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收养走入历史 ，那些被计划生育造就的“弃儿”，她们的爱与痛能随国家政策一同逝去吗？

原文刊载于歪脑

文｜夏念梓
原文发布时间｜10/17/2024

24岁的加拿大游泳选手玛吉·麦克尼尔 (Maggie Mac Neil) 上个月宣布退役。这位已赢得三枚奥运奖牌的泳手在2021年亮相东京奥运，击败中国选手张雨霏夺得100米蝶泳项目金牌。一战成名后，中国观众得知玛吉曾是一名中国弃婴，她因而被部分中国媒体和网民“认亲”，除了呼吁为她“寻亲”外，甚至有声音指玛吉如果没有被遗弃，“这枚金牌本应属于中国”。

让中国网友惊讶的是，玛吉公开回应不会“寻亲”；更让人跌碎“玻璃心”的是，她说自己是加拿大人，虽有中国血统，但中国仅仅是她生命中很小的部分。出生于中国江西省九江市的玛吉一岁时被加拿大养父母收养；她还有一个妹妹，也是从中国收养的弃婴。像麦克尼尔姐妹这样被外国家庭收养的中国弃婴，特别是女婴，还有很多。中国在1992年出台《收养法》，放开涉外收养。32年来，估计共有约十五万名中国儿童被外籍家庭收养，其中超过八万人被送往美国，数量远超其它任何国家。

就在玛吉宣布退役前几周，中国政府突然宣布收紧跨国收养政策，不再允许外国人收养中国儿童，除非是海外华裔在中国收养“三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的子女和继子女”才获通融。因为政策调整突然，令很多正在走程序的国际收养案例不得不被迫叫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称收紧跨国收养政策符合相关国际公约的精神，感谢“有关国家政府、收养家庭希望收养中国儿童的愿望和爱心”，但就未就政策细节做解释。中国民政部也表示，不再处理任何与国际领养相关的工作。

对已被收养的中国儿童来说，不少人感到“震惊、悲伤，甚至为政策的终结而感到欣慰”。这十五万被收养的中国弃婴中超过一半的人已经成年，第一代被收养儿童也将迈入中年。不少人陆续分享心声，谈论自己被跨国和跨种族收养（Transraciall Adoption）的经历。这些中国儿童因跨国收养政策扭转了人生，从中国去到海外生活；如今政策无预警叫停令她们成为跨国收养的“最后一代”。但实施层面的完结却无法抹灭这一政策三十多年以来及以后对每一个个体持续的影响力。就像许多被收养人分享的那样，“收养并不是一次性事件，而是跨越终生、一波接着一波的连续性事件”。

那些完成“逆袭”的面孔背后，被跨国收养者八成是女婴、九成有先天残障

由于审批程序较为便捷，收费相对透明和低廉，中国一度成为国际收养的主要来源地。

一般来说，有意收养中国儿童的国际家庭需通过中介机构准备资料，先由本国政府进行家庭背景调查和公证，然后再将档案送往中国收养中心进行审批和等待配对。配对成功后，收养家庭需要亲自前往中国到福利院收养子女和赴民政部门处理收养登记和公证等手续。这一过程，短则两年，长则四年。至于花费，有资料披露，在2011年国际家庭要收养一名中国儿童需3万美元，包括国际收养过程中衍生的公证费、材料费、服务费、证件费以及旅行费用。此外，收养家庭还需向福利院缴纳“捐赠费”，这一笔国际收养捐款逐年增加，在2011年已由两年前的3000美元涨为约5400美元。

在跨国收养中，超过八成被收养的中国儿童是女孩。由于她们大多被欧美中产家庭抚养长大，不少养父母更精心栽培，当中不乏大放异彩者完成旁人眼中“命运的华丽逆袭”。除了从“弃儿到冠军”的加拿大泳手麦克尼尔外，美国体操队的李娜（Nina Lee）、摩根·赫尔德（Morgan Hurd）和卡拉·埃克（Kara Eaker）也是出生在中国的弃婴。美国冰上曲棍球选手李霞（后转投中国队）出生于1992年，在《收养法》出台的同年，她被遗弃在浙江台州的街头，是第一代被跨国收养的儿童。

