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高原》读书笔记，导论：根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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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不具有客体，也不具有主体，它由形态各异的材料、迥异的日期和速度所构成。当人们把一本书归属于一个主体之时，就忽视了这些材料的运作及它们间的外部关联。人们为地质学的运动杜撰出一个造物主。书如万物，其中存在着衔接(articulation)或节段性(segmentarité)之线，层(strates)，界域性(territorialités)；然而，还存在着逃逸线(ligne de fuite)，解域(déterritorialisation)和去层化(déstratification)的运动。这些线上的相对流速引发了相对延迟与粘滞的现象，或反之引发了加速和断裂的现象。所有这些——线和可度量的速度——构成了一个配置(agencement)。>

首先当然是否定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书或任何东西都不是为了再现别的什么东西，也不具有确定的意义（因此不能被归属于一个主体）。“节段性之线”、“层”、“界域性”让我们看到了结构，一个意义的系统。但是在这个看似确定的系统中，还存在着“逃逸线”、“解域”和“去层化的运动”，这些东西使得结构时刻都在运动着（德勒兹称之为地质学的运动）。

在考虑到结构的这一面向之后，结构就已经不是结构，不是那个确定的、在一定时间里几乎一成不变的意义系统，而变成了一种新东西，德勒兹用“配置”来称呼这个新东西。注意：配置并不与结构相对立，它是结构自身就有的运动导致的、是对我们曾称之为结构的那个东西的更好的认识。

显然，配置是运作着的，它不断地产生外部关联（而非像全然决定其附属元素的结构那样，只是在进行着自我作用和自我的再生产）。因此，由于看似不动的结构实际上是运动着的配置，其作用就会和我们将结构归属于的那个主体所理应意图的作用有所区别。这由“相对流速”决定，这些对于结构来说是意外事件的流速可能恰好维持了结构的运转，也有可能导致结构的毁灭，即断裂的发生。

假如我们仍从结构的观点思考问题，一个结构（例如生产方式）如何为另一个结构替代就会是神秘的未解之谜，因为如果结构自身就是完满的，就不会存在任何“外部关联”。德勒兹的观点揭示了结构本身的运动及其可能导致的后果，被我们称之为结构的那个东西，只是配置运作的匆匆一瞬。

<一本书就是这样一个配置，因此是无所归属的。它就是一个多元体(multiplicité)——不过，当它不再作为属性，而是被提升为名词之时，我们不再能理解这个“多(multiple)”的含义。一方面，一个机器性的(machinique)配置面向层，而后者无疑将它构成为一种有机体，要么是一种意谓的(signifiant)总体性，要么是一种可被归属给某个主体(sujet)的规定性；然而，它同样也面向着一具无器官的身体(corps sans organes)，后者不断地瓦解有机体、使得那些非意谓的(asignifiant)小品词和纯粹的强度(intensité)得以流通和传布，进而将那些主词归属给它自身，并且只留给它们一个作为强度痕迹的名字。……此处一如别处，关键在于度量的单位：使书写量化。一本书所表达的东西和它的创作方式本是一回事。>

作为结构的一个属性的多，仍然被结构所规定，例如多元主义就是某种政治秩序的一部分。而作为名词的多，是结构所无法完全化约的，它只是在令强度（即效果）得以流通。

但是，纯粹的强度不能单独存在，效果总要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意义系统才能产生。这就是为什么配置总要面向结构，强度的流通也会留下“名字”作为痕迹。关键在于要看到，在这种对结构的运用中，配置是不会被完全化约为结构的一部分的（因为结构本身只是配置运行过程的一部分），反倒是结构自己在这种运作中要被无器官的身体所瓦解。

<因此，一本书不再具有客体。作为配置，它自身只与其他配置相连接、与其他无器官身体相关联。我们将不再追问一本书想要表达什么，无论它是作为能指还是作为所指；我们将不再试图在一本书中去理解什么，而是要追问，它通过何物而展开运作，在与何物的关联之中它传布了（或未传布）强度，它将自身的多元性引入或化入哪些多元性之中，它令自身的无器官身体与哪些无器官身体相聚合。一本书只有通过外部(dehors)并在外部而存在。因而，一本书本身就是一部小型的机器，在何种可度量的关联之中，这部文学机器和战争机器、爱的机器、革命机器等等相关。>

因此，事情不再是存在一个客体，而书（配置）是对这个客体的表达/再现。配置只是在一个环境中运作着，它通过与其他事物连接而运作，在这种运作中达成了某种效果（传布了/未传布强度）。我们要考察的，是存在于环境中的事物是如何作用的和达到了什么效果。读一本书，并不是要问书本身的“原意”是什么，书在处于当下情景的“我”身上所产生的效果，才是重中之重。“我是怎么想的？”

