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战争史研究的方法论

第一章   战争史研究的方法论

1.1. 宣传与历史——抗战史记录的病理

日中战争的战后，至今已经历了79年。人已更换了三代，今日所谓的高齢者层，也绝大多数没有过战争体验。战争这个名词，对21世纪的现代人来说，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过去。若任其自然，东亚各国的民众之间，不应该存在任何对立，反目的理由。可是事实并不如此。国家间的对立，国民间的反目，战后近80年的今天仍在继续中。为什么历史的怨恨、对立总不能得到解消？ 原因到底在哪里？

有关历史认识对立，笔者认为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历史教育的问题，二是历史记録的问题。两者间有一个相同的特征，即国家间的政治立场、利害面的对立，战后并没有过间断，不仅被继承发扬，并通过政治手段介入于学校的教育现场和学界的历史记録中。

在历史教育面，战后各国政府，长年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教育为指导方针，在教育现场，教科书中进行人为、有意图的史料选择和历史解释，以维护国家声誉，强调自国立场。在这种具有民族主义色彩教育的诱导下，不正确，或片面，不全面的历史解释，对他民族的历史仇恨，误解从小被播种于青少年的心底，形成人为的和解障碍，使狭隘的，非理智的民族仇恨传宗接代。其结果，各国间的历史认识偏差越来越大，终于在不需要民族仇恨的时代失去了相互理解的可能。更形成了今日大国主义，霸权主义，拥军尚武意识泛滥的社会温床。

关于各国历史教育的诸问题，笔者已有别论[1] 在此不再赘言。本书中提起的是妨碍历史和解的第二点原因，即为历史教育提供材料、方法的历史记録面的问题。可以说它是历史教育的基础。最大特征，即是受国家政治面的管控，以政治宣传内容解释，涂改，描绘历史。

1.1.1.   历史研究与政治宣传

在日常用语中，我们平常总无意识地将“政治”与“宣传”， “历史”与“事实”两组单词相互搭配使用。为何如此搭配，有没有相反的组合，并没有人认真考虑过。实际这并不是一个偶然，反映了政治和历史在语义面的特征，是一个最适当的搭配法。

 政治，指某特定权力集団（政权，政党组织）的统治，为了达成这种统治，需要种种的方法和策略。宣传，即是其实施统治的手法之一。特征是将自己政策的正确，统治的功绩等进行超出实际的扩大描写，相反，贬低政敌之优点，只强调其过失，丑闻和缺陷。

出于这种宣传的必要，政治家的言辞，国家的公式立场中也总是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对外宣传”，另一个是“内部消息”。前者公开的内容、数字中多含有不同程度的水分，而后者传达的内容基本上接近于事实。所以，对各种信息，情报，史料，分辨其虚实，弄清是“对外”，还是“对内”，在历史研究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政府发言人，外交官，政治家在公式场合弄虚作假，掩盖事实的现象，哪一种社会制度，哪一个国家都相同。由于诡辩，否定，掩饰事实的行为是为了维护至上的国家利益，所以也不会有人追究政治家，外交官和政府发言人道义上的责任。如此，政治与宣传之间，产生了特殊的亲近关系，不管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哪一种政权下，政治总要利用宣传的手段来夸大自己，贬低政敌。所以必须认识到，宣传属于“政治行为”，其内容不一定等于等身大的事实。　

相反，历史和政治的不同，在于其目的是要准确记录过去所发生的事实，从学问性质上说，绝对不容许作假。所以从手法面，目的面和宣传都水火不容。不否定，对同样的历史事件，各国，各政治组织间会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解释方法，有不同的历史观，但“事实真相”绝不会有两个。所以在历史（事实）记录中，不论敌我，都有严谨，如实地记录历史事实的必要。若违背此原则，就不能称之为历史。从此点讲，历史记录属于能经得起事实、史料、证据验证的有普遍性的科学，与根据政权需要，时代变化不断变换姿态更换目标的政治宣传截然不同。

换言而之，宣传是带有政治策略性，夸张性的一时性统治方法，而历史则是具有真实性、普遍性，永久性的科学。为了能正确，严谨地记录事实，正确地解释历史，所以产生了历史学这一种学问，并出现了为其提供根据，证据的档案馆，资料馆，图书馆等。

1.1.2.　历史被政治利用的现象

以上从了理论面指出了政治宣传与历史事实的异质性关系。值得注目的是现实上，存在着许多政治介入于历史的现象，或将政治宣传与历史事实混同在一起，甚至用政治宣传取代历史教育，取代历史记录的现象。特别是在国家，民族，政治集団（政党）的对立仍在继续中的近、现代历史的教育和记录中，可以说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比如，在近代史教育中，存在中、日、韩三国间各在自己的政治立场上编写自己国家的历史教科书，进行爱国主义的历史教育，宣传民族间历史仇恨的现象，此现象最近已成为一个阻碍民族和解，妨碍历史研究国际接轨的深刻的政治问题。再者，在大陆中国，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历史被看作“政治统治的工具”，中国共产党史，阶级斗争史占领了历史领域，曾一时成为“近、现代史”的代词。在这种历史工具论的误导下，政敌国民党政权方面的抗战实绩被宣传抹煞，或遭到不应有的贬誉，诋毁。诸如从前的小学课本中出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而蒋介石却蹲在峨眉山，等着下山摘桃子（抗战果实）之类的记述[2]。

历史若被政治所利用，蜕变为统治工具时，会出现以下几种问题：

１．特定国家、政治集团的立场，利害被反映到历史记录中，并出现研究组织和研究者的御用化，党人化现象。不可能保证历史记录的公平性和学术面的严谨性，出现从国家立场，政治原则，政党的党性面排斥异己，干涉学问自由的弊害。

２．政治宣传的历史化。在国家史観、政治史観的影响下，出现将政权组织的“宣传内容”作为“历史事实”，记录到史书，教科书中的现象。

３．政治宣传的教育化。这种偏颇的政治宣传内容，和不正确的历史事实，历史解释，还会通过国家管理的学校教育，思想教育，渗透到青少年的历史认识中，造成国家间历史认识对立的大众社会温床。

1.1.3. “军神”与“英雄”

 政治宣传在战史记录面的表现特征之一，是创造，塑造极端的英雄形象。目的是通过民族精神，爱国主义，英雄事迹教育，宣传对某特定组织的忠诚，献身精神，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战前的日本，为了驱使国民为天皇制国家的侵略战争献身，用宣传手法创造出大量的军神（英雄）如日清战争中的喇叭手木口小平，日俄战争中旅顺封港战斗中的広瀬武夫中佐，太平洋战争中珍珠湾袭击九军神，神风特攻作战的敷岛队长关行男等。大多数是此类人为创造，又经过美化的形象，包含许多不实之处[3]。败战后，日本人对战争进行了彻底反省，接受了和平主义，所有的“军神”也从教科书中，公共场所中消失殆尽。至今已经不会出现以军神事迹引为自豪的现象。

