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克实：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和研究现状——写在南京事件84年之际

作者：姜克实（日本冈山大学名誉教授）

（1）有关南京大屠杀认识问题的现状

作为历史研究者，我认为今日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和研究方面，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基本上可以说，现在“南京大屠杀”的事件已经被政治化，逐渐脱离了历史研究领域。其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政治利用，二是教育利用。

1.1.南京事件的政治利用

在政治方面，南京大屠杀可以说是“中日两国间历史认识问题”的焦点，国家政治对的桥头堡。每当中日两国间发生政治冲突，领土纷争，经济摩擦时，为迫使对方让步，是政治家首先喜欢动用的外交筹码之一。

由于国家政治，通过行政管理，资金控制介入学界，使学界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也发生御用化现象。一有外交事端，大学的研究者会首先被召唤出来，按照国家政治指针发言，追究大屠杀的责任，妨碍了个人的自主研究，自由思考。

可以说政治目的是没有节操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利用方法也同样。有必要时（关系紧张，感情恶化时）立即利用，宣传会变本加厉。没必要（关系缓和时，或蜜月时）时从不提及，即使有人提及，政权也会出面封锁，压制，以求“维稳”。为的只是政治面的效应，并不在大屠杀的事实真相如何。此为政治利用的特征。

1.2.南京事件的教育利用

比起政治利用，更甚者是教育利用。现在，南京大屠杀也被利用作为传播民族仇恨、怨恨的工具。历史研究的本来目的，应是吸取教训，防止战争和犯罪行为的再发，促进后代人的民族和解。而南京大屠杀教育的结果正相反，历史仇恨的传宗接代，妨碍了战后国家，民族间，民众之间的和解。

虽然有相同的战争体验，但二战后欧洲国家很快就形成和解，而亚洲国家，在战后76年，南京事件后84年的今天，仍继续着在历史问题面的对立。其理由，即在对后代不断进行一种感情面的仇恨教育。可以说在教育中对后代传递仇恨的现象，民主体制的国家中并不存在。多为全体主义的独裁，专制国家，或极端民族主义国家的一个象征。

问题还在教育中的怨恨、仇恨等，并不存在理智，大都是一种感情化的东西。这也是学校教育（主要指高中以下的有教科书的，国家指导的义务教育）在方法面的特征。每个亚洲国家的学校教育中，都具有类似倾向。不注重被教育者的思考能力，只求得到一种政治效果。即要爱党，爱国，爱领袖。要保卫国家领土，要憎恨敌人。在灌输这类内容时，是不需要人有思考能力的。

1.3日本“和平教育”的例证

我是日本近代史的研究者，教育者。所以首先介绍一下日本的情况。现在的日本是民主国家，进行的是“和平主义教育”，但也存在用方针诱导，灌输感情的倾向。吸取了近代战争教训后，战后日本的教育指导方针是“和平”。所有的日本青少年，都是在这种教育下成长的。其内容，主要是宣传战争的悲惨性。问题在国家的干涉，管理（教科书检定）下，选择的材料都是自己民族，国家的战争被害体验。所有的教科书中，肯定有以下三个内容。

1.美军对东京的无差别地毯轰炸（1945年3月10日，称东京空袭），燃烧弹引起的火灾，使约10万民众丧命。

2.冲绳战（1945年4-6月，美军对日本本土登陆作战第一步），约三个月的战斗中，5万军人包括民间人共10余万人丧生。

3.原爆的被害，发生在1945年8月，在广岛，长崎，美军投下的两颗原子弹。使20万人丧生。

以上内容可见，在国家管控的教育下，灌输的都是自己民族的战争受害体验。可以说，这种战争受害意识，既是日本年轻人发誓“不再进行战争”的和平主义的原点。

感情面灌输的方法特征，即不讲授战争的起因，屠杀的构造，而用影像，遗留物，照片，艺术作品（原爆绘画），当事人的控诉，体验谈等作为教育手段，或利用上课时间，带领学生集体参观战争纪念馆等方法，进行感化教育。

可以说，此种感情诱导的教育方法是片面的，有意图的，也是有害的。国家控管的教育内容，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并不在澄清事实真相。结果会出现以下两种偏向。

