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人类进步？西蒙东谈人类进步的限制

译自Gilbert Simondon,"The Limits of Human Progress: A Critical Study",Cultural Politics 1 July 2010,6 (2): 229–236. 【人类进步的限制：一种批判性研究】

吉尔伯特·西蒙东/文

叶V/译

摘要：人类进步不能用人们生产出什么来衡量，而是用生产的阶段（来衡量）。从古典时期的语言发展到中世纪宗教发展，及文艺复兴时期之后的技术进步的转向并不是完整的过程。每个领域组成了一个内部一致的系统，人们同时成为领域发展的施为(agent)和主体（subject)， 并且每个系统在它的顶点趋向于一种极度的完整。每个连续的系统体现了一种更加原始的欲求：沟通、与世界融为一体及维持生命。因此，每一个（系统）都逐渐变得更加具有普遍性。但技术进步并不是真正有系统性，忽略了不发达地区的人们，它需要对思想的反思来解决这种欠缺，并将技术进步与整个人类进步结合起来。

关键词：西蒙东，语言，宗教，具体技术（technics），整体技术（technology），进步

只有考虑由人类生产和人类所是所组成的整个活动和存在系统，才能提出人类进步的问题。对人类生产（语言、技术）的考虑不能评估人类进步，也不能随时间变化来预测它的发展规律，因为这样的话将注意力仅仅指向了人类活动的物件具体化（objective concretization）。因此，只要是仅仅顾及物件具体化，就没有标准使人得以区分具体化系统和另一个作为人类进步的唯一标志和有效媒介的系统。正如古典人道主义已做的那样，证明了人类的进步可能等同于任何形式的语言进展。同样，人类进步可能等同于任何形式的技术进步。如果你确实认同这些，我们认为（这种认同）是简化的，这样的话你将会发现人类进步有一个限制性的短暂发展，并且通过类比来预测技术进步，将会描绘出一个S形曲线(sigmoid curve)¹，语言进步的情况也是如此。

然而，即使想仅仅以物件具体化为由来评价人类的进步，就必须考虑到作为进步的可能的具体化序列，不是如此这般的自我限制的一种物件具体化。语言和技术进步共担内部的抑制过程，随时间变化这一抑制过程给了它们S形曲线的发展形式，在语言的情况中的确如此不用怀疑，在技术领域也许也是真的。但人类的进步在于这样一种方式，人们将语言的可能性推至饱和点，转向具体技术，最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领域。如果对我们来说，人类进步表现得与技术进步相一致，那是因为在我们的时代和文明中，人类的进步参与了技术的发展。我们没有根据去假设，当技术发展已经达到饱和，以及即使真能够实现这种饱和，人类就不会发现自己进入了另一个进步领域。此外，将已经做出尝试（技术之前）的发展领域减少到只有两个，似乎是过分的：如果古代古典文明似乎已实现了语言发展的饱和，那么在宗教发展中，中世纪时期的文明似乎也实现了同样的目标。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技术发展的精神首先在古代语言发展的例子中得到了鼓舞，但后来与之拉开距离。文艺复兴时期事实上首先是一个语言发展的新阶段，短暂而激烈，引向我们所生活的技术进步阶段。宗教和技术阶段之间的宗教改革，表明了受古代古典主义所激发的语言进步力量引入了宗教发展。同样，在古代世界的尽头，人们可以看到新的进步力量(本质上是宗教的力量和伦理的力量)被用在促进语言发展的最复杂阶段，以伦理 —宗教哲学的形式充分扩张，例如斯多葛学派（Stoicism）和诺斯底教（Gnosticism）。因此，不仅存在一系列领域（这些领域中物件具体化发展了）——语言，宗教，技术 ——而且这些领域之间也存在着持久的重叠（overlapping），表现出一种对于普遍性的追求。