与其相反，在战胜之国，战争的神话却被保存下来，至今仍出现在历史记录和教科书中。笔者并不否定中国军民英勇抗敌的事实，视为问题的仅仅是创造英雄时的宣传手法（神化）的存在，和以此内容取代历史，取代事实，运用于学校教育中的政治化现象。对于科学的历史研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非常值得忧虑的大问题。

举一个例子，即战史记录，学校思想教育中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1937年9月25日、山西省），和国民党第五战区的“台儿庄大战”（1938年4月、山东省）的过度渲染。这两个战斗，从战史上角度看并不是一个特殊的，战果特别显著的战斗，其军事面，战略面的意义也有待学问研讨。但因为其中含有对日军作战“初胜”的政治意义，所以双双被共，国两党作为宣传，鼓舞国民士气，团结抗日力量，提高共产党，国民党的抗战指导威信的政治手段。经过长时间，多方面的宣传，和通过教育的普及，又使宣传内容历史化，教育化，形象远远脱离了事实。

一面，不容否定，此种政治宣传在战争年代确实起到了预期的政治效果。鼓舞了国民的抗战热情，坚定了其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念。从当时的政治目的――粉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取得抗战胜利――的角度看，此宣传策略是成功的，也是有实效的，即使不符合事实，政治面也是需要的。因为在此，其仅仅是作为一种政治的手段。

1.1.4.　宣传效果的“第二次利用”

问题不在战前的“政治宣传”，而出在战后的“历史化”过程中。抗日战争以胜利告终，政治目的（抗战胜利）达到，使宣传在此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此时，本应该将宣传的对象，从政治操纵下解放出来，经过历史研究还原其本来面貌（如美军的硫磺岛的星条旗报导）。可是实际上，失去现实意义的宣传并没有停止，反而被新的政治需要再次利用，继承。并且用同样手法，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新的发挥，创造，使其形象更神圣化，变得更完美无缺。

这种新的政治需要即是“爱国主义教育”。在中国国内几乎所有的战争纪念馆中，都有一块同样的金字招牌，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说明纪念馆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历史题材进行政治教育。以宣传国家，民族和政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达到巩固政权的统治目的。当然，出于此目的，展示的内容多含宣传的水分，并不一定能经得起学问和历史事实的检验。

战后和平时代的教育普及和媒体的发达，还使宣传产生了一种新的副作用，即政治宣传内容的普遍化，历史化现象。不仅介入于教育，并且通过御用的研究机关，学者之手正统化，作为事实记录到史书之中。

在政治宣传内容的大众化，历史化过程中，还不能忽视一个客观环境条件，即民族主义色彩极其强烈的庶民嗜好的存在。当然它和政治宣传，思想教育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说是多年，大规模历史教育，爱国主义宣传的产物。其大众口味，和对英雄事迹，故事情节的猎奇心理更刺激了商业性大众作家的创作意欲。小说家，剧本作者，各种媒体蜂拥参入，产生了大量低俗的以抗战为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这种经过宣传操作，教育管理产生的大众化现象，又成为促进历史神话普及的社会土壤。其恶果之一例，即2016年6月27日维护“狼牙山五壮士”名誉的判决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出现。这种以宣传造就的虚假的所谓“民族的共同记忆、民族精神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取代法理，封锁学问研究的荒唐的政治判决，只象征着权力的无知和对法律，学问，言论自由挑战的胜利。可悲的是大众舆论，不仅认识不到这种危机，反而对真正的学问研究处处喊打，理由仅仅是学问的研究结果损坏了自己心中被教育所“种植”的形象。形如鲁迅笔中的阿Q，不知道学问的自由已被剥夺，法的尊严遭到践踏，而自己也正在一步步被推上专治政治的刑场。

1.1.5.  “英雄”创造的方法

历史中的英雄神话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笔者认为并不会是无中生有。肯定都有部分事实根据。狼牙山战斗中牺牲，跳崖的五名战士，刘老庄战斗中殉国的82勇士，平型关的歼敌的胜利肯定都不是虚构，只不过在表彰，宣传，即政治化的过程中进行了肆意的选择，美化[4]。使 “小胜”变为“大捷”（平型关，台儿庄大捷），把“殉国”行为，抬高至“歼敌”形象（如狼牙山五壮士，和刘老庄连的宣传）。使原始的事实真相在加工过程中发生了巨大失真。在塑造英雄形象的过程中，政治宣传采取的常见手法如下：

一，添枝加叶。如平型关大捷中，伏击敌后勤部队的基本事实在多年的宣传中逐渐被扩大，出现歼敌精锐主力之说，林彪三次赴乔沟侦查说，乔沟伏击为林彪独创说，敌军出动飞机，坦克，八路军与日军进行大规模肉搏说，国民党军的不协力，或故意打开缺口纵敌逃窜说等。多属于之后宣传，故事化过程中的添枝加叶，当然不存任何确凿的历史证据。

二，反衬法。以虚造杀敌数字来衬托英雄的伟大。如狼牙山，刘老庄连的宣传，本只是誓死不屈，壮烈殉国的行为，但为了使其形象趋于完美，有利于鼓舞抗战士气，塑造出无中生有的歼敌数字。如狼牙山五壮士“歼敌90名”（实际考证结果为日军负伤1名）说，刘老庄英雄连“歼敌170-300名”（实际为死亡2名，负伤不详）说，杨成武独立团的腰站阻击“歼敌3-400名”（实际死2伤7名）说，阳明堡夜袭“击毁敌飞机24架”“歼敌百名”说等（实际重创敌机一架，人员毙3伤4），其宣传内容和事实数字都有很大出入。

三，“伪军”法。此也是反衬法的另一种表现，由于日军有严谨的死亡统计，歼灭日军数字很难大做手脚，宣传机关的新方法就是将用语暧昧化。比如把战果面对死亡，负伤的区别计算，统称为“死伤”，或改称为“歼灭，消灭”等定义不明用语。为了不使宣传数字露出马脚，也经常可见以增加“伪军” ，“二鬼子”（对朝鲜人的蔑称）人数来宣传战果的方法。或统称为“日伪军”。以调整歼敌战果数字差的平衡。

实际上，所谓的“伪军”多是在白区经日军宣抚工作后成立的伪组织的地方自卫武装，一般不会到第一线作战。像平型关、台儿庄的这种正规军的运动作战中，是不会有伪军出现的。而在占领地区的地方扫荡中，即使有伪军（一般日军资料中称和平军，保安队，皇协军等）参加作战，日军的作战档案中也会有组织，人数记录（一般没有死亡记录）。在八路军的狼牙山战斗，陈庄大捷记录中，可见到宣传者将被强迫运输根据地物资（清乡物资）的非武装民工队称为伪军，敌人并加以杀伤的行为。若八路军在陈庄战斗，广阳伏击战中击毙的民夫数字，据笔者考证都接近或超出日军的死亡人数[5]。这些无任何武装的民夫死后，数字也会被夸大，并记录到八路军歼灭“日伪军”的大捷战果中。有谁曾考虑过，使用这种民族的苦肉计，牺牲的是谁的尊严，维护的又是谁的荣誉?

