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子坪记事02
>>>声音
我搬到了顶楼。
在黑暗中,听到很远的地方传来的火车声,汽笛的长鸣,带着久远的记忆的气息。打开地图,看到离自己最近的铁路,玉铁线,从玉林通往北海的铁山港,那是广西第二大港湾,内陆的货物穿行于山野间,抵达空阔的海洋,再走向其它地方。
有着这种声音的,应该是那种老式的货运火车,偶尔会看到的那种缓慢行驶的货车,黑色的,集装箱式的,仿佛能闻到煤炭的衰退气味。工业时代的余晖。
东边的山头上,成排的风车到了晚上开始闪烁红光,像某种脉冲信号,亮起,熄灭,亮起,熄灭,或许可以用来作为摩斯密码,提供警示或求助的信息。
大多数晚上,抬头可以看到漫天的繁星。头顶的天空以一种极难察觉的方式在旋转。我寻找着仅认识的猎户座,却怎么也找不到。仰头或许有利于颈椎的舒展,在低头工作一整天后,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像是一张被折叠的纸,若想恢复初始形状,只能从另一面再次翻折一次。
流失的土壤好像重新长起了树丛,去年那边山头上光秃秃的黄色土地不见了,我想起郑老师说的,某种怆然,“你们年轻人是不会懂得这种感情的。”对,不懂得,不懂干枯的土壤是怎样引发人的悲戚,或许是联想到逝去的乡土。
四楼风大,常常吹倒衣架,放在外面的物件移了位,像趁人不注意时自顾自玩起了追逐的游戏。太阳一落下去,空气里终于有了一点凉意,风呼呼的,在房间里听到气流呼啸的声音,吹得窗玻璃都震震作响。
在还不算深夜的时候,我躺在床上,意识在半睡半醒之间,听着横风,听着狗在狂吠——它们似乎永远不知疲倦,空调运转的声音嗡嗡的,响起一阵,沉寂下去,然后重新开始,还有孩子的哭闹声。
偶尔会烦躁,大部分时候,会就着这些混杂的声音沉沉睡去。我很想追寻梦境,但是由于太过疲惫,意识会屈从于躯体,它躲藏起来,于是夜晚便消失了。每天早上的闹钟将人从一种死去的状态中唤起,新的一天开始了,重复的,没有任何期待的一天。我有些恍然,知道自己又失去了六个小时。
赖老师问,你们晚上会不会梦到自己在拼陶片?我笑笑,梦没有(毕竟已经不记得了),睡觉前脑海里倒是会不断浮现陶片拼合在一起的样子。赖老师是合浦博物馆的修复技师,这一个月,头发花白的他会接手我们拼合的零零碎碎的器物,然后用石膏重新完整它们。他告诉我们,在拼陶片十几天后,人会变得熟练起来,即使是初次接触的新手,也会比一段时间没工作的专业技师强。
而对我来说,这一切仍然只是游戏,仅此而已。
在脑中没有其它思绪的时候,对于声音敏感起来。在晚上搜集看到的专辑,第二天播放,喜欢的加入歌单,不喜欢的就此别过。从经典摇滚,到后摇,到电子乐,关注新发的专辑,也听千禧年的老歌。手机里的音乐软件从没有运转这么长时间,日复一日,不知疲倦,和我一样。
听醉乡民谣,复古的调子,是小酒馆里微微晃动的身体,mono如梦境般的音乐,将人带往宇宙的深层,沼泽的经典作1911,完整的结构;实在不知道该听什么的时候,老鹰,绿日,皇后,这些老牌乐队总是不会出错的选择。听新的专辑,声音玩具的劳动之余,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中年男子会如此深情,厨子和戏子,带着旧日的江湖气息,声音温暖而朴实,郭采洁的数羊,电子乐里充溢着少女的灵动;当然还有梁博,在收工时分听日落大道,夕阳里,眼前的景象被拉长了。
音乐是如此私人的事情。所以我十分羡慕那些外放起来毫无负担的人。但这次是没有办法了,我没法每时每刻带着耳机,耳朵的疼痛让人产生新的忧虑。
每一次,当我在某一句歌词中停下来,开始看着眼前的空气发呆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又一次将自我暴露在了这个世界面前,幸而无人在意,但不管怎样,都是一种危险。