1.用自己的受害体验，掩盖了加害者的一面。受教育者并不能全面，深刻了解自己国家的战争责任。当然，对他国的加害，如南京大屠杀的惨状等，不会在此类感情灌输的内容内。

2.感情灌输的结果，使受教育者失去理智的思考能力。成为感情面的和平主义者。常见日本的原爆团体的受害者和受过教育的年青人，到世界上控诉原爆的惨状，却往往得不到所期待的同情效果。我认为，原因在不能解释战争的始因，其把原爆投下的理由，责任都推给他国，他方。

原爆纪念馆的展示内容中，也可见一种偏向，即并不触及自己国家的责任，天皇制的责任，传播的只是美国想用原子弹来结束战争，从而造成大量无辜民众的受害。纪念馆的留言簿中，也如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一样，记录、传递的都是参观者对加害者的仇恨感情。一般，日本人并不恨美国人的，但从纪念馆出来的参观者，却都充满着仇恨。

原爆投下的原因，是日本政府拒绝了无条件投降的波次坦公告（美，英，中，1945年7月26日发表）。实际上劝降条件的内容，基本都被接受，最后仅剩下一条，即战后保存天皇制的保证。由于7月26日公布的正式内容中不能明确此保证，所以日本政府拒绝了公告。为了保持一个天皇制，使20万人丧命，难道自己的国家，政府的行为中没有责任？

这个细节，当然不会出现在教科书中，日本的绝大多数人至今几乎都不知道此真相。这就是感情灌输教育的结果。

1.4.南京大屠杀感情灌输的例证

和日本的和平教育同样，南京大屠杀的教育，传递的也只是一种感情。日本只是传递战争中自己被害、悲惨的一面，而中国除此之外，传递的内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面，即爱憎感情和历史仇恨的意识。可以说“悲惨，受害”的感情是消极的，被动的。而仇恨，报复心理却是积极地，有行动力的，会形成一种容易被政治利用的，大众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

课堂之外，教育场所也包括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一类的战争纪念设施。在国内，每一个历史纪念馆，战争纪念馆门口，肯定要有一个金字招牌，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告诉你，到此地的目的是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并不一定是来了解事实，查看资料的。出于这种目的，国内的战争纪念馆中，缺乏文字，书籍，档案资料，多为便于灌输感情的图片展览，影像，实物，证言。让你感动，激动，满腔仇恨，热血沸腾。

为了追求教育效果，上世纪80年代，大屠杀纪念馆曾经把日本人拍摄的通州事件（1937年8月，在河北通州，日本侨民被杀害）的照片，也作为大屠杀的证据，摆到纪念馆陈列的图片中，不料被前来参观的日本人识破，成为日本右翼主张“大屠杀虚幻”论的理由。

2014年立法开始的公祭日的仪式活动，追求的也是这种教育效果，强调要继续牢记血泪仇，民族恨。此公祭仪式，若开始于事件不久后的战前，是有意义的，因为记忆犹新，受害者的亲人也在世。但战后69年，始立法新设的目的到底在何处? 追求的又是何种效果？

同样，30万人的数字，也是一个非理智的，被政治利用的代表。缺乏科学的事实证据。但现在代表着国家立场，党的原则，被作为大屠杀研究的前提。使30万这一数字脱离了科学研究领域，变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控诉状，一个神圣的感情符号。阻碍了学术研究的正常发展。

（2） 历史事实与怨恨教育

2.1.怨恨的传代是本末倒置的历史现象

以上讲的是南京大屠杀政治，教育利用的现状。下面讲一下历史的继承问题。南京事件的政治化，爱国主义教育化的结果，产生出不应有的历史怨恨，仇恨的继承现象。而应该有的学问研究，真相追究，历史教训吸取面，却不能得到发展。可以称这是一种历史机能本末倒置的现象。

