德國公民的主意。在瑞士同志的幫助下，俄國流亡者與德國當局取得了聯繫，後者很快看到了讓布爾什維克和其他反對戰爭的社會主義團體回到俄國，挑起事端的好處。德國甚至資助他們的活動，儘管這不一定意味著，正如後來許多人爭論的那樣，布爾什維克是德國特工。臨時政府對交換的想法並不熱衷——鑒於列寧眾所周知的失敗主義觀點，米留科夫堅決反對交換——並在談判中拖拖拉拉。瑪律托夫和大多數孟什維克流亡者都打算等待。但列寧和他的31位同志已經迫不及待地要在沒有俄國政府批准的情況下執行德國的計畫。3月27日，他們乘坐德國火車，從瑞士邊境的戈特馬丁根出發，經法蘭克福、柏林和斯德哥爾摩前往彼得格勒。這列只有一節車廂的火車是“密封”的，即德國人在途中不得對護照或行李進行檢查。列寧獨自在自己的車廂裡工作，而他的旅伴們則在走廊和其他車廂裡喝酒唱歌，這教他非常惱火。吸煙被限制在廁所內，列寧下令給所有不吸煙的人發一張“一等”通行證，讓他們比持有“二等”通行證的吸煙者優先使用廁所。正如拉狄克打趣的那樣，從這一小小的社會規劃來看，列寧似乎已經在為自己“擔任革命政府的領導”做準備了。“密封列車”是列寧獨裁政權的早期模式。

列寧到達俄國時還是個陌生人。除了1905-1906年短暫逗留6個月外，此前的17年他一直流亡海外。大多數到芬蘭車站迎接他的工人可能從未見過他。【2】“我對俄國知之甚少，”列寧曾對高爾基說，“辛比爾斯克（列寧的出生地——譯注）、喀山、彼得堡、流亡——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在1917年期間，他經常聲稱，廣大普通民眾甚至比布爾什維克更加左傾。然而，他對他們幾乎沒什麼瞭解，只知道他的黨代表告訴他的東西（且往往是他想聽的）。從7月5日到10月奪取政權期間，列寧沒有公開露面過一次。他幾乎沒有踏足外省。這個即將成為俄國獨裁者的人對俄國人民的生活方式幾乎一無所知。除了當過兩年律師外，他甚至從來沒有做過工作。他是一個“職業革命家”，與社會隔絕，靠黨的資金和他母親的財產養活自己（直到1916年他母親去世，他一直在提取這筆錢）。根據高爾基的說法，正是這種對日常工作，以及由此帶來的人類苦難的無知，在列寧身上孕育了一種“對普通人生活無情的、貴族才有的蔑視……列寧不知道生活的複雜性。他不瞭解普通人。他從來沒有與他們一起生活過。”

“事實就是如此，”3月2日，列寧寫信給柯倫泰道。“這場革命的第一階段（源於戰爭）不會是最後一個階段，也不會局限於俄國。”列寧已經在考慮二次革命——他自己的革命。在3月7日至26日寫的五封《遠方來信》中，他描繪了本黨從“革命的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過渡的方案：不支持臨時政府；與孟什維克和第二國際徹底決裂；武裝工人；建立蘇維埃政權（“無產階級和最貧窮的農民的民主專政”）；以及立即結束戰爭。在從瑞士出發的火車上，列寧把所有這些內容濃縮成了十個簡明扼要的論點——他著名的《四月提綱》——並在抵達芬蘭車站後開始不遺餘力地進行宣傳。無視蘇維埃領導人的正式歡迎，這位歸來的流亡者宣佈“世界性的社會主義革命開始了！”然後他走到廣場，爬上一輛汽車的引擎蓋，向等候在那裡的人群發表演講。在一片嘈雜聲中，蘇哈諾夫只偶爾聽到殘言片語：“……參與可恥的帝國主義屠殺……謊言和欺詐……資本主義海盜……”隨後，列寧坐上一輛裝甲車，在軍樂隊、揮舞著紅旗的工人和士兵簇擁下，穿過維堡街道，來到布爾什維克總部——克謝辛斯卡婭的宅邸，她是芭蕾舞演員，也曾是沙皇的情婦。

