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班的一年

从前看五条人乐队的采访，主唱仁科说，当他们离开了故乡海丰，才开始写关于海丰的歌。我觉得"时间"也是一样的，我们要离开一段日子，才能真正书写它。

就像不上班的这一年已经过去了一年，我才开始感觉到它，才会想起要记录一些事，记录夏天和秋天，若干个穿过树林时被感动的瞬间，苦涩、甚至是懊悔的瞬间。由此意识到，它不再是寻常的日子，是这些日子汇成了不上班的一年。

新冠大流行，中国封控了整整三年，悄然开放的 2023 年还没完全适应过来，很多人还没学会使用和陈述这个时间既已发生的事实，2024 年春节调休、除夕不放假的消息先冲上了热搜榜，怨声载道的舆论充斥各大社交媒体。因为不上班的缘故，我已经不再愤怒地咒骂这个比时间流逝本身更加恐怖的现实，这听起来有些卑鄙狡猾，或者像幸灾乐祸，但明显我的祸是别的，是失业的又一个年头。我只不过侥幸避开了这一重，但总有一个会落在我头顶上。

在封控的最后一年光景里，我从云南腾冲到江西南昌，跨越了两千多公里的路程，短短一星期内所经历的核酸次数，就已经超过了在云南两年间的总和。不用想也知道，因为我千里迢迢来到了祖国的腹地，比起云南要更加接近政治中心的地方。如果权力的命令下达，城市会按照自己的节奏跟随。

在南昌住了一段时间，哪怕是在星期一走进商场，也会发现到处都是闲逛的年轻人，大家就像不上班一样，或者就是没有班上。我早有所领悟，因为那时我就已经身负失业和被拖欠工资的命运。上街吃饭就是听行色匆匆的年轻人抱怨他们没有周末，加班情况远比我来的地方更加普遍和凶猛。

其实直到那时，我都还怀抱希望，找到一份能够支撑起未来的工作，或者勉勉强强生活下去足矣。但自我损耗的极限比未来更早到达，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自己是幸运的那一个，稍微往周围看过就会发现，所有人都在全速坠落，只是或早或晚。于是我们回到县城。在一次对话中再次想到未来，如此郑重，我们想到离开这个国家。

今年八月，朋友从深圳回云南，顺道来江西会面。他是我新闻系的同学，也是云南同乡，同样被拖欠工资之后，选择了离开云南，到外面寻找机会。后来到深圳的一家媒体工作，几乎是伴随着“解封”，在公司纷纷迎来裁员的浪潮中扑了跟头。他是正直善良的人，以至于放弃了最后的斗争，放弃了同狡猾纠缠，却也近乎狼狈地离开了伤心地。

他说可能过完年后会继续找工作。我想到了我们进城务工的父母，从前他们被称为农民工。一开始还会在农忙结束后才进城打工，接近年底时回来，等翻年过去重新找工作，只有体力活可干。后来种地也荒废了，因为根本种不出什么，无法追赶现代化城市的日新月异，为了活下来，为了抚养后代，只好年复一年地重复这种生活，将自己的青春和力气全部贡献给了城市。作为他们的下一代，我们也以近似的方式离开云南，离开小地方，在大城市得到一份工作，一年半年内遭遇裁员，安慰自己先回家过年，过完年再找工作，周而复始。如此是不是就已说明我们不过在重复父母进城打工的路径。

我们就是新时代的农民工。我从朋友那里听来更悲伤的故事，仍然是我们念新闻系的同学，毕业后在健身房发过传单，在清洗家具的公司打工，摔断了手臂，只能离职，而且还没能获得相应的赔偿。朋友说他奇迹般地在火车上遇到了这位同学，才有机会聊起这些经历。我想象他们在喧闹嘈杂的车厢里偶然重逢的场景，也和我们的父母进城时如此相似。火车上的时间，是中国数十年间折叠不变的。

在那之后不久，我又看到一位在北京从事媒体行业的朋友的情况，她被公司逼迫，希望主动离职。这已经是目前中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公司想要裁员自保，又不想如约支付赔偿金，于是往往卑鄙施压，让员工主动提出辞职。

我们毕业的时间特殊吗？恰巧是新冠大流行之初。但回想那时，已经是最好的一年。我毕业后很容易就找到了工作，从那份工作中脱身后，在寻找下一份工作的间隙里，甚至拿到了失业保险，虽然微不足道，但可见社会勉强运转。

可是往后，我亲眼看到自己的妹妹毕业至今，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亲戚的孩子为了躲避就业，以“考公考编考研”为借口待在家中“啃老”。就连与我同时毕业的朋友，也有选择第二学位、或是念研究生，再继续读博士的——他们承认自己是害怕找不到好工作。

当官方公布的青年失业率到达 20%，“中统局”就宣布暂停发布。而根据《财新》报道估算的准确消息，中国的青年失业率早在 2023 年 3 月就已高达 46.5%。

这不是我独自忍耐和蹉跎的一年，我们都还身处其中。只是以时间为间隔，才能够将其短暂分离出来，于是我们能够辨别，这究竟是怎样一个年份。

而注视那些仍然转动的个体，这一年是：调休，降薪，奖金取消，公交停运，一个县城的财务亏欠平摊到每个老百姓头上，是每个人要拿出 50 万来填补空缺。不明所以的基建还在持续，早前甚至有人发现还在建防疫用的方舱医院，那样声势浩大的谴责也未能追出下文。

已经很久没有见过美丽的东西了，世界在发生战争，我失业在家。目睹一切可能倾塌，靠怀旧缀连过去和未来。我们是软弱，脆弱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