也许有人会说，难道应该忘记民族仇恨和侵略者的血债？我们决不能忘记过去！

不忘记过去，并不是一句错话。但我想提醒的是，记住怨恨，仇恨，并不等于“不忘记过去”。不忘记过去，有更重要的另一层面的含义。

现在，哪个国家在教育中都说“不要忘记过去”。但事实上所继承的到底都是什么内容？如同以上所讲，在日本，被解释为自己国家，国民的战争受害体验。在中国大陆，被解释为“牢记血泪仇，民族恨”。共同点，即都是一种不理智、不全面的对立感情，代表着一个国家，政权的立场。强调自己是受害者，缺乏宽容与民族和解的精神。会导致历史复仇意识的滋生。难道这类狭隘的民族主义，应是不要忘记过去的内容？

2.2.今日有没有继承怨恨的必要？

有没有继承怨恨的必要？我认为，现在并没有必要。可以说三代人以前的怨恨，很难忘记的。此时加害者可能还活在世上，被害也属于当事者的直接体验，或是在体验者影响下的直接经验的继承。如爷爷会将家族受害的体验讲给儿子，孙子听一样。

但第四代以后，直接经验者和加害对象已经不存在时，我认为并没有经过宣传手段、人为地“再生”这种民族怨恨的必要。此时若不进行宣传灌输，怨恨会很自然地消失。怨恨，仇恨只是一种感情，不会有益于将来，也不能成为有普遍性的文化遗产，永世被继承下来。

为什么要提倡忘记历史怨恨？有三个理由

第一，是现在的怨恨，仇恨，是一种再生的，第二次形成感情。而再生过程中，会受政治，教育方针，方法的影响，出现偏差，偏颇现象。前述学校感情教育的结果，就是一个例证。

还有一个例证，是现在，国内年轻人中可以看到的一种倾向。即把战争的责任，犯罪，残酷行为的原因，从国家转嫁到民族，个人。大屠杀，被解释为来自日本民族性的残酷，来自日本鬼子性格的残忍。我接触的年轻大学生，包括高一级的研究生中，都流行这种在文化面，用民族性来解释日军的残酷的方法。

可以说，若没战前的军国主义教育，忠君爱国教育和上级命令，日本人是不会到战场残忍杀人的。如今的日本人也在同样的传统，和文化背景中长大。但几乎所有的人，连一只鸡都不敢杀。这既是天皇制国家的忠君爱国教育，和民主主义国家的和平主义教育的不同结果。所以，战争和屠杀，从根本看，都是国家的责任。可是今天继承了历史仇恨的年轻人，看完抗战神剧的老百姓，几乎没有恨侵略国家的，都是在骂，在憎恶日本鬼子。鬼子一词，指的到底是国家，还是个人？很多人并不思考，善良的日本民众是怎样变成鬼子的，怎样变成屠杀者的，责任到底在何处。

第二个理由是为了将来，为了人类，世界的共生。 中华民族若永远不忘对满清统治的民族仇恨，怎么会有今天的中国。欧洲人若牢记不忘对发动二战的德意志民族的历史怨恨，又怎么会有今日的EU共同体？所以在文明社会，现代社会中，人要宽容，要展望世界，展望将来，谋求共同的新生活。特别是没有直接战争体验的第四代人之间，所需要的并不是历史怨恨，而是民族的和解。

第三个理由，是怨恨不可能传代，而历史事实可以流芳千古。历史是记录事实的，却不能传递感情面的东西。人为的传递，在历史上也不会超过百年。古代战争，同样有残酷的杀戮，也有对他民族，他国家兼并和种族灭亡的惨剧。但对现代人来说，只是客观的一个历史场面，并没有血腥味，传递不了屠杀时的悲惨。相反，屠杀者，胜利者，也往往被描绘为史诗之中的英雄。所以历史的怨恨是不可能永存的。可以说，灌输民族怨恨，是国家政治的需要，政权统治的需要。而不是人类生活的需要。一般只能与一个国家政权同命运。但哪一个政权能长命百年？

以上讲的主旨，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继承，研究乖离了科学，走到传播，继承民族怨恨的一个相反，极端的方面。怨恨和控诉，在事件后，在当事人生存的期间内，是有必要的，须尊重的。不仅是历史正义问题，也是法律（国际法）问题，人道问题。但在事件后84年的今天，不认真研究历史真相，总结历史教训，仍然对第四代人，继续灌输民族怨恨方法，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错误。

