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第三部第3章：野心時代

在共產黨瀕臨崩潰之際，我認識了它的最後一位大祭司。維亞斯拉夫·肖斯托科夫斯基是雅科夫列夫和葉利欽的盟友，他掌管著莫斯科高等黨校，這是年輕列寧主義者的終極培訓基地。在短短幾個月內，他取消了上千堂意識形態課程，解雇了教職員工，聘請了新的年輕教師，重新修訂了課程大綱，引入了所有可能的思想和理論家。突然間，學生們在閱讀馬克思和列寧的同時，也開始閱讀穆勒和洛克的著作。他們讀的蘇聯歷史大多來自外國和地下版本；沒有時間等待黨的出版社跟上世界的步伐了。這是一項嚴峻的任務。一天下午，肖斯托科夫斯基告訴我，要麼用一批新的年輕社會民主主義者重振黨，“要麼我們就得死”。

“我們正在走向多党制民主，走向政治市場，而共產黨還沒有做好準備，”他說，“恐怕就連戈巴契夫本人，也還沒準備好迎接這個市場。”

與院長會面後，我朝出口走去。在路上，我注意到一塊手寫的告示牌，上面寫著“今晚在列寧廳播放一部美國電影”。雖然沒有片名，但我還是去了。列寧廳人頭攢動，座無虛席。未幾，燈光變暗，銀幕上閃現出邁克爾·道格拉斯和查理·辛熟悉的面孔：共產黨高級黨校放映《華爾街》。

如果說當時我還不知道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已經死亡，那麼在最後的片尾字幕中我已經恍然大悟。這些年輕的信徒們，可能是下一代列寧主義牧師，對這部美國金融道德劇的反應會讓可憐的奧利佛·斯通導演痛哭流涕。他們並不認為這是一部關於貪婪危害性的末世警示片，也不是一部旨在引導最優秀、最聰明的人走向良善和公益的宣傳圖解片。完全不是這樣。他們顯然對片中展示的商品垂涎三尺：加長型豪華轎車（配酒吧和電視）、壽司製作機、“21”餐廳的韃靼牛排，以及邁克爾·道格拉斯的滕博亞瑟襯衫的精美袖口。天啊，他們愛死那些襯衫了。當年輕的種馬、股票經紀人查理·辛第一次參觀他在東區的新公寓時，看到連體式玻璃窗和無敵視野美景，你可以聽到年輕的列寧主義者下意識的驚歎聲。

“範例正被淘汰。教條已經過時，”肖斯托科夫斯基告訴我。“現在我們只能談論目標了。”沒錯。目標非常明確，影片的高潮出現在道格拉斯模仿伊萬·布斯基的高光時刻，當他說出那句經典臺詞——“貪婪就是美德時”，共產黨人沸騰了。人們發出山呼海嘯的喝彩聲。毫無諷刺之意。

當我們離開列寧廳時，我旁邊的學生、來自越南的交流學者孟丹剛說：“在這一點上，我只能告訴你，我認為——共產主義是資本主義所產生的一種矛盾，”他說。“黨是先鋒隊。我們現在正在研究這個課題。一切都在千變萬化。但電影很好看，不是嗎？”

地方選舉如期於1990年3月初舉行，不出所料，當選者多為共產黨籍的市長和地方官員。對尚在繈褓中的多黨制進行如此突如其來的考驗似乎有失公允。共產黨有資源、有資金，當其他一切都失敗時，還有克格勃在背後撐腰。大多數新政黨都是由幾十個人組成，他們在租來的禮堂裡發表枯燥乏味的演講。且只能提供三明治。

但民主派對勝利成竹在胸。在一黨制崩潰後的最初幾周，一位年輕的政治家，莫斯科的伊利亞·紮斯拉夫斯基，做出了一個驚人之舉。他向十月區的選民承諾，如果他當選地方人大代表並成為主席，他將不惜一切代價扭轉70年的經濟災難。“我們將在一個地區建立資本主義，”他宣佈。其寓意不言自明。紮斯拉夫斯基要挑戰史達林最大的野心——“在一個國家建立社會主義”。

這是一個相當大膽的競選承諾。所有人只能祝他好運。2年前，我剛搬進來不久，就拜訪過那些共產黨官員，至今他們仍然無能地管理著十月區。和附近其他人一樣，我也對這裡的衰敗感到觸目驚心：堆積如山的垃圾，空空蕩蕩的商店和破舊不堪的建築，荒涼蕭瑟的建築工地。整個地區看起來就像貧民窟。從這個角度看，它幾乎和這個國家的其他地方一樣。現在，紮斯拉夫斯基提出的拯救措施正是列寧很久以前就宣稱“寄生蟲……已經成為過去”的自由企業。

包括紮斯拉夫斯基在內的民主反對派領袖們幾乎都不屑於人民代表大會，認為它不過是一個電視辯論論壇。他們清楚地知道，大多數代表充其量不過是戈巴契夫的順從者，最壞的情況則是強硬路線潛在的追隨者。在第一屆會議期間暴光的戲劇性和公開化之後，激進分子對人大沒有辦法更快、更深入地推動經濟或政治改革計畫感到絕望。因此，現在俄羅斯的主要改革者們將注意力從國家政治轉移到了地方政治。民主俄羅斯--一個由所有人，從紀念組織到最新的社會民主黨組成的聯盟——希望用他們的人來充實市政廳和地區蘇維埃或人民代表大會。波羅的海、中亞和外高加索地區的人民陣線組織也希望如此。正如葉利欽決心贏得俄羅斯人民代表大會席位並將該機構變成一個權力基礎一樣，紮斯拉夫斯基也決心“在人行道上”這樣做。