翌日，列寧帶著自己的武裝警衛來到塔夫利宮，向會議上目瞪口呆的社會民主工黨人提交了他的論文。列寧顛覆了黨的綱領。他沒有像所有孟什維克和大多數布爾什維克那樣接受革命需要一個“資產階級階段”，而是呼籲進行一場新的革命，把權力轉移到“無產階級和最貧窮的農民”手中。他認為，在當前革命形勢下，與蘇維埃的權力、無產階級的直接自治相比，議會民主制將是一種“倒退”。從理論上講，《四月提綱》的根源在於列寧從1905年革命失敗中汲取的教訓：俄國資產階級自身太軟弱，無法進行民主革命；這個任務必須由無產階級來完成。《四月綱領》的根源還在於戰爭，戰爭使他得出結論，既然整個歐洲都處於社會主義革命的邊緣，俄國革命就不必局限于資產階級的民主目標。【3】但論文的實際意義——布爾什維克應該停止支持二月革命，朝著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方向發展——遠遠超出了除最極端的左派分子以外黨內所有其他人之前的想法。目前還不清楚列寧是否設想了用暴力推翻臨時政府，如果是的話，應該在什麼時候發生。就目前而言，他似乎滿足於將黨的任務局限在煽動群眾上。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中仍然缺乏多數；而且正如列寧所指出的，俄國“現在是世界上所有交戰國中最自由的國家”。但是，他在一次社會民主工党統一聯合大會上發表演講，其之驚世駭俗，在大廳裡激起一場軒然大波。孟什維克們紛紛發出噓聲和口哨聲。策烈鐵裡指責列寧無視馬克思的觀點，並引用恩格斯關於過早奪取政權危險性的話。戈德堡聲稱，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已經完全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以便佔據巴枯寧騰出的無政府主義寶座。波格丹諾夫譴責《四月綱領》是“一個瘋子的癡言囈語”。甚至連我們在第三章遇見的布爾什維克工人謝苗·卡納奇科夫也被震驚了，他從烏拉爾遠道而來聽演講，認為“列寧的想法不切實際，在我們所有人看來，遠遠超出了可能實現的範疇”。列寧在國外流亡了這麼多年，似乎已經與俄國政治生活的現實完全脫節。當天晚上，從塔夫利宮回來後，孟什維克的斯柯別列夫向李沃夫親王保證：“列寧已經過時了。”

如果列寧不是列寧，那麼他真的可能成為那樣的人。在爭取黨內通過《四月提綱》的鬥爭中，所有的機會都對列寧不利。在列寧到來之前，大多數布爾什維克就已經承諾暫時支持臨時政府（柯倫泰是唯一一個從一開始就支持《四月提綱》的主要布爾什維克）。只有維堡委員會，即布爾什維克極端主義在首都的大本營，站出來支持蘇維埃政權。3月中旬，史達林和加米涅夫從西伯利亞流亡歸來後，接管了《真理報》的控制權，加強了這種謹慎的做法。與孟什維克一樣，他們認為革命的“資產階級”階段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此，雙重權力制度是客觀條件所必需的，布爾什維克的當務之急是在整個社會民主運動中開展建設性的工作。托洛茨基後來指責他們的行為更像是一個忠誠的反對派，而不是工人革命党的代表。3月底的全俄布爾什維克會議通過了加米涅夫和史達林溫和的動議：有條件地支持臨時政府；繼續進行戰爭；支持蘇維埃領導人。布爾什維克甚至同意探討與孟什維克重新聯合的可能性。他們已經在大多數省級蘇維埃中，與社會革命黨人及其他社會主義者一起工作。在那些遠離首都黨內領導人派系鬥爭的外省，地下組織的老同志情誼仍然十分牢固，列寧好鬥的一已之見遭到了那些不願或根本無法與其他左派團體切割的省級布爾什維克的強烈反感和抵制。

