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样教?
该怎样教?
Liqiu Wang 王立秋 2024-03-16 13:26
上个月,亚当·科茨科(Adam Kotsco)在Slat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学生读写能力——一个在大学课堂上被视之为当然的东西——的消失。他说一直以来,他为每节课指定的阅读材料大概都在30页左右,根据阅读材料的难易程度有所增减。但近年来他发现的一个问题是,超过10页的材料就会让学生觉得受不了,要求学生把握一篇20页左右的论文中的论证更是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确认这不只是一个个别问题、或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习惯性抱怨后,他推测,学生读写能力的消失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数字技术尤其是手机的普及,尤其是,现在,我们在课堂上面对的是完全在智能手机陪伴下长大的一代人(当然,说的主要是欧美的情况,且暂不考虑数字鸿沟的影响);二是疫情;三是教学方式,主要体现为以考试-指标化考核为取向的、受某些流行教育理论(如平衡读写理论)影响的教学方式。
我相信这篇文章一定会引起任何扮演过教师角色的人的共鸣和思考(由于作者与Slate签了三个月内不得授权其他地方转发的合同,我暂时无法直接译介这篇短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slate上搜索“The Loss of Things I Took for Granted”)。它也提醒我注意到了自己一直以来的一个思维盲区:作为一个成天把relexivity和反思挂在嘴上的人,在这方面,我却真的只是在“抱怨”和被动地“迎合”、而没有主动地思考“为什么学生不读书”这个问题。然而只要稍加思索就不难发现,这个问题和很多看似与眼下现实联系不那么紧密的问题是相关的。
在引申之前,我想简要评述亚当的论述。他提到的第一、二点,在我看来影响不全是负面的,这涉及到关于数字技术/媒介的利弊之争、可供性、对人潜能的限制/激发等的讨论(这里适合引用丹尼尔·米勒的一个论述:“和使用像后人类或跨人类那样的术语相反,我们可以把人定义为一个包含每一种新技术实现的潜在因素的存在”)。当然也就像他指出的那样,这部分多少也是我们无能为力的,我们能争取改变的,是对这个环境、氛围、条件的反应,也就是我们的教学方式。我完全同意他的这个判断,只是想补充指出,看似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教学方式,本身也有结构的一面。它和测量、指标化、审计、考核是相关的,甚至再进一步加以引申,和数字技术背后的“数字思维”也是相关的(关于与“模拟”相对的“数字”思维模式,参见亚历山大·加洛韦教授为我们编选的数字与模拟专题,这组文章将刊载于《智能社会研究》即将出版的第6期,敬请关注)。
但在这里先不谈更哲学、更理论、更思想史的那个部分,让我们先来思考一下“学生不读书”的政治经济结构因素。我首先想到的是自读到起就一直放在心里的,子安宣邦关于“学”之复权的讨论。对此,户仓恒信在为《思想史家重读的论语:“学”的复权》(简中版本译作《孔子的学问——日本人如何读〈论语〉》)撰写的书评中做出了很好的引申:“现代教育的偏执是,始终不让学子们积极思考,所谓不参加、不出席、不发表,这些消极行为上才需要其自主性的抉择。很奇妙的是,从幼稚园到研究所,这些机构的主宰者只对于‘能为而为’盲目地加以评分,而不去思考‘能为而不为’里含有的积极意涵。……这种‘学制’的存在已经证明了,学子们对于这活动感受不到‘学’的存在”(p. 287)。当“教”被固化、吸纳为体制架构的一部分,旨在灌输均一化的“正确”的时候,“学”就变成了名义上正确但事实上不被鼓励的抵抗。事实上,真正对系统内教育有所体会的人也清楚,这个名义上被鼓励的行动,也被鼓励只停留在表面上——你最好表演学,而不要真的去学。(相应的,你最好表演教,而不是真去教似乎早就是文化的一部分了,参见徐浩峰的各种电影。)
但是什么刺破了相互配合的泡沫,使学生不通过学的抵抗去摆脱学的表象,而是转向懒惰/摆烂/冷漠/不配合/不理会/不回应/不在乎的态度呢?事实上,这种不配合背后有一种寂静的绝望。
马克·费舍《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中的《反身性无能与止动》一章,对这个现象做出了敏锐的诊断。“这种听天由命既不是冷漠也不是犬儒,而是反身性无能。他们知道情况不妙,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自己对此无能为力。”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对无比强大的现实、结构采取了一种怠惰的态度,就费舍观察到的英国学生而言,这种态度促使学生们转向了一种“抑郁的快乐”。
但我们这里不一样,毕竟,与在实际教学互动中遭遇的“消极”相反,事实上,我们的学生似乎更加“积极”的“卷”起来了。说到底,规训结构的转变仿佛更多地激发了学生们的新自由主义主体性。“学”被抛弃了看起来仅仅是因为它“无用”。
的确,如果要学习怎样混学界,抛弃课堂直接去接受大缸式的学术公务员培训不好吗?如果要满足考核指标,以比课堂高效的方式速成不好吗?如果要占有知识,直接购买不好吗?如果一定要接受灌输,B站不好么?
于是这似乎又回到了课堂上应该提供什么的问题,在明面上的功能失效并已经可以彻底被各种“黑市”取代的情况下,课堂还能提供什么其他地方没有的东西?
也许是某种无法被指标化、被显性化、被捕捉的东西。在我看来,那就是学,而如果学不能被以主动的、积极的方式教授的话,那么,课堂能提供的,至少是“学”的示范——教育者不能只表演教,也必须展示学——至多则是对“学”的亲历,在一定程度上让学生去亲历学习,亲历阅读、理解、思考、分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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