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辛迪加丨一百年前，纳粹的第一击

一百年前，纳粹的第一击

马克·琼斯（MARK JONES）

本月有一个富于教益的百年纪念日。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上午，三十四岁的阿道夫·希特勒率领一支两千名男子组成的武装队伍，穿过慕尼黑市中心。他们的目标是，武力夺取这座巴伐利亚邦首府的权力，然后进军柏林，他们将摧毁那里的魏玛共和国，并用一个致力于暴力的威权政权取而代之。魏玛共和国是一九一八年冬至一九一九年在德国建立的一个民主政权。

与希特勒并肩行进的是五十岁的巴伐利亚地区法院法官普福德腾男爵（Theodor von der Pfordten），他携带的法律文件可能成为新国家宪法的基础。其中包括为大规模处决纳粹的政敌辩护的条款，以及针对占德国人口大约1%的犹太人的极端措施。犹太公务员将被立即解雇，任何试图帮助他们的非犹太德国人都将被处以死刑。

这支队伍由一些手持纳粹党旗的男子引领，队伍中至少有一辆卡车的顶部装有机关枪。站立在最前面的是希特勒，他身着平民服装，其他每个人都穿着军服或准军事制服。

一九二二年十月，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发动“进军罗马”行动之后，贝尼托·墨索里尼被任命为意大利总理。受此启发，慕尼黑的这次纳粹政变实际上始于前一天晚间。十一月八日晚上八点左右，希特勒及其武装支持者闯入慕尼黑一家大型啤酒馆，中断了那里的一场政治集会活动。他们进入时，其中一人用手枪向空中开火，其他人则将枪口对准人群，阻止他们离开。冲锋队指挥官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随后步上舞台，告诉愤怒的围观者应该冷静下来，因为至少每个人都还有啤酒喝。

那次被扰乱的集会由古斯塔夫·冯·卡尔（Gustav Ritter von Kahr）组织，他是一个三人施政团队的核心成员，其他两人是分别是巴伐利亚的国防军司令奥托·冯·洛索夫（Otto von Lossow）和警察局长汉斯·冯·塞瑟尔（Hans Ritter von Seißer）。这三人自九月底以来执掌巴伐利亚邦，他们的上台，是为因应一九二三年初以来笼罩德国的多重危机。

那年秋天，许多人担心德国正处于内战边缘。来自保守的反民主南方的士兵和准军事人员正拿起武器，反对来自更自由开明的北方工人阶级民兵和亲民主力量。德国正面对一场危局，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

火上浇油

这场政治风暴始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一日。

当日，法国和比利时出兵占领了德国的产煤区鲁尔（Ruhr），该地是德国经济的发动机。占领命令由法国总理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下达，用以确保法国未来的安全和经济繁荣。到一九二二年夏，对德国拒绝依照胜利国要求的费率支付第一次世界大战赔款的做法，他已极度失望，于是决定亲自解决问题。

在比利时支持下，普恩加莱派出法国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占据德国的煤炭和焦炭，这样他们就能强行拿走“实物赔偿”。为完成这一初步任务，占领军由大约十万名士兵组成，他们在当地的学校、邦政府建筑和居民家中居住。

尽管法国的战时盟友英国置身事外，在国内，普恩加莱仍获得了广泛支持。毕竟，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法国一个荷兰大小的地区，而且当日的和平现实没有达到法国的预期。普恩加莱承诺，法国士兵将兑现和平条约没有兑现的事宜。

法国的占领行动造成了魏玛共和国的生存危机。因为缺乏一支正常运转的军队能够抵抗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德国总理威廉·库诺(Wilhelm Cuno) 宣布，德国将以“消极抵抗”响应。库诺是一名无党派商人，前一年冬天由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总统弗里德里希·埃伯特(Friedrich Ebert)任命为总理。法国的占领计划会以失败告终，因为德国矿工会停止继续下矿井采煤，德国铁路也会停止运行。这是近代德国历史上第一次意义重大的民族主义罢工。

为弥补鲁尔区经济停止运转的经济后果，德国中央银行开始印制货币，自一九一四年以来，这家银行一直在使用这种经济工具，首先是为战争筹措资金，然后是为应对魏玛共和国初期的各种危机。德意志帝国银行（Reichsbank）总裁鲁道夫·海文斯坦(Rudolf Havenstein)计算出，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囤积的贵金属在内，德国有足够的财政储备支撑德国马克在货币市场上的价值。

但海文斯坦料定，法国的占领只会持续几个星期。占领事件发生后，随着法国和比利时士兵对德国平民犯下了包括数量不详的大规模强奸在内的暴行，避免局势升级的前景很快黯淡下去。在一九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的一起事件中，克虏伯钢铁厂的十三名抗议工人遭到枪杀。在这种情形下，敌意不可能降温。

