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样教？
该怎样教？
Liqiu Wang 王立秋 2024-03-16 13:26
上个月，亚当·科茨科(Adam Kotsco)在Slat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学生读写能力——一个在大学课堂上被视之为当然的东西——的消失。他说一直以来，他为每节课指定的阅读材料大概都在30页左右，根据阅读材料的难易程度有所增减。但近年来他发现的一个问题是，超过10页的材料就会让学生觉得受不了，要求学生把握一篇20页左右的论文中的论证更是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确认这不只是一个个别问题、或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习惯性抱怨后，他推测，学生读写能力的消失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数字技术尤其是手机的普及，尤其是，现在，我们在课堂上面对的是完全在智能手机陪伴下长大的一代人（当然，说的主要是欧美的情况，且暂不考虑数字鸿沟的影响）；二是疫情；三是教学方式，主要体现为以考试-指标化考核为取向的、受某些流行教育理论（如平衡读写理论）影响的教学方式。
我相信这篇文章一定会引起任何扮演过教师角色的人的共鸣和思考（由于作者与Slate签了三个月内不得授权其他地方转发的合同，我暂时无法直接译介这篇短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slate上搜索“The Loss of Things I Took for Granted”）。它也提醒我注意到了自己一直以来的一个思维盲区：作为一个成天把relexivity和反思挂在嘴上的人，在这方面，我却真的只是在“抱怨”和被动地“迎合”、而没有主动地思考“为什么学生不读书”这个问题。然而只要稍加思索就不难发现，这个问题和很多看似与眼下现实联系不那么紧密的问题是相关的。
在引申之前，我想简要评述亚当的论述。他提到的第一、二点，在我看来影响不全是负面的，这涉及到关于数字技术/媒介的利弊之争、可供性、对人潜能的限制/激发等的讨论（这里适合引用丹尼尔·米勒的一个论述：“和使用像后人类或跨人类那样的术语相反，我们可以把人定义为一个包含每一种新技术实现的潜在因素的存在”）。当然也就像他指出的那样，这部分多少也是我们无能为力的，我们能争取改变的，是对这个环境、氛围、条件的反应，也就是我们的教学方式。我完全同意他的这个判断，只是想补充指出，看似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教学方式，本身也有结构的一面。它和测量、指标化、审计、考核是相关的，甚至再进一步加以引申，和数字技术背后的“数字思维”也是相关的（关于与“模拟”相对的“数字”思维模式，参见亚历山大·加洛韦教授为我们编选的数字与模拟专题，这组文章将刊载于《智能社会研究》即将出版的第6期，敬请关注）。
但在这里先不谈更哲学、更理论、更思想史的那个部分，让我们先来思考一下“学生不读书”的政治经济结构因素。我首先想到的是自读到起就一直放在心里的，子安宣邦关于“学”之复权的讨论。对此，户仓恒信在为《思想史家重读的论语：“学”的复权》（简中版本译作《孔子的学问——日本人如何读〈论语〉》）撰写的书评中做出了很好的引申：“现代教育的偏执是，始终不让学子们积极思考，所谓不参加、不出席、不发表，这些消极行为上才需要其自主性的抉择。很奇妙的是，从幼稚园到研究所，这些机构的主宰者只对于‘能为而为’盲目地加以评分，而不去思考‘能为而不为’里含有的积极意涵。……这种‘学制’的存在已经证明了，学子们对于这活动感受不到‘学’的存在”(p. 287)。当“教”被固化、吸纳为体制架构的一部分，旨在灌输均一化的“正确”的时候，“学”就变成了名义上正确但事实上不被鼓励的抵抗。事实上，真正对系统内教育有所体会的人也清楚，这个名义上被鼓励的行动，也被鼓励只停留在表面上——你最好表演学，而不要真的去学。（相应的，你最好表演教，而不是真去教似乎早就是文化的一部分了，参见徐浩峰的各种电影。）
但是什么刺破了相互配合的泡沫，使学生不通过学的抵抗去摆脱学的表象，而是转向懒惰/摆烂/冷漠/不配合/不理会/不回应/不在乎的态度呢？事实上，这种不配合背后有一种寂静的绝望。
马克·费舍《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中的《反身性无能与止动》一章，对这个现象做出了敏锐的诊断。“这种听天由命既不是冷漠也不是犬儒，而是反身性无能。他们知道情况不妙，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自己对此无能为力。”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对无比强大的现实、结构采取了一种怠惰的态度，就费舍观察到的英国学生而言，这种态度促使学生们转向了一种“抑郁的快乐”。
但我们这里不一样，毕竟，与在实际教学互动中遭遇的“消极”相反，事实上，我们的学生似乎更加“积极”的“卷”起来了。说到底，规训结构的转变仿佛更多地激发了学生们的新自由主义主体性。“学”被抛弃了看起来仅仅是因为它“无用”。
的确，如果要学习怎样混学界，抛弃课堂直接去接受大缸式的学术公务员培训不好吗？如果要满足考核指标，以比课堂高效的方式速成不好吗？如果要占有知识，直接购买不好吗？如果一定要接受灌输，B站不好么？
于是这似乎又回到了课堂上应该提供什么的问题，在明面上的功能失效并已经可以彻底被各种“黑市”取代的情况下，课堂还能提供什么其他地方没有的东西？
也许是某种无法被指标化、被显性化、被捕捉的东西。在我看来，那就是学，而如果学不能被以主动的、积极的方式教授的话，那么，课堂能提供的，至少是“学”的示范——教育者不能只表演教，也必须展示学——至多则是对“学”的亲历，在一定程度上让学生去亲历学习，亲历阅读、理解、思考、分析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