<一本书的无器官身体是什么呢？存在着许多种，这要视被考察的线的本性、它们所特有的成分和浓度，以及它们汇聚于一个“容贯的平面”(plan de consistance)（正是这个平面确保了对它们的选择）的可能性而定。……文学就是一种配置，它与意识形态无关，文学没有、也从未有过意识形态。>

配置和无器官身体依赖着外部才能运作。而它们所存在的那个地方，就是“容贯的平面”。千高原在这里似乎倾向于一种平行论——世界本身没有任何意义，人也不能接触世界，它只是漠不关心地提供了我们、意义系统、结构和配置的存在的场所。所有事物都存在于这同一个层次上，没有东西能够真正规定存在着的事物的意义。因此，文学作为一种配置，和意识形态无关。文学当然可以被意识形态利用，其他配置当然可以通过文学进行作用，生成为一个意义系统。但这不是文学所要表达的意识形态，因为配置根本不表达/再现任何东西。问题不应该是“你写这些是什么目的？”而应该是“这本书在现在的情况下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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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第一种类型，是“书—根”(livre-racine)。树已经是世界的形象，或者说，根是“世界—树”的形象。这是经典之书，作为有机的、意谓的、主观的崇高内在性（书之层）。书模仿世界，正如艺术模仿自然：运用其自身所特有的手段，产生出那些自然不能或不再能创造出的东西。书之法则，正是反思/映像(réflexion)之法则，即“一”生成为“二”。……可以说，此种思想从未理解多元性：它必需预设一种根本的、强有力的统一，以便遵循一种精神的方法来达到“二”。从客体的角度来说，遵循自然的方法，人们无疑可以直接从“一”达到三、四或五，但却始终必须预设一种根本的、强有力的统一性作为前提，即支撑着次级根的直根的统一性。>

在树的形象中，一切都依赖于一种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又再现了其他事物。在其中无疑存在着一种对意义的垄断，这种思想中不会有多元性的位置，它实际上是法西斯式的。

<胚根系统，或束根，是书的第二种形象，我们的现代性欣然仰赖于它。这回，主根已然夭折，或者，它的末端已然被摧毁；一个任意的、直接的次级根的多元体被嫁接于它之上，并呈现出一种蓬勃的生长态势。这回，自然实在显现于主根夭折的过程中，但根的统一性仍然持存，作为过去或将来，作为可能性。>

束根显然就是多元主义的形象，在这里不存在一个强制规定一切的意义的主根，这整个系统的样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我们立刻注意到，主人能指（统一性）的运作也不需要彻底否定多元性，因为新的东西完全可能被主人能指缝合进符号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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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采用威廉·巴勒斯的剪裁法(cut-up)：将一篇文本叠合(pliage)进另一篇之中、由此构成了多元的，甚至是偶生的根（比如一根插穗），这对于所考察的文本来说就意味着一种替补的维度(dimension supplémentaire)。正是在这个叠合的替补维度之中，统一性继续着其精神的劳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最为碎片化的著作也同样可以被视为“全集”或“巨著”。……每当一个多元体被掌控于一种结构之中时，其增长就被后者的组合法则所缩减甚至抵消。>

千高原在这里谈到的正是一种极其类似于主人能指缝合作用的现象，一本书无论后来添加多少内容也仍然是“一本”书，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博尔赫斯的沙之书，即使书是无限延续下去的多元体，依然诡异地存在着统一性。而一本无比碎片化的书，这种碎片化反倒可能成为“这一本书”的某种特色，构成了它的统一性。又例如在现实政治中，新的政治议题当然在不断产生，但它们却都构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一部分。

<主张摧毁统一性的人……肯定了一种真正的、至上的、天使般的统一性。……如此说来，束根系统尚未真正摆脱二元论，它展现出主客之间、自然实在和精神实在之间的互补性：在客体之中，统一性不断遭到阻碍甚至阻止，但在主体之中，一种新的统一性却获得胜利。世界失去了其主根，而主体也不再能够进行二元分化，但却在对于其客体的维度始终构成替补的维度中，达到了一种更高的统一性……>

在主体中获得胜利的那种新的统一性，显然就是主人能指的统一性。在这里不存在主根，因为主人能指没有意义，而只是纯粹的形式作用、只是通过将他物缝合入符号秩序来赋予他物以意义（“互补性”）。在这里一切事物都被设定为存在于某一特定的情境之中。