然而，连续阶段的序列甚或重叠都不意味着进步。如果语言阶段，宗教阶段，技术阶段，以及过去和未来的人类活动的所有其他阶段是自我限制的，并且没有互通，不知道彼此，人类将徒劳遭受无济于事的每个连续的冒险，直到它们中的每一个抵达饱和并舍弃。那么可以谈语言、宗教或技术的进步，而不是人类进步。事实上，物件具体化的这些连续阶段序列具有的共同点不是具体化的内容：希腊剧院对宗教权力的关怀，正如大教堂对于雷达的关怀一样，少之又少。人才是（其中的）共同点，人既是具体化的动力和促进者，又是物件具体化在其中共振的生物，也就是说，人（在其中）是施为和患者。在每个自我限制的进步周期的物件具体化和其中的人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结合。在每个进步周期中，人与他所建立的（事物）形成了一个系统，并且这个系统还远未饱和。物件具体化（语言、宗教和技术）并没有反映人类可能性的总和。因此，我们可以说，仅当人从一个自我限制循环转移到下一个循环时，增加了他自己的部分（这个部分参与了他与物件具体化所形成的系统），才有人类进步。如果人类—宗教（man-religion)系统被赋予了比人类——语言（man-language）系统更大的内部共振，并且人类—技术（man-technology）系统被赋予比人类—宗教系统更大的内部共振，那么就有进步。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人在这里表现为有效的角色，因为人类对发展进程觉知，且人是组织这一进程得以展开的系统的一部分。毫无疑问，每一个发展都有自动化的方面，以及自动化的过度增长与进化的终结相一致，并且饱和状态终结了每个发展过程。这就是古代世界结束时的语言状态：它完全成为一个语法问题，成为了一个形式主义逻辑学家在命名中寻求词源正典（etymological rectitude）的问题。当然，一种语法或一种形式逻辑并不反映人，或至少只反映人的最小部分，它本不应该被夸大。尽管如此，在它的古典主义（时期），在语言发展的最高阶段充满了更多的希望；在智者派(the Sophists)和颂歌话语(the Panegric Discourse）时代，人们把语言视作知识的宝库，被看作是人类的“永恒颂歌”（perpetual eulogy）的基础。宗教在其上升阶段也是这种状况，充满了普世的各宗合一的启示。然而，它终结于严格的思想和行动的支配，不再反映人类进步的力量。换句话说，先是出现了飞跃，飞跃中充满了普遍性的力量，展现出人类—语言或人类—宗教系统的高度内部共振，而后这种飞跃出现了关闭，一种物件具体化的自动化系统逐渐饱和了，这种自动化的饱和程度，同样程度上减少了系统的内部共振（由人和物件具体化形成），这种内部共振开始时是更为广泛的、真正的系统化中心（center of systematization）转移。首先，（系统化中心）在人与物件具体化之间。渐渐地，物件具体化自身构成了这一系统。人在中心之外（ex-centered），这种具体化将自身机械化和自动化了；语言成为语法和宗教神学。