德国的“积极抵抗”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由前间谍和爆炸专家组成的一些小团体在军事和政治领导层秘密支持下实施了绝大多数抵抗。他们最初是在铁路网络的关键点轰炸铁路线，参与了我们今天称为经济恐怖主义的活动。

但当那些秘密特工逾越了国家打击经济目标的初衷，开始杀害平民和针对法国士兵时，这场运动就在一九二三年夏慢慢告一段落，这激怒了德国的右翼政治活动人士。他们抱怨说，德国再次“背后中刀”，就像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其武装部队据称所遭遇的那样。（“一九二三年夏”，原文是“二零二三年夏”，疑有误，故改。——译注）

与此同时，占领者对德国的抵抗实施了报复，禁止鲁尔从未被占领的德国进口粮食，并强迫德国平民乘坐火车，作为人体盾牌。儿童遭遇的情况尤其严重，因为边境关闭导致新生儿和蹒跚学步的儿童赖以生存的牛奶供应减少了。许多人会死于饥饿，这方面的恐惧变得极度强烈，以至于德国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儿童运输，将他们送出被占领区(那里已有该国一些最贫穷的工人阶级社区)。

不是只有儿童离开了被占领区。随着占领者和被占领者之间的关系恶化，法国军方通常是荷枪实弹，将数十万德国政府雇员及其家属逐出了鲁尔区。虽然最初意图是帮助平息该地区，这些驱逐行动也服务于法国日后部分吞并这片德国领土的目标。

法国的做法震惊了国际社会。即使在英国，人们对德国平民的困境也越来越同情。到夏天，普恩加莱已知道占领并没有产生他想要的结果。一九二三年五月底，他命令他在鲁尔的士兵处决了一位早些时候在积极抵抗期间被捕，名叫Albert Leo Schlageter的德国囚犯。德国人被激怒了。在慕尼黑，希特勒是站在哀悼人群前列谴责普恩加莱的领导人之一。那个夏季的其余时日，他敦促德国人成为抵抗者。

触动危机的通货膨胀

至于海文斯坦，他决定继续印刷钞票以支付消极抵抗运动的费用。上半年，这项政策使魏玛共和国当局平均每月多花费一万亿马克。随后，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八日，因柏林对英镑的需求突然增加使得进一步干预变得不可能，德国央行支撑马克汇率的努力宣告结束。

愤怒的海文斯坦谴责特殊利益集团优先考虑自己的好处而不是德国的国家生存，但他无能为力。自那时起，马克价值暴跌。一九二三年夏，德国人花钱时为所有价格增加了零。到八月中旬，美国驻科隆领事估计，一个四口之家平均每周需要两千一百万马克才能生存。这是现代工业国家首次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库诺是第一位下课的政治家。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二日，他在一次不信任投票中失利并卸任，取代他的是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施特雷泽曼日后被他的传记作者称作魏玛共和国“最伟大的政治家”。尽管施特雷斯曼知道，他必须结束消极抵抗，恢复经济稳定，但作为总理，他的第一个关键决定却是维持现状。

自夏天以来，英国似乎已准备好转而支持德国。八月初，英国外交大臣柯松勋爵(Lord Curzon)径直告诉法国，占领鲁尔是非法之举。如施特雷斯曼所见，英国政策的改变可能为德英联盟打开大门，这一前景是等待的充分理由。

但实际上不是。九月十九日，英国首相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在巴黎会见了法国总理普恩加莱，双方宣布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直到那时，施特雷斯曼才最终决定升起白旗。不再有消极抵抗了，普恩加莱胜出。

施特雷斯曼的决定将魏玛共和国更进一步推向了深渊的边缘。对这个共和国的反对者来说，是时候采取行动了。共产党人是第一个反对它的，也是第一批失败的。随着工人们因恶性通胀而发起暴动，德国极左派希望能够追随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脚步，夺取政权。但哪怕在中心地带，德国工人阶级也反对他们。大多数工人要的是稳定，而非革命。共产党人发动德国版“十月革命”的计划很快就被放弃了。

是的，汉堡是一个例外，在那里，十月二十三日的一场工人起义导致大约一百人死亡。但德国各地缺乏类似的动员意味着叛乱可以很快被镇压。莱茵兰也发生了分离主义起义，在那里，法国和比利时支持的武装民兵试图建立一个分离的共和国，并与德国民族主义者发生了战斗。九月三十日，在杜塞尔多夫市中心，至少十人在分裂分子与警察的冲突中丧生。

这些战斗和汉堡的暴力事件一样，是公开进行的。对魏玛共和国民主的生存构成远为严重的威胁的，是闭门造车的阴谋诡计。例如，国防军将军塞克特 (Hans von Seeckt)周围的一个小圈子密谋推翻魏玛共和国，好在有强力军事派系仍支持民主，这个小集团最终退缩了。