作為民主俄羅斯的組織者，紮斯拉夫斯基不僅為十月區的候選人，而且為整個城市的候選人提供建議。在一個幾乎沒有選舉經驗、完全不懂西方噱頭的國家，紮斯拉夫斯基聘請民意調查專家，舉辦競選技巧研討會，甚至還找到心理學家幫助起草卓有成效的競選宣傳材料。當黨的主要印刷廠拒絕印刷傳單時，他請來知名作家，利用他們的關係將傳單印刷出來。

身殘志堅的紮斯拉夫斯基有點冷嘲熱諷和居高臨下，並不是一個天生的政治家。他的老師、他工作的紡織廠老闆，甚至他的父母都無法理解他成為一名政治家，更不用說成為俄國最著名的新星之一了。當時他才30歲。但選民們從未忘記，當薩哈羅夫去世時，他堅持要求舉行全國哀悼日；他們也從未忘記，當戈巴契夫讓他坐下時，他拒絕服從。現在，莫斯科市人民代表大會或地方人民代表大會的所有改革候選人，都希望得到他的支援和他的組織才能。

紮斯拉夫斯基輕鬆贏得十月區的競選。地方人民代表大會中擠滿了民主俄羅斯的候選人，他們很快任命紮斯拉夫斯基為地區主席。他個人的勝利是民主俄羅斯和全聯盟其他改革派團體數百個勝利之一。正如他們所說，許多人“投給了民主一票”。葉利欽當選為俄羅斯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顯然他將努力成為大會主席。經濟學家加夫利爾·波波夫進入市政廳，成為莫斯科市長。法學教授阿納托利·索布恰克當選列寧格勒市長，以後將成人民代表大會的明星。在蘇聯政治最活躍的地區，再次出現了短暫的興奮浪潮，一種可能性和自豪感油然而生。我去列寧格勒拜訪索布恰克時，他已經在馬林斯基宮徵用了一間寬敞的辦公室。然而，他身後仍然懸掛著一幅巨大的列寧油畫，這讓我百思不得其解。

當我離開辦公室時，我小聲問一位助手：“那幅畫在這裡幹什麼？”

他笑了。“別介意，”他說。“我們想把它拆下來，但發現牆紙上有一塊巨大的污漬。我們沒錢買新的。”

在上任的頭幾個月，紮斯拉夫斯基對共產黨的遺產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党完全控制了每一家商店和工廠、每一個警察局和消防隊，讓十月區陷入了經濟衰退的境地——這是整個蘇聯的典型狀況。食品供應不穩定，甚至有幾天麵包店都空空如也。住房短缺得可憐。許多人住在跟衣櫃差不多大小的單間裡，或者住在15、20人共用一間浴室的公共公寓裡。通過閱讀地方財報，紮斯拉夫斯基還發現，十月廣場上巨大的列寧雕像耗資2,300萬盧布，其中700萬來自本地預算。與此同時，街道上的垃圾已經腐爛多日，無人清理；當地公立醫院醫生的工資只有公車司機的一半。

每週有一個晚上，紮斯拉夫斯基會坐在十月廣場附近一間昏暗的辦公室裡，傾聽居民的抱怨。寡婦、退休人員、醉漢和年輕父母坐在大廳狹窄的長椅上，等待輪到他們。守在紮斯拉夫斯基身邊，從6點一直到深夜，你會聽到“在一國建立社會主義”的失敗史：

“伊利亞·約瑟費維奇，我和丈夫離婚了，但我們仍然不得不共用一套一居室的公寓。我們從1978年就開始排隊申請新公寓……”

“伊利亞·約瑟菲耶維奇，我母親這周去世了，但他們說只有我向墓地管理員行賄，他們才能安葬她。我沒有賄賂的錢……”

“伊利亞·約瑟費維奇，我兒子得了白血病，但醫生無能為力。他們說他唯一能得到治療的地方是西方國家。我們沒有簽證，也沒有錢……”

紮斯拉夫斯基癱坐在椅子上，與其說是因為具體的不幸——每個人都知道到處都是苦難——不如說是因為問題太多，壓在他身上的責任太重。他的自信心正在一點一滴地耗盡。他感到無力和悲傷。葉利欽在人民代表大會上東山再起後，也曾允許我在他辦公的時間旁聽，雖然抱怨的內容大同小異，但他往往能夠做點什麼。政府官員可能瞧不起葉利欽，但他們不得不聽他的。他仍然是前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會成員。葉利欽只要打個電話，就能為他的選民辦到任何事情：一套公寓、一輛輪椅、一張去華沙探望女兒的簽證。但這主要是因為他作為前克里姆林宮高層領導所擁有的巨大權威和關係。紮斯拉夫斯基只能翻閱選民們帶給他的越來越多的文件和投訴。他會調查這些問題，他告訴他們一切，他會盡其所能。他寫信，打電話。但他所依賴的體制把他視為敵人。

紮斯拉夫斯基深深知道，只有政治和經濟改革遠遠超出十月區的範圍，才能帶來真正的變革。與此同時，他幾乎不敢直視選民的眼睛。“他們把我當成了最後的希望，”一天晚上，他在訪客間隙說，“而我能做的實在太少了。我該如何告訴他們，這將需要很多年？”

剛開始，紮斯拉夫斯基唯一的成功只是象徵性的。法律要求新黨派必須登記註冊，而這座城市乃至俄羅斯所有的新黨似乎都在十月區登記註冊，因為這裡有最寬鬆的規定。幾乎每個星期六，就會有一個政黨在十月區召開成立大會。“這有點荒唐。在我們經濟方面採取行動之前，已經註冊了三個不同的基督教民主黨。”32歲的經濟學家格裡戈裡·瓦西裡耶夫說，他是紮斯拉夫斯基選中的十月區執行委員會負責人。

