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性别主义 2 男性劣势：割礼

割礼

在许多非洲国家以及其他大洲的一些国家，女性生殖器切割术被实施于女人和女孩。虽然这种做法通常被称为女性割礼，但这一称谓具有误导性。按照通常的做法，女性生殖器切割术是一种比男性包皮环切术更为激进的手术。它包括切除部分或全部阴蒂，有时还包括大阴唇和小阴唇。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这并不意味着罕见，女孩或女人的阴部会被封锁，也就是缝合生殖器的残余部分，只留下一个用于排尿和经血的小孔。接受这种手术的女孩处于不利处境。她们在术中和术后都要忍受巨大的痛苦。感染风险很高。生殖器会受到明显损伤，却没有任何（已知的）医学益处。长期后遗症包括性快感受限或消失，在更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出现性交疼痛。出于这些原因，女性生殖器切割术理所当然受到谴责。在一些地方，这种做法已被禁止，尽管在这种做法普遍存在的国家，禁令往往被证明是无效的。

在发达国家，这种做法基本不为人知。从实施女性生殖器切割术的社会迁来的移民是例外。事实上，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出台禁令，以阻止这种做法在此类移民社区中被实施。

这些西方社会允许对男婴实施割礼。这本身并没有问题。既不赞同上述切割女性生殖器的做法，又赞同或至少容忍对男性实施割礼，两者之间可能并无矛盾。因为，人们可能认为较严重的手术是不可接受的，而较不严重的手术是可以接受的。

并非所有反对切割女性生殖器的人都认为男性割礼是可允许的。有些人认为，任何形式的生殖器改变，至少是对未成年人的生殖器改变，除非是出于明确的医学目的，否则都是错误的。这些人倾向认为，包皮环切术在医学上只在少数情况下适用——实际上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少得多。他们认为切除包皮是损毁，而且并非是为医学目的进行。

与这种观点相反，有充分理由认为，对男孩实施割礼在道德上并不是错误的。在此，我不会对这一主张提供全面论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并不是本书论点——即确定存在第二性别主义——的核心。如果我是错误的，对男孩实施割礼是错误的，那么（在那些不实施切割女性生殖器的地方），这就是男性成为不正当歧视受害者的另一种方式。话虽如此，注意哪些看似具歧视性的做法实际上并非如此是重要的。因此，我将概述（男性）割礼本身并没有错的论点。如果想进一步了解论点细节，可以查阅专门讨论这一主题的论文。

许多反对包皮环切术的论点核心是它构成残割。然而，“残割”一词有不同意义，而且通常没有区分。在描述性意义上，它指的是切除身体的一部分。另外，它也可以在评价性意义上使用，指错误地切除身体的一部分。如果该词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那么包皮环切术显然构成残割，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错误的。因为，为了患者的利益，往往有必要切除身体的一部分，甚至是健康的组织。例如，由于乳房内的恶性肿块切除整个乳房。虽然这有损外貌，但并不意味着这是错误的。

如果“残割”在评价性意义上使用，那么，除非证明割礼不符合被实施割礼的儿童的利益，否则就不能将割礼称为残害。很难证明割礼确实侵犯了男孩的利益。因为，有证据表明，不大的医学益处，可以合理地被认为超过更不大的代价和风险。

至少直到近期，还不知道有什么显著的益处能够让人自信地宣称，对男婴例行实施包皮环切术在医学上是适宜的。然而，已知益处足以让人不宣称新生儿包皮环切术是医学上的禁忌。在过去几年中，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实施包皮环切手术的理由变得更充分了一些。一些研究表明，包皮环切术对艾滋病病毒感染具有保护作用。证据如此明确，效果如此显著，以至于这些研究不得不因伦理理由提前结束：在每项研究的对照组中继续保留包皮环切术选择权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这一发现并不像部分人认为的那样，意味着实施包皮环切术应作为公共卫生措施加以提倡。原因之一是，如果人们错误地认为包皮环切术可以预防感染而不仅仅是降低感染风险，那么包皮环切术的保护作用可能会被更多危险行为抵消。尽管如此，包皮环切术的保护作用确实为希望给孩子最好生活条件的父母提供了给儿子实施包皮环切术的额外理由。有些人可能会说，对儿童实施包皮环切术依然是错误的，因为儿童在成年后可以决定是否接受包皮环切术。这一论点的主要问题在于，如果在新生儿期实施包皮环切术，其负面影响会降到最低。此外，包皮环切术的部分益处在婴幼儿时期就已显现。