技术将会成为工业吗？正如语言成为语法和宗教神学。这是可能但不必然的，不应混淆这三种对象。事实上，若语言变成语法，那是因为从一开始，人类现实中共有的部分难以转换成语言，以至于无法在人与日益增长的语言系统之间建立有效的相互作用。它需要先决条件来激发这种相互作用，即，对人而言语言充分（adequacy）[法语：adéquation]：正如雅典那样的古代民主国家。对于一个古老城邦而言，语言或多或少足以适应它的生活，但对于一个帝国的地理规模和交换形式来说，却远远不够。语言的人道主义时期短暂而急促；在我们的时代，靠小部分人类群体勉力维持，没有能力结构性扩散。至于宗教，对于帝国的地域规格来说它是充分的，能覆盖整个大洲，面积远大于古城邦，始终整合着不同的社会阶层(甚至突破了种姓制度)。目前宗教的衰退，在于它丧失了在普遍地域上的力量，退避到有限人群中，使人想起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人道主义文化，在文人圈子中得到庇护。如果技术成为工业，并且退避到技术人员、研究人员和管理者形成的新封建主义（new feudalism）堡垒，它将像语言和宗教一样走向闭合，以技术自身为中心，而不是继续同人类形成一个共同整体。然而，我们需要指出，对于普遍性的主张，在宗教中比在语言中更加正当，它显示出更广泛的跨越多样性持续进步的能力。实际上，对于人来说，宗教涉及更原始的现实，更少地方局部性（localized），（宗教）比语言自身所做的更自然。宗教比语言更为含蓄，更接近于基础，更少文化成分，因此对于城邦更少限制。技术甚至比宗教还更原始：它与细化和满足生物欲望相通。因此，它可以作为连结，通过联合不同群体的人民或联合人与世界干预，这种情况受到的严格限制，远少于需要充分利用语言或充分宗教沟通的情况。我们感到从宗教通往技术，落入原始主义、落入粗鄙，(如同）古代眼见最完美的语言纪念碑被抛弃，代之以宗教高潮（他们认为它粗俗，有破坏性，并且充满了野蛮的萌芽）的感觉。

然而，这种一步一步降至原始主义和物质性却是普遍性的一个条件：当一种语言与语言所反映的政治一致时，它是完美的； 当一种宗教将一个大洲内的不同种族实现同一文明水平时，它是完美的。唯有技术绝对可以普遍化，因为与它共振的人的那部分如此原始，如此接近生活的条件，以至于每个人都在自身中持有它。 因此，至少在技术方面，人类去中心的萌芽，以及因此所产生的物件具体化的异化萌芽的机会，可能比起语言和宗教更小。

同样，只要人不被技术地理解，系统性的人类—技术的整体的内部共振将不会得到保证，以至于它变得与技术对象同质。要跨过免去中心化（以及随之的异化）的阀限，人们得以操纵者和被操作对象的双重角色干预技术活动。在当前技术发展状态下，人类首先作为操纵者干预。诚然，他也是一个消费者，但只有在生产技术物件之后。作为人，技术操作极少执行在人上。最通常，只有在极少严重且危险或具有破坏性的情况下，人才是技术操作的直接对象，例如在手术、战争，或是种族或政治斗争中：这种活动保守，或有破坏性有辱人格，而没有激发作用。手术，战争和心理行动不构成人：他们通过技术媒介没有激发一种积极的反应。至今，在对事物操作的技术和对人操作的技术之间没有牢固的内在关系。在最好的情况中，作用于人类的技术只是取代之前赋予语言（政治斗争）或宗教（精神分析）的角色。如果技术能够有效并完全取代语言和宗教活动，那么技术将有机会激发一种非S形曲线（non-sigmoid）的发展进程。由于目前还没有适用于人类的计量学，也没有适用于人类的能量学，属于人类的技术整体还不存在，并且在这些技术和直接针对事物的技术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持续关系。当科学（这里指物理和化学）为真正的计量科学提供了基础时，出现了各种致力于物的技术。这种科学，是适用于人类的科学测量的基础，但在生物的领域中还没有任何稳定的方式。

