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女性文學自己寫

2013年歲末，邀黃琦旺老師來月樹談論她的馬華70年代女作家研究心得。轉眼一年（本文寫於2015年1月）過去，不敢探問她還有什麼與女作家相關的研究計劃。說不敢，是因為明白這並非輕鬆簡單的事，問了就是蠢問題。想必大家都在苦幹，不甘心原地踏步，但被歲月推著走的時候比較多。我們在這個國家為了存活，時間被切割零散，事情都是一點一點完成的，因此要祝禱彼此活得夠長命，才有辦法積累出成績來。

當時琦旺引用了美國學者蘇珊．S．蘭瑟（Susan Sniader Lanser）在《虛構的權威︰女性作家與敘述聲音》（Fictions of Authority: Women Writers and Narrative Voice）（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裡的「女性敘述的聲音（voix）」之說。蘭瑟有一段話我覺得很有意思，可以斷章取義一用：「這些敘述者們對男性文壇的權威氛圍心存疑惑而避之惟恐不及，也常常對男性一統天下的局面持批判態度；但是她們都身不由己地受到社會習俗和文本常規的推動，不斷複製出她們本欲加以改造重構的結構來。」

馬華文壇的男性權威氛圍，也讓許多女作家避之惟恐不及吧？但批判這種局面的聲音很少流到檯面上，頂多在私下聚會時談及。前提是，女作家必須有自覺地意識到女性身份如何成為被邊緣、被忽視的因素，意即（異性戀）男作家之間的兄弟情誼如何把女作家拒絕在圈外。這主要是指文學（交際）活動。就文學史的建構來說，包括編輯文選、作品評論，應當重新省思女性文學有別於一般（男性話語詮釋下的）文學的美學問題，否則女作家真是「不斷複製本欲加以改造重構的結構」，而沒在權威審美標準內的女性作品更是流落在時間長河裡了──所謂遺珠。

而在男性權威氛圍下不斷複製的文本，就像書寫題材的時尚流行風──跟著打扮就是in。寫馬共小說，寫的都是馬共男黨員；寫族群身份認同，必寫男人遍佈的南洋，必提到鄭和。女作家複製男性視角、史觀，書寫這些的女性主體在哪裡？沒有聲音的女人，在歷史上失蹤，在小說敘事裡也模糊不清。

以上說的只是我的一個片面想法，也太籠統。琦旺有比較細緻的思考，又依我斷章取義的理解是：她關注女性書寫在表面文本（surface text）下的隱含文本（subtext），並發覺那個「潛意識的她者」。

馬華文學幾十年，女作家不少，納入馬華文學家廟受供奉的卻不多。她們的隱含文本沒得到注意，這事不能委託谷歌翻譯器，有待我輩此生努力。

目前已有論述馬華女性文學的專書出版，例如楊啟平的《當代大陸與馬華女性小說論》（新銳文創，2012），是大題目，但談論的馬華女作家並不多，來去還是商晚筠、黎紫書、戴小華、李憶莙等幾位。全書扣除寫給外國人看的段落（馬華文學歷史背景交代），可以說主要就是現況的概述，感覺不夠喉。書中例舉的馬華女作家談論家國認同或文化認同的文字，其實都與馬華男作家所言無異，與女性身份沒多大關係。至於馬華女作家的敘事策略，主要只論及商晚筠幾篇小說和黎紫書一篇小說的「身體敘事」。那麼，馬華女作家的性別身份對文學創作究竟起什麼作用，在此書未見一個清楚的輪廓。

林春美《性別與本土：在地的馬華文學論述》（大將，2009）裡評論的女作家也是商晚筠和黎紫書，但沒談到黎紫書的性別書寫，只分析了商晚筠作品中女性意識的變化過程。請看書中〈從華玲到吉隆坡：商晚筠的女性之旅〉文末：「商晚筠的未竟之業，她的兩篇因突如其來的死亡而未及完稿的小說，如同一個開放式的結局（open ending），指向兩條可能的創作路向：〈跳蚤〉繼續她1980年代以來的女性關懷，〈人間．煙火〉重返她的華玲鄉土。這個選擇，在其稍前於此的短篇〈泥土〉中已可見端倪。敘述者最後從泥土看到她『實際的身份』和她的『最初』，何嘗不是指涉小說家商晚筠最本質的東西──性別、鄉土？……商晚筠未竟的旅程，可能就是馬華女性文學開放式的前路。」

這麼說，到頭來，除了史料整理，先產生作品也是要緊事。自己的女性文學自己寫。或者做實際一點的事，例如開設女人寫作班，仿臺北女書店年年舉辦的活動。

馬來西亞的女人是喜歡寫作的。看看社交網站，尤其是臉書，很多用戶每天都發佈或長或短的文字。智能手機界面便利使用，系統語言可設定為華文，因此人人都能以文字表達自己，不分性別，不分年齡，不管有沒有受過寫作訓練。長久下去，馬來西亞華人的文字應用將有怎麼樣的流變，會是很有趣的觀察。

这些社交網站上的貼文，其實就是傳統文學定義上的日記，或生活小品。女網民在家事或工作的空檔低頭書寫烹飪心得、育兒感想，記錄日常所見所聞，抒發時政意見，這些文字匯集起來，就是一部女性生活史。沒有傳統報刊的刊登門檻。當然也有侷限：除非發文者設為公開，否則只限朋友圈閱讀。因而編輯模式受到顛覆──若要編輯成書的話。

這年頭，坐在路邊握筆於紙上書寫會引人側目，低頭劃手機反倒見慣不怪。目前購置智能手機有某種程度的階級限制，廣義來說算是進入平民寫作時代，擴大了文學的定義。文學發展有無限可能，我是樂觀的。這是一個開放式的結局。

*本文原刊於《燧火評論》，2015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