>>>楼层
为什么会搬到四楼,因为楼下的房间要腾出来给新来到的同学。
从六月底,大家就在讨论着会来多少人。领队忙着租新的房子,但是这件事情在一开始并不顺利,我们无法想象为什么会有人不愿意租房:村里很多人家建了独栋的住宅,三层楼或更高,房间远超自家居住的需要。我们会免费为其安装上空调、热水器以及其它生活设施,但是这件事情仍然僵持了很久才得到解决。这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在计算怎样分配房间,如果租到房子怎样,没有租到怎样,租到几人间的又怎样?甚至一度做好了睡六人间的准备。
我总觉得自己有一种随遇而安的能力,但实际上可能并非如此。我可以在陌生的地方陷入熟睡,却无法忍受同一个房间里存在着另外一个人——特别是,在学校独居了一年多以后。
黑夜里多了另一重声音,轻微的呼吸,还未熟睡的翻身,床很单薄,故而发出吱呀的叫声。这些声音离我如此近,可能是一臂的距离——我心想。
我想起在故郡的时候,十几个女生同住一屋,里屋七人,外屋六人,偶尔加床。早上五点就开始洗漱,华北的夏末早晚寒意森然。当时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或许是那个自习室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缓冲的区间,我可以在那里涂抹防晒,冲咖啡,吃小饼干。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即使在室外,温度也并没有让人无法忍受,而在坡子坪,除了待在空调房里,你别无去处。
我想,独处是作为自然人的基本权力,在拥挤的地方,你可以选择任何一种方式让自己的周遭清净下来。我采用的方式或许有些得不偿失,但是最起码在当下,它是我可以接受的方式。大家都说,这样的交换得不偿失,某种不具法律效力的交易方式,是心照不宣的共谋。
或许人对于自己的生活习惯都有所坚持,每天洗澡,每天喝咖啡,必须要喝纯净水,要有网络,要有电,它们一起构成了生活的负累,像一个泥沼一般让自我深陷其中,好像这种节奏一旦被打乱,我们就不再是我们了。
果真如此吗?
人多起来,任何风吹草动都能掀起波澜。七月份是缺水的季节,坡子坪的土地并不擅长储水,所以即便多暴雨,自来水也仍然时断时续。去年我们在楼顶装上了水箱,但是三楼和四楼的水依旧难以使用。我很不解,并非水压的问题,为什么水龙头无水?这个问题在最近才得到解答,因为入水口的水管已经积了很多泥沙,只要清理水管,就能恢复正常的供水。
这件事情让我感到难以置信,去年,屋子里住了十几个人,每天用着二楼和一楼的洗澡间,无人想到将这一问题解决。我突然意识到,只要生活可以将就,我们就可以继续无视问题的存在。
而现在,用水用电成为了摆在眼前的问题,如果不处理好,所有人的生活将难以为继。我也并不知道为什么用水会隔三岔五地出现状况,水管堵塞,增压泵损坏,或者是其它零碎的我说不上来的问题,它们每出现一次,都会给整栋楼带来一丝紧张。领队在深夜给镇上的修理工打电话,而那个阿叔,瘦削黝黑的面孔,带着一副黑框眼镜,已经成了我们这里的熟客。
我看着水龙头里缓缓流出的水,高于身体的温度让它有了一丝暖意,四楼的水是从楼下通过加压泵压上来的,实际上,整栋楼只有一个热水器,装在二楼的洗澡间里,常年设置75度的加热温度,像一颗螺丝钉一样任劳任怨,发光发热。而此刻,我只能想着,楼下是否也有一个人在洗澡,只有在她关掉水龙头抹沐浴露的时候,剩余的热水才会分流到我这里。在二楼住的那段时间,每天的水温都热到能烫伤皮肤。
算了,我叹了口气,将水龙头转向了冷水那边。我想起去年的“艰苦生活”,也是每日冷水澡,手洗衣服,热汗涔涔,怎么今年就不能承受了呢?