<必须形成“多”，但不是通过始终增加一个更高的维度，而是相反，以最为简单而节制的方式，始终对已有的维度进行n-1的操作（只有如此，一才成为多的构成部分，即始终是被减去）。从有待构成的多元体中减去独一无二者；在n-1的维度上写作。这样的体系可以被称为根茎(rhizome)。>

N+1就是让一个新的东西屈服于多元主义的统一性，而n-1则是指出，在这一统一性统治之下的那个东西，从来都不真的完全被这一统一性统治。这就是多元主义的问题所在，即无论怎样强调多元性，多元主义总是认为事物是被完全建构了的、总是认为事物“就是它本身”。

<(1)和(2)连接和异质性的原则：在根茎之中，任意两点之间皆可连接，而且应该被连接。树或根就不一样，它们固定了一个点或一种秩序。>

关于连接原则。

树和根：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那种单纯的“一者决定另一者”的庸俗理解。

根茎：阿尔都塞的AIE，社会中的一切要素，在决定其他所有事物时也被其他所有事物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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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学中，即便人们试图将自身局限于明显之物的范围内、不对语言作出任何预设，这也仍然是处于一种话语(discours)的领域之内，它隐含着特殊的社会权力类型和配置模式。……我们不会指责这些语言学模式过于抽象，相反，它们还不够抽象，还尚未形成抽象机器，而正是此种机器将一种语言(langue)与陈述(énoncés)的语义和语用内容、表述的集体性配置、社会场域的一整套微观政治连接在一起。>

语言学模式的问题在于，它们预设存在一个超然于社会多元体的纯粹语言。抽象机器的形成，正是要求在语言和社会配置之间建立联系，反对纯粹的语言的观点。就像下面所说的，从根茎的观点出发，语言总是已经和权力、政治、文化等事物相关。

<不存在语言自身，也不存在语言的共相(universalité)，而只有一种方言、土语、行话、专业术语的集聚。不存在理想性的说者—听者，也没有同质性的语言共同体。……不存在母语，而只有一种支配性的语言在一个政治的多元体之中所掌握的权力。语言在一个教区、一个主教辖区、一座都城的周围稳定下来。>

这就从连接原则进入了异质性原则，所谓异质性当然只能是语言对语言自身的异质性。既然连接原则否定了结构的威权，那么无论我们对语言如何进行结构化、意义化，语言都不是我们所定义的那个语言。

<根据魏因赖希(Weinreich)的原则，语言就是“一种本质上异质性的实在”。……人们总是有可能将语言解析为其内在的结构性要素……相反，一种根茎式的语言分析法只会使其偏离中心，向其他的维度和领域展开。除非是行使一种无力的功能，否则一种语言绝不会自我封闭。>

自我封闭的语言所行使的功能当然就是一种独断的、严格等级制的、僵化的、结构的功能。而根茎式的语言分析法能够让我们看出，其实打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什么中心。虽然我们的表达总要以某种意义系统、某种结构为基础，但是语言总已经向着这结构之外的维度展开。

<(3)多元性原则：只有当“多”确实被视作名词和多元体，它才能终止与“一”之间的任何关联——无论“一”是作为主体或客体，自然的实在或精神的实在，还是作为形象或世界。>

这里反对的是一种整体的形象，仿佛一个东西只要存在在那里，就成为一个没有内在矛盾的“一”。然而，“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整体、一个“一”。如果它是，那么就可以用一个完全封闭的、完美的结构描述它。而这个结构根本不存在。

<一个多元体既不具有主体，也不具有客体，它只有规定性、量值、维度，而所有这些只有在多元体改变自身的本质的同时才能获得增长（因此，组合法则就与多元体一起增长）。>

多元体不归属于一个主体，多元体之存在本身即是无主体过程（多元体永远是运动着的、不断地制造连接），它也不是要表达一个客体。它只是要产生某种效果， “量值”、维度、规定性是度量这种效果的东西。需要注意的是，首先，只有在多元体对自己的本质的不断改变中，才能让效果不断增长。这很好理解，策略必须因地制宜、符合于形势的要求，不然反抗就会被统治机器所捕获。

其次，“组合法则”即结构会随着多元体的增长而增长。不应该从结构和配置/多元体的二元对立来思考这句话，认为结构会不断地尝试捕获多元体。这应该理解为，多元体可以拥有自己的意义系统来传布强度，而且这一意义系统仅仅是作为对形势的回应而非固定的教条。这正是阿尔都塞所描述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唯物主义只是在用论点去反对唯心主义的论点，而拒绝给出一个世界大全体系。

<木偶的提线作为一个根茎或多元体，并非与被预设的一个艺术家或表演者的意志关联在一起，而是与神经纤维所构成的一个多元体关联在一起……人们会反驳说，其多元性源自演员的人格，正是后者将它投射于作品之中。就算如此，但演员的神经纤维同样也形成了一个网络。它们深入到灰质和栅极(grille)之中，直至未分化处……>