此外，几万名患有先天疾病或残疾的中国弃婴被外国家庭收养。根据中国政府官方数据，在2014年至2018年间，外国人收养残疾儿童共11468例，占涉外收养的95%。有些家庭一口气收养了多个来自中国的残疾儿童，并为他们提供医疗和接受教育的机会。由于福利院生活条件差，医疗水平更是低下，一些外表没有明显疾病特征的孤儿多被当成健康的孩子来供人领养。有部分外国收养家庭将孩子接回家后，才发现孩子患有疾病。

2017年，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节目“早安美国”(Good Morning America)就曾直播一对在幼儿时期被分开领养的中国双胞胎奥黛丽·多林(Audrey Doering) 和格雷西·雷恩斯伯里(Gracie Rainsberry) 相认的过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对被命运捉弄又成全的双胞胎姐妹出生于2007年，在她们15个月大的时候被两个美国家庭分别收养，各自长大，一直到10岁时才发现彼此的存在，相认的过程充满戏剧性。她俩都患有先天心脏病，而两个收养家庭在她们抵美后才发现病情。她们随后都获安排了心脏手术。奥黛丽做过两次心脏大手术，包括一次开胸手术，她在高中时当过美国心脏协会（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的青年大使。在“早安美国”最新一期节目中，18岁的奥黛丽和格雷西已从高中毕业，即将升入大学。先天心脏病并没有影响她们的生活，格雷西会进入大学女子足球队，俩人都获得了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不过，对被收养者来说用“逆袭”来形容自己的人生太过片面。中国弃婴被好心外国家庭收养的故事让不少人感叹养恩大过生恩，但当故事聚焦在养父母的爱上，数十万被收养者个体的经历往往是隐形的。世人将她们视为应心怀感激的幸运儿，却鲜少有人知道被收养者因身份的特殊性而经历的种种心理和文化碰撞。

“幸运”？“感恩”？“不要回头”？跨种族被收养者的爱与失去

一个在中国被抛弃，在异国跨种族家庭长大的孩子，只有三份文件来定义她的出生和早年经历：收养证明、出生证明和遗弃证明。这三份文件代表了被收养者的前半生：被遗弃的日期、大致年龄、被遗弃的地点和被送往福利院的过程。除此之外，这些被收养者对过去一无所知，有些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姓名或生日。许多被收养人在分享中都会提到，当童年的自己无法在学校里画出族谱，甚至无法在看医生的时候说出家族病史时内心的苦痛；与被收养家庭种族和文化的差异令她们在成长过程中有很强的不安全感。

很多被收养的中国儿童在长大后才明白，自己在成长过程中身份认同的危机是文化再适应(reculturation)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人发展出自己的身份，来适应出生地和收养地的文化差异。收养不同国家、种族的孩子，光靠爱心是不足够的，有被跨国收养的中国孩子表示，虽然养父母非常爱自己，但他们没有足够的意识和资源帮自己解决自我认同和归属感危机。

此外，跨种族收养的孩子更需应付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微歧视”（microaggression），包括被问“你知道你‘真的’父母是谁吗？”，“你父母收养你花了多少钱？”，甚至是对孩子说“你真幸运！”。

事实上，原生文化并不是容易割舍的东西。每个个体都是文化的载体 （cultural being），我们从父辈那里学习如何在特定环境中与人互动、沟通、工作等文化知能（cultural competence）。即便被收养的孩子在备受保护的环境中成长，到了发展自我认同与建立角色统整的青少年时期，一样会面对自我认同危机。他们可能会对原生文化和家庭产生兴趣和好奇，渴望获得原生文化与团体的认同感，因此会迫切地希望回到中国，甚至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那些劝阻她们不要回国寻亲，认为她们应该离中国和原生家庭越远越好的人，可能并不能了解被领养孩子内心复杂的情绪。 有些孩子会因此感觉到失去， 感觉到拒绝、 悲伤、 耻辱、 罪恶、 自我认同受挫，甚至难以建立亲密关系。