（3）南京事件研究方面的诸问题

下面讲一下研究方面的诸问题。南京事件研究的目标，应是还原历史事实，吸取历史教训。使其脱出狭隘的民族怨恨，成为有普遍性的历史教训遗产。

所以研究面，不仅要有学问的严谨性，公平性，重要的是必须越过国境，超越民族仇恨，赋予其在世界上被认同的普遍性。在此，增强国际面的理解，开展国际化研究都是很重要的层面。但事实上，这种国际化研究，受到前述政治化，教育化，感情化的阻碍，很难正常开展。下面看一下阻碍学问正常研究的几个原因。

3.1.政治介入历史研究

一是，政治介入历史研究。研究者要政治挂帅，代表国家立场，服从党的指导。研究需要的经费，研究者的学术评价，也按此与学术内容无关的原则重点分配。从而影响了学问的自由发展。拿政府的钱，事先要有政治审查，导致了研究者的党人化，为政治服务，被政权御用的倾向。

另外为了配合教育，研究中也会出现感情化偏向。如注重渲染悲惨的情节，描写屠杀的场景，控诉犯罪者残酷等内容。很多学术论文中也充满着不需要的形容词。把学问研究与法庭控诉，与民族怨恨的教育混同到一起，影响了学术质量。

我个人认为，“南京大屠杀”一词，本身即是一个法庭的控诉用语。代表着民族的历史仇恨。但学术面定的定义并不清楚。在今天的研究中，使用“大屠杀”作看板的话，会渲染政治气氛，感情气氛，客观面会使部分国外的研究者，特别是日本的学者很难接近。

此外，大屠杀纪念馆，公祭日仪式的现场，也都充满感情，可谓杀气腾腾，同仇敌忾。这种在感情面的煽动手法，目的都是要激发狭隘，非理智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巩固政权统治，是阻碍研究国际化的要素。

所以我认为，至少在研究中，在学问界，应避开使用“大屠杀”一词，改为 “南京事件中日军对平民，俘虏，伤病者的大量杀害”。这样定义明确，语气平缓，会引起更好的研究效果。

3.2.缺乏公允的共同尺度

二是缺乏一个公允的研究尺度。我为什么刚才说，要使用“对平民，俘虏，伤病者的大量杀害”一词，因为这是一个国际化研究的尺度。在国内，一般人都认为，在日军南京攻略战中出现的所有牺牲者，都属于大屠杀的受害范围。但这只是中国国家的立场，并不能通用于世界。

对南京事件感兴趣，想追究事件真相国外学者，主要的目的都一样，即想证实日军的“战争犯罪”行为。

什么叫战争犯罪？实际上有一个共通的尺度，即战争国际法的日内瓦条约，又称（红十字会条约）。在此，战争犯罪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对民间人，俘虏，伤兵，患病者的杀害，虐待。相反战斗中的相互残酷杀害并不包括在内。也许对遭受侵略的国家讲，这个原则并不公平，但现在是唯一可以通用于世界的共同标准。对此，很多中国的学者都不明白，30万的数字中，也没有明确区分。若能按此一尺度开展战争犯罪研究的话，会形成共同的研究平台，出现更好的国际化合作效果。

3.3对犯罪构造研究的不足

三是缺乏对犯罪构造的研究。可以说，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研究战争犯罪的构造是一个最重要的课题。即为什么会出现战争犯罪，原因在何处。大屠杀的原因，绝不是能用日本民族的残酷性，日本鬼子的残忍一句话，可以不了了之的问题。

在政治利用，教育利用的影响下，现在国内的大屠杀研究者，都热衷于堆积数字，描写惨景，或搜集军队情报，确定有责任的当事部队。可称目的都集中在“追究犯罪责任”一面。实际上，这都是法律，法庭的问题，现实问题。并不代表历史研究的本职。历史研究应着重分析犯罪构造，寻找日军为什么杀害平民百姓，杀害俘虏，伤兵的理由。

3.4对今后的建议

基于以上几个问题，下面是我作为历史研究者的建议。

1.为了研究的严谨和国际化发展，在学问界，“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标题，应该更换为《南京事件中侵华日军对平民，俘虏，伤病者大量杀害的研究》。去掉感情色彩，以战争国际法为准则，树立研究前提和研究方向。