紮斯拉夫斯基意識到，公開化距離言論自由還很遙遠，因此他為那些規模太小或過於激進而無法從党的官僚機構及其印刷廠獲得幫助的報紙辦理註冊並提供資金。謝爾蓋·格裡高利昂斯是一名地下編輯，戈巴契夫在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形容他為寄生蟲，但他卻能夠接管一棟小樓，在不受政府或黨干預的情況下經營他的《開放》雜誌。紮斯拉夫斯基還在沙波羅夫卡街的地方總部大廳裡開設了一家書刊雜誌商店，在那裡可以買到流亡期刊，如《大陸》和《村聲》。後來，他又贊助在地鐵站開設報攤。

十月區還開始向長期以來管理一切的共產黨組織宣戰。紮斯拉夫斯基拆除了沙波羅夫卡街總部的所有共產主義標誌——列寧半身像、錘子和鐮刀——然後把党的官僚機構趕了出去。他在高高的、透風的樓層上給了他們幾間簡陋的辦公室，並收走了他們的內部電話線。

“讓他們自謀生路吧，”他說。“這些人對這棟樓的權利不比基督教民主黨或當地的鳥類觀察者協會多。”

紮斯拉夫斯基和他的同事們知道他們想做什麼，但他們希望在行動之前至少能假裝達成共識。我跟著去了，聽到紮斯拉夫斯基告訴當地員警，應該由市政府而不是內政部的官僚機構來雇傭和解雇員警。我看到他試圖向滿屋子一臉茫然的工廠工人描述，現在是他們在自己的工作場所擁有股份的時候了，效率低下或污染嚴重的工廠應該關閉，取而代之的是“環境乾淨、生產人們需要的東西”的工廠。紮斯拉夫斯基明白，建立一個真正的市場將導致物價上漲、失業、破產以及收入相對平等的終結，他也實話實說。他的冷靜而坦誠，換來的從來都不是輕鬆或熱情。一天下午，在一家機械廠，紮斯拉夫斯基坐在主席臺上，面前是一面巨大的橫幅——“列寧的名字和事業永垂不朽！”接著，台下又爆發一陣喧囂：

“你們打算怎麼處理那些在我們市場上賣東西的亞塞拜然人？"

“那些賣烤肉串的人背著我們發了大財！他們買走所有的肉，然後以原價的3到4倍出售！”

“別把我們當成資本主義的小白鼠！”

可以理解，工人們更關心自己的生計，而不是宏偉的計畫和新十月革命。紮斯拉夫斯基試圖解釋黑市與真正市場之間的區別，以及競爭、監管和激勵的必要性。但群眾就是不買帳。“如果早知道這些，我絕不會投票給你！”一位工人喊道。

會議結束時，紮斯拉夫斯基和瓦西裡耶夫情緒低落。競選活動帶來的興奮感正在迅速消退。“我們從來都不知道布林什維主義的心理在我們每個人心中有多深。”一位名叫伊利亞·格贊采維的助手對我說。“我們越是努力，這種心理就越是抵觸。”

幾個月來，他們舉步維艱。但慢慢地，紮斯拉夫斯基和瓦西裡耶夫的經濟計畫開始取得成效。他們的第一個天才之舉是把十月區變成莫斯科的德拉瓦州。地方委員會通過了多項舉措，方便私營企業註冊。由於沒有党的官僚機構需要討好或賄賂，企業蜂擁而至。12個月內，超過4,500家小型企業來此落戶，幾乎占莫斯科新增私營企業總數的一半。餐館、經紀公司、商品交易所、私人研究實驗室、建築公司、律師事務所和一家電子商店相繼開業。十月區從企業利潤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稅收，一年後就將年收入從7,300萬盧布提高到2.5億盧布。

在十月區，你可以看到市場經濟的最初跡象：野心勃勃、一夜暴富、利慾薰心、窮奢極欲。當地報紙稱之為“十月革命”，對於像格爾曼·斯特裡戈夫這樣的賭徒來說，這無疑是一場淘金熱，格爾曼·斯特裡戈夫是一名24歲的大學輟學生，自稱是蘇聯資本主義的先驅之一。他成立了一家私人大宗商品經紀公司，並以他的狗“阿裡薩”命名。就這樣，他告訴我，不到6個月，他的身價就達到了“數千萬盧布”。斯特裡戈夫是在舊計畫體制崩潰後留下的真空中發家的。隨著系統的惡化，建築商得不到磚塊，卡車司機得不到石油和天然氣。阿裡薩填補了舊部委不願或不能留下的空缺。我去列寧大道的經紀公司拜訪他時，他表現得像一位少年蘇丹王。到處都是年輕漂亮的金髮女郎，穿著緊身迷你裙：斯特裡戈夫的天使。“她們在協助我，”斯特裡戈夫咧嘴一笑，說。他有遠大的夢想，更重要的是，他正在實現這些夢想。斯特裡戈夫是蘇聯第一支職業冰球隊的老闆，也是青年百萬富翁俱樂部的創始人，在這裡，志趣相投的富豪們可以聚在一起制定大計畫。“哦，還有一件事，”他的秘書彎腰為他點燃萬寶路時，他說。“我們要接管莫斯科賽馬場了，將把肯塔吉德比的人請來，舉辦一些大型的國際賽馬比賽。”

隨著財富的增加，斯特裡戈夫也變得鐵石心腸。“我為什麼要同情窮人和懶漢？”他說。“同情病人和弱者，可以，但如果其他人想生活在貧困中，上帝會幫助他們。如果他們想做奴隸——好吧，那麼，每個奴隸在上帝面前都有自己的尊嚴。但是，歷史是由個人創造的，而不是群體。只有當無知的群眾參與到歷史進程中，歷史才會變得一團糟。