这里的重点在于，即使是提线木偶的运作过程，也具有多元性，也不完全服从于某个绝对意志之下。世界上不真的存在多元性与统一性、根茎与树的对立，一切都是在容贯的平面上生长的根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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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配置正是此种多元体的维度的增殖，它在拓张其连接之时必然改变其自身的本质。与结构、树或根不同，在一个根茎之中，我们无法发现点或位置。在其中只存在线。>

因为配置是运动着的结构，因此线取代了稳固的点、多元体的运动改变了自己的本质（本质显然只能由结构规定）。

<统一性始终运作于被考察的系统的某个替补的空维度之中［超编码(surcodage)］。准确说来，一个根茎或多元体不允许其自身被超编码，不会拥有一个超越于它的线的数目（也即超越于与这些线联结在一起的数之多元体）之上的替补维度。>

也就是说，“大他者的大他者”不存在。

<所有的多元体都是平伸的，因为它们填满了、占据了其所有的维度：因此，我们会说一个多元体的容贯平面，即便这个“平面”的维度会伴随着其上所确立起来的连接数量而一起增长。>

似乎可以对容贯平面作两种区别不大的解释——要么，容贯平面仅仅就是配置运作的轨迹，是配置所创造出的那些连接；要么，容贯平面是一个纯粹的空位，而配置就在这个空位上运作，以致于我们可以认为这运作本身就是容贯平面。

<多元体是被外部所界定的：被抽象线，逃逸线，或解域所界定，伴随着此种解域，它们在与其他多元体建立连接之时改变着自身的本质。>

外部显然就是客体小a，符号秩序由它的匮乏所界定。多元体和符号秩序的区别在于，多元体不知有匮乏（也许说不知有阳具能指更确切），它任由这一匮乏在形势之中发展下去。

这发展的结果，即解域的结果是“本质的改变”。旧本质的影响显然仍会存在，否则就意味着将这种解域无非是一种结构主义式的断裂、是从一个封闭结构走向另一个封闭结构，而非一个配置和其他配置的连结。那么，这也许就是穿越幻象和认同圣状的过程。在千高原中，圣状是必要的，因为根茎——就像我们反复强调的那样——来源于配置（运动着的结构）而非对一切意义系统的简单否定。强度要以“名字”作为自己流通的痕迹。

<逃逸线同时标志着以下几点：多元体确实占据的有限数量的维度的现实性；不可能存在任何替补的维度，除非多元体沿着逃逸线转化自身；将所有多元体平铺于同一个外在性(extériorité)或容贯性的平面之上是可能的和必要的，无论它们的维度有多少。一本书的理想就是在这样一个外在性平面之上展开所有的事物……>

容贯平面这个概念的必要性因此就是强调，所有事物都存在于同一个层次上。抛开大他者不存在不谈，也许这个信条可以被以意外简单的方式理解，就是拒绝像马克思在1845年所反对的那样“对自己讲述哲学的幻想”。我们始终都是存在于不断变化的“形势”之中的，不存在一个万灵药般的简单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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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非意谓断裂的原则：不同于过度意谓的间断，后者分离不同的结构或贯穿单一结构。一个根茎可以在其任意部分之中被瓦解、中断，但它会沿着自身的某条线或其他的线而重新开始。人们无法消灭蚁群，因为它们形成了一个动物的根茎：即使其绝大部分被消灭，仍然能够不断地重新构成自身。>

断裂不是彻底决裂，从一个结构到另一个结构，并不是扔掉旧的换上和旧的完全无关的新东西，而是旧的结构与其外部相连接的运动，新的结构是从旧结构解域自身的运动所导致的乱流中产生的，是旧结构与其外部相互连接的造物。同时，这也可以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联系起来——革命时刻当然是断裂，但是第一，革命时刻本身就是国家机器在形势中运动的结果；第二，国家机器作为配置，因此作为根茎而运作着，不可避免地会留下“旧社会残余”，不断地再生产旧的生产关系——

<我们可以制造一个断裂，我们可以勾勒出(tracer)一条逃逸线，不过，始终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即在其上有可能重新遭遇到对所有一切再度进行层化的组织，重新赋予一个能指以权力的构型，以及重新构成一个主体的属性——所有你想要的，从俄狄浦斯的重现、直到法西斯主义的凝结。群体和个体都包含着微观—法西斯主义，它们就等着形成结晶。>

因此，在解域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阶级斗争——对那种试图以旧方法进行层化的“结晶”的反抗。那么，唯物主义者到底该如何处理“建设新社会”的问题？