列寧總是喜歡鬥爭，仿佛他的整個人生都是在為1917年等待著他的那場革命做準備。“這就是我的生活！”1916年，他向伊涅薩·阿曼德坦白。“一場又一場的鬥爭。”反對民粹主義者的運動，反對經濟學家的運動，支持按照中央主義路線組建民主工黨的運動，抵制國家杜馬的運動，反對孟什維克“取消派”的運動，反對波格丹諾夫和馬赫的運動，以及反對戰爭的運動——這些都是他一生中決定性的時刻，他大部分的個性都投入到這些政治鬥爭中。作為一個普通人，列寧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他把自己完全獻給了政治。在政治家的背後並沒有“私人的列寧”。所有關於這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傳記都不可避免地成為對其政治思想和影響力的討論。列寧的個人生活極其平淡。他的穿著和生活就像一位中年的省級職員，嚴格按照固定時間吃飯、睡覺、工作和休閒。他喜歡一切井然有序。他對自己的財務帳目一絲不苟，在紙條上記下他在食物、火車票、文具等方面的全部開銷。每天早晨他都會整理他的書桌。他的書是按字母順序排列的。他親自在他的細條紋西裝上縫紐扣，用汽油去除衣服上的污漬，並把他的自行車保養得像做手術一樣乾淨。

在列寧的性格中，有一種強烈的清教徒傾向，這種傾向後來在他政權的政治文化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禁欲主義是列寧那一代革命者的共同特徵。他們都受到車爾尼雪夫斯基小說《怎麼辦》中自我否定的革命英雄拉赫梅捷夫的啟發。通過壓制個人情感，杜絕生活享樂，列寧試圖堅定決心，使自己像拉赫梅捷夫一樣對他人的痛苦麻木不仁。他認為，這是每一位成功的革命者所必備的“硬度”：為實現政治目的而甘灑熱血的能力。“列寧身上的可怕之處在於，”斯特魯夫曾說過，“將所有真正的禁欲主義的本質——自我譴責——與對他人的譴責結合在一起，表現為抽象的社會仇恨和冷血的政治殘酷。”即使擔任蘇維埃國家領導人，列寧也過著地下革命者的簡樸生活。直到1918年3月，他和克魯普斯卡婭一直住在斯莫爾尼學院一個幾乎沒有傢俱的房間裡，這是一所以前的女子寄宿學校，他們睡在兩張狹窄的行軍床上，用碗裡的冷水洗澡。與其說這是世界上最大國家獨裁者的套房，不如說是一間監獄牢房。當政府搬到莫斯科後，他們與列寧的姐姐一起住在克里姆林宮內一間簡陋的三室公寓裡，在食堂吃飯。像拉赫梅特夫一樣，列寧也進行重量訓練，以增強肌肉。這都是大男子主義文化（黑色皮夾克、好戰言論、信仰行動和崇拜暴力）的一部分，正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精髓。列寧不抽煙，也不怎麼喝酒，除了與伊涅薩·阿曼德的浪漫友誼之外，他對漂亮女人不感興趣。克魯普斯卡婭稱他為“伊裡奇”，這是他在黨內流行的稱呼，而他則叫她“同志”。她更像列寧的私人秘書，而不是他的妻子，而且他們的婚姻沒有孩子，這可能並不壞。列寧的生活中沒有情感的位置。“我不能經常聽音樂，”他曾在聽完貝多芬的《激情奏鳴曲》演出後承認。“它讓我想說些善意的、愚蠢的話，拍拍人們的頭……但現在你必須狠狠地打擊他們的頭，毫不留情地打擊他們。”

像所有其他東西一樣，列寧對文學的興趣是由其社會和政治內容決定的。他只喜歡看那些他認為可能對他有用的書。他欣賞普希金，因為他簡單地認為他反對獨裁，他喜歡涅克拉索夫，因為他對被壓迫群眾的現實描述。他在西伯利亞自學德語的時候讀過歌德的《浮士德》，甚至把靡菲斯特（歌德所著《浮士德》中的魔鬼——譯注）的一些演說背得滾瓜爛熟；但他對歌德的其他作品從未表現出任何興趣。他拒絕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把他那本試圖揭露革命者精神病性質的小說《群魔》斥為“反動的污穢之物……我絕對不想在上面浪費時間。我翻了翻這本書，然後把它扔了。我不讀這種文學作品——它對我有什麼好處呢？”