“我們這一代人鄙視蘇聯舊體制。它扼殺了生活在其中的每一個人和每一樣東西。這裡曾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卻被他們摧殘得體無完膚！但老年人不理解我們。他們的心理完全被扭曲了。他們習慣了在貧困中平等地生活。以至於他們認為，如果你有錢，你就是一個騙子。”

斯特裡戈夫並非當時唯一的“流氓大亨”。據《觀察家》報導，截至1990年底，蘇聯至少有15萬名“百萬盧布富翁”。“但是，你看，一百萬盧布在公開市場上現在是兩萬五千美元。真的有這麼多嗎？”斯特裡戈夫說。“我沒有一個可自由支配的盧布。全都投入生意裡了。”

談話結束後，斯特裡戈夫的一個手下帶我參觀了交易大廳，裡面擠滿了經紀人和天使。“歡迎來到未來，”阿裡薩公司經紀人葉夫根尼·戈羅登措夫說。他剛剛完成了一筆磚塊交易，從中獲得75萬盧布的傭金。他今年21歲。經紀人們談起斯特利戈夫，就好像談到一個神——一個有點瘋狂的神。他的手下讓我想起了《公民凱恩》的核心圈子。他們知道他會崩潰，但他們想成為超越現實的新事物的旁觀者。斯特裡戈夫的企圖心無邊無際、野性十足，是柴契爾自由市場狂熱、20年代的芝加哥和P.T.巴納姆創造神話的混合體。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時，他最新的計畫是在距離莫斯科150英里的地方買下一大片土地，建立一個自給自足的“迷你西方國家”，那裡有工廠、經認證的學校和大學、機場和直升機場、衛星天線和“人人都擁有一台日本電視”。

也許斯特裡戈夫財富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所招致的嫉妒和騷擾。每週都會有員警出現在阿裡薩，要求查看他的帳目。克格勃也介入了。為了躲避敲詐者勒索保護費，斯特裡戈夫、他的妻子以及他們年幼的女兒從一個公寓搬到另一個公寓。在新市場上取得成功的人似乎都面臨著同樣的危險。在青年百萬富翁俱樂部的12名新成員中，只有斯特裡戈夫願意透露自己的名字。其他幾十個人告訴他，他們也想加入，但擔心遭到綁架和襲擊。共產黨的《開放政策》週刊刊登了一篇文章，指責斯特裡戈夫“病態地仇恨共產主義”，有敲詐勒索的前科，而且“確實缺乏智慧”。攻擊來自四面八方。阿裡薩在成立後的頭6個月非常成功，以至於競爭對手的企業家告訴我，他們確信斯特裡戈夫與克格勃有工作關係。有傳言說他的一個叔叔是部長。

和大多數財閥一樣，斯特裡戈夫對批評不屑一顧，並說服自己，大家只是嫉妒。“在這個國家，富有仍然是一種罪。”他說。“但我們會改變這一切。等著瞧。”

30、40多歲的自由主義者對這個年輕的新生代與其說是憤怒，不如說是驚訝。我的朋友亞曆克斯·卡恩是一位元來自列寧格勒的音樂評論家，他在半持不同政見者的圈子裡長大，閱讀地下出版物，聽約翰·列儂的盜版磁帶。現在的年輕人似乎被金錢和金錢的魔力迷住了。“每個月、每個星期，你都能在城裡看到更多這樣的人，”他說。“我們這一代人，在三四十歲的時候，渴望那些被禁忌的思想和理想。我們崇拜詩人和游吟歌手。這些傢伙厭倦了這一切。他們最想要的是一個功利社會。”

年輕的百萬富翁們是一群傲慢的、年輕的男人（從來沒有女人），他們沒有任何精心設想的行為準則或共同語言。馬克思稱他們為原始資本家。強硬派鄙視這些暴發戶，而自由派則認為他們是必需品，是邁向體面物質生活的第一步。“他們中有些人很粗魯，但要發財致富，你需要這些人。我們不能等待天使來做這些基礎工作，”蘇聯商界主要報紙《生意人報》的記者伊戈爾·斯維納連科說。“這些靠賣黑心豬肉、劣質電腦或偷工減料賺錢的商人，他們會積累資金，建造東西，建立工廠和商店。他們中的一些人可能會做一些醜惡的事情，或者像野蠻人一樣行事。但他們也會教育自己的孩子，也許會把他們送到國外的哈佛大學。然後孩子們會帶著他們高尚的思想回來，他們會說，‘爸爸，你是個無賴。’於是他們就會以更文雅的方式做事。他們會憑自己的良心行事。我們的社會也會變得越來越好。”

如果說年輕的百萬富翁們有一個蘇聯榜樣的話，那就是阿爾喬姆·塔拉索夫，他是一位元40多歲的高科技和貿易巨頭，因涉嫌向境外非法轉移資本而一直是克格勃和警方調查的對象。塔拉索夫是第一個公開炫耀財富的蘇聯百萬富翁，他甚至在外交部的新聞發佈會上描述自己的房地產交易和國外旅行。他曾公開建議戈巴契夫以數十億美元的價格將有爭議的千島群島賣回給日本。戈巴契夫怒不可遏，威脅要起訴他，克格勃的調查也隨之增加。到1990年，塔拉索夫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法國的蔚藍海岸，一邊釣魚，一邊等待時機回家。“我一直著迷於觀察這一代人——這些年輕的塔拉索夫們，他們熱愛遊戲勝過金錢本身。”弗拉基米爾·阿列克桑揚說。他是一名移民，經營著一家進出口公司，在加利福尼亞州帕洛阿爾托和莫斯科都設有辦事處。“他們每天工作16、18個小時。他們的心態與我12年前離開前認識的人完全不同。他們會說外語。他們來到美國，租用汽車、四處遊逛。他們毫無畏懼。他們談論從軍隊租用軍用運輸機來運輸產品，他們甚至沒有意識到這對任何30歲以上的人來說聽起來是多麼匪夷所思、難以置信。”