1.1.6.死伤，歼灭，消灭谈义

军事史研究中，“死伤”然固是一个衡量战果的标准。但将死，伤两者混为一谈时，很容易成为一个被利用虚报战功的政治词汇。特别是在敌我两国对立的战争进行之中，敌我之间还存在着鼓舞，或欺骗国民的宣传战。在此文笔的博弈中，与数据面的夸张同时，“死伤“，”毙伤”，“歼灭”，“消灭”也是常用的词语。如共产党公式的抗日战争的战果宣传中，很难见到击毙日军的明确数字，使用的几乎都是“死伤，毙伤”，“歼灭”，“消灭”，或“敌人”，“日伪军”等定义模糊的词语。目的很明确，即为了宣传、扩大战果。

一方面，对作战担当者（军人）来说，或战史研究者来说，这类不严谨的用语，并没有多少军事作战面，或历史记录面的意义，反而会产生许多负面影响。因为此类语汇并不能准确表达战力面的情报。死就是死，伤就是伤，死亡等于有生力量的减员，而负伤，特别是轻伤，有很大复活、再出现于战场的可能。

所以对作战指挥者，或战史研究者来说，一般都会排斥此类暧昧表现，更愿意掌握的情报是死亡（战死，阵亡，病死）数据，特别是己方的死亡。也许很多人能注意到，除了共产党方面的战史记录外，严谨的战史书籍中一般都不会有歼敌数字出现，记录的仅仅是己方的损失[6]。这实际才是一个正确历史记录方法。因为敌方的死伤数字，是不能准确统计的。若不能每次都打歼灭战，清扫战场，击毙，击伤敌方的人数，到底是如何统计的？

出于此军事面的理由，日军方面，只要有可能，作战担当者都要求作战部队提供敌方死亡数据。不允许以“死伤”来概括战果。日军战斗详报等多见的“敌遗尸某某具”的记录方法，即是军上级作战担当者的要求。不允许记录敌负伤数字。即使下级部队有此类死伤报告，也不会被上级机关信用，采录。所以日军记录中留下的仅仅是经过清点的“敌遗弃尸体数”，有时候还出现以委托第三者（宪兵）清点的现象。目的也是监督报告者的浮夸。

在死亡统计面，可以说，战争中日军的统计方法是十分严谨的。收尸，确认，核对后要出示种种证明。最终的死亡证明（报告书）总要复制10-15部，向各级单位提出，所以同一死者的死亡证明，家属，市町村，县，厚生省，护国神社，靖国神社等都会有保管。近代以来的所有战争的战没者（包括二战中死亡的240余万军人，军属），一般都能查出姓名，军阶，死亡日期，地点，死因，籍贯，所属等情报。不仅是军事家严谨，更重要的是其记录有法律面，国家行政面的需要。战前的日本，虽然是天皇制专治国家，同时也是近代的法制社会。1927年的公布，实施兵役法，就是其中一例。

按此法律，征兵是一种国民（男子）必须尽的义务。任何人都不能违背。服役期间从20-38岁。军人从法律面讲，并不是自愿为国贡献，而是被国家（强制）征用的服役者，地位等于国家公务员。若服役期间死亡，负伤，国家有负有赔偿义务。其赔偿的依据，就是严密的军人人事档案（现在厚生省保管着明治以来的3400万件军人档案）。死伤记录，就是其中一种。军人死亡（包括战死，战病死，事故死）后，战前有“一次赐金”（士兵约千余圆），军功（金鵄勲章）年金（士兵年约150圆）战后有遗族年金（死亡者遗孀），军人恩给（旧军人本人）。不管战争的性质如何，胜败如何，对死者支付赔偿，都是国家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所以，此赔偿在战后的和平时代仍在继续，一直支付到遗族本人，或旧军人本人死亡。为此，在各县，旧军人的人事档案（军籍，陆军）一般都由发放遗族年金的部局（年金福祉课）保管。这些都是日军战没者档案管理严谨，记录全面的理由。

战史研究的过程中，笔者积累了多数战例，发现了一个普遍性规则，即现在共产党所公布的“歼敌”战果数据。实际上都是对外公布，宣传用数字，如当时《八路军军政杂志》按月统计的所谓战果的数据等。若能与日军档案记录（战死者统计）对比，可发现都有十倍至数十倍的差距。现在国家所公布，学校历史课本中出现的共产党军队歼敌百万的数字，即是以此种虚假的战果报告数字堆集而成的。

1.1.7.  本书的基本方法

1.导入国际接轨研究方法和多种价值观。从科学角度看，一，只有在研究中接触外部史料，异种研究环境、方法，导入不同立场，才能了解他国、世界。二，只有比较各种文献、史料，才能分辨事实的真伪，检证自我主张的正确与否。最近条件日趋成熟的“国际接轨”研究方法的价值即在此处。若此多元研究的方法被政治所忌讳，被民族之虚荣拒之门外时，就不可能有真实的历史存在。剩下的只是局限于国境内、体制内的，宣传创造的历史，闭门谈经的故事，和一政党，一国家、一民族的天方夜谭。

本书的目的，就是通过内外档案史料的考证和对比研究，来启迪以上道理。

2.避免政治立场和文学手法。本书强调，遵守的另一个原则，即是强调事实要重于立场。在历史记录中，强调政治立场，民族精神，将党性，立场置于事实之上的人，不能称为是真正的史家。因为其违背了历史研究的最基本原则。另外，为了保证学问的严谨性，文章中也不使用文学手法，不使用形容词。也不翻译史料名称，改动固有名词。此类手法多出于宣传，教育的需要，代表的是一个特定国家，政权，政党的政治立场。历史绝不是一个民族，一党一派的私产，也不是宣传，记录一个民族荣辱的工具。为了将公允的研究成果，等身大的历史事实作为文化遗产，留给整个世界和所有的民族，必须坚持这个原则。

3.注重档案文献记录。本书中导入严谨的史料批判程序，尽量排除回忆录，口述，文史资料一类的不确切资料，和一般战史书籍中的叙述部分。优先运用第一手档案史料，如当时的战斗详报，统计，命令，日记，日志等。并避免不必要的臆测，传闻，坚守对每一个观点，每一句话，每一个数据都负责的原则，出示各种史料，证据来源。为了弥补先行研究的不足，本书特征是以日军的档案资料研究为中心，同时也尽量参考，对比国内各种史料，论据和既成研究成果，经过对比研究，判断事实的真伪，和史料，根据的可信度。达到以档案史料进行国际对比研究的效果。

1.2.　日军的战史档案资料

1.2.1.　档案记录和口述记录

研究历史时最重要的是史料根据。最近很多人，包括许多专职研究者都热衷于收集口述资料，称之为口述历史（Oral History）。找一下历史事件的当事者，记录他们的叙述，似乎证人的口述才是最真实的历史资料一样。这其实是一个错误认识。我们在寻找不到任何文字记录的情况下，若能找到见证人，从其口中得到事件情报，固然是一个贵重的证据来源，但必须认识到口述资料的弱点。特别是事后经过了多年的个人独家回忆录类，会和事件的真实发生很大出入。