<是的，茅草也是一个根茎。善与恶只能是某种主动的、暂时性的选择的产物——此种选择必须不断重新开始。>

也就是说，唯物主义者深刻地意识到，一切都是根茎，一切运作着的东西都是配置，而配置是运动着的结构。唯物主义者并不排斥使用意义系统——唯物主义者通过不断地将意义系统作为运转着的机器投入具体的形势中，让“善恶”的标准不断变化、不断重新根据形势重塑意义系统。“书是机器，我们要问的问题只是‘它运转得好不好？’”

<解域的运动和再结域(reterritorialisation)的进程怎能不相互关联、不断联通、彼此掌控？兰花解域而形成一个形象，一个黄蜂的仿图(calque)；然而，黄蜂在这个形象之上再结域。但黄蜂也被解域，其自身变为兰花的繁殖器官的一个部分；然而，通过传播其花粉，它使兰花再结域。兰花和黄蜂——作为异质性的要素——形成了根茎。>

在与黄蜂的相互作用中，兰花演化成了另一个样子以回应黄蜂，在某个程度上再现了黄蜂（“成为了黄蜂的仿图”），在这时兰花自己的独立的位置被化解了，它处于和黄蜂的动态的相互作用之中（被解域）。而黄蜂呢？黄蜂依照兰花的反应确定自己的位置（再结域），然而这个位置也被解域——黄蜂不再有独立的位置，而成为兰花的繁殖器官的一部分。而黄蜂传播花粉的行为让兰花再结域——兰花身体的一部分传播到了各地，兰花重新确认了自身的整体和自身的固定作用。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讨论都是在层的等级上进行的。

<人们会说，兰花模仿着黄蜂，它以一种意谓的方式复制了后者的形象（模仿、拟态、伪装，等等）。然而，这仅仅在层的等级上才是真的——两个层之间形成平行关系，一方之中的某种植物的组织结构模仿着另一方之中的某种动物的组织结构。>

也就是说，认为黄蜂和兰花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模仿、相互再现的关系，这只是结构主义的观点。在这种观点中，两个独立存在着的整体是平行的，兰花对于黄蜂只是结构了黄蜂自身的那个意义系统的一部分。并且，可以看出，这种平行论预设了一种超编码——无论是黄蜂还是兰花，都被放在一个“客观”的时空观下被理解，而这个时空观当然要归属于某个主体。

说得更明白些，认为黄蜂是对兰花的某种再现，就像是认为一个性少数只是再现了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环境（在一开始就被德勒兹批判的多元主义观点，该观点认为人的像性取向这样的特点仅是他所处的客观环境的忠实反映）。

<不再是模仿，而是代码(code)的捕获(capture)，代码的增值(plus-value)，价(valence)的增长，真正的生成，兰花的生成—黄蜂，黄蜂的生成—兰花，每种生成都确保了其中一方的解域和另一方的再结域，两种生成在一种强度的流通之中相互关联、彼此承继，而此种流通则总是将解域推进得更远。不存在模仿和相似，只有两个异质性的系列在一条逃逸线之上的爆裂，这条线由一个共同的根茎构成，它不再能够被归属于、从属于任何意谓之物。肖万(Rémy Chauvin)说得好：“两种生物之间的非平行性进化，二者之间绝没有任何相关之处。”>

这里正是实体-主体的逻辑。

首先，我们知道了我们之前一直所说的“制造连接”、“运动”的精确说法——“生成”。“兰花的生成-黄蜂”——兰花与黄蜂两个配置相互连接，导致了双方的解域和再结域。

其次，这种生成之流并不仅仅是“事物是普遍联系着的”，它限定了连接的形式。连接不是二者的互相再现、互相反映，而是产生一个更能让强度流通的新的自身。

区别在于，在再现逻辑那里，我们会认为兰花产生的变化背后存在着若干实证性因素，这些实证性因素来源于一个原型，兰花通过自身的变化来再现、模仿这个原型。“兰花为什么长得这么好？这是兰花对阳光和水的再现。”

但在生成逻辑那里，一旦我们细细追究这些实证性因素到底是什么，我们立刻会发现这些因素只有从兰花的角度出发，才能被赋予特定的意义。水就是水，但“兰花获得了水”的含义就丰富得多。这不就是实体-主体的逻辑吗？当我们沿着再现逻辑细细推究，我们发现的实际上是兰花并没有再现任何东西，当我们说“兰花再现了水”时，我们实际上已经是站在兰花自己的位置上了。在被再现的原型那里，我们发现的是兰花自己的形象。根本没有纯粹的客体。

