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政治之二十] 破壞法院等於破壞法治嗎？

剛過去的星期日(2019年12月8日)，民間人權陣線獲得警方不反對通知書而再次舉辦遊行，大會宣布有八十萬人參與，是八月十八日民陣「流水式集會」之後，最多人參與的一次遊行。

政府繼續無視遊行民眾的「五大訴求」，似乎已成常事。然而，經過六個月的逆權抗爭，仍然有八十萬人參與遊行，其實是一個明顯的標記：香港人仍然有韌力、堅持以遊行集會去維持整個運動。

可惜的是，政府當晚的聲明，聚焦在高等法院和終審法院先後被人縱火，指對香港法治造成極大傷害。

究竟，攻擊法院是否衝擊法治？終審法院外被噴上「法治已死」四字，又是否確切？

要回答這兩個問題，首先要拆解三個觀點。第一，法治是否已死，端視乎我們認為法治是什麼。如果我們認為法治只是依法而治，那麼香港的法治當然未死。因為不論法律的內涵本身是否保障人人平等，抑或是嚴刑峻法，只要依法而行，就有法治。在這意義上，納粹德國和中共都是法治健全的地區。

不過，如果我們對法治的要求再高一點的話，問題就來了。比如，我們常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無論是官宦抑或庶民，都應受到法律保障權利和被法律制裁。然而，單靠法庭，其實無法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例如近年「DQ」立法會議員和選舉參選人的事件，明顯是政治篩選，是歧視個別政治意見和信念的舉動，現時卻有人大釋法加持，高等法院亦確立了選舉主任有權力進行篩選。從此可見，如果一個司法管轄區的憲法本身並不保障平權，那麼即使法庭有違憲審查權，具歧視性的法律，也不必然因違憲而被廢除。

而且，究竟執法部門和檢控部門，是否依從上述原則，公正地拘捕、檢控犯法者到法庭接受審訊，也是疑問。

具體的例子，就是今次反送中運動，近六千市民被捕，被落案起訴者只有約一成；然而，沒有任何警務人員因為違法濫權而被捕。不少傳媒錄像和即時轉播均顯示有前線警員使用過度及不必要武力（例如實彈）的情況，多個人權組織也以實證報告指出警察濫權的情況。但不少前線警察從不佩戴委任證、警方也從未拘捕任何涉事警務人員，和2014年雨傘運動拘捕「七警」和朱經緯的做法大相徑庭。

第二個觀點，法治和司法獨立是兩個不同但非常相關的概念。司法獨立是保障法治的重要一環，但並非法治的全部。法官能否有獨立作出裁決，不受任何外來壓力影響，一定是衡量法治是否健全的指標。香港的法庭並非包青天，沒有主動調查案件的權力，什麼人會被帶到法庭審訊，是警察和律政司的責任。

如果執法者能公正地處理同袍違法的行為、如果律政司選擇性檢控被捕人士，法庭雖能有能力就案件作出公正裁決，但從大環境來看，單靠法庭就難以滿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第三，任何破壞法院建築物的行為均屬刑事罪行，但這不等於法治受到破壞。如果我們要將破壞法院與破壞法治或司法獨立連上關係的話，我們首先要考量的是，破壞行為是否旨在或有否影響司法程序。例如，破壞者有否藉其行為，提出針對法官、訴訟方甚至司法裁決的警告，或者當時破壞行為是否意圖或實質妨礙了司法程序，例如阻延聆訊、燒毀文件，甚至威嚇或傷害法院人士等。其次，究竟現時有沒有證據推論破壞者的身份和動機，仍然有待調查。此外，過去不時有報道，一些輸掉官司的市民在法庭會「踢檯踢櫈」、甚至敲打法院內的門窗洩憤，但這些破壞行為肯定無關法治。

綜合上述三個觀點，攻擊法院，和衝擊法治確無必然關係；香港法治是否已死，其實很取決於我們認為法治應有什麼內涵。如果我們將維護法治的重任單單壓在法庭身上，而忽略行政機關的影響，其實對司法機構相當不公平。

在遊行示威期間發生燒法院大門的事件，客觀效果是將法院制度拖入政治爭端。但妥當的處理方法還是要返回基本，以刑事程序的準則確定涉事者及事件真相。

警方有責任將涉嫌干犯刑事的人緝拿歸案；只要執法者、檢控者和法庭秉公辦理，法治就得以維持；反之，如果警察和律政司不斷縱容干犯刑事的警員，就真的破壞法治了。

（本文原刊於《明報》觀點版，2019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