包括《Somewhere between》、《Found》在内的纪录片都揭示出这一问题。多数被美国家庭收养的中国孩子觉得自己“不够中国”，也“不够美国”，而是卡在中间（in-between），两边都让她们没有归属感。被跨国收养的中国女孩在青春期不断询问着“我是谁”这个问题，甚至会想见一见亲生父母，知道自己被抛弃的原因，“如果我是男孩，我会被留下吗？”。有些被收养者终其一生都在追寻这一可能无解的问题，因此也一直无法建构自己的身份认知和民族认同。

在这一背景下，有着同样跨国收养背景的个人和家庭逐渐形成了强大的社群。不少服务收养家庭和被收养人的机构应运而生，它们为亟需寻找答案的被领养者收集DNA，建立DNA数据库，为她们寻找亲人甚至是亲生父母。这其中，不乏由被收养者自己建立的互助社群，帮助更多的后来者走出迷茫。一个名为Navigating Adoption的互助组织，有几千名社群联结和参与者。在中国政府宣布结束跨国收养后，Navigating Adoption决定组织一场只限被收养者的分享会，让参与者可以自由表达情绪。

“哪有那么多“狠心”的原生父母，多是被政策造就的“中国式弃儿”

已于2019年去世的江开安(Kay Johnson)教授写过几本探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影响的著作，包括2004年的《想要女儿，需要儿子》(Wanting a Daughter, Needing a Son)，以及 2016 年的《中国的隐匿儿童》(China’s Hidden Children)。江开安的女儿是第一批从中国领养的孩子之一。在她的书中，江开安写出了在中国“生而为女”无奈的命运。在与数百个中国父母交谈过程中，她了解到其中许多人为了躲避计划生育政策惩罚而放弃自己的孩子；这些孩子往往是女孩。江也直言，“政府的强制政策是影响中国跨国收养的核心因素”。

事实上，不少幸运的收养故事背后，隐藏着许多悲伤的父母，他们并不如外界想像的“无情”和“狠心”。BBC在2017年报导过一对苏州夫妻徐礼达和钱粉香寻找二女儿的故事。1995年，钱粉香怀上了第二胎。为躲避计划生育政策的追查，她无法在医院生产，只能在船上偷偷生下二女儿，并取名徐静芝。当时徐礼达夫妇希望能先把孩子产下再转于他人抚养，但无人愿意接受这个婴儿，俩人无奈将二女儿遗弃，并留下一封信，约定在十年后七夕于杭州西湖断桥上相见。自2004年起，夫妻每年七夕都到断桥去等待二女儿前来相认，甚至愿意上电视，讲述自己遗弃亲生女儿的故事，只为和女儿相见。这个故事最后有一个较圆满的结局，凯蒂·波勒（Kati Pohler）在美国养父母的帮助下，终于与徐礼达夫妻相认。但更多寻亲的故事一无所获。

珍娜·库克（Jenna Cook）2012年曾回到武汉，试图寻找她的亲生父母。她寻亲的消息登上了地方报纸，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竟有50个家庭前来相认。这些家庭中，有人不间断地寻找多年，忍受着长时间的痛苦和内疚，他们都迫切希望珍娜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孩子。不少人甚至已视珍娜为亲生女儿，对她嘘寒问暖。然而DNA测试结果让所有人大失所望，没有一个家庭与珍娜的基因吻合。

美国夫妻布莱恩和龙兰（Brian and Long Lan）住在犹他州，他们从中国收养了三个女儿。龙兰是广州人，她因帮助赴华收养女儿的布莱恩寻找孩子的寻亲公告而相识。俩人结婚后，布莱恩和龙兰开设了名为研究中国（Research-China）的机构，专门透过DNA检测让被收养的儿童与中国的家人团聚。上文所提到的上过“早安美国”节目的奥黛丽和格雷西，她们俩人之所以能相认，就在于龙兰帮助奥黛丽的养母找到了奥黛丽和格雷西在中国的合影。布莱恩和龙兰在多年的工作中，发现中国供收养儿童的个人资讯极少，很多甚至是错误的，更有造假的现象。这令寻亲的过程变得相当艰难，很大一部分的中国被收养儿童无法凭藉领养过程中简单的“三件套”文件而找到自己的亲人。