2.方法以构造研究为主。从现状看，可以避开已政治化，感情化的南京，对其他较小型的，容易找到确实根据的例证进行研究。这样有利于分析战争犯罪的构造。

我在战史研究的过程中，就触及过数例。一是山西省的阳高惨案，发生在1937年9月9日。由于证据确凿，所以对此案件，日本国内的研究者也有很大关注。包括右翼的历史学者。目的都是要追究此犯罪事件的责任。阳高惨案，是日记侵华后可明确的首次战争犯罪，是宪兵的犯罪，又发生在战斗行为结束之后。作为执法机关的宪兵，为什能残杀平民百姓？所以，研究者推测肯定有上级命令存在。谁下的命令？现在已追究到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本人。指出阳高惨案，属于军队组织的犯罪。

另一个是台儿庄战役前阶段，山东省滕县的战斗中的“北沙河惨案”，发生在1938年3月15日晨。研究者利用日军作战史料（命令，行军路线等），结合当地人的证言，得出令人信服的完整结论。遇难者为83名与战斗无关的村民。都明确到姓名或家族关系。日军的犯罪部队，也可以按命令确定到中队单位。虽然规模不大，但史料的完整性高，证据确凿，对犯罪构造的研究很有价值。可以从中了解，日军在战斗行进中，对平民的杀害是一个普遍现象，绝不仅仅发生在南京。

（4）战争犯罪的构造

第四节，我具体讲一下战争犯罪的构造。研究构造的主旨，是从体制上寻找犯罪原因。有利于吸取历史教训。

4.1.战争犯罪的根本责任在国家

首先要了解日军为什大屠杀，战争犯罪是谁的责任。关于这点我已经重复过很多次，即根本责任在于国家。在于忠君爱国，为政权殉死的国家主义教育中。 将责任推诿给下级士兵（日本鬼子），推诿于日本人的民族性，是历史仇恨教育，感情教育的结果，不可能从构造上理解战争犯罪原因。

4.2.殉国教育的负面影响

其次，可以说忠君爱国，不做俘虏的殉死精神，也是导致战争犯罪的原因之一。战前日本的学校教育，军队教育中，都在宣扬忠君爱国和殉国精神，耻作俘虏。可谓陆军大臣东条英机颁布的《战阵训》（1941年）。殉死，殉国，可以说是一种封建思想余毒。从本质面讲，所谓的殉国，并不在爱国，而是忠君，奖励的是为君主，天皇殉死的精神。

爱国是近代西洋的思想，封建时代的日本和中国，只有对君主的忠诚，并没有统一的国家意识。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此意识发生了一些变化，加入了爱国的定义，而没有进行过近代洗礼的中国，此类忠诚（对领袖，政党）教育一直延续至今。日本近代教育中的“忠君爱国”，是近代思想和封建思想融合的产物。在向西洋学习的过程中，把西洋的“爱国主义”，和封建的“忠君思想”混同到一起， 1890年，作为国民道德，导入《教育敕语》。因为中心是为君主殉死的封建思想，当然不会存在人权意识。成为日本军队轻视俘虏，虐杀俘虏原因。即为君主殉死的封建“美德”，导致了轻视俘虏人命的结果。

日军在否定日内瓦条约中俘虏条项的理由中，就存在此种解释。称“我们不教育士兵作俘虏，如果仅保护，优待你们的俘虏，条约就失去平等性”。还必须注意，这种东方式的殉死意识，并且并不都发生在战前的日本，在中国大陆，甚至现在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

4.3. 军队战术面的构造

第三，看一下军队的战略，战术面的构造。中日战争初期，日军的战略方针是急速扩大战线，以少精锐兵力进行快速进击。此种战法，特征是不具备收容俘虏的能力。特别是在国军的大规模抵抗下，战斗之后经常会出现大量俘虏。上级没有俘虏政策，一意只命令部队继续前进，结果产生出“处分”俘虏的现象。