在这个过程中，兰花和黄蜂是两个“异质性的”系列。意思是说，没有一个意义系统能够概括生成。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要想得到最基本的“意谓”，我们一定要先进行“超编码”——例如，认为黄蜂和兰花处于同一种时空体验之中，就像情节剧中所有人都在同一条线性的时间轴中活动。这种时空体验当然只能归属于一个大他者。平行性进化需要承认这个大他者，因此根茎、生成之流中都只能出现“非平行性进化”。

猜想：非平行性进化正是一种彻底的平行论。不存在一种共有的时空体验，我们自身的时空体验是绝对独特的。对于我们来说，其他配置的时空体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只是提供了一个有待我们将自己的时空体验投射上去的空位。因此，在一个配置与另一个配置的连接、生成中，不可能存在任何能够在同一个时间轴中标出各个节点的平行性进化，但我们自己却又确实能够制作出这样的时间轴。——<根茎是一种“反—谱系”。（第8页）>

在生成中，“二者没有任何关系”，二者不过都是在将自身不断打造为能够更好地运转的配置/机器。

第八页

<对于那些本质截然不同的现象来说，模仿是一个异常拙劣的概念，因为它依赖于二元逻辑。鳄鱼并没有再现一段树干，同样，变色龙也没有再现四周环境的颜色。粉红豹没有模仿、再现任何东西，它以其自身的颜色来装点世界，粉上加粉，这就是它的生成—世界，以便令它自身变得不可感知和非意谓，形成它的断裂，它自身的逃逸线，遵循着它的“非平行性的进化”，直至终点。>

如我们上面所说，“实体就是主体”，在再现逻辑的背后我们发现实际上“再现”根本不存在——只有用自己去“装点世界”。事物的生成令它自身“不可感知和非意谓”，也就是说，不存在事物自身的确定形象和确定意义。

<植物的智慧：即使它们自身是有根的，但却始终存在着一个外部，在其中，它们和其他事物一起形成根茎——风，某个动物，或人类（从某个方面看，动物也形成了根茎；人类亦然，等等）。>

再次强调，树和根茎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从根茎的观点出发，即使是树也是根茎。

第九页

<书写，形成根茎，通过解域而拓张界域，延伸逃逸线直至一点，在其中它变为一部覆盖了整个容贯平面的抽象机器。>

当一切配置之间的关联被制造出来时，抽象机器就形成了。

<(5)和(6)绘图法和转印法(décalcomanie)的原则：一个根茎不能由任何结构的或发生的(génératif)模型来解释。它与所有那些深层结构或演变轴线的观念都格格不入。一条演变轴线是作为客观的、主根的统一性，连续的阶段在其上被组建起来；一个深层结构则更像是一个基本的序列，它可以被分解成直接的构成组分(constituant)，而其产物的统一性则进入到另一个转换性的、主体的维度之中。>

反对两种观念，演变轴线当然就是那种“概念的必然外化”之类的观念。深层结构的一个例子是意识形态。假如一个人在认识到所有意识形态都是按照某个固定的方式结构起来的之后得出结论，主体都是由某些固定的东西构成的统一体，那么这个人就持有关于深层结构的观念。德勒兹认为，乔姆斯基就陷于这种观念，认为可以用一套基本序列来化约一切语言。

<在我们看来，演变轴线或深层结构归根结底就是仿图(calque)的可被无限复制的逻辑。所有的树的逻辑都是仿图和复制的逻辑。……它的目的就是描绘一种事实状态，维持主体间关联的平衡，或探索一种已经存在的无意识——此种无意识隐藏于记忆和语言的幽暗角落。它旨在模仿某种完全作为既成之物而被给予的事物，而此种模仿是基于某种超编码的结构或支撑性的轴线。树连接起模仿，并使它们等级化，仿图就像是一棵树的叶片。>

仿图的逻辑就是再现/模仿的主客体二元逻辑。

通过确立一种独然于主体之外的“事实状态”、“既成之物”，再现逻辑使得诸主体陷入了一种树形结构。一切都成了对某个原型的模仿，而这些模仿又被连接起来、被等级化。

在齐泽克那里，这很显然就是预设了“大他者的大他者”之存在、意图压制剩余。在德勒兹这里，这种行为的后果则是“层化”，是对生成的阻碍。

<而根茎则截然不同，它是地图(carte)而不是仿图。要绘制地图而非仿图。……地图没有复现一种封闭于自身的无意识，相反，是它构成了无意识。它促进了场域(champs)之间的连接，清除了无器官的身体之上的种种障碍，在一个容贯的平面之上最大限度地敞开了无器官的身体。它自身构成了根茎的一部分。>