这并不是否认包皮环切术有任何坏处。然而，与我至今讨论过的其他劣势（我稍后将说明这些劣势涉及不正当歧视）不同，包皮环切术的坏处本身并不代表不可允许的歧视。如果包皮环切术对男性有好处，而获得这些好处的唯一途径是经历不可避免但程度较轻的坏处，那么男性接受包皮环切术并不意味着受到不正当歧视。

话虽如此，包皮环切术也存在一些并非不可避免的重大不利因素，而且它们确实构成可以被合理描述为不恰当歧视的那类不利因素。首先考虑西方国家的包皮环切术。在实施包皮环切术的西方国家，包皮环切术通常在新生儿时期进行。在对这一年龄段的男孩实施包皮环切手术时，普遍不使用麻醉剂。

曾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新生儿的神经系统发育不完善，无法感受到疼痛，因此没必要使用麻醉剂。这种观点已经站不住脚了。现在，几乎所有这领域的专家都认为，新生儿的疼痛感知能力是在妊娠后期形成的，因此，除了极早早产儿，新生儿都是能感受到疼痛的。在不使用麻醉剂的情况下切除包皮是非常困难的。这也是可以避免的。表面麻醉药膏是可用的，至少没有理由避免使用。这种药膏的效果不如通过注射实施的阴茎背神经阻滞术。显然，注射的风险要比使用药膏大一些，但如果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进行注射，注射似乎是正确的做法。在发达国家，在对年龄较大的男孩或男人进行这种手术时，都会使用适当的麻醉剂，因为免于经历本来会相当大的痛苦所带来的益处超过麻醉剂带来的任何风险。对于新生儿，我们应该采用同样的推论。虽然他们以后可能不会记得疼痛，但他们在术中会经历疼痛，这是不可接受的。

在西方社会，人们对男婴遭受痛苦的包皮环切术时所表现出的平静与切割女性生殖器时所采取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西方社会，切割女性生殖器的做法并非本土习俗，人们不仅不容忍常见的激进形式的女性生殖器切割术，也不容忍最温和的形式。美国的情况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西雅图地区的一群索马里移民既留意他们所处的新文化环境，又希望保留他们的文化传统，他们寻求折中的办法。他们试图在西雅图的港景医疗中心对女儿进行象征性的切割。方案是在阴蒂包皮上充分切割，使其出血。不会切除任何组织，也不会留下任何疤痕。这种做法，虽然与索马里的女性生殖器切割术的形式相去甚远，但显然至少会使西雅图地区索马里社区的一些成员感到满意。索马里人明确表示，如果医生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将在西雅图，或将女儿送回索马里，以传统方式对她们实施“割礼”。医务人员同意了这一提案，这就是著名的“西雅图妥协案”。

妥协的消息公开后，医院遭到了反对切割女性生殖器的女权主义团体的猛烈抨击。其中一位著名批评者是帕特里夏·施罗德（Patricia Schroeder），她当时是美国众议院议员，曾致力于制定禁止切割女性生殖器的联邦法律。她在给医院的一封信中声称——显然并不正确——西雅图妥协案将违反该法律。医生们还收到了他们称之为“仇恨邮件和死亡威胁”的信件。面对这些压力，医院宣布决定不实施这种手术。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男婴的完整包皮可以在不使用麻醉剂的情况下切除，而仅从阴蒂包皮抽血这一温和得多的手术却被列为禁忌。索马里人没有忽视这种差异，他们无法理解这种不一致，这是合乎情理的。