战争初期的战斗战役中，中日两军的人数对比，一般都在7-10倍以上。

平型关战役日军约5000-10000名（正面战场），而国军的统计为15万，实际投入战斗者的人数，约6-8万。有十倍以上大差。共产党的平型关大捷也同样，八路军115师6000人的对手，仅为450名辎重兵。一方的八路军主力有迫击炮重机枪，另一方的日军辎重部队，只有不过5挺轻机枪，这样战斗，还要打4个小时，显示出战力之差。

这种兵力悬殊的情况下，作战中若出现大量俘虏，根本无法处置。从体制面看没有法规，从战力面看没有余裕。南京大屠杀，主要是对降服者的大量虐杀，即发生在此背景之下。属于战略，战术面的缺陷。这些都是应该进行犯罪构造研究的对象。

4.4.日军“扫荡”，“战场清理”行为分析

第四，是日军的战场扫荡，战场清理行为。“荡”词义为彻底清除。战斗中，或战斗后的扫荡行为中，都包括对民间人，对俘虏，伤兵的残杀。原则既是全部处死，不留活口。南京的惨剧，可以说就是战斗后扫荡行为的结果。

战斗后的战场清理，都可以说是重要的战争犯罪现场。战争初期，打歼灭战，清理战场的主要是日军。但我所接触过的各种日军的战斗记录中，从未见过敌方伤兵的统计。俘虏也十分少见。1938年3月18日，滕县被日军占领后，担任作战的步兵第十联队进城扫荡半日以上。最终记录了“敌遗尸3100具”的数字。此数字和缴获的枪支武器根本对不上数。也没有一名负伤者记录，几名俘虏也仅为报功用的将校。据当地人的证言，战斗后的扫荡中，不仅俘虏，伤兵，连守店铺的伙计都被日军处决。此现象和南京事件的“屠城”非常相似。

一面，在国内的战史记录中，不仅不研究这种多疑的细节，却总是自豪地称，“滕县川军3000名将士无一投降，全部壮烈殉国”云云。这一类“壮烈殉国”的文章表现很多，包括共产党，国民党，鼓吹的都是宁死不做俘虏的精神，结果是自欺欺人，为成全自己的脸面，掩盖了日军的战争犯罪行为。

日军的战场记录中，为什么只有“敌遗弃尸体”数，为什么从来未有过伤兵记录？大量的俘虏又都去向何方，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4.5. 从社会学角度看人间的复仇心理 

第五，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还有一种普遍性的犯罪原因，即人间的复仇，报复心理。不仅限于日军，在战场上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现象。中国话中的“以血还血”，指的是这种心理。对俘虏，投降者的无差别的杀害，多发生在战斗出现损失之后，或战友牺牲之后。这种报复行为，若发生在战斗过程中，一般会作为“战斗行为”掩盖下来。但也存在不少战斗之后的报复性集团残杀。

前述过的阳高惨案，就是一种报复行为。由于轻敌，步兵第三联队强行攻城时，战死猪股准尉以下39名。战斗后把城内壮年男子3-400人全部抓捕。目的就是为了报复。

台儿庄战役滕县的战斗中，在东关一带，战斗后也发了对平民百姓的屠杀。从战斗记录可知，由于四川军的抵抗，东关的巷战打得很苦，日军（步10第一大队）一整天也未攻下。道路被完全封锁，日军只能一个院落，一个院落，破墙而入，一步步扩大战线。混战中两名士兵失踪。推测是闯入民宅后，被当地老百姓所收拾。百姓害怕事后日军报复，又把尸体隐藏起来。日军因为找不见尸体，不能交差。向当地人的询问又不得结果，最后将被询问者和其家属全部杀害。

4.6 战争国际法的教育的不在

还有一个方面，即战争国际法的教育问题。虽然日中两国都加入，或部分加入了日内瓦条约，但却没有在军内教育，宣传。所以军内不存在守法意识。八路军的优待俘虏，也只是一种敌工工作，宣传策略，并不是依照国际法，遵循人道主义的结果。