可以说，口述资料中比较有真实性的是当事者在一瞬间形成的强烈感情印象。比如当时的震惊，痛苦，疼痛，悲伤或有特殊印象的事件经过等。而对事件整个的来龙去脉，发生时间，地点，参加人数，过程，顺序等研究上最有用的基本情报，口述者却总是叙述不清。此并不足为怪，因为人的记忆能力是有限的。若提前不进行再学习，调查或参考其他历史文献或他人的口述记录，个人记忆很难复原出事件的全貌。此即为有关同一事件的记录中，复数证人的口述内容中，即使是不正确的情报，也经常相互重复的理由。可以说是在口述前的事件再学习过程中的一种参考、抄袭他人记录的结果。

另外调查的者的目的，时代的背景，政治环境，个人的虚荣心等也会对口述内容产生很多影响，且事先上级宣传机关所设定的“大捷”“大败”的课题，“惨剧”“罪行” 等控诉，揭露的意图，有目的的，诱导式询问方法，也会引发口述者逢场作戏之效果。谁曾想过，为什么口述中，生存的供述者本人总是事件的主角，历史的英雄？死去的人即使是真正的英雄行为的当事者，也不会再开口说话，所以经常出现死者的事迹在口述中被移植到叙述者行为中的现象。

关于这点，对比一下本书中有关平型关腰站阻击战的李水清和杨成武的回忆录即可一目了然。近70年后应媒体之邀的李水清回顾谈，不仅全文抄袭的杨成武的回忆录，还把实际上的功劳，主角全部更换到自己，自己部下身上，让人啼笑皆非。也难怪，近90岁的老人，若不阅读，参考其他记录（杨成武回忆录），怎可能记忆出近70年前的某日，某次作战的过程细节？所以说，口述历史提供的往往是一部分情节和感情面的记忆，并不能提供准确，有用的历史基本情报（时间，地点，背景，过程，数据等）。辅助于文献记录资料时有一些参考价值，但并不能单独成为历史根据。如果能找到当时的文字记录史料时，绝不能先采用口述为证。

国内的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战的研究之所以和日军当时的记录档案有很大出入的理由，就在于多采用、信用的是事后，甚至多是时隔半世纪以上的当事人的口述，回忆录。没有使用，特别是没有认真研究使用过第一手档案记录史料。此外，当然不能否认助长其数字，事迹面浮夸的，还有一些政治宣传工作方面的负面影响。

1.2.2. 旧日军的档案资料

在抗日战争的战史研究中，现在日本政府系的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全面对外公开的日军档案资料可以说是一个宝库。不仅能查找到多种贵重的历史记录，可信程度也较高。称为贵重，理由之一是文字记录，之二是当时的记录，之三不是宣传材料而是内部秘密档案文件。若使用这种档案认真研究战史时，可以把当时的战斗还原到相当完整的地步。比如天气状况，各种命令的下达时间，具体内容，部队区分，各级指挥者的姓名，官阶，战斗参加者数，死伤数，行动路线，作战部署，武器数量，种类，损坏程度，消耗弹药数量等。还有许多详细的局部作战略图等资料。而且同样的内容，记录也并不只有一处，比如台儿庄作战中濑谷启旅团长下达的每号命令，我们可以在其下属步兵第六十三联队和第十联队的两个战斗详报中同时确认。所以作战命令，行动时间，作战地点等重要情报都可以互相核对，一般不会有错误。对比下国内的同类研究，由于史料不足，方法不严谨，许多连战斗的时间，地点等基本情报都搞不清[7]。

日军的作战档案，按资料种类可区分为三类。一、事件当时的记录。如电报、命令、计划书、会议记录等。此类资料可以明确事件发的原因，计划中的时间、地点和内容。二、事件之后的追记。如日记、手记和阵中日志等。应该是在事件当日或数日内作成，此类资料和前者同样，对于再现事件的实际发生时间，地点，过程等亦具有极高的可信性。但由于有些不是公式记录（如个人日记、手记等），所以对于再现事件全体过程有局限性。三、事后的总结和报告书类。如战斗详报、调查报告、统计表类等。此类档案有一定时间差，一般是在事后不久（数周、数月）后做出，有总结，归纳作用。对于掌握事件的整个经纬、过程和结果非常有用。但因为不是当时的记录，又经过记录作者的加工，所以不能否认其中可能有一些小的错误和肆意作假处。

日军档案内报告书等文件的可作假之部分在何处？笔者认为不在数字，统计等结果方面，而在描绘，编辑，叙述的过程中。若不是宣传资料（比如太平洋战争中的“大本营发表”），内部机密文件中的数字一般不会作假。比如死伤统计，消耗弹药数量统计等往往是一个连续调查，趋于精确的结果定数。其目的在提供新作战参考。计算补充人员、物资，战斗力等时使用。而过程的描写中却可以加入一些主观发挥。比如对家属提出的军人死亡报告，实际上的根据仅仅是军医在验尸时记录的致命创伤部位，死因确定等情报，而事后提出的死亡报告书中，为了安慰家属，死者的事迹却可在情节面尽情地进行发挥，比如临终前的场面、行为、豪言壮语等。例如小寨村伏击（平型关大捷）中佐野曹长的死亡报告中，有“从昏迷中再次苏醒的佐野曹长用手枪继续抵抗，在弹尽之后，拔刀欲冲入敌阵，不料在挺身突击之际，敌手榴弹在上空爆炸，曹长最终因后头部致命伤光荣殉国”等描写[8]。实际上此次伏击是一个歼灭战。这支百人前后的部队除六，七名侥幸者外全部阵亡，不可能有人观察突围中佐野曹长临死前的“壮烈”场景，所有的基础情报应只有验尸时军医做出的死因诊断 “后头部弹片创伤”一条。

再如武器的损失，因为责任重大，追究处罚严格，且有关部队声誉，所以报告时最禁忌的被敌缴获，遗失等过失，可以虚报为战斗中损失，损坏等[9]。又如战斗过程中的一些指挥错误，过失等也可在战斗详报中得到掩盖，弥补。特别是有关抢掠，屠杀行为，杀害伤兵、俘虏，强奸等犯罪行为，虽然是日军下级部队的惯行，但也因为知道此违纪行为要受到军法，宪兵的检举，所以在记录中从来不见蛛丝马迹。从滕县作战记录的分析中可知，日军记录的“敌遗弃死尸3100具”中，不仅包括对俘虏，伤员的残杀，甚至把对非战员的平民百姓，老少妇孺的残杀数字也都作其内容计算[10]。所以在使用战斗详报等资料时，也需要分析，判断，寻找其他佐证，绝不可轻信。