安東·達尼列茨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年僅24歲，就已經成為列寧格勒的資訊服務和房地產大亨。他是一個圓盤臉的天真少年，有著傑基·格裡森年輕時那種牛逼哄哄的神氣。到1991年，他聲稱擁有2,000萬至3,000萬盧布的財富和150萬美元的外國銀行存款。達尼列茨利用一個行將消亡的共產主義機構——共青團——來建立自己新生的帝國。在1987年和1988年承包企業的第一波熱潮中，他在共青團的説明下開辦了一家錄影廳，並在一年內賺取了50萬盧布的個人利潤。他從一本盜版的外國商業書籍中學習管理。讀罷，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聘請律師，“引導我穿越法律的叢林”。在莫斯科與各共和國、各城市與地區之間的“法律戰”中，他說，做生意的關鍵是要知道誰擁有什麼，誰有權頒發許可證。

他開著一輛破舊的蘇聯菲亞特汽車，從早到晚在列寧格勒賓士，很快就用自己的積蓄租賃或購買了一些有價值的房產，並將自己長期以來的一些想法付諸實施。他租下了一個被城市遺棄的、破舊的室內游泳池和健身房，將其改造成了一個財源滾滾的康健中心，深受蘇聯百萬富豪和外國友人的歡迎。他看到商業正在崛起，於是創辦了一個金融資訊中心，類似於列寧格勒的道鐘斯。他還創辦了一份頗受歡迎的報紙《涅瓦時報》，並買下了一家曾屬於當地共產黨的印刷廠。在西伯利亞、烏拉爾和卡累利阿，“只要能夠帶來利潤”，他就隨時進行交易。他的手下有一千多人。過了一段時間，達尼埃萊茨終於覺得汽車後座不太適合作為公司總部，於是。他花30萬盧布買下了赫爾岑大街47號的三層豪宅——大文豪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童年時的家。

“我的祖先也是商人、貴族，我們要讓這裡看起來跟從前一樣，”達尼埃萊茨指著納博科夫回憶錄《說吧，記憶》中不朽的房間道。“我認為這個地方是我們與我們失去的東西以及我們想要重新獲得的東西之間的聯繫。人們忘記了，在革命之前，曾有過所謂的俄羅斯商業生活。現在，我們充其量不過是一個第三世界國家。我想恢復我們曾經擁有的輝煌。因此，當人們帶著有趣的專案來找我時，我會投資，也許是現金，也許是設備或房地產。

“每個人都知道，共產黨裡的聰明人都想在他們最終離開舞臺之前,盡可能地中飽私囊。我的態度是這樣的：讓他們去吧。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很愚蠢，甚至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商業。這些年來，年輕人才是真正的主力軍。我們正在建立帝國，但不是邪惡的帝國。”

根據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財富積累的原始階段會產生“病態症候群”。在蘇聯，首當其衝的就是暴徒的迅速崛起：敲詐保護費、龐氏騙局、肆意的謀殺和夜間縱火。紮斯拉夫斯基和警方在全區範圍內都面臨著犯罪問題，尤其是在有新私人企業的街區。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在列寧格勒遇到黑幫的運氣要好一些。

阿列克斯·卡恩說，他認識一個人，此人認識一個在該市瓦西裡耶夫斯基區的一個店面裡賣電腦“什麼的”的人。這位名叫亞歷山大的商人告訴我們，只要在下午2點的時候帶一兩瓶蘇格蘭威士卡——“最好是尊尼獲加，如果你有的話”——我們“可能會遇到一些有趣的人”。令人欣慰的是，阿斯托里亞酒店的硬通貨商店裡正好存有大量尊尼獲加。

辦公室一片狼藉，房間裡堆滿了蜘蛛網、廢木材、灰塵、一張桌子和一部電話。亞歷山大很快就說蘇格蘭威士卡不是他要的，而且“在這種情況下”，他希望我不要寫他的名字。原因很快就水落石出。

不到5分鐘，來了4個彪形大漢。他們自稱“慈善社”。是時候向亞歷山大收取每週5.000盧布的“捐款”了。我遞給他蘇格蘭威士卡，亞歷山大遞上一個紙袋，慈善社的小夥子們似乎很高興。他們非常樂意交談，個個喜笑顏開。

“有人管我們叫黑幫，”一個叫謝爾蓋的退役運動員邊說邊扭動手指關節。“我們喜歡這樣認為：我們保護別人。我們說服他們讓我們保護他們。”謝爾蓋說，有時候，他們會用從黑市上買來的手槍和烏茲衝鋒槍作為說服工具。帕夏是個瘦弱的兜帽男，在阿富汗打仗時“變得有點瘋狂”，他解釋了他和他的夥伴們是如何在媒體上經濟學家們現在稱之為從中央集權的社會主義經濟向自由市場的“過渡時期”做生意的，也就是小混混們所說的“狂野的西部”和“30年代的芝加哥”：

“首先，向疑惑的商人解釋一切。慢慢地、耐心地解釋。此後，如果他不知道要付多少錢，他就會遭到毆打。不過是專業性的。斷幾根肋骨，在醫院住幾個晚上。下一步，他被塞進一輛汽車，開到樹林裡，給他一把鏟子，我們讓他開始自己挖自己的墳墓。這通常就是他們崩潰的時候。”

