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教室，跟台灣高中生聊「港台／社運／書寫」

新課綱的轉變，高中就有多元選修課。張道琪老師策劃了「報導文學」是整學年的課，要培訓高中生去採訪「在台港人」。其中一堂課，便找我去分享經驗。正是今天早上。

為什麼是我？因為 2019 年 6 月，我未有太多準備，就衝去香港做訪調，這種「不專業報導者」的經驗，說不定對同樣「不專業」的高中生而言，會有幫助。

但說到為什麼會去香港做訪調，不得不提到自己參與社會運動的經驗。提到要如何增進受訪意願時，我拿出照片說明「我們希望香港的示威者接受採訪，所以要表示我們對抗爭是友善的，就決定穿這件衣服。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嗎？」

我接著說「這是俗稱『太陽花學運』的衣服，那時候，有一群人去佔領台灣立法院，這件上衣也是當時印製，上面的口號是『自己國家自己救』。因為那時香港跟台灣的運動者經常交流，猜想我們這樣穿，會顯得比較友善。佔領開始是三月十八號，剛好今天是八週年。」

張道琪問了學生說「那時候你們幾歲？」

「八歲。」

我問「有印象嗎？那時候有看到新聞？」

他們說「那時候看不懂啦，後來才知道。」

好的，且讓我娓娓道來。

那時候台灣有很多社會運動，也有很多大學生、年輕人投入，我們在台灣參加社運，又看到香港有雨傘運動，那再後來看到反送中運動，其實很自然會想要參加。

但是我們幾副肉體到現場能做的事情很有限，所以我決定做點採訪、問卷，當初是想做點研究，後來便寫成報導。其實我不是專業的記者，可是我能寫，也受過學術訓練，你們問「我是一個社運參與者，還是一個採訪者？」實在問得很好。

我首先是一個參與者，做採訪也仍然是一個參與者，只是位置變了，行動準則的優先順序也變了，重要的是你盡量去聽懂，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然後接受自己在做的事情。

同學們最好奇的問題，仍是「為什麼你這麼勇敢？」「為什麼你會去？」其實每個階段我都有答案，但答案也是永無止盡。

我不擅長在拿麥克風時講一些好高騖遠的話，也不覺得自己有什麼為人師長的條件，能夠去說教別人，但是這種素樸的「為什麼參與行動？」「為什麼想去現場做記錄？看新聞不就好了嗎？」等等疑惑，突然使我腦海裡的一則記憶跳出，這是原來沒有想過要說的。

大學時，我聽學校一個老師叫做廖本全，他參加環境運動，也常跟學生來往。有次他演講，說明當時發生很不公義的事情，最後同學也是對著他問「那要怎麼辦？」老師就往下看了每一個同學的眼睛，說「我就賭你一個。」他說，他就賭下一代、未來的年輕人，可以讓社會變得更平等一點。

我說，或許不是站上街頭做什麼，可是你們選修這門課，你們在升學體制底下，仍然選擇修這一堂報導文學課，也許你們能寫，也許你們喜歡文章，或是喜歡「人」。那就好好對待受訪者，認真地寫字，寫出一篇報導。我不是專業記者，這個時代人人都能寫公開的內容，那就是一種詮釋的力量。我們為什麼還要上課、還要看別人的報導作品、還要一再練習去對人做訪談呢？海量的影片、圖片、文章......你們要慎重對待你們的力量。

結束後我心想，我二十九歲，你們十六歲。我們會老，你們會大。很久沒有這樣說話了，很久沒有想到過自己有這件上衣，很久沒看當時拍的影片，很久沒有回答過這種問題。可是其實在什麼場合，就做什麼行動。再怎麼不擅長，畢竟也是上了這個台。

這（只）是一個高中的講台，它很小，也很大。在這個台上，我終究是扮老了、說教了、理想化了，簡化了許多東西，就像我以前聽過一些不以為然或毫無印象的演講。但這個相遇能催化什麼，或許也要八年十年才能被驗證，而見證的人，或許也不是我們了。

「為什麼明明知道是暴力，還要去面對呢？」有同學課後還這樣提問。

「我們無法消滅暴力，但可以處理『因為暴力而恐懼的自己』。」

「你說個人經驗裡也有暴力，那是什麼？」

「其實家庭、學校、升學這套玩法，對人也可能是一套暴力，只是程度不同，形式不同。有些暴力，你會知道必須站出來抵抗，或者，你在這些經驗裡，能夠學會去抵抗恐懼。」

穿著高中制服、戴著口罩的同學，悠悠從我身旁走過「原來大家都經歷過這些。」

十六歲有十六歲的苦，與那種苦難的深度。而我只能暫時說出我的這些。

年齡與位置可能確實有鴻溝，但希望在不同宇宙裡，我們的精神能夠交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