1.2.3.　联队史类记录的价值

在日本，记录各部队作战经历的书籍（以下统称联队史）有上千种，几乎都是战后，特别是在高度经济成长的背景下于1960-1980年代作成的。不属于第一手史料，但可称为第二手加工史料。所以历史学研究中作为史料根据的利用价值并不太高，不能过分信用。有可能的话，必须顺藤摸瓜，寻出其使用的资料之源。在平型关大捷的研究中，国内的研究者对《滨田联队史》（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的叙述部分过分信赖，可以说就起了一个很大的副作用，引起了不少不必要的论争[11]。

联队史当然也不是无用，可称是一种贵重的资料索引。但利用时有必要进行史料批判后取之有价值的精华，排除不确实的部分。

何谓不确实的部分？即联队史类的记述部分，解说部分。联队史大多都是以大量的战斗详报，阵中日志，个人手记，日记，当事者的回顾，回想等资料综合编辑而成。其编者多是该部队旧军人，可以说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军事专门知识。但不一定有过严格的学问训练。所以在组织，编排，再现这些历史资料时，不鲜有感情发挥的场面。缺乏严谨的核对，考证，往往会出现记录或解说错误。比如过分相信个人的回顾，处理不了记录文献和口述资料的矛盾，在复原事件情节时为了自圆其说将日期，时间，地点等搞错，搞反等。

另外联队史类书籍，大多是在战后和平时代编辑，由于时代反战思想的影响，也往往会出现文学手法，把自己部队的死伤，被害夸大，把战斗场景描写得比实际更悲惨的情况。所以不能轻信部队史类书籍中的过程叙述，解说，描写部分。特别是一些判明不了依据出处的叙述。对数据也要和原始料进行核实。

何谓有价值部分？即联队史中的资料，统计部分。同上所述，联队史基本上是以各种第一手资料为中心构成，而联队史在作成编辑的时代，其运用收集的史料数量比起现在要丰富得多。日本在战后最初的十数年，由于败战的冲击和生活困苦，人人疲于奔命糊口。败战前官衔为中将的赤柴八重藏（原步兵第十联队长，最高军阶第53军军长），为了糊口也不得不去垦荒种地。直至高度成长之后才重新安居立业，有了生活保障，开始产生了一些经济和精神上的宽裕。此时，各种旧部队的战友会组织开始复活重建。其特征是以地方，地域为纽带的旧军人团体的活动。旧日军乡土联队的编成方法，也十分有助于这种以地方，地域为中心的团体组织的形成出现。在各地域，逐渐形成乡土联队的事务局，联络处。从制造花名册，战友录，进行慰灵祭开始，逐渐发展到编写部队史。此时，旧军人的大多数已接近，或超过退休年龄，有了充裕的时间保证。在各旧军人组织的号召、动员下，数百万人保管的，流传于民间的大量资料，包括联队级，大队级，中队级的战斗详报，阵中日志，个人的手记、日记、报告，记录等都云集于各个战友会事务局、编辑部。成为联队史编辑的素材。

一方面，这种联队史类书籍，由于没有商业价值，几乎都是靠战友会成员募捐，筹款编辑，出版。编者也不是专业人员而是旧军人中的志愿者。所以此种作品都不经商业出版社之手，称“非卖品”。 除小量出版后寄赠给关系单位外，多分发给当事者的旧军人会员。各地区的地方图书馆也几乎都不接受这类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出版物，欢迎的只是和本地方，乡土有关的一小部分。这是现在这类图书很难在国立、公立图书馆找到的理由。

此类联队史编辑活动由于当事的旧军人们的健在和努力，在编辑过程中汇集了大量贵重的战史资料。只是在和平时代由于不能得到国家，地方自治体（政府）的支援，这种活动只能是私人团体的私下行为。汇集上来的资料，也不受国家的重视。当时的防卫厅战史资料室，也不曾有过征集民间资料的预算和组织。联队史编辑的时候，可以说资料应有尽有，如何选择，淘汰是一个大难题，因为数十年的历史资料，只能汇成一本书籍。所以重要资料也要被剪辑，“拔萃”。唯一记录与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老爷庙作战的战斗详报（兵站自动车第二中队），就是这样一个记录在部队史中的“战斗详报拔萃”。最可惜的是这种汇集上来的军队关系史料，由于没有受到自治体，国家的重视，在私家版的部队史类书籍出版完成后，大多又得而复失，再次散失于民间。其中战斗详报类有一部分被寄赠给防卫厅战史资料室（当时名），或地方的自卫队驻地，但个人的日记，手记，中队以下记录等又多归还给原来的所有者。

 各种联队史类书籍从编辑开始至今已经过了近半世纪，当事者早已过世，很多战史记录资料即使存在，也已不知去向。所以，今日联队史记录类的存在价值就在于此，可以说是一个资料线索，或资料集。

另外，部队史由于是旧军人团体的自主行为，所以没有统一规格，体裁多种多样，取材、编法各有不同。有的忠实于战斗详报，如步兵第十（冈山），第六十三（松江）联队史。有的注重于个人的日记等记录，如步兵第十一（广岛）联队史。有的则以叙述解说为中心，如第步兵四十二（山口）联队史。有的则像散文作品，如第步兵第四十一(福山)联队史。所以使用联队史类资料时，不可缺少史料批判程序，经对比判断，取其有根据的部分，若有可能一定要以此为线索去寻找其原始记录（如战斗详报等）。比如前述《滨田联队史》，其叙述部分虽然有不少错误和夸张表现，但其中多处引用的记录，如第三大队豊田志郎军医少尉的日记摘录，第三大队战斗详报节录等，却是不可再入手的很贵重的资料。这种价值高的资料断片，在联队史类书籍中还是可以发现不少的，有辅佐、补充战斗详报作用。

还必须提及的是部队史类记录中的统计资料。尤其是年表，战没者名簿（不一定都有）等，若存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资料。联队所属的全部死亡者（负伤者除外），几乎都可以按此确定到姓名，死亡时间，地点。

1.2.4.　关于日军统计的可信度

由于与宣传内容间的差距，国内很多人对日本军方的记录档案产生怀疑，说这种数字统计不过是一种为了欺骗国民的谎言。诚然，战时的宣传中，夸张，隐蔽是一种常有的现象，对给予敌方的打击损害总有一种夸张报导的倾向，而对己方的损伤却不愿如实公布。其目的是为宣传战果，鼓舞士气。中国方面的“扩大宣传”可见于台儿庄报导，而日本方面的典型代表可谓战争中的“大本营发表” [12]。实际上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可以知道，这种发表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政治宣传，并不是在阐述事实，记录历史。而笔者在此书提供的军方内部的战斗记录，却没有这种问题。特别是关于军内部的伤亡统计，特别是战死者统计，可以说是一个趋于精确的数字，其理由如下。