我們無從得知他們的故事究竟是事實，還是廉價的誇誇其談。但這樣的勒索確實比比皆是，這樣的謀殺也時有發生，亞歷山大，一個30多歲、北歐模樣的男人，他一邊聽，一邊努力讓自己不發抖。他偶爾向我投來焦慮的目光。為了讓大家更加緊張，謝爾蓋突然發出了羅伯特·德尼祿在電影《窮街陋巷》中那種半瘋半癲的傻笑，效果非常好。事實證明，這些舉止就跟他們腳上的銳步鞋一樣，都是舶來品。謝爾蓋承認，他曾在慈善社的錄影庫裡看過電影《美國往事》和《好傢伙》。“我們通過這種方式學到了不少東西，”他說。

隨著這裡的私營企業日益增長，慈善社的日子也越來越好過。他們勒索所有人，從報刊亭老闆到銷售外國商品的百貨商店。

“只是價格不同罷了，”謝爾蓋說。

“等我自己賺到大約兩三百萬美元的時候，也許我會金盆洗手，歸隱山林。”帕夏說。“我以後有的是時間買個農場，歲月靜好。”

慈善社的人離開後，亞歷山大說交保護費是“現在做生意的一部分”。他唯一的其他開支是電話費。“這個國家正處於轉型期，一個狂飆突進的時代，所以沒有規則，沒有穩定。這是開放的季節，”他說。“我知道有一個人付不起錢，他們就用烙鐵折磨他。城裡99%的商人——包括我在內——都違反了很多規定。稅收、硬通貨限制、雇用員工的法律。如果我們想做成任何事，就必須違反法律。所以勒索者知道我們無法反抗。報警是沒有用的。除非你想在牢房裡度過餘生，或者沉屍運河。”

托爾卡奇是勃列日涅夫時代骯髒商業交易的化身，這位元疲憊不堪的工廠代表走遍全國，以確保獲得公司所需的物資。賄賂和送禮是他的慣用伎倆。如果他來自摩爾達維亞，他會帶上一箱箱葡萄酒來打動客戶；如果他來自阿斯特拉罕，他會帶上一桶桶一夸脫大小的黑魚子醬。但是，托爾卡奇只是一個墮落的、不誠實制度的滑稽面孔。腐敗從下到上滲透到中央集權經濟中：從在黑市上出售自己最好的牛肉的國營肉鋪經理，到為討好總書記而謊報生產數量的部長會議成員。

儘管各方面都在談論改革，但這種犬儒主義和違法亂紀的遺風依然揮之不去。“70年來，這樣的‘雙重誠信’標準導致道德水準下降。”流亡國外的進出口公司高管弗拉基米爾·阿列克桑揚說：“你監守自盜。你竄改帳簿。如果方便的話，你可以不履行合同。不誠實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做生意的人之所以誠實，是因為他有意識地（通常是暫時的）決定誠實。蘇聯人沒有根深蒂固的道德感。”

貪污是理所當然的事。官員和商人們表示，在列寧格勒的基洛夫區，你很快就發現，要想對建築物進行簡單的改造，或者為小賣部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都必須賄賂區政府的建築師。最後，當地警方抓住了建築師鐵木爾·庫裡耶夫，他正在一個公共浴室裡收受9,000盧布的賄賂。戈巴契夫時代最大的騙局之一被稱為“便利性崩潰”。為了鼓勵半私人承包企業，政府發放巨額的低息創業貸款。一些承包人利用這筆資金開設商店或服務機構。但另一些人不相信自由化時期會持續超過幾個月，想快速發財，他們占為已有，當貸款到期時，卻說：“對不起，生意失敗了。”銀行對此無能為力，只有對債務人微薄的國家工資的12%的留置權。似乎每當一種新的商業形式出現，就會有一種新的騙局隨之出現。1988年7月，蘇富比拍賣行在莫斯科舉行了首次蘇聯現代繪畫拍賣會，此後，黑市商人發現了一個快速致富的途徑。蘇聯藝術家告訴我，一個自稱奧列格·彼得洛維奇（別名“吉普賽人”）的人帶著他的隨從出現在各個藝術家的工作室，索要他們的作品，他知道這些作品賣到國外換成硬通貨准能賺大錢。“我的朋友被騙得很慘，他們告訴我，我有四五幅作品——都是他們在蘇富比的目錄上看到的——被列入了那個傢伙的名單，”莫斯科畫家列夫·塔本金說，他的油畫風靡海外。“他們非常有計劃性。到目前為止，他們還沒有找到我，但這些天我也沒怎麼在畫室裡工作。”

莫斯科員警調查局局長尼古拉-米里科夫中尉表示，“不斷變化的經濟形勢”，以及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將使犯罪率在數年內持續飆升。他說，儘管他需要5,000名員警來應對不斷上升的犯罪率，但在過去2年裡，他已經流失了1,000多名員警。“他們主要去了承包企業工作，那裡的工資要高得多。”他說。克格勃官員，其中有些是最高級別的，經常提前退休，利用他們在官方和地下經濟中的關係，做起了仲介人，大賺特賺。有時候，員警不換制服就開始做生意。據《生意人報》報導，莫斯科一名警官因敲詐街頭小販每月1萬盧布的賄賂而被捕。1990年，這名警官還被評為本市的年度最佳員警。

十月區和其他地方的商人告訴我，想賺取數百萬盧布非常容易。第一步：獲得一筆短期貸款，比如1,000萬盧布。第二步：洗錢。也就是說，將盧布兌換成美元。最常見的秘密管道之一是向協力廠商購買以“半硬通貨”（印度盧比、人民幣）為核算的票據債務。由於您已為此筆票據債務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使得轉換成美元變得更加容易。第三步：購買商品——日本的錄影機、香港的電腦、美國的藍色牛仔褲。數量和外國標籤遠比品質重要。第四步：最簡單的部分——把商品賣給中間商、傭金商店或工作場所。當然，你必須確保能夠賣出好價錢；不過蘇聯消費者是瘋狂的，他們的需求曲線沒有邊界。第五步：收錢，還清銀行貸款。如果一切順利，三四個月後，你將會擁有幾百萬盧布的財富。