根茎/地图“最大限度地敞开了无器官的身体”，也就是最大限度地消除了无身体的器官（即阳具能指）的作用，使得结构再度在生成之流中成为配置。

第十页

<地图是开放的，它可以在其所有的维度之中被连接，它可分解，可翻转，易于接受不断的变化。它可以被撕裂、被翻转，适应于各种各样的剪接(montage)，可以被某个个体、群体、或社会构型重新加工。……一个地图具有多重入口，这与始终回到“同一”的仿图正相反。>

地图的这些性质正是我们前面谈过的根茎的种种性质。

仿图则不然，仿图总要诉诸于“超编码”的维度，仿图中总是存在一个大他者的大他者。

<冲动和部分客体(objet partiel)既不是演变轴线之上的诸阶段，也不是一个深层结构之中的诸位置，它们是对于问题的政治性选择，是入口和出口，是孩子政治性地体验到的僵局——也即，带着其欲望的全部力量。>

欲望不是一个结构中具有某种功能和等级的位置，而是一种具有“政治性”的对于僵局的体验，因为我们所追求的剩余正是我们所处的现实的匮乏所在，因此欲望的力量就是生成的力量。

<然而，当我们把地图和仿图作为好坏两方面对立起来的时候，难道不是恢复了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难道一个地图的本性不就是能够被模仿？……甚至是那些逃逸线，由于它们可能具有的歧异性，难道没有复制出那些它们需瓦解和翻转的构型？然而，反之亦然，这是一个方法的问题：应该始终将仿图带回到地图。>

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根茎与树并非是“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关系，我们应当“始终将仿图带回地图”，假如没有意义系统供我们逃逸，那么逃逸本身又如何发生呢？

<严格说来，说仿图复制了地图，这并不确切……它始于对那些它想要去复现的东西进行选择或隔离……根据自身的意谓和主体化的轴线，它对多元体进行组织、稳定化并使其失去效力。它繁殖出(générer)根茎并使其结构化，当仿图相信它是在复制其他事物的时候，它只是在复制自身而已。这就是为何它是如此危险。>

也就是说，不和现实保持距离、不事先排除现实中的某些东西，树或者意义系统就无法存在。仿图因此并不真是要复制什么东西，它只是在复制它自身，正是它自身的意义系统决定了现实中的哪些东西在它那里必须被排除。仿图的危险之处就在这里，试图用自身的意义系统阻碍概念的流动，这当然纯粹是法西斯主义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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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根茎被封死、被树化之时，它就完结了，激发不出任何欲望；因为，正是通过根茎，欲望才始终得以运动和产生。每当欲望沿着树而运动之时，内部的作用就会使它遭遇挫折并引向死亡；然而，根茎却是通过外在的和生产性的推动力对欲望施加影响。>

欲望是反对威权的、生产性的东西。威权总是反对欲望的。而欲望只能存在于根茎之中。

<这就是为何尝试另一种相反的、但却非对称的操作是如此重要。将仿图重新联结于地图之上，将根或树重新连接于一个根茎。……对于群体的地图也是如此：要揭示在根茎的哪个点上形成了整体化、官僚机制、领导地位、法西斯化，等等，而哪些线又得以持存——仅仅是以隐蔽的方式——并不断地在暗中形成根茎。>

要将树重新连接到根茎上，对于整体化的揭示正是意识形态批判的工作，而对于线得以持存之处的察觉则要求对于形势的正确把握（“实事求是”）。

第十二页

<在根茎之中存在着树或根的结构，反之，一根树枝或一块根部也可以萌发出一个根茎。在这里，参照系不再依赖于预设着共相的理论分析，而是依赖于一种语用学，后者由强度的多元体或聚合体(ensemble)构成。>

一言以蔽之——根茎的运动依赖于一种战略分析和决策。

<具有根茎的形态，也就是产生出这样的茎和细丝，它们看起来具有根的外表，甚或穿透主干而与根连接在一起，但却将根投入新的、异样的用途。>

用阿尔都塞的话说，意识形态斗争是因为次级意识形态才有开展的可能。次级意识形态虽然是AIE的上层建筑，但是却并不被国家意识形态完全决定。因此，存在这样的可能——利用作为AIE整体一部分的次级意识形态反对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

第十三页

<树或根产生出思想的一种糟糕的形象，它不断地基于一种更高的、中心化或节段化的统一性来模仿“多”。事实上，如果人们考察分支—根的集合，树干起到的是对立的节段的作用，以便使某个子集自低向高地进行提升：这样的节段将是一个“连接的偶极”，它有别于由单一中心放射出的线所形成的“偶极—单位”>