這種庸俗的生活方式的根源是對權力的強烈渴望。孟什維克開玩笑說，要和列寧這樣的人競爭是不可能的，因為他每天二十四小時都在思考革命的問題。列寧被他對自己歷史使命的絕對信心所驅使。正如他曾經說過的那樣，他一刻也不懷疑自己就是那個要在黨內揮舞“指揮棒”的人。這是他在1917年4月帶回俄國的信息。那些在戰前就認識他的人注意到，他的性格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他是多麼蒼老啊。”1905年曾短暫見過他一面的羅曼·古爾回憶道，“列寧的整個容貌都變了。不僅如此。在與別人的關係上，一點也沒有他往日那種親切、友好和同志般的幽默。”新來的列寧憤世嫉俗、暴戾恣睢，是一個“反對所有人和所有事”的陰謀家，不相信任何人，懷疑所有人，並決心發動他的權力鬥爭。切爾諾夫在《人民事業報》上發表了一篇有關這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諷刺文章，相當精彩，也注意到了他一心一意奪取權力的行為。

列寧擁有一種壓倒一切的氣勢。他似乎是由一大塊花崗岩製成的。他渾身圓潤，像檯球一樣。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讓你抓住他。他以不可抗拒的速度滾動著。但他可以對自己重複那句著名的話：“我不知道我要去哪裡，但是我肯定會去”。列寧擁有一種獻身革命事業的精神，這種精神貫穿其整個人生。對他而言，革命就是他的生命。列寧擁有一個傑出的頭腦，但這是一個……一維的頭腦——更確切地說，是一個單向度的頭腦……他是一個意志偏執的人，因而也是一個道德敏感性令人震驚的人。

列寧從來不能容忍黨內的不同意見。布哈林抱怨說，他“根本不在乎別人的觀點”。盧那察爾斯基聲稱，列寧故意“把自己包圍在一群不敢質疑他的傻瓜之中”。在列寧為《四月提綱》而鬥爭的過程中，這種霸道的態度被放大到幾乎是狂妄自大的地步。克魯普斯卡婭稱之為“怒火”——她的丈夫在與其政治對手發生衝突時的瘋狂狀態——接下來的五年，她不得不與一個被激怒的列寧共同生活。在這段時間裡，列寧表現得就像一個被仇恨和憤怒控制的人。他的整個身體都被極度的神經緊張所攫取，既不能睡覺也不能吃飯。他的外表變得粗俗不堪。很難相信這是一個有教養的人。他用粗魯而暴力的語言嘲弄他黨內外的對手。他們是“笨蛋”、“混蛋”、“骯髒的人渣”、“妓女”、“婊子”、“屎”、“白癡”、“俄羅斯傻瓜”、“二貨”、“愚蠢的母雞”和“愚蠢的老處女”。當怒火平息時，列寧會崩潰，陷入精疲力竭、萎靡不振和沮喪消沉的狀態，直到怒火再次爆發。狂躁的情緒交替是列寧心理結構的特徵。1917年至1922年間，這種情況幾乎無情地持續不斷，肯定是最終導致他死於腦溢血的原因。

毫無疑問，列寧在1917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來自他對黨的高度統治。沒有任何一個政黨曾經與一個人的個性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列寧是第一個獲得神聖地位的現代政黨領導人：在這個意義上，史達林、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毛澤東都是他的繼承者。作為一名布爾什維克，意味著要向列寧宣誓效忠，因為他既是党的“領袖”，又是党的“導師”。最重要的是，正是這一點將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他們沒有自己明確的領導人）區分開來。與列寧相比，所有其他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都是政治侏儒。以季諾維也夫為例。他是一個傑出的演說家，但正如他的勁敵托洛茨基所說的那樣，他除此之外一無是處。為了使他的演講產生效果，“他必須有一種平靜的信念，即他將被一個可靠而有力的手免除政治責任”。列寧給了他這種信念。或者以加米涅夫為例。正是他領導了反對《四月提綱》的運動，並且比任何其他布爾什維克黨人都更主張用溫和的政治手段來取代列寧的革命戰略。然而，加米涅夫太過軟弱，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領袖。盧那察爾斯基稱他為“優柔寡斷”；斯坦凱維奇認為他是“如此謙遜，似乎他自己也為自己的地位感到羞恥”；而喬治·丹尼克將他比作一位老學究，並注意到他喜歡穿拖鞋。加米涅夫太孱弱了，無法站起來反抗黨內的“硬漢”。他可能會對他們的一些政策提出異議，但他最後總是追隨他們。