一、此种数字统计表并不是偶然发现的一个两个，根据使用者，研究者的目的，同样数据有各种各样的统计形式。有关台儿庄战的各种统计，笔者就能收集到二十多个。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所谓小异，并不都是统计上的错误，而是由来于统计者，作表者的目的，或收集采样的日期，范围等出现的差别。比如方面军军医部的统计，需要掌握伤病，死亡者的全体状况，为此目的，如同后述的一样，对同一人物的病伤和战斗创伤要进行复次计算。所以结果要超出实际人数。而为了兵器研究进行的“创伤分类统计”，通常只采用能判别创伤原因的数据[13] 。联队级的《战斗详报》统计，主要目的是报告战斗过程和敌我双方损失，能比较准确地掌握局部战斗中的结果，损失，包括配属部队的死伤数据，但对局部战斗以外的伤亡情况，比如对野战病院，通信队，后方辎重部队的死伤并不能掌握，从报告内容看，也没有调查记录的义务。补充兵员数的统计、报告仅仅能了解部队现在的缺员概数，却不能掌握缺员的原因(如战斗，疾病，事故等)。师团级单位作成的一般死伤统计，不能反映军级单位配属部队的死伤状况，而军级单位的统计也不能反映方面军直属单位配属的临时部队的伤亡情况。各种统计数值虽略有出入，但基本数据可以说是一样的，是经过多方验证而收集上来，不断在订正、汇总，供军指导部参考的基础数据。其最终的精密统计结果，即是政府《官报》公布的“战地其他死亡者”名单，或靖国神社的合祀名单。内容与部队史中记载的“战没者名”簿类似。

二、这些资料绝不同于战争中的“大本营发表”，不是欺骗国民的宣传，而是内部的“秘密”记录。并且几乎都是当时的记录。各种战斗伤亡统计的基本数据，主要来源于基层联队的战斗详报，联队的统计又来源于下属大队的报告，战斗详报，或中队以下的阵中日志记录等。为了统计的方便，日军对各部队的报告都有统一的样式，格式规定，采用同样的项目表格。各部队在每次战斗后进行如实的汇报也是一种必须的义务，士官学校也有教授记录方法的课程。从军用物资的种类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格式统一的《死伤表》、《阵中日志用纸》、《战斗详报用纸》、《武器弹药消耗表》等报告书，统计用纸表格等，都作为“阵中事务用品”定期地颁发到各部队[14] 。

上层的师团、军、方面军、陆军参谋本部根据各种需要，不时地要求下级机关提出某时，某地的死伤统计数，以此来掌握所属部队，或友军部队的状况。这些消耗，敌害统计还有一个更大的作用是作为兵员，马匹，物资，弹药补充的依据。从这种补充依据的视点来看，也可以了解此内部统计是不允许有误差的。

三、从数字作成的方法，过程来看，也可以发现这些数字是事后经过多次修改，日趋完善的。有对“将校”死伤数字的“追记”修正，亦有关于“战斗员、非战斗员”的区分，轻伤非离队者的注记，生死不明栏的设定，战斗详报中少尉以上将校死者的实名记录等规定。

下面以第十师团《出征以来战死，战伤者表》的备考栏为例，看一看其对作表的要求。

（一）本表（）内表示将校人数，为事后追记。

（二）本表战伤者数中包括同一人物的多次负伤记录。

（三）战死者中包括战伤至死者约630人，疾病死者约52人。

（四）本表中包括军属战死者三人，负伤者三人[15]

将校死伤者的追加订正﹔战伤至死者的追加﹔两度负伤经验者的重复计算﹔病死，军属（军人以外的文官、雇员、佣人）的算入等，可以说是一份追求严谨度的调査，统计。

四、从对死伤者家属进行及时通知报告，抚恤，补偿方面来看，也能知道这种统计是绝不能作假的。日本近代以来就完善了《征兵令》，《兵役法》。征兵，服役属于国家的法律行为。所以对所有兵员的个人情报，国家都有严格的记录（军人履历，服役状况，死伤情况，入院记录等，现厚生省保管数量达3400万件）。另外日军的特征是乡土联队，在驻屯地区本地征兵，本地复员。在台儿庄一带作战的第五，第十师团，都是日本中国地方(包括冈山、广岛、鸟取、岛根，山口五县)的部队[16]。 各联队都是同一地域的出身者，通过联队区，在乡军人会这种特别组织和地方保持密切的军民关系。死伤的补充也要通过当地的留守师团补充队进行。所以对死伤者家属进行报告不仅是法律程序，也是行政单位所必要的行为。对家属，地方行政机关的报告也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弄不好会影响国民支援战争的情绪。怎么可能对死伤者家属称谎不报呢。各县的护国神社内都保存着明治以来同县全部的战没者名簿，在冈山，前线乡土士兵的伤亡，也通过地方的《合同新闻》（山阳新闻）随时进行实名报导，每次战役战斗人员损失，特别是死亡者，都一目了然。曾经参加台儿庄战斗的作家栋田博（步兵第十联队所属）在小说《台儿庄》的解题中写到：

……特别是我所在的赤柴部队（第十师团步兵第十联队）的敌害十分惊人。当时，听说经常有人向在冈山市内的联队长家院内扔石头。本地的《山阳新闻》连日报导战地消息，战死，负伤者栏的人名不胜数计，也难怪联队长的住宅成为市民发泄怨恨的对象。我负伤后在报纸上被报为“重伤”。当时，有一种风评，认为只要是报道为重伤，就意味着早已死在战场上了。所以我母亲看到报导后，毎天都坐在佛龛前一动不动，不断在为我祈祷[17] 。

如此，由于服役者（兵士）和征用者（国家）间存在义务和赔偿的法律关系，死伤者的全体的实名在《官报》（政府公告），媒体和地方都被公开，对死者家属交付遗骨的仪式，提出死亡报告书的作业也要求无微不至。死亡的时间，场所，创伤的部位等，通过军医诊断，战场当事者的证言，战斗详报等都要明确地写在报告书中，保管于中央和地方的档案中[18] 。

以这种统计为依据的伤亡报告，还不只有通报的作用，更有作为一种公式的行政文件依据的作用，用于吊销户口，进入靖国神社合祀的手续上[19] ，或用于显彰功绩，领取死亡赐金，遗族年金，伤残军人证明等行政手续中[20] 。所以死亡的数字，状况等记载都要求精益求精。在太平洋对美作战日军大量死亡阶段，这种精密的统计方式渐渐空洞化，但至少在本论触及的日中战争初期，可以说是十分严谨的。  

1.3.　日军的死亡人数调查方法

 据1964年3月日本厚生省的资料统计，从1937年至1945年，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日本陆海军人、军属（=军队雇用者）中战死者为43万1100名（包括在“满洲”死亡的26500名）[21]。这是一个能找到几乎所有死者姓名，出身地，军籍，死亡地点，时间和家族关系的国家公式记录。以军籍为主的各种证据文件，现在保存在厚生省（海军）和各府县的战争补偿关系的人事档案（陆军）中。另外，靖国神社和各县的护国神社中，也都保存着明治时代以来，全国，各县几乎所有兵役战死者的完整名册，包括每个死者的出身，所属，死亡时间，地点等详细情报。特别是日中战争初期的数据，非常详细，准确（后期的太平洋战争中，由于战局不利，受损严重，统计并不完全）。日本政府公称的战争期间军人，军属死亡212万的数字，就是这样按着政府的行政档案统计出来的。这一点和中国国内的战争统计大有不同。不仅是日本人“做事严谨”，更重要的理由是其和国家的“兵役法”，户籍制度，战争补偿（遗族年金）有关。