這似乎天衣無縫。直到我遇見了奧列格·法爾科維奇。

膀大腰圓、詭計多端的法爾科維奇在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的國營經濟部門工作了25年，然後開始私下倒賣建築材料、服裝和錄影設備。最終，他成為一家名為歐德公司的買家，該公司希望獲得價值數百萬盧布的錄影設備，在蘇聯市場上銷售。法爾科維奇聯繫了另一家公司特美羅，後者同意從日本供應商那裡購買電視機和錄影機。然而，幾周過後，特美羅說東京的交易失敗了，法爾科維奇不得不把這個壞消息告訴歐德。但是歐德表示，由於交易失敗，公司將蒙受數百萬美元的損失，因為它借了大耳窿的短期貸款。歐德的老闆告訴法爾科維奇，這筆鉅款要記在他頭上。

一個春天的下午，法爾科維奇說（其他消息來源也證實了），三名男子把他強行塞進一輛汽車，然後把他帶到克里姆林宮附近的羅西亞酒店。“我們一進房間，他們就開始威脅我，說除非我簽一份合同，交給他們500萬盧布，否則他們就會強姦我、殺了我、殺了我的妻子和女兒。這種情況持續了好幾天。但當他們找到我的家人時，我屈服了。我什麼都願意簽。”

法爾科維奇設法通過電話聯繫到了他的一個合夥人，這個合夥人打電話給他們在烏茲別克黑手黨的一些熟人，讓他們來莫斯科救他們的老闆。一個小組飛抵莫斯科，敲響了酒店房間的門。但烏茲別克頭目魯斯塔姆認出，這三個人中有一個是他的老朋友和同事。“這是一場噩夢，”法爾科維奇說。“魯斯塔姆沒有救我，而是轉身對另一個人說：‘一旦你從他身上榨出五百萬，那我們就再榨出幾百萬。’”

最後，員警趕到了羅西亞酒店，把所有人都送回了家。後來，他們逮捕了被法爾科維奇指控綁架他的三個人。但經過三天的審訊，這些人後來被釋放了；警方表示沒有足夠的證據起訴他們。“法爾科維奇聲稱這三人是敲詐勒索者，而這三人卻矢口否認。整件事誰都說不清。”歐德的律師根裡·雷茲尼克說。

與此同時，法爾科維奇表示，他確信自己是“一個被追捕的人”。他已將家人從馬加丹的家搬到一個秘密地點，並希望移民美國。由於在那裡沒有親屬，他獲得入境簽證的機會不大。“我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了，”法爾科維奇說。“在一個正常的世界裡，他們會用合同來處理這些問題，如果真的有必要，也會通過訴訟來解決。這種事情在這個國家將會一直持續下去，直到我們擁有真正的法律、真正的商業，而不是現在這種瘋狂的狀態。”

儘管新資本主義出現了“病態症候群”，但紮斯拉夫斯基和他的同事們並不打算放棄自己的雄心壯志。他們夢想撼動世界。27歲的地方媒體委員會主席德米特裡·切戈達耶夫開始與外國投資者舉行會議，打算建立“十月電視”，一家擁有32個頻道的有線電視公司。“我們希望通過有線電視與歐洲接軌，”他說。會議討論了如何以最佳方式吸引外國投資者——史達林主義眼中的“資本主義吸血蟲”。最野心勃勃的計畫是仿照巴黎拉德芳斯建築群，把加加林廣場打造成一個巨大的商業中心，這對共產黨的忠實擁護者來說有點狂妄自大。重要的文件已經起草完畢。該中心將包括豪華酒店、辦公樓、地下停車場、一個展覽中心、一個電腦和通信中心、一個貿易中心和一個醫療中心。

但到了1990年夏秋，情況發生了變化。共產黨的報紙率先向改革發難。一夜之間，國內最著名的自由市場宣導者都受到了攻擊，紮斯拉夫斯基也不例外。就像蘇聯本身一樣，紮斯拉夫斯基在沒有飛行導航或雷達螢幕的情況下，闖入了市場經濟的惡劣天氣。他對未來的憧憬-——一個由股票市場、電腦中心和購物中心組成的世界——正面遭遇了惰性和浮燥的無窮障礙：一個習慣於“貧窮中的平等”的民族劣根心理。十月區激進的自由市場領袖們也許比全國其他地區更早觸碰到人們容忍的極限。該地區的一些工人對新企業越來越忿忿不平。小規模的示威遊行時有發生。一些紮斯拉夫斯基的支持者開始與他反目成仇。“該地區的許多人看到像阿裡薩這樣的企業很快就成功了，而他們仍然不得不排隊領取食物。這激怒了他們，他們開始尖叫：‘我們也要！我們也要！’”紮斯拉夫斯基的助手格贊采維說。“許多人無法理解，政府的理念並不是像父母養育孩子那樣提供食物。我們要做的是建立一種機制，為每個人提供工作和成功的機會。”

對反猶主義的興起，紮斯拉夫斯基並不感到驚訝，因為他已經收到了許多這種負面信件，更不用說民族主義報刊上發表的文章了。隨著商業爆炸式增長和平均工資購買力直線下降，憤怒的情緒需要一個宣洩的出口。任何有一點額外收入的人都是猶太人。你可以在公車上、大街上、公園長椅上聽到怨聲載道。有時，這些怨言會成為公眾集會和示威遊行的內容。1990年6月6日，在莫斯科的“紅十月”文化大廳，七百名所謂的“人民正統運動”的成員舉行集會，其仇恨程度令人咋舌。“我們宣佈，猶太人對俄羅斯人民和我國其他民族的種族滅絕負有集體責任！”一位名叫亞歷山大·庫拉科夫的發言者說。“我們要求禁止猶太人離開這個國家，直到俄羅斯人民的法庭決定他們的命運。我們聲援與這一罪惡作鬥爭的阿拉伯世界！我們也聲援德國人民。猶太人從來都不是德國人的受害者。德國人才是猶太人欺騙行為的受害者！”