列寧對黨的統治更多的與党的文化有關，而非個人魅力。他的演說沉悶枯燥。它們缺乏托洛茨基或季諾維也夫演講時那種妙語連珠、形象生動、趣味橫生、精彩紛呈、豐富多彩或跌宕起伏。此外，列寧還有一個缺陷，那就是他不能發出“r”的音。【4】然而，他的演講有鋼鐵一般的邏輯，列寧有一種找到簡單口號的訣竅，他通過無休止的重複把這些口號塞進聽眾的頭腦裡。他說話時，大拇指插在腋窩下，腳跟前後搖晃，仿佛準備把自己像人肉火箭一樣發射到聽眾中去（蘇聯時期偉人的肖像畫就是這樣描繪他的）。1907年，高爾基第一次聽到列寧的演講，認為他一開始“講得很糟糕”，“但一分鐘後，我和其他人一樣，被他的演講吸引住了。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如此簡單地處理複雜的政治問題。他沒有刻意追求詞藻華麗。他把每一個字都咬得很清楚，並深入淺出地表達了他確切的想法。”波特列索夫從1894年起就與列寧相識並共事，他用一種奇特的“催眠力量”來解釋列寧的魅力：

毋庸置疑，只有列寧被奉為無可爭辯的領袖，因為只有列寧才具有那種罕見的現象（特別是在俄羅斯）——一個具有鋼鐵般意志和不屈不撓精神的人，能夠對運動和事業灌輸狂熱的信念，並對自己擁有同樣的信念。曾幾何時，我也被列寧的這種意志力所折服，這似乎使他成為一個“天選之子”。

然而，確保列寧思想在黨內取得勝利的，不僅僅是列寧的人格優勢。布爾什維克的官兵並不是列寧簡單的傀儡——他已經流亡太久了——他們最初對他呼籲二次革命非常抵觸，以至於他不得不做更多的事情，而不僅僅是簡單地制定黨的路線讓他們支持它。認為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黨是一個由列寧嚴格控制的鐵板一塊的組織的說法是一個神話——這個神話曾經被蘇聯當權者廣為傳播，現在西方的右派歷史學家仍然相信這個神話（出於截然不同的動機）。事實上，這個黨相當不守紀律；它有許多不同的派系，既有意識形態的也有地理上的；而領導層本身也四分五裂，往往被證明無法將其意志強加於他人。從4月到10月，以及之後圍繞《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的激烈鬥爭中，黨從上到下被一系列的意識形態衝突所分裂，在這些衝突中，至少在開始時，列寧經常發現自己處於少數派。如果說他最終總能如願以償，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在黨內的統治地位，還因為他擁有許多政治技巧，包括說服、機智的退讓和妥協、辭職威脅和最後通牒、煽動以及發動群眾。

在爭取《四月提綱》的鬥爭中，有三個因素對列寧有利：一個是右派，一個是中間派，還有一個是布爾什維克党的左派。在右派方面，《四月提綱》迫使一些布爾什維克老兵轉向孟什維克陣營，他們相信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原理在那裡會得到更好的尊重。一些人還在高爾基的報紙《新報》周圍的中間團體中找到了避風港，關於這一點，後面會有更多介紹。中央派一開始團結在加米涅夫周圍，隨著列寧淡化了《四月提綱》中激進的內容，後來逐漸被征服。在4月24日至9日舉行的全俄黨代會上，列寧承認在群眾準備跟隨布爾什維克進入下一階段革命之前，需要有一個“漫長的鼓動期”，從而贏得了反對加米涅夫的多數票。因此，列寧放棄了立即推翻臨時政府的呼籲——許多布爾什維克認為這是《四月提綱》的含義，他們擔心這將使國家陷入內戰。與此同時，党的左派因春季大量工人和士兵加入成為新黨員而得到增強。在四月黨代會上，正是這些基層黨員構成了布爾什維克代表的大多數——他們總共有149人，代表全國各地近8萬名黨員。他們往往比他們党的領導人更激進。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知之甚少，不能理解“資產階級革命”的必要性。本可以一步到位，為什麼党的領導人要分兩個階段實現社會主義呢？難道二月份流的血還不夠多嗎？党的領導人為什麼允許資產階級鞏固自己的權力，難道這不會使以後消滅資產階級的任務更加艱難嗎？對他們來說，《四月提綱》提倡立即建立蘇維埃政權更有意義，列寧有意識地利用這一點，在首都的許多地方黨和工廠會議上發表講話。他甚至把他的漢堡帽換成了工人帽，好使自己看起來更“無產階級”。