日中两军的作战记录中，都有杀害敌方伤兵，袭击野战医院的记录。特别是专打敌后勤部队的八路军，表现更为突出。1937年11月，山西正太线方面八路军的广阳的大捷中，日军共死亡102人。其中占比例最大的，即是第20师团的一个野战医院，医护人员死亡近40名。死亡者中，还有多数被日军雇佣的东北马夫（运输监视队）。对此日军并没有留下确切的死亡统计，若加上歼灭民夫的数字，战果会超出平型关大捷。国军中，也有孙立人将军在缅甸坑杀1200俘虏的轶话，大概不会是真事，但都作为英雄美谈至今仍被自豪地传播。反映了当时的日本和中国军队的国际法意识的低下。

以上所述的各种犯罪构造研究，目的是吸取教训，杜绝犯罪事件的再次发生。在南京事件后84年的今天，冷静地弄清犯罪的构造，科学，正确地记录犯罪过程，澄清历史真相，从中吸取教训，比只控诉屠杀的悲惨，描写侵略军的残酷，进行仇恨感情灌输要重要得多。

（5）日军内俘虏政策的变迁

 5.1优待俘虏的历史

战前的日本政府和今日的日本右翼，并不将1937年7月之后的日中战争称为 “战争”，公式用语是“支那事变”。自己称为战争的，仅仅是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以后的“大东亚战争”的三年半。而之前的四年半的“支那事变”期间，对外称为“平时”状态。如1941年12月20日，大本营联络会议《有关今次战争的称呼与平时、战时界限》一文中规定的那样，“1941年12月8日，为平时与战时的分界线”。

此“支那事变”的称呼有多层政治含义，第一为逃脱国际舆论指责，缩小侵华战争的国际影响。第二为逃脱外国政府的经济制裁，从中立国家购买战争需要的物资，军火。第三个目的，是意图逃脱战争国际法日内瓦公约（红十字会条约）束缚，摆脱对战争犯罪行为的指责。下面从本讲义的内容关联面，着重看看第三点。

日军在中日战争（1937-45）和太平洋战争期间，对俘虏进行残杀，虐待是有名的。1937年12月中国的南京事件，和1942年4月的菲律宾巴丹岛死亡行军即为代表事件之一。

但以前并不如此。现在日本国内仍然存在着许多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军优待俘虏的佳话。此类佳话，也是日本政府为了抹销侵略战争的负影响，现在最愿意提及，宣传的内容，即日本式的“正能量”。

日俄战争中、日军曾将7万余名俄国俘虏带回国内，松山（爱媛县）俘虏收容所（分散收容约6000人），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对苦战中的俄国士兵来说，日本国内的俘虏收容所，比起残酷无比的战场来说，可称是一个人生乐园。日军优待俘虏的佳话，在战场上曾广为流传。据说，曾有过不少高喊 MAZUYAMA（松山）,举枪投降的俄国士兵出现。松山俘虏收容所，多设立在地域的寺院，公会堂等条件优越的设施中。伙食，营养，医疗，外出活动方面的自由也都能受到高度（超越本地居民生活水准以上）的优遇。

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日军攻陷青岛时，也获得了约4000名德军俘虏，之后被分送到日本国内各地。现在德岛县的板东收容所，即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关于板东俘虏收容所优遇俘虏的传说更多，现在已成为有名的观光地。21世纪后，甚至被搬上舞台，拍摄成电影。有一部名为《板东的乐园》的影片，即是在描写收容所内的战俘生活。下面是电影内容的介绍文章：

奇迹般的战俘收容所出现在德岛县的板东。所长叫松江丰寿，会津旧武士家族出身。他违背陆军上层的意志，尊重俘虏的人权，为其提供了优待，宽容的生活条件。俘虏们可以自制面包，印刷发行小报，演奏乐器，甚至经营啤酒店。他们被允许和言语，习惯，文化不同的当地居民交流，在与地域的接触中，更使俘虏们感触到人生的喜悦。在日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的‘欢喜的合唱’，最初即诞生于此收容所。

以上内容为故事性的情节宣传，内容并不准确，所长因为是会津出身，所以违反上级意志优待俘虏（幕末战争中，会津武士曾作为维新政府的反叛者受到歧视，之后文艺作品中经常出现对其反判精神的渲染）的说法，属于情节创作，但优待俘虏的事实，不仅来自于日本方面的记录，很多贵重的记录和照片等，都是当时的俘虏所保留下了的。