多元主义的问题就在这里——多元主义只要求数目上的多，至于这众多的存在是否位于一个等级制之下，多元主义毫不关心。

同时在这里可以看到为什么多元主义已经被阶级斗争所分裂——没错，在多元主义中人是多元的“偶极-单位”，意思是说，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多种身份。但是总有一种东西，将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按照等级制连接在一起，使一个人低于另一个人（“连接的偶极”所以被连接）。而人所拥有的那繁多的身份，不过是对多元性的模仿。从这里看以看出，德勒兹对于身份政治估计不会说什么好话。

<在一个等级化的系统里面，一个个体只拥有一个能动的相邻者，即那个在等级上高于他的个体。……即便当一个人自认为已达到一个多元体，这个多元体也很可能是假的——我们称其为胚根类型——因为它表面上非等级化的表达或陈述实际上只能导致一种完全等级化的结果：这就是著名的友谊定理(théorème de l’amitié)，“如果在一个社会之中，任何两个个体都恰好只有一个共同的朋友，那么，就存在着这样一个个体，他是所有其他人的朋友”。>

多元性必须以反对等级制/树为前提，在等级制中的“多”实际上是这样的——为了表现自身的“多”，即非等级制，等级制需要让上级和下级拥有一个共同的东西。（“老板和员工是平等的契约者”——目田说、“我也是黑人”——支持特朗普的黑人保守派对黑人们说）

而根据友谊定理，每一对上级和下级所拥有的共同的东西其实就是同一个东西。我们立刻发现，这个东西就是阳具，它标志着符号秩序的普遍匮乏。为了掩盖等级制的这一匮乏，阳具能指作为所有人的“共同的朋友”调停等级制所必然具有的那种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分裂。（所以德勒兹这里是想说假多元性或者多元主义就是用来转移阶级矛盾的？）

第十五页

<在精神分析及其对象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将军，一个首领（弗洛伊德将军）。相反，神经分裂分析将无意识视为一个去中心化的系统，也即一个有限自动机所形成的机器性的网络（根茎），并以此达到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无意识状态。……对于陈述和欲望来说，关键决不是按照一种树形模型对无意识进行还原、解释和赋义。关键在于生产出无意识，并借助它生产出新的陈述，别样的欲望：根茎就是此种对于无意识的生产。>

我感觉《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第四章第一节叙述的晚期拉康的无意识观和这个很接近，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对应，“新的陈述”就是圣状。

然后从15-17页，德勒兹用东方“根茎式的”专制制度说明根茎也有等级制度、且这一等级制度可能更加严酷。这对于我来说有点太东方主义了，理解意思就行——

<（第17页）重要的是，树—根与根茎—运河不是作为相互对立的两种模型：前者作为原型和超越性仿图而运作，虽然它也可以蕴生出其自身特有的逃逸；后者则作为一种内在性的过程而运作，此种过程颠覆了原型，描绘出了一个地图，虽然它也构成了其自身特有的等级并产生出一条专制性的运河。>

第十八页

<通过所有作为敌手的二元论（但却是完全必要的敌手，是我们不断加以变动的装置），最终达到了我们都在探寻的那个神奇的原则：多元论=一元论。>

二元论，如前所述，要求一种超编码。而对二元论的研究会告诉我们并不存在一个超编码的维度（“大他者的大他者”的维度）。因此，多元性只能来自于一种一元论——所有事物都存在于同一个层次上，不存在一个超编码的维度。

第十九页

<我们将任何这样的多元体称为“高原”：它可以通过浅层的地下茎与其他的多元体相连接，从而形成并拓展一个根茎。我们将这本书当作一个根茎来写。……>

那些连接着远方的大地/配置的，就是高原。

第二十一页

<游牧民族发明了一种战争机器，用来反抗国家机构。历史学从未理解游牧运动，书也从未理解外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之中，国家已然成为书和思想的原型：逻各斯，哲学王，理念的超越性，概念的内禀性(l’intériorité)，精神的共和国，理性的法庭，思想的官员，作为立法者和主体的人。国家试图成为一种世界秩序的内化形象，并以此来使人扎根。不过，一部战争机器与外部之间的关联并不是另一种“原型”，而是一个配置，它使得思想自身变为游牧性的，使书变为适用于一切运动机器的构件，一个根茎的分支（克莱斯特和卡夫卡反抗歌德）。>

国家机构当然是树的形象，而游牧就意味着作为战争机器去反抗这一形象。国家试图成为一种原型，试图以秩序将事物放入自己的等级制中。而战争机器则利用国家操控的那些事物，战争机器与这些事物组成了一个配置，让这些事物成为一个根茎的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