四月危機凸顯了列寧在基層普通黨員中傳達的資訊。米留科夫的行為似乎證明了他的觀點，即和平不能通過臨時政府的帝國主義戰爭目標來實現。它強化了激進工人和士兵對“資產階級部長”的“我們和他們”的心態。彼得格勒黨組織中的一些布爾什維克試圖利用4月20日至5月1日的示威活動作為推翻臨時政府的跳板。來自普季洛夫工廠的布爾什維克活動家波格達季耶夫，帶領示威者打著革命的旗號走上街頭。目前尚不清楚布爾什維克領導層在這一切中扮演了什麼角色。據後來蘇聯的說法，波格達季耶夫和他的同志們是自發行動的。但一些西方歷史學家聲稱，中央委員會肯定授權了他們的行為，只是在政變失敗後才與他們保持距離。這一說法並沒有確鑿的證據，其基本假設——黨是一個紀律嚴明的機構——在任何情況下皆為無稽之談。中央委員會一直反對奪取政權，示威活動顯然讓他們大吃一驚。誠然，列寧曾贊成把示威活動變成展示力量的想法。但倘若由此引發權力鬥爭，他無法肯定得到黨的支援，也無法肯定得到群眾的支持，所以他採取了等待和觀望的態度。毫無疑問，如果臨時政府被推翻了，他就會宣稱取得勝利。但一旦秩序恢復，他就會譴責彼得格勒“頭腦發熱”的“冒險主義”。列寧主要關心的是如何在布爾什維克會議上安撫中間派分子。他在4月24日告訴他們：

我們只想和平偵察敵人的力量，無意發動戰爭。但彼得格勒委員會“稍微偏左了一點”。在行動的時候“左傾”是不明智的……這是因為我們的組織尚未完善。是否存在錯誤？是的，確實存在。只有那些不採取行動的人才不會犯錯。但要組織得當——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列寧面臨這樣一個兩難困境：如果布爾什維克試圖在黨及其在群眾中的支持者正確組織起來之前奪取政權，那麼他們就要冒失敗和孤立的風險，就像1871年的巴黎公社一樣，後者的命運在整個1917年和1918年一直困擾著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但是，如果他們未能跟上他們的革命先鋒隊——喀琅施塔得水兵、維堡工人和彼得格勒衛戍部隊——那麼他們就有可能失去自己最強大的打擊力量，這股力量會在無政府主義暴力無謂地爆發中消散。布爾什維克黨的歷史及其在1917年的派系之爭，都圍繞著如何使這支革命先鋒隊與其他群眾保持步調一致而展開。

喀琅施塔得海軍基地是彼得格勒附近芬蘭灣的一個水兵軍事島嶼，是迄今為止布爾什維克先鋒隊最叛逆的據點。這些水兵都是年輕的訓練人員，他們在戰爭期間很少參與軍事活動。過去一年，他們被關在船上，和他們的軍官在一起，軍官們對待他們的方式比平時更殘忍，因為正規的海軍軍紀並不適用於受訓者。每艘船都是一個充滿仇恨和暴力的火藥桶。在二月革命期間，水兵們發動了舉世震驚的暴動。基地指揮官維倫上將被刺刀砍死，另有數十名軍官被謀殺、私刑處死或監禁在島上的地牢裡。舊的海軍等級制度被徹底摧毀，實際權力轉移到喀琅施塔得蘇維埃手中。那是二月革命中的十月革命。臨時政府的權威從未真正確立，軍事秩序也沒有恢復。司法部長克倫斯基一再努力爭取對被監禁軍官的管轄權，但徒勞無功，儘管資產階級報刊上有傳言稱他們受到了殘酷的折磨。