因此，似乎可以预见，技术进步不会总是保持它在物件具体化领域所表现出的爆炸性面貌。此外，我们应该更缓和地考虑这种进步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这儿的速度还达不到爆炸性：照明，家具，食品，运输以缓慢速度全面改变。并且，即使工业突飞猛进，我们地区的农业仍是一个技术进步远未达到相同步伐的领域。将广大人类群体价值观中的技术进步，与在科学技术的专业环境中取得的卓越成果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技术对象越来越需要一个技术环境（technological milieu）得以存在。所以在车间中使用像钻头和研磨机这样的机器，操作者要冒着犯硅肺病的风险。新机器不能简单进入：手工业环境必须转化成工业环境，这就需要能源供应，自动化和远程控制，更不用说人力和经济条件，这些甚至使得转化更慢了。通常引入一个孤立的机器，它与其他机器以及周围环境的可能性不同，足以给人惊人进步的印象，但这种进步观念是抽象的，而如果整个系统被均匀改变，就看不到这种爆炸性速度表象。在物件具体化的特别领域，实际进展的缓慢意味着技术进步已经与社会条件相联系。除此之外可能阻滞它的约束力已经在作用，但是却没有停止它。接着可以从中推测，由于这种缓慢，技术进步不会突然呈现爆炸性的步伐，因为调控性环境已经存在，并且可利用的能源和原材料相当丰富。据期刊Prospective（首刊刚刚出来）所说，长期发展的可能性并不能证实受马尔萨斯人口论（Malthusianism）所启发的态度（长期发展不等于限制发展）。

如果把技术进步等同于人类进步，它就必须涉及人与物件具体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就意味着，最初在技术开发的不同领域之间一定要均衡，并且领域间的规定要交流。当进展一开始就已是分裂的，它呈现一种爆发性的步伐，在极其分离的领域实现它自己：它的状况越分裂，人类进步就越少。几年来在石油和天然气勘探方面的技术进步就如此。在法国，Lacq气体穿越不发达地区，没有给他们带来利润，到已工业化的地区销售。 Hassi-Messaoud地区的石油工人发现的气体如同天空中的火炬一样燃烧着，而在阿尔及利亚，男人们杀死彼此，在荒凉的田野和冰冷的炉膛旁孩子们死于饥饿。如果所有技术已经取得进展（包括农业），技术进步将是更深远的人类进步，在所有的意义上，农业是要害。

因此，这种进展在每一节点都将更加缓慢，而在其整体方面更加深远，因此更加真实进展。 转变人类生活的条件，增加人类生产和人之所是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交换，真正的技术进步就可能意味着人类进步（如果它有一个网络结构，它的网格是人类的现实），但是之后它不再只是一个物件具体化的整体。要使技术进步自我调节，它就必须是整体的进步，这意味着人类使用技术的活动的每个领域必须与其他每个领域有典型的和规范的沟通，这种进步将是有机的，并将形成人类的具体演变的一部分。

此外，即使这样的结论可能会出现错觉，必须说人类进步不能等同于语言、宗教或纯技术进步的任何单一决定性时刻，只有在每一个这些进步的决定性时刻中，能以反思性思维的形式传递给其他进步决定性时刻（的启发来识别／认同自身）。实际上，由物件具体化和人形成整体的内部共振是思想，思想可以被转移。语言进步，宗教进步和技术进步中只有哲思是共同的。思想的反身性是人与物件具体化形成的内部共振的意识形式；正是这种思想，确保了进展的连续阶段之间的连续，并正恰恰是它能够保持对整体的关注，从而确保人类的去中心化（同时还有物件具体化的异化）不会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对思想的反思一定要特别致力于在它与人的关系中指导人类技术活动，因为正是在这个领域有异化的最大危险，而且我们发现正是在这个领域，结构的缺失阻止在物件具体化中技术进步通过与人类形成一个系统，成为人类进步的一个组成部分。提出人类进步的限制的问题，就需要同时提出思想局限的问题，因为正是它被视作人类进化潜力最主要的宝库。

注解：

1，S形曲线是在统计分析中创建的一种S形图。通常，它沿着时间轴缓慢上升，在达到平稳前经历加速增长阶段。技术创新的早期采纳、快速占领和市场饱和阶段，就是典例。

英文译者Sean Cubitt：本文最初发表在《形而上学及道德评论》（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1959年，第三期，第370-6页。附注：本文是对M.R. Ruyet在1958年，10-12月第四期《形而上学及道德评论》第412-423页的回应。本文发表经《形而上学及道德评论》许可。 感谢Justin Clemens，Patrick Crogan以及Chris Tur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