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就没有了。

初次面对死亡时，我很小。回望仿佛看见一个婴孩，在炕上爬呀爬，咿咿呀呀中，被大人奇怪的声音吸引，停下动作，转过头，睁着一双愕然的眼睛，盯着正盘膝坐在对面的大哥。大哥一边嚼着嘴里的馒头，一边淌下泪来，喉间因而发出怪响。

那次去世的，是我爷爷。爷爷那年69岁，日常健朗的他，有天半夜倒在厕所。农村的厕所都在室外，我爷爷家的厕所，更在大门之外。被发现的时候，已是第二天早上。据说是脑溢血，就那么去了。

爷爷在厕所里躺了几个小时，有没有过绝望的挣扎，无力的呼救，都不得而知，我甚至是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才第一次对此起了疑心。

我还记得祭灵那夜，灯火通明，我距棺材几步之遥，跪在那里。几个钢镚可以点一首曲子，锁呐，或者也许还有真人唱秦腔。我不记得见过死去爷爷的脸，也不记得有人哭。

但我记得的这一切，足够证明，我其实不是个婴孩。只是仍然太小了，还不到明白死亡意味着什么的年龄。因而，即便后来那些片段时常闪回，内心也无太多波澜。四十年后的今天，我记得爷爷的白胡须，甚至还记得他的笑脸，弯弯的，像一弦月。但我们确实不太熟。

我大姐去世的时候，我远在千里之外。二十岁，业已成年，但仍懵懂无知。从得知她生病到得知她去世，其间不过半年光景。见过一面，她那时很虚弱，连洗澡都要姐夫帮忙，可我从没想过她会死。对所有人来讲，那一定是段艰难的时光，只有我置身事外。

大姐去世后很多天，我才得到消息，没能见她最后一面，也没能帮忙料理后事。我能帮个啥忙啊，啥都不懂！也许大家都是那么想的，因而觉得不用告诉我也没关系。我甚至不记得得到消息时有多么伤心。

突然伤心，是那年的大年三十。姐夫因为大姐的病欠了一身债，年没过便出门打工。孩子们年幼，在奶奶家。大姐家人去窑空，我帮忙去贴对联。不知道谁让我去的，一定不是我主动，我那时候还没心。雪很大，雪花漫天飞舞。一进到院子，仿佛某处闸门突然开启，抑制不住地放声大哭。

那之后，一切都不同了。一些东西来了，一些东西走了。

死亡，该有太多的事可以讲述。但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甚少谈到大姐。大家背转身，各疗各的伤。我很讨厌中国文化里的这种所谓的“含蓄”，它像墙，把人和人隔开，让最亲的人，也无法坦诚相待。

但我也困在其中，无法逃离。

有一次，好不容易起了话头，一边开车，一边和副驾的二姐聊起当年，才知道，那时候没回家的，不只是我，还有大哥。

“可能他觉得无法面对吧”，二姐说。

“那你们为什么没告诉我？”

“那……谁知道为啥，忘了。“她好像用力在想，没想起。

 ”我很难想像你们，妈、你和我三姐，怎么面对那种事。我有时候会自问，如果当时接到电话，我会第一时间买票回家，和你们一起吗？……也不知道，我那时候瓜得很，啥都不懂。“

“但是哥都三十六七了。“

“你还不到三十呢。”

“就是嗯……”

车继续开，我们的谈论到此为止。

去年某天，去给当天过世的朋友父亲烧纸，同行的另一位友人不知道经历了什么喜事，一路笑闹，到了灵堂也不肯收敛。我提醒他，他不以为意，嗨呀七十多岁了，又生了那么多年病，有啥子好伤心的。

我没再坚持，但心里始终不服。总有一天，你会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