5.2 日中战争中的态度变化

日内瓦公约，是战时国际法的代表，现在内容包括优待伤兵，患病者，及战俘两项。又称红十字条约。战俘优待条项的最终形态，是1949年8月的日内瓦条约第三条。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于1886年加入内瓦条约。1906年，条约改正时再次加盟。同时也开始遵守海牙第二公约中新设的优待俘虏的国际义务。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优待俘虏的政策，即发生在此背景之下。

改正条约批准后，1908年，当时的陆军大臣寺内正义，在“陆训第10号”训令中对下级颁布条约内容，称，为了提高“皇国之品位”今后“必须严格遵守条约的各项内容”。此训令作为军人的义务，传逹到各级部队，及在乡军人会的组织中（预备役，后备役军人组织）。

问题在尊法的动机，并不是人道主义，而是为了“提高皇国之品位”。目的是与先进国家的诸列强看齐，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

优待战争俘虏的国际法，最初产生于1899年7月，《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 (又称海牙第二公约)中，自此，优遇战伤者和患病者的战争国际法（日内瓦条约）中，又增添了战俘优待的新内容。

1929年日内瓦公约改正时，对战俘的优待，也被导入条约内容之内。使条约从以前的优待伤兵，患病者的一项，增加到优待战俘的两项。

日本是此条约产生时的签约国，但“战俘优待”的新条项，最终却没有得到国会批准。

反对者，为日本政府中的军部（陆海军省），海军省提出的反对理由有以下三条。

一、日本在对军人的教育中，并没有鼓励军人作俘虏的观念和内容（宁死不投降），所以仅优待敌方俘虏，对本国军队说，并不平等。是一种片面义务。

二、优待俘虏，需要动员人力，物资，会影响作战的进程。

三、管理大量俘虏，会泄露军事机密。

结果，日本政府放弃了承认优待俘虏的条项，最终只批准了改正条约中的一条，即对伤，病者的优待。1937年7.7事变后，1935年批准颁布的日内瓦条约的一部（一半）即优待伤者，病者的条约内容执行，变为现实问题。

关于条约的遵守事项，1937年11月9日，陆军省传达了《有关红十字条约颁布之件，对陆军全体的通知》一文件（陆普第六七六〇号）。

以陆军省副官栉渊鍹一的名义，向陆军全体通知，即1935年，日本政府曾批准，加入红十字条约的第一条。内容是优待，保护战斗中的伤，病者。

可紧接上述内容之后，文件继续说明，“由于此次支那事变并不属于战争范畴，所以不受本条内容的制约”。也就是说，日军没有遵循义务，但可以在有条件范围内，尽量注意遵守。

可见，曾是优等生的日本政府，在日中战争开始后，不仅没有批准优待俘虏条项，对已批准的，优待伤，病者的一条，也以“支那事变”为理由，模糊了遵守义务。

从文件审议的草案中，更能看到军部有意将通知内容改恶的痕迹。

一，原案（稿）内容，本为以陆军大臣杉山元的名义颁布，但审议过程中，将“陆军大臣杉山元”的署名删除，改换为以陆军省“副官”栉渊鍹一名义“依命颁布”。即降低了文件的重要等级和权威性。

二，对于遵守程度的表现中，也做了一番手脚，原案内容为遵守义务“准拠スベシ”。改恶后变为“尽量周知，注意遵循” (准拠スル仪ト承知相成度)、即取消了义务的表记。

从此处置，解释的文件中，也可了解，南京事件中日本军大量屠杀俘虏行为的体制面、构造面的原因所在。

以上本讲义的主旨，在明确什么叫 “不要忘记过去”。战后已经过4代人的今天，不需要再继续传递历史仇恨。仇恨是一种不理智的感情，也不能永远遗留在历史中。现在此类的民族仇恨，经政治，教育利用，已蜕变为鼓吹民族主义，破坏战后民族和解的政治工具。今日最需要的应是澄清历史事实，吸取历史教训，研究战争犯罪的构造。以维持人道，人权和世界和平，防止战争和犯罪的再次发生。这才是“不要忘记过去”的真内容。（2021.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