我只是过分信赖了自己的身体,没有想到它会有崩溃的一天。
>>>七月
驻地开始热闹起来,在上工之前陆续洗漱,电动牙刷的声音,水流的声音,继而是换鞋,碗筷碰撞在一起,汽车的发动机,一阵喧闹,而后沉寂。我总是在这一切安静下来之后下楼,老支书每次看到我,都要调侃一句,今天你又是最早哦。
而今年我不用参与这份热闹,依旧遵循之前的生活节奏,在库房待上寂静的,只有音乐的一天。
小型的社交场,观察不同人的性格,记住名字和脸,放弃任何成为朋友的可能。我们失去了“同甘共苦”的契机,自然也不会有深厚的工地情谊,就连偶尔的喧闹也让人不安,觉得一切都是舞台上的表演。有人在费力地烘托气氛,有人在尴尬地配合出演,有人想要假戏真做,有人保持脸部肌肉的舒张直至僵硬,找一切可以中途离场的理由。
阿时说,她有时候看着朋友圈,会想到几个月之后,大家会重新成为陌路人。这样的关系让人有隐约的惆怅。我只能说,的确,大部分人都只能成为点赞之交,这是现代人的相处模式。
当然,还有一些人际关系是我并不知晓的。当偏执的人缠绕于不同的事务间,他或许会想要万事称心,从而将每一根弦都拉满。人变成了手段,这一场发掘才是最终目的,或者更功利一点,展示,论文,政绩,才是最终的目的。当眼前的琐事占据了视线,或许也就看不到那些长远的,某种意义上更为重要的东西。
布置好探方,今年的发掘工作正式开始,而我也在拼陶片之外多了一重任务,每日的工作时间被拉长。遗物入库占据了整个黄昏,在这个过程中,能清楚地感受到光线一点点黯淡下去。他们拎着装了陶片的自封袋,风尘仆仆地归来,泥土和汗水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充斥着狭窄的库房。听他们分享当日的收获,在工地初始的时候,像孩子一样兴奋与好奇。但是新奇感会慢慢地被消耗,在广西的毒日头下蒸发殆尽。
人群聚集着,却只能感受到松散。需要完成的任务,被迫停留的无奈,极欲离去的渴望,是萦绕在我们这些人之间的情绪。这里或许算不上好的生态,或许这样的工作本来就不是正常的,日复一日,绝对的辛苦和绝对的放空,物理空间的极端限制,只不过在大多数人的记忆里,它被过度美化了。
留守山村,很多事情如此遥远,河南洪水泛滥,南京疫情又起,奥运会的场内场外。舆论发酵在一起,是十分有意思的互联网环境。一方面是灾难下的愤怒与问责,一方面是体育竞技下的民族情绪高涨。最不可思议的是涌动的对明星和企业的“逼捐”,以及在某些品牌捐款之后热烈消费。
外在的世界好像有一股热潮在剧烈蒸腾,很多人参与其中,如鸟群乞食一般从一个热点追到另一个热点。
由于水灾,马俊亚的《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短暂地火了一阵。在这本环境史研究中,淮北从富饶之地变为穷山恶水、流民盗匪频出,根本原因是淮河水利治理中的制度弊端。而就算是今日,淮河下游也是上游泄洪的主要承受者。在主流叙事中,这样的灾难被淡化甚至是抹去了。史书上一句“人相食”,背后的惨状又如何能想象。
牺牲,意味着个体的喜怒哀乐不再重要,不值得被记叙,一切为了宏观调控服务,而在当下,就算是愤怒、纪念、追问,也不再被允许,它们是有意的分裂,是别有用心——人给自己套上了枷锁。
所以记录的价值,不是为了追忆,不是为了证明,不是为了翻旧账,而仅仅是,无人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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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早就已经搬离了四楼,三楼的房间窗户正向东方,每天阳光直射,我拿来工地的遮阳网挂在窗帘上,企图遮挡逃逸到室内的光线。那层黑色的纱网很丑,是另外一种,必须被践行的生活方式。
在二楼的冰箱里拿自己的早餐,在一楼洗衣服和打水,穿梭在不同的楼层间,在夜晚大家都睡下后,楼层之间安静下来,楼层游牧民开始了自己的迁徙。
支书家的狗热衷于爬楼,在不知道如何下去的时候徘徊在楼层间,焦虑地呜咽,声音沿着楼梯攀爬而上,螺旋式回荡。
不再上天台,不再仰头看星空,不再充满期待,只能保持克制。
写于2021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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