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悲剧

上学期王政老师在复旦开了一门《社会性别史》讨论课。在阅读中，很难不感到中国妇女史乃至中国女权运动史，曾经自带着这样一种悲剧性色彩。它首先表现在话语权的争夺：下属群体无法进入再表现系统，总是被他人所表现。

支撑并维系了科举体制的古代才女，其诗作同样要经过男性挑选和阉割以符合主流话语；妇女解放由五四男性精英倡导，体现民族主义和现代性的追求，典型如缠足、娼妓等妇女状况被视作国家迈向现代性的阻碍而“问题化”，某种程度上男性精英正是借由女权主义话语获得身份地位继而巩固男性中心文化；新文化运动往左翼革命转向过程中，工农阶级问题取代性别问题成为中心，妇女独立自发的女权运动被视为“狭隘的资产阶级性质”，被共产党整合为社会主义革命框架下的妇女解放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五四女性”感到被利用而非解放，面对被排除到党国体制的权力边缘的处境，她们策略性地将女权诉求寓于主流话语中，稳扎稳打地改造社会性别文化。遗憾的是，80年代对毛时代集权主义的批判，男性知识分子对阶级平等的反抗裹挟着对性别平等的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的诸多努力在消费主义浪潮下付之东流。

过去我始终自以为成长在性别平等文化堪称最优越的上海，加之学业表现优于家族里所有同辈男生，在求学、就业过程中都没有遭到过性别歧视，因而与女权主义一直近而不亲，对女权主义的理解也仅仅简化为女性权益维护和性解放，其实它触及的是最根本的女性“精神压抑”的问题，斗争的场所不只在公共空间，也包括两性关系的私人领域。在处理复杂的亲密关系时，我一度转向文化女权主义，认为女性身上爱的真诚、奉献、无私价值大大优于男性。虽然我意识到这种道德高地恐怕只是自我感动的“鸦片”，读到王老师对文化女权主义将女性“本质化”的批评时，才恍然大悟：它们依然不过是社会性别文化的产物和表现形式（“对女性作本质性阐释的结果是反映和再制造统治文化关于女性的种种设想。”）。

男性从小被教育在事业中自我实现，而女性则被放任在对美好爱情的想象中甘做囚徒——过去监禁女性的处境是婚姻/家庭，到现代社会婚姻愈加强调由真爱缔约时，从前者越狱的结果是后者又成了新的牢笼。改革开放后“女性意识”（追求美和身体主动性）话语的建构，制造了某种程度上的主体性陷阱：“女人获得了打扮化妆自我表现的自由，同时也比共和国历史上任何时期更有可能成为男人的附属品或玩物。”

将评判和定义自己的权力主动或被动移交给占据更多社会资源的男性，即是认可普遍的男性权威；一旦相应的男性形象垮台，或怀疑评价出于性企图而虚伪，或怀疑工作成果受助于男性而并非个人努力所得，往日的赞美都会变成反噬的利剑。高校性侵事件中浮现的权力机制尤为典型，受害女性的心理创伤便由此而来。

一位文科男教授向我多番表达，高校性骚扰是少数，更多情况下是女学生主动迎合男导师的试探，谋求自身利益。他显然无法对女性命运感同身受：拒绝成为他者，拒绝与男人合谋，对女人来说就等于放弃与高等阶层联合给她们带来的一切好处。要不进入男权体制的同盟（同时忍受污名），要不就是彻底被边缘化（放弃学术道路），两者都只能加固社会性别不平等。

正如波伏娃所说：女性是在男人逼迫她自认为他者的世界中展露自己和自我选择，人们企图把她凝固为客体，把它推至内在性，因为她的超越性不断被另一种本质的和主宰的意识所超越。女人的悲剧，就是总是作为本质确立自我的主体的基本要求与将她构成非本质的处境的要求之间的冲突。

社会性别作为历史的分析范畴，戳穿了许多男性精英的“神话”（鲁迅之于许广平、周恩来之于邓颖超），挖掘出历史中“被遮蔽”的妇女及其能动性。必须既清醒认识男女在社会性别制度下各自被建构和分隔，又要特别警惕将“男女有别”的现象作本质化和决定论理解。区分“实然”和“应然”，两者之间的间隙就是我们努力超越的空间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