不管是“大捷” 还是“大败”，不必去记录实际上不可统计的战果，若各国研究者能利用这种真实的档案记录史料研究自己方面的战损，所谓的大捷，大败内容会更接近于真实。这应该是战史研究的基本方法，特别是在战争结束后已经近80年，出现了这种国际接轨研究环境的今天。若一如既往，以虚报的宣传数字为根据记录战果，进行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教育的话，历史会越来越失真。

1.3.1.  死亡人数调查的四种方法

首先要明确的是研究方法必须遵循“战损自报”原则，即不需要去研究战果，只需要研究己方的战损，特别是战损中的死亡数据。将己方的战损（战死）数据，作为对方的战果计算，认识。作战双方若都能提出自己容易掌握的战损数据，如今在大陆战史研究界争论最大的共产党军队的歼敌战果问题即可迎刃而解。多年宣传中的虚伪，也可瞬间曝光。

战果数据，很难准确掌握。若不是每次战斗都打歼灭战，自己来清点战场，如何计算敌方的死伤？所以，战史中出现的歼敌战果记录，多属于宣传范畴，大多没有根据，绝不能在学术研究中采用。可参考的部分，仅仅是歼灭战后打扫战场时的清点数据。而这种机会，对敌进我退，专打游击战的八路军来说，并不会很多。

为什么要重点研究战死者数？因为死亡是一个不可作假的硬性数值，而负伤程度有不同，当事者亦可复康，内容很难准确掌握，记录时也容易被掺入水分。一般讲，有兵役制度的近代国家，对于战没者（包括任何种类的死亡），都可以统计到较准确的程度，因为此数据与行政，户籍，军籍记录等关联。日本在明治进入近代国家后，可以说已健全了此种制度。

相反，制度面不健全，或靠招兵买马，志愿参军的国家，军人死亡的数据若有也不会准确。此为用同样手法（战损自报原则）对等研究的一个难题。如抗日战争中，中国方面的损失数据并不完全，虽有几种统计，能掌握仅仅是一个大致的概数。

有关共产党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的歼敌人数，因为久经宣传，又进入教育领域，是一个关心度极大的问题。但迄今一直使用的都是宣传中出现的数字，如歼敌3000，4000（战前数据）和文革后修改的歼敌1000至1500余（今日共产党死守的底线数据）的战果等，都不存在任何可信证据。唯一可信，有部分证据的是八路军自己的损失统计，即1937年10月8日《军委会第一部为八路军伤亡官兵奖恤事致张治中电》中的奖恤记录，“我伤亡官兵六百余名， 内副团长、营长各两名”[22]。而战果应以日军各种档案资料中出现的战死者166名（见本书附录）为准。此数据都经过四种以上统计方法的交叉检证，全部可以还原到人名，军阶，所属，原籍住址等，不会有错。所以若提及平型关大捷的战斗结果，按战损自报原则统计，可称八路军方面战损为死伤600余名，日军方面战死者为166名，或死伤约250名。

日军的死亡数据之所以称精确，是因为存在多种交叉检证方法。下面介绍一下对日中战争初期日军死亡数字进行调查的四种基本方法。

一是利用各种部队史中附录的《战没者名簿》数据调查。只要存在参战部队的战没者名簿，这是最可靠，快捷的方法。

战没者名簿的保管场所有如下几处。一是政府厚生省，掌握着几乎所有海军军人的军历，死亡者记录。二是各府县的行政机关（掌管战后补偿，遗族年金的部局），保管有各县（联队区）陆军军人，军属的军历，死亡记录。三是靖国神社，和各府县护国神社（每个县一处）保管的战没者名簿。靖国神社的名簿只包括被称作“英灵”的部分，并不甚完全。而各府县的护国神社，一般可以查到全部战没者（包括各种死因）名单。遗憾的是以上几种名簿现在都属于个人隐私，不会对外公开。

所以现在研究中可以利用的，多是附录在部队史类书籍中的一部分，并不完全。这种名簿，一般都是战后，根据国家或地方政府管理的行政文件记录做成。内容基本等于护国神社的战没者名簿。只要方法得当，这个数据非常可靠，精确。因为它关系到国家对死亡者的表彰（靖国神社合祀）和补偿（日中战争初期，最低的二等兵家属也可领到约1300圆的抚恤金，等于二等兵20年的军薪）[23] 。名簿如上图1所示，按此不但能确定死亡者姓名，出身地，还能得到死亡日期，地点等重要情报。

战没者名簿记录的数字，肯定会超出《战斗详报》等记录，因为它是战后最终的行政统计结果，包括未参加战斗者的死亡和各种其它死因。一般部队史附录的战没者名簿，大多可判断死亡日期，但不一定能区分死亡种类。

国内人所注目的 “狼牙山五壮士”的战斗，由于担当部队在《步兵第百十联队史》中附录有战没者名簿，所以很容易确认在狼牙山作战的1941（昭和16）年9月25日这一天，该部队的死亡者情况。从以上所示名簿记录中可知，担当作战任务的第九中队全体，在这一天中并没有出现过一名死亡者[24] ，所以若按战损自报原则，可见“狼牙山五壮士”在战斗中前后“歼敌上百”的国内记录并不是事实。

第二种方法是利用各种《战斗详报》中的死伤者统计。只要有战斗详报存在，一般以参战部队为单位，可以算出具体到某次战斗，战役的死伤详情。虽然不能确认到战役中的某天，或某死亡者的具体人名（一般可以确定到将校氏名），但足以达到了解日军伤亡情况之目的。缺点是这种《战斗详报》能完整保存下来的并不多，种类也不全。记录者单位若太小（如中队，小队）不能掌握全体战局，且战略单位的师团级以上，也不存在这种“战斗” （战术）详报。另外，战斗详报做成后一般不会修正，所以错误，遗漏也较多。

第三种方法，是作为辅助手段，利用当时报刊的公开报导来收集死亡者信息，计算各部队在各次战斗中的死亡数据。这种作业需要收集、判别、计算，非常繁琐、困难，需要专业知识，也容易出差错。若现存有战斗详报和战没者名簿时，这种浪费时间、精力，且不准确的调查方法，并不宜推奖。但若战斗详报记录遗失或不存在战没者名簿时，此种方法亦可成为重要的研究手段之一。战斗详报的残缺不全是普遍现象，而日本国内的各种报刊，包括重要的地方报刊，现在多完整无缺。当然，最好能使用两种以上的方法对一次战斗，战役的结果进行多重检证，这样能佐证调查结果的正确与否。