希特勒和该组织有染，但他并非其中重要人物。而且，与其他同谋者不同，他不能后退。那一年年初，他的党约有八千名成员，绝大部分在巴伐利亚。到十一月，那个数字已增至约五万人。这一政治突破，很大程度上源自他承诺使用暴力摧毁魏玛共和国。他的一个盟友甚至公开宣称，杀死五万犹太人就足以解决鲁尔危机。

街头斗士

到一九二三年十月，希特勒决定，是时候与国家开战了。十一月的第一周，他已计划好，在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日）实施后来成为慕尼黑暴动的那次行动，得知卡尔计划在那座啤酒馆的大堂举行集会后，又提前到十一月八日。

进入那家啤酒馆大堂后，希特勒和他的支持者很快将卡尔、洛索夫和塞瑟尔逼入一间侧屋。他威胁他们，并保证，他们要么帮助德国重生，要么自己就死定了。不久，他领着三人回到大堂，他们在那里宣布，他们已联合起来了。主要是亲民族主义者和反魏玛共和国人士的人群对这一消息欣喜若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认为，他们正在见证这个国家历经五年苦难之后的重生。

但随后希特勒就失算了。这位纳粹领导人将卡尔、洛索夫和塞瑟尔交由早就加入暴动分子队伍的前战时将军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处置，随后率领自己的人行进到了慕尼黑市中心，打算在那里夺取权柄。这是一个转折点: 希特勒的人试图占领慕尼黑市中心，但失败了，与此同时，鲁登道夫同意放三人离开。他们在被释放后再次改变了立场。

到十一月九日凌晨，消息传开，所有巴伐利亚邦的武装力量都将抗击暴动分子。与希特勒希望的相反，巴伐利亚士兵没有改变立场，暴徒们也很快意识到他们已丧失动力。为重获动力，他们决定游行，穿过慕尼黑市中心，希望有关键人群加入他们的队伍。

他们在路德维希桥（Ludwig Bridge）遭遇了第一次实力较量，一支巴伐利亚军队的巡逻队早在前一夜就赶到那里，设立了一个检查站。其指挥官可能有足够火力在军事上击败那些暴徒，但他犹豫了，他的手下被击败了。附近一辆有轨电车上的目击者日后描述了第一批暴徒——希特勒“突击部队”(党卫军前身)的成员——如何制服那些士兵并拿走了他们的武器。

接下来的挑战不是那么容易克服。在音乐厅广场(Odeonsplatz，一个大型公共广场) ，希特勒和他的支持者与警察和军队交火。虽然没有人能确定是哪一方先开火，但结果毫无疑问。仅仅两分钟后，四名警察和十四名暴徒就倒下了(另有两名暴徒随后在附近的军营遭枪击身亡)。

其中一名死者是Erwin von Scheubner-Richter，他曾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挽着希特勒的胳膊。第一声枪响后，两个人一起倒在地上。历史学家 Ian Kershaw 指出，假如射杀 Scheubner-Richter 的子弹偏右仅仅几英寸，希特勒的名字今天就将不为人知。

但未来的元首活了下来。

龌龊之地

十年后，希特勒作为德国总理重返同一地点。

他垂头缅怀，身边都是崇拜激赏的人群，全场鸦雀无声。这是第三帝国第一次纪念这场政变，纳粹日后庆祝时，将这一事件当成了他们的运动的第一次“血祭”。这样的纪念成了一年一度的活动。

一九三五年，慕尼黑的纳粹当局甚至挖出了已故暴动分子的遗骸，一场壮观瑰丽的通宵纪念典礼后，他们被重新安葬在了慕尼黑国王广场（Königsplatz）一座特别建造的神殿里。一九四七年，美国人炸毁了这座神殿。

一九二三年底，几乎没有德国民主的自由派支持者预见到了希特勒的回归。新年到来之际，自由派记者埃里希·多姆布罗夫斯基(Erich Dombrowski)甚至预言：“我们的后代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时，会耸耸肩，嗤之以鼻。”其他人则毫不隐瞒地思考欧洲一体化的未来。

他们的预期与后来的历史之间的反差，理当极大影响到我们在一个世纪后对慕尼黑政变意义的理解。这场政变只持续了二十个小时，击败希特勒的武装是轻而易举的。但对魏玛民主的支持者来讲，这是一场虚幻的胜利。欧洲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政治运动才刚刚开始。

假如自由民主制度遭到动摇和削弱，哪怕是一场乱七八糟的叛乱也不大可能失败得太久。

（作者是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学院助理教授，近著为1923: The Forgotten Crisis in the Year of Hitler’s Coup。本文原题“The Nazis’ First Try”，由报业辛迪加发布于2023年11月3日。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