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逝世35周年之际,中国却高调开展“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林晓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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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年轻一代而言,当出现反对政府的声音时,政府采取打击和限制的措施要远比三十前中国公民社会运动的手段更加先进,这也是中国社会强化国安策略的重要表现之一。
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西大街,今天(4月15日)这里举办了一场关于“国家安全”主题的非遗文化巡演

北京—— 今年四月十五日是中国构建总体国家安全关的第十个年头,各地纷纷开展相关纪念活动,同时也是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逝世35周年的日子,而如今却在中国社会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伴随着中国不断开展泛国家安全化的策略致使一些外国企业纷纷撤离中国,中国指责西方借“国安”之名破坏经济发展,而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间谍活动也讳莫如深。

中国国安部在此前一直在强调“政治安全”并将国安风险等级提升到高位置,着重突出国安警察的特殊性和部门“特权”。在今年的主题宣传日中,强调中国国家安全一共有20个领域。

中国国安部说,在执法工作中,国安警察出示人民警察证,表明了国安干警的执法人员身份,以此来确保执法规范文明,也表明国安干警正在依法执行反间谍工作任务,公民应当予以协助配合。

位于北京长安街的中国国安部,不过实际办公地点并在这里,这里只是挂牌机构。

中国如此高调的强调“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也引发了来自西方国家的担忧。一直以来中国的泛国家安全化问题被认为是“模糊且毫无标准”,尤其是在去年中国开始修订反间谍法和香港基本法23条公布以后,西方国家纷纷警告本国民众小心前往中国。美国国务院对于中国的旅行警告上一直在强调“当地的执法随意性,会影响美国在当地的外交服务”。

中国的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2024年4月15日在香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活动中通过视频发表谈话。

而一些来自河北大学的年轻学生对我说,中国很欢迎外国人来,并认为中国不存在“排斥西方的策略”。

根据美联社的一项调查报道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不再愿意到中国留学。

在“4.15全民国家教育日”前夕,中国国安部在微信公众号上列出“十大反间谍案例”,排名第一的是2019年期间香港反送中期间的李亨利案;排名第二是引发中加关系紧张的加拿大公民康明凯(MichaelKovrig)及史佩弗(Michael Spavor)案;第三是曾被视为“爱国侨领、间谍”的梁成运案;第六则是台籍学者郑宇钦案;第十则是引发外企强烈疑虑的咨询业龙头凯盛融英案。

曾被视为“爱国侨领、间谍”的梁成运案

中国也在不断带有特色的扩大对于国家安全的定义。在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西大街,这里今天举办了一场关于“国家安全”主题的非遗文化巡演。一些来自保定市的大学生身穿汉服以显示国家安全中的“文化安全”的重要性。

来自保定市的大学生身穿汉服以显示国家安全中的“文化安全”的重要性

近年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在中国逐渐变得越来越模糊,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民营经济的走势。

前不久因为农夫山泉所引发民族主义者的“集体高潮”。使得民族主义者借用“爱国”这一集体活动时,来忘记自身的问题和国家发展。实际上,民族主义者是否爱国则见仁见智,流于表面的爱国似乎更让他们能快速得到来自社会上的身份认同。

这样的窘境也让中国民营企业家们感到十分危险和担忧。这样的危机感在许多民营企业家看来是很难完全消除的,带来的影响是市场信心的降低以及政治不确定性给经济造成的致命打击。

河北省保定市关于国安主题教育的展览

而在今年河北省保定市关于国安主题教育的展览上,当地将“打击黑社会犯罪和黑恶势力”列为一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之一。在中国,民营企业家被随意的执法并被定义为“黑恶势力”引发不小的政治影响。

往往一些国家安全的执行都是由当地国安局负责,现在将治安犯罪也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一种行为。在中国一些地方城市里,都会有与官方联系的家族势力,这样的情况在过去十年间是很普遍的。

一些家族势力甚至成为把持当地公共资源的权力者,同时也成为当地腐败官员的金库。而一些中国民众认为在过去十年间政府的反腐行为赢得了信任,同时也增加了不少政敌的出现,致使中国开始对内采取“泛国家安全化”的行为。

一位来自河北保定的地方官员对此表示“中国一直在依法依规处理关乎国家安全的事项,包括对于非法宗教和恐怖势力的打击”。

同样对于中国年轻一代而言,当出现反对政府的声音时,政府采取打击和限制的措施要远比三十前中国公民社会运动的手段更加先进,这也是中国社会强化国安策略的重要表现之一。

在30多年后的今天,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政治影响仍然在继续,并延伸到当下的白纸运动参与者。对于中国年轻一代而言,信息差的存在逐渐让这些年轻人意识到与世界的差距。

2005年11月16日香港出版了一套三卷胡耀邦年谱,记录了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的生平。

中国国安部还通过官媒新华社对外发布一起大学生使用“翻墙”工具时浏览网站被策反加入“反华政党”的案例,但是处理结果却只是给予“警告”。这比一些中国网民因为在互联网上传播异见声音、私自使用国际互联网而被“拘留、罚款”相比处罚力度要轻的很多,许多中国民众在该条新闻下留言说“为何仅仅是警告”?

一位来自河北大学的张同学说,即便是处罚这位大学生只是给予了警告,但是这样的案例仅仅是个开始。

同样这也使得中国国安部门增加对年轻人被“政治利用”和“政治诱惑”的管控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国地方的互联网舆论管理部门——“网信办”来说,则对于本地的“网红”会采取“招安”的策略,希望借此来影响区域舆论的走势,同时减少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

包括会给予这些本地“网红”特殊的“网络流量”支持。而这些流量则会转变为高额的广告费用。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一些地方城市里尤为普遍,在短视频发达的中国,通过拍摄视频获得的收入却被视为一种“新型互联网业态”。

人们不会关心短视频带来的政治影响,而透过短视频的经济收入才是最为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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