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們都很年輕（其中一半人不到23歲），幾乎人人識字，而且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被極左派政黨的宣傳所政治化。到5月初，布爾什維克已經在海軍基地招募了3,000多名成員。他們與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革命黨人一起控制了喀琅施塔得蘇維埃。5月16日，蘇維埃宣佈自己是一個主權國家，拒絕接受臨時政府及其在海軍基地任命的委員的權威。這實際上是單方面宣佈成立“喀琅施塔得蘇維埃共和國”。彼得格勒蘇維埃譴責叛軍是“民主革命的叛徒”。彼得格勒的資產階級一想到他們現在任由這個好戰的堡壘所擺佈，隨時可能攻擊首都，就感到非常害怕。“在他們眼裡，”水兵們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之一拉斯科利尼科夫回憶道，“喀琅施塔得是野蠻恐怖的象徵，魔鬼的化身，無政府主義可怕的幽靈，是巴黎公社在俄羅斯土地上重生的噩夢。”喀琅施塔得布爾什維克在制定5月16日的宣言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他們的行動沒有得到首都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支持。【5】列寧對他在喀琅施塔得的助手們沒有遵守黨的紀律感到憤怒。現在考慮奪取蘇維埃的權力還為時過早，他命令他們每天打電話向他請示，直到危機解決。彼得堡蘇維埃派策烈鐵裡去與喀琅施塔得領導人談判解決方案，後者同意接受臨時政府的權威，以換取他們自己選出的委員。5月24日，叛亂結束。然而，正如6月、7月和10月的事件所顯示的那樣，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們仍將是一個極具威脅的激進主義來源。

布爾什維克激進主義的另一個大堡壘是彼得格勒的維堡區。到5月初，維堡區黨組織有5,000多名布爾什維克黨員。那裡有最容易發生罷工的鋼鐵廠——俄羅斯雷諾、諾貝爾、新萊斯納、埃裡克森、普梯洛夫、火神、鳳凰和金屬——其中大多數都在布爾什維克控制之下。這些工廠中既有年輕的、有文化的鋼鐵工人，他們往往很容易受到布爾什維克激進口號的影響，也有在戰爭工業繁榮時期湧入城市的技術較差的移民工人，他們因此受到低工資和高租金的雙重壓榨。這兩個群體都傾向於街頭暴力運動。維堡區同時還是第一機槍團駐紮的基地，這是彼得格勒訓練有素、文化水準最高，也是最受布爾什維克影響的部隊，擁有大約1萬名士兵和1,000挺機關槍。在二月革命期間，這些機槍手從他們在奧拉甯鮑姆的軍營遊行到彼得格勒，參加了兵變。他們狂熱而自負，視自己為革命的英雄，只要“資產階級”還在“掌權”，他們就拒絕返回軍營。事實上，眾所周知，他們劫持臨時政府是為了勒索贖金。

在這些激進組織的支援下，左派布爾什維克黨人的戰鬥決心大大增強，進而提出了在6月10日舉行武裝示威活動的想法，以展示他們對抗臨時政府的實力。這個想法起源於布爾什維克在彼得格勒衛戍區建立的軍事組織，該組織承諾將派出6萬名士兵。不久後，喀琅施塔得水兵們也表示支持，並在6月4日舉行了一次彩排，以軍閱隊的方式走過，向二月革命中犧牲的烈士致敬。彼得格勒布爾什維克委員會也顯示出轉向的跡象。他們認為，必須為士兵和工人找到一個出口，以渲泄他們對政府準備在戰爭中發動新攻勢的憤怒，如果布爾什維克不能領導示威，他們可能會轉向其他地方，用無謂的暴力展現他們的怒火。党自然不能浪費其革命先鋒隊的精力。但是中央委員會出現了分歧，列寧、斯維爾德洛夫和史達林（自從列寧回到俄國後，他們的態度發生了180度大轉變）贊成示威，而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和諾金則反對，理由是該黨仍然缺乏足夠的群眾支持，除了呼籲奪取政權之外，其他一切風險都不值得承擔。最後決定推遲到6月9日。

