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改革”的死局與習近平的“新路”——如何走出“庚子國難”的詛咒？

對於將“庚子年”這一詞彙同中國的“國運”聯繫起來的諸多玄學理論，我們或許並不陌生。因為生活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的人民，經歷過太多令人扼腕的苦難，而這其中最令人沒齒難忘的，非“庚子國變”和“大躍進”莫屬。這兩次被許多人稱為“民族浩劫”的事件，恰巧都發生於舊曆的“庚子年”，而今年（2020年）恰好又是一個“庚子”。

中共政權的頹象自前年就已經開始顯現。以習近平為首的“新左派”領導人上台以後，逐漸拋棄了鄧小平等人開創的“韜光養晦”路線，走上了擴張式的經貿與外交策略。在經貿上，他們推出“一帶一路”計畫，試圖將國內業已過剩的產能和城市勞力輸出到以亞非為首的發展中國家，並逐步擴張中國對這些國家在政治或經濟上的影響力；而在軍事與外交上，他們更希望回歸毛澤東時代的“鬥爭式”路線，一面加大對軍備的投入，一面向周遭地區（包括台灣）施以壓力，以實現其“大國崛起”的宏願。

其實，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國新一屆領導人之所以會走上“毛式”的老路，全因“鄧式”路線已近“窮途末路”。所謂“鄧式”路線，是一種對外“低調妥協”、對內“發展經濟”的實用主義路線。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改革開放”政策是該路線的起點，在此後的十年間，中國一面進行“體制改革”，即相繼對原本被“計劃經濟體制”牢牢控制著的各產業進行“鬆綁”；一面通過港澳和台灣的金融窗口引入外部資金，使原本幾近崩潰的經濟得到較快速度的發展。然而，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在“體制改革”的界線上一直顯得較為曖昧，以致於中共內部在“是否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這一問題上出現了分歧。直到“六·四”事件發生以後，“體制改革”的邊界才最終得以確定。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第一代元老認為，中國需要通過“經濟體制改革”來擺脫貧困於飢餓，但無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因為後者難免會對中共的執政地位帶來威脅。

在這樣的背景下，鄧小平之後的歷屆中共領導人都心照不宣地奉行著這樣一套畸形的政策，即想盡一切辦法促進經濟增長，卻在更加根本的政治改革上停滯不前。眾所周知，沒有政治上的自由與民主，經濟上的增長根本無法長期維持。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降，中國的高速增長一直建立在“高污染、低人權”的模式之上。加之中央集權體制下的中央與地方稅收的分配不均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轉向發展房地產以維持自身績效。中國的產業畸形與政府債務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遲至2015年，空前的房地產泡沫籠罩了整個中國市場，城市中產大多債務纏身，消費能力增長緩慢，加之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人口老化，社會福利系統負重不堪，中國的高速增長已經難以為繼。在這樣的形式下，習近平眼前的道路只有兩條：要麼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走向民主法治的“新路”；要麼收緊對各級官僚和民間企業對控制，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

作為在“文革”時代成長起來的“紅二代”領導人，習近平親眼目睹了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政權的解體以及“改革開放”模式下官僚體制的腐敗和低效，他顯然認為上述第一條路是不能走的“邪路”。既然如此，便只剩下最後一條路可走，即重新開始“對內極權、對外擴張”的政策。事實上，在其上台後的7年時間裡，習近平正在一步步實現自己的這一理想。首先以“反腐倡廉”的名義完成黨內極權，並逐步收緊對新聞媒體與藝文創作的控制。對大陸異議人士以及港澳民主人士的打壓也在近幾年達到頂峰（這直接導致了香港的“佔中運動”和“反送中運動”的興起）。在外交策略上，習近平逐漸拋棄了鄧小平等所謂“韜光養晦”政策（先以帶有欺騙性質的和平形象示人，以爭取發展經濟和軍事實力的時間），對內挑起民族主義情緒，對外採取更加具有威脅性和對抗性的外交策略。這些措施無一不引起了周遭地區以及西方國家的高度警覺。

很多人樂意將中共目前的激進路線與納粹德國或二戰前期的日本進行類比，這點我大體同意。但畢竟時代在進步，習近平的“新路”之所以具有讓許多評論人士低估的危險性，不僅是因為其照抄了德國或日本當年的模式，還在於其自身所具有的別國無法比擬的“優勢地位”。

首先，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忽視的一點是，中共是一個合法持有核彈的政權，而這是納粹德國和二戰前的日本所不具備的超級底牌。恐怖的核威懾會使得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在與中共進行交往的過程中不得不採取較為綏靖的路線。在這一點上，就連被許多人譽為美國“鷹派”的川普也不例外。

其次，經過多年的精耕細作，中國境內成體系的反對勢力幾乎已被中共消滅殆盡。軍隊和警察系統牢牢地被控制在以習近平為首的領導人手中，嚴密的言論審查和多年的洗腦教育也使中國民眾稱為毫無質疑精神的“順民”。這一切都使得中國上下在面對外部壓力時顯示出高度一致性。失去了國內民眾的支持，民主勢力很難取得對中共的完全勝利。

最後，中國人口總量世界第一，一旦發生政權不穩或社會動盪，將會發生極其嚴重的人道危機。隨之而來的巨大難民潮也是早已深陷難民漩渦的西方國家所無法承受之重。因此，世界是否有足夠的勇氣和動力去改變或制裁中共政權仍是個待定的問題。

凡此種種，都給我們這些毗鄰中國且嚮往自由的人帶來了深重的危機。與其說疫情之下的中國正在經歷“庚子國難”，不如說是東亞、甚至整個世界正在面臨“庚子災難”的威脅。如何處理這一棘手的問題？至少我目前仍未相處完全的答案。或許歷史真的走入了這樣一個拐點時刻，誠如中國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鄭也夫先生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所言：”有项符合中国广大人民和执政党的共同利益的事情，就是共产党和平地、即以避免暴力的、最少社会动荡的方式，淡出历史舞台。“這不可謂不是一介書生的天真發言，但如果歷史已經走到了這樣一座窄門面前，我們還有什麼別的選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