2010年4月，美国儿科学会（AAP）发布了一份关于“仪式性切割未成年女性生殖器”的政策声明。该声明指出，仪式性切割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其范围也远小于常规的新生男性生殖器切割。有理由相信，提供这种折中方案可能会在医院和移民社区之间建立信任，使一些女孩免于在其祖国接受会损毁外形且具威胁性的手术，并为最终根除切割女性生殖器现象发挥作用。如果联邦和各州的法律允许儿科医生与家庭接触，提供一个仪式性切口，作为避免更大伤害的折中方案，可能会更有效。

仅过了一个月，美国儿科学会为回应阻碍西雅图妥协案的雪崩式的批评发表声明，宣布“撤回其2010年关于切割女性生殖器的政策声明”。该声明明确出尔反尔，声称：

美国儿科学会不赞成提供“阴蒂切口”的做法。根据联邦法律，这种最小的针孔是被禁止的，美国儿科学会也不向其成员推荐这种做法。

对此，《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将阴蒂切口描述为“一种较温和的残割”，并认为“将针对女人的暴力行为医疗化只会使其合法化，并削弱禁令的效力”。仅仅对女孩的生殖器造成切口就构成一种残割，即使是一种较温和的残割，这种说法本身就不可信，因为它使“残割”一词失去了任何意义。说这种无害的手术是“医疗暴力”的主张同样如此。（那些给年轻女儿穿耳洞的人也是在残割她们吗？如果穿耳洞是由专业医务人员在无菌环境下完成的，那么穿耳洞就是医疗暴力吗？）

然而，只要构成男性包皮环切术的更大干预不被视为残割，就会出现一致性问题。如果将阴蒂切口描述为医疗暴力，而不对男孩包皮环切术（尤其是在无麻醉的情况下）提出相同批评，就，同样是不一致的。当然，现在也有一些人认为阴蒂切口和男性包皮环切术都是残割和医疗暴力。尽管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但由于上述原因，他们的观点始终是错误的。无论如何，这种观点目前在美国只是少数人的观点，在美国的公共政策和实践中，不一致的观点占上风。

也许有人会说，造成这种不一致的原因是，男性割礼在美国司空见惯，因此在文化上为人们所熟悉，而女性割礼，即便是最轻微的女性割礼，对美国的主流社区来说，在文化上都是陌生的。我认为这一判断是正确的。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对陌生文化的不容忍。然而，因为美国是一个在许多其他方面都相对宽容的国家，所以这种不宽容是选择性的。与此相关的是，流行观点同意不保护男婴免受无麻醉的包皮环切术的伤害，而对保护女婴免受较温和、痛苦较小的生殖器手术的伤害高度关注。无论是否存在其他错误，在对生殖器造成的疼痛方面，男婴的处境都比女婴更为不利。

在实施男性割礼而不实施女性割礼的发展中国家，男性的处境仍然更为不利。例如，在南非，年轻的科萨族男性在成年仪式上接受割礼，这标志着他们从男孩成长为男人。不使用麻醉剂，部分原因是年轻男人要通过忍受疼痛来展示自己的男性气概。此外，手术是在非无菌环境下进行的。同一把刀经常用在多名男人身上，增加了感染的风险。男性阴茎坏疽并不少见，每年都有一些男性死亡。因为科萨人（和其他南非人）不切割女性生殖器，年轻女人免遭科萨男性所遭受的痛苦，以及死亡或被切割生殖器的风险。

包皮环切术有时会导致男性在其他方面处于不利处境。例如，大屠杀期间试图冒充基督徒的犹太男性。鉴于当时在相关国家只有犹太人实施包皮环切术，任何犹太男性都很容易暴露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而犹太女性则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