此時，中央委員會的大多數成員已經開始支持武裝示威的想法了。6月8日，首都28家工廠舉行罷工，抗議政府試圖將無政府主義者趕出位於維堡區前沙皇部長杜爾諾沃別墅的總部。【6】50名全副武裝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前來保衛無政府主義者，對抗政府軍。首都正處於一場血腥對抗的邊緣，有組織地展示武力的時機似乎已經成熟。孟什維克後來爭辯說，布爾什維克準備利用這個機會來奪取政權。蘇哈諾夫甚至聲稱，列寧已經為布爾什維克政變制定了詳細的軍事計畫，具體到指定軍團在奪取戰略設施中的確切作用。但是沒有證據證明這一點。誠然，在6月4日舉行的第一次全俄蘇維埃大會上，列寧宣佈其政黨已經準備好“隨時掌權”。但是，如果他真的在策劃一場暴動，他絕不會就此公開發出警告。一些布爾什維克的次要領導人，如拉特西斯，他與第一機槍團有密切聯繫，當然希望把這次示威變成全面起義。但大多數高級領導人似乎都將其視為一次試探性的實力測驗，是向蘇維埃代表大會施加壓力，迫使其奪權的一種手段。當蘇維埃在6月9日晚禁止示威時，布爾什維克的五位領導人（列寧、斯維爾德洛夫、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諾金）再次召開會議，取消了示威活動。他們那些更激進的同志們憤然抗議。史達林威脅說要辭職（但不幸遭到拒絕），並指責中央委員會“搖擺不定”。但列寧堅持認為，黨冒著一切風險與蘇維埃對抗還為時尚早。他在1917年的整個戰略，尤其是在十月奪取政權的時候，都是利用蘇維埃合法性的外衣來掩蓋其政黨的野心。如果武裝示威繼續進行下去，布爾什維克幾乎肯定會被驅逐出蘇維埃，而《四月提綱》的主要戰略目標——大規模鼓動蘇維埃政權——也會隨之遭到重創。

6月18日，蘇維埃在彼得格勒舉行了自己的示威遊行。其目的是在“革命團結”的口號下爭取群眾支持，這是蘇維埃繼續參與聯合政府的口號，而且從那些變得越來越激進的人的角度看，這可能是一個比呼籲無條件支持政府更容易接受的口號。布爾什維克決定參加遊行，他們打著橫幅，上面寫著“一切權力歸蘇維埃！”40萬名遊行者中的大多數都是在這個口號下走出來的。也許，蘇維埃領導人的支持者是故意回避爭端，正如一些報紙後來所暗示的那樣。或者，更可能的是，示威者並不瞭解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領導人之間意識形態的差異，他們打著前者的旗幟遊行，錯誤地認為這是對後者忠誠的標誌。無論怎樣，這對布爾什維克來說都是一次重大的宣傳勝利，並在很大程度上激勵了他們在7月向臨時政府實施另一次影響更大的武裝對抗計畫。

【1】瓦連京諾夫在瑞士與列寧相熟，他寫道：“列寧絕不會走上街頭在街壘作戰，或站在槍林彈雨中。那不是他，而是其他更卑微的人會這樣做……列寧甚至在可能以扭打結束的流亡者會議上也草草收場。他的原則是‘見好就收’——用他自己的話說——意思是遠離任何危險的威脅。1905-1906年在彼得堡逗留期間，他誇大了自己面臨的危險，為急於自我保護而走極端，以至於人們不禁要問，列寧是否不僅僅是一個沒有個人勇氣的人。”

【2】許多前來迎接列寧的工人可能是為了期望得到免費的啤酒。自革命以來，歡迎党的領導人歸來的招待會已成為首都生活的一個常態，對許多工人來說，參加招待會是街頭聚會的藉口。這一點對列寧從流放地返回尤其重要，因為它恰好正值復活節假期。

【3】托洛茨基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他的“永久革命”理論可能部分地影響了《四月提綱》。

【4】戈巴契夫也有類似的障礙。

【5】托洛茨基曾鼓勵這一宣言。5月14日，他在喀琅施塔得蘇維埃講話時說，對喀琅施塔得有利的事情，以後也會對其他城鎮有利：“你們領先一步，其他地方已經落後了。”然而，托洛茨基當時還不是布爾什維克黨員。

【6】流行的傳說是，無政府主義者把別墅變成了瘋人院，在那裡聚眾狂歡、陰險密謀，舉行女巫安息日，但當檢察官到達時，他發現別墅秩序井然，花園的一部分被用作工人孩子的托兒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