甚至很多亲生父母不知道自己的孩子被送到国外被人收养。2011年，湖南省邵阳市计划生育部门为收取社会抚养费，将十多名被挂上“非法生育”的婴幼儿强行带走送入邵阳福利院，并统一改名，其中部分被海外家庭收养。“邵氏孤儿”的事件首先由财新集团旗下《新世纪》周刊记者上官敫铭揭发，震惊社会。上官敫铭的调查揭示，邵阳市计生办和福利院系统性地伪造文件，包括家属自愿放弃抚养的申请书和村委会证明等，将这些非法行为合法化，致使无数家庭在痛苦中失去自己的孩子。2014年，上官敫铭以英文出版《邵氏孤儿》（The Orphans of Shao）一书。至今案件仍无结论。

因“一胎化”而生，又因“鼓励三胎”而死：跨国收养从高峰到谷底的32年

先于持续32载的跨国收养政策存在的，是中国长达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从1979起在全国城乡全面实施严格控制生育的“一胎化”政策。为了贯彻这一计划生育政策，中共政府执行了严厉的罚款和惩罚措施，迫使成千上万个中国家庭遗弃婴儿。加上“重男轻女”思想作祟，大量女婴和残疾儿童被送到福利院，社会救助系统“婴满为患”，备感压力。

为了解决计划生育政策的这一“副产品”，中国在1980年代开始了涉外收养工作，1988年放宽涉外收养政策，规定华裔、与中国有密切联系的外国人或长期定居在中国的外国人可以收养中国儿童。而1992年施行的《收养法》进一步开放限制，外国人可依《收养法》在中国收养儿童。同年即有232名儿童被外籍家庭收养，其中206名前往美国。

其后十年，涉外收养数量逐年大幅增加。2005年4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成为公约的缔约国。同年，中国涉外收养的数量达到顶峰，有1.3万余名儿童被国外家庭收养，占收养比例的25.49%。

2007年，当局开始收紧跨国收养，对收养方的家庭婚恋情况、收入水平、甚至生活习惯提出要求。例如30岁以下或49岁以上的申请人，以及人均年收入低于一万美元，净资产低于八万美元的家庭，还有身心健康有问题或体重指数超标的申请人，都会被判定为不具备收养中国儿童的资格。而2020年颁布、2021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民法典》，其中的收养政策对涉外收养进行进一步的规范与限制。

从数据上看，2007年后中国的国际收养数量已大幅下降，以美国这个中国儿童最大接收方的数据变化为例，2006年，中国有6,492名小孩被美国家庭收养；在2012年，这个数据跌至2,696人。目前，国内收养转而成为最主要的收养方式。根据中国政府公开数据，2014年至2018年5年间，全国共办理收养登记97819例，其中，中国公民收养85581例，占全部收养登记的87.5%。2019年，仅有819人被美国收养。到2020年，国内收养占全部收养个案超过九成。

新冠疫情期间，中国暂停了跨国收养业务。据美国国务院报告称，美国领事馆在2022 年10月至2023年9月的12个月内为来自中国的儿童签发了16份领养签证，《纽约时报》在有关中国终止跨国收养的文章中引述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教授王丰表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长达35年被称为‘独生子女政策’的社会工程之最可耻篇章的结束”。在2016年宣布取消独生子女政策之前，严厉的罚款和惩罚措施迫使成千上万个中国家庭遗弃婴儿。中国并没有承担起照顾这些儿童的责任，而是把跨国收养中国弃婴作为问题解决手段。

但当中国的人口红利开始逐年流失，甚至当生育率连年负增长时，原本被视为“负担”的人口开始变为“财富”。当局卯足劲地鼓励国内育龄妇女生育，将人口视为战略资本，自然希望用“国内收养”的路径消化弃儿，做到“肥水不流外人田”。

无奈的是，孤儿的数量并不会因为当局开放生育而减少或消失。在跨国收养政策缩紧后的2020年，中国只有5.7%的孤儿被领养。2022年，政府数据指出，中国有约15.7万名孤儿，其中37%在福利院生活，另有10万余名无人供养的儿童。被留在中国的孤儿只能获得有限的医疗和教育条件，或将在福利院度过童年，她们年满16岁后将被迫离开社会照护系统，进入社会。失去了跨国收养的“对照组”后，她们的处境更为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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