像工人統一陣線、祖國和團結等組織都發表了類似的駭人聽聞的言論，所有這些都是以“無產階級正義”的名義和要求階級鬥爭的號召發出的。紮斯拉夫斯基給我看了他的一些郵件，其中“猶太佬”這個詞出現的頻率居然比逗號還高。他仿佛在一場不正當的階級鬥爭中站到了錯誤的一邊，成為千夫所指的焦點。在《我們這一代》、《莫斯科工人報》和《青年近衛軍》三大刊物的煽動下，一種融民族主義、新史達林主義和純粹怨恨於一身的奇怪混合體甚囂塵上，這種混合體很快被稱為“民族布林什維主義”。“我們正面臨一個悖論，”理查·科索拉波夫在《莫斯科工人報》上寫道。“在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今天，階級觀點遭到了切實的禁止。與人類普世價值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們被頑固地告知，罷工的煤礦工人和日益壯大的百萬富翁隊伍之間需要和睦相處……儘管事實上，我們的整個歷史經驗都在大聲疾呼衝突的不可避免性。

1990年初，紮斯拉夫斯基走馬上任，他得到了150名十月區代表中100多人的支持。但到了冬天，他只能依靠40幾名代表。其餘的人在共產黨各組織的説明下，開始密謀反對他。俄共黨報《俄羅斯蘇維埃報》開始刊登文章，指責紮斯拉夫斯基無能，是“激進的反共分子”，妄圖把權力從人民手中奪走，交到一小撮年輕的百萬富翁手中。“紮斯拉夫斯基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那個人，”議會中的保守派阿拉·弗拉索娃說。“他變得傲慢起來。他只會聽從身邊核心團隊的意見。他必須下臺。

缺乏經驗和一定程度的傲慢也給紮斯拉夫斯基的敵人們提供了即將到來的政治鬥爭的彈藥。事實證明，某些市執行委員會的成員也是商人。瓦西裡耶夫的副手肖塔·卡卡巴澤就是其中之一，他是為該地區提供法律服務的阿希斯頓律師事務所的總裁。儘管律師們表示他們做市政工作完全免費，但瓜田李下，難免給人留下利益衝突的印象。“我們開始淪為自己愚蠢和缺乏經驗的犧牲品，”切戈達耶夫說。

最大的錯誤在於紮斯拉夫斯基處理數千塊土地和國營企業私有化的方式。市財產委員會負責舉行拍賣和出售土地，以幫助創建符合十月區未來規劃的企業、酒店和工廠。紮斯拉夫斯基看到了國營部門和私營企業混為一談的窘境，但他認為其他發展中國家也經常這樣做。“這就是我們，”他說。“面對現實吧，我們就是這樣的國家。一個碰巧擁有核武器的發展中國家。”一個擁有導彈的上沃爾特。紮斯拉夫斯基的敵人對他窮追猛打，指責他向親信輸送利益。雖然這一指控從未得到證實，但卻對他造成了嚴重傷害。突然之間，這位年輕的政治家一開始的純潔形象被玷污了。

更糟糕的是，紮斯拉夫斯基還遭到來自強權的一記重拳。幾個月來，紮斯拉夫斯基一直對媒體甚至國外觀眾說，戈巴契夫“德不配位、必有災殃”，他甚至因為開始改革而獲得了太多的榮譽。紮斯拉夫斯基說，正是羅奈爾得·雷根採取“從實力地位出發進行談判”的戰略，才讓克里姆林宮屈服的。“我永遠感激戈巴契夫在改革之初所做的一切，”紮斯拉夫斯基說。“但如果我們再把全部希望寄託在一個人身上，那就大錯特錯了。感謝上帝，我們已經擺脫了這一點。”當時正急劇右轉的戈巴契夫在莫斯科共產黨組織的一次會議上抨擊了“所謂的民主派”。這是他在克里姆林宮保守的冬天裡發表的最保守的講話之一。戈巴契夫說，紮斯拉夫斯基尤其讓他“失望”。

1991年2月13日，一個寒風凜冽的下午，紮斯拉夫斯基的反對者召集了一次代表大會，並將不信任投票提上了議程。然而，要扳倒紮斯拉夫斯基，他們需要拿到至少99票。紮斯拉夫斯基唯一剩下的策略就是把人擋在大廳外面，阻止他們投票。當他坐在二樓的辦公室裡時，他的對手們在禮堂裡對他輪番轟炸。

“整個夏天，紮斯拉夫斯基都在美國。他在學習如何摧毀我們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體系！”阿拉·若金娜說。

“紮斯拉夫斯基派人到美國接受培訓！”根納季·瑪律科夫說。“他的手下現在都有舒適的工作。”尤裡·馬澤尼奇說，紮斯拉夫斯基的團隊“試圖建立一個以任意沒收地方財產為基礎的極權主義政權”。

批鬥大會從5點一直持續到接近午夜。雖然法定人數還差5個，但代表們還是舉行了不信任投票，78票贊成紮斯拉夫斯基辭職。看起來，十月革命似乎不會帶來“在一個地區建立資本主義”的光輝未來。紮斯拉夫斯基疲憊不堪地坐在辦公室裡。他的身邊擺滿了他成名後的紀念品：美國之行的小玩意兒、對他寵愛有加的助手、未來城市的藍圖——他在腦海中看到的閃閃發光的地區。革命陷入了僵局。“事實證明，這將是一場非常漫長的遊戲。”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