第四种方法，是最近开始摸索的，利用日本政府《官报》记录核对战死者的方法。今日在对外公开的旧政府《官报》中，有陆军海省的《战地其他死亡者》通报拦，公开的人事档案由于属于国家义务的一部，所以至今也对外公开。官报每天（工作日）一报，《战地其他死亡者》通报拦几乎记录了所有死亡者的姓名，籍贯，兵种，军阶和死亡日期（没有所属部队记录，数据截止于1941年）。还有同《官报》中的靖国神社合祀名单（数据截止于1943年，每年春秋公布两次），虽没有死亡日期记录，但按各部队战斗序列排列，同样记录着几乎所有的战，病死者名单。对此资料若加以研究，分析利用，可以算出某一部队在某天，某地战斗中死亡的所有人名。本论中公布的平型关大捷日军死亡名单166名，即是以此方法全部还原到个人实名的。

平型关大捷战斗中日军死亡166人的数据，经过一，各种战斗档案记录，二，部队史记录，三，各种报刊的实名报导， 四，战功事迹记录（《支那事变忠勇列传》），五，《官报》《战地其他死亡者》名单，六，《官报》《靖国神社合祀名单》的多种交叉检证，可以说是一个很精确的数字。通过这种战损研究，不仅能纠正国内多年宣传的平型关大捷歼敌战果数字的错误，还可以将日军方面166名死亡者全部还原到各所属部队（共7支部队）和具体人名，出身地，军阶。

1.3.2.  日中战争初期的战死者报导

作为研究方法入门，以下着重介绍一下笔者在平型关大捷研究中遇到的第三种调查方法中的几个问题。分析一下日中战争初期，日本国内报刊中战死伤者报导的特征，及受军部报导机关管制后发生的变化。

先介绍一下死亡报导的性质。有关军事情报，如部队番号，作战地点，部署，兵力，移动情况等，属于军事机密，报导前受到陆军报导审阅部门（新闻班）的严格检查，报刊和公开消息中常见的“○○部队”的称法，主要是为了保持机密[25] 。部队名只冠部队长姓，不知内情者不能按此判别出其部队的数量多少，兵种和所属。比如，日中战争初期1937年的报导中，不足200名的兵站自动车第二中队（平型关战役参加部队），报导时称“矢岛部队”，超过3000名的步兵第一〇一联队（淞沪会战参加部队），同样被称为“加纳部队”（加纳治雄联队长，战役中死亡）。

与军事机密相反，死伤报导却是公开的，实名实姓，部分还标明死亡日期，地点。1937年7月，日中战争开始后最初两个月，日军的死伤并不显著，死伤者的姓名，事迹被当做新闻题材通过各种途径传入内地（国内），在日本报刊上成为战争报导的热门话题。8月下旬后，名单式报导方法登场，以部队长名为单位罗列死伤者名单，几乎所有战死者姓名都能见报。这种报导方法，对军部来说当初也被认为能鼓舞国民全体士气，起到一种对“英雄行为”的表彰效果。另一面，从情报传递角度讲，也是一种对家属，部队出身地域进行战况报导和死亡通知（速报，提前通知）的快捷的辅助手段。虽不一定准确，消息比军方，地方政府的行政通知要快得多。死亡，负伤通知，可以说是国家对纳税者，服兵役者应尽的义务，也是国民，服兵役者，死伤者家属具有的权利。并不属于军队的保密范围。

在当事者死亡后数日，一般重要人物（将校）就可先见于速报。之后一周至两周之间，各部队整理出来的死伤者名单，也都通过电报或电话等途径通知给媒体，在各报刊上陆续登出。这种死伤报导的特征为：

1.着重于死亡报导。若没有特别重要事迹，对负伤者的报导并不甚热心。

2.报导的热度有地区差。各县的地方报刊，对地区所属部队（乡土联队）的情况报导十分详细，一般不问军阶高低，行为如何，只要人死（包括非战斗死亡），都能成为报导题材。姓名之外还有军阶，居住地，家庭成员等地域信息，一部分还附加个人照片和家庭情况介绍，及对家属的采访内容等，颇为详细。而全国性大报刊，如朝日，每日，读卖新闻，却没有这种地方报刊的特别待遇。多以罗列各部队的战死者名单形式进行。省略出身地的简略报导方式也相当普遍。

3.媒体途径（速报）比需要确认手续（死亡证明书等）的行政途径的死亡通知要迅速得多。公开报导亦可扩大世人关心，博得众人同情。所以战死伤报导在各个地方倍受重视。军人家属也主要天天在地方报纸上寻找亲人和乡土部队的作战，移动信息。

报刊报导存在的缺点是：

1. 由于发信单位（情报源）不能统一，可能出现重复报导现象。比如战争初期未经过统一管制时，消息来源有前线部队发表，地方留守部队发表，地方行政机关发表，战地记者采访等多种渠道，经常出现重复。

2. 由于速报方法多为电报，电话传达，所以信息传递中经常出现人名表记错误。特别是同音异字的日文中，属于多见的错误。

3. 作战后，前线部队不可能短时间中一次掌握全部的死伤，失踪情况，所以速报中经常出现遗漏现象。之后出现补充报导时，又很难断定是对哪一次战斗的补充。

基于以上几种战斗死伤者报导的特征，现在的研究者，只要能掌握好以乡土报刊为中心的调查原则，在一定期间内（一般为战斗后1-2周间）从部队出身地的地方报刊上，即可搜集到各次战斗该当部队死伤者的速报信息，还可以和其他报刊（如大报刊）报导内容进行核对检验，这样，也可以基本上掌握日军某部队在某次作战中的死亡情况。

这种方法的效果，只局限于死亡数字统计，一般不能掌握，或不能全面掌握负伤情况。负伤信息不常见报，即使见报，前线作战部队和上级机关的计算方法也会有出入，不可能得到一致结果。此点（负伤者的正确信息）是目前研究中的最大难题。

另外必须注意的是，各个期间的报刊报导，也会受到军部报导管制方针变化的影响。若军部的言论指导方针，审阅标准发生变化时，其管制会突然影响到几乎所有报刊。笔者在调查平型关战役中日军各部队死亡情况时，就碰到了这种现象。比如从1937年10月15日以后，各报刊的名单式死亡报道方式突然消失，剩下的只是千篇一律的，带头像的少数人个别事迹的特别报导（英雄事迹报导）。不仅中央的大报刊，地方报刊中也出现了同样现象。

经过调查才发现，原因是军部的报导管制方针发生了变化。1937年10月，日军在进入山西忻口战役，上海淞沪战役后，由于国军方面的顽强抵抗，日军死亡人数大幅度增加，致使各报刊出现战死者名单充斥版面全体的情况。此种伤亡报导，不仅不会提高士气，反而会使国民产生厌战情绪和对战争的恐怖感。所以军部对死亡者报导方针进行了调整，限制了名单式报导方法。下面看一看此时报导管制的转变。

1.3.3.　1937年10月的报导管制

10月14日，《陸新發第三一四號》文件「戦死傷者名ヲ新聞紙上ニ多数羅列セサル様指導相成度件」（希望有关部门对报刊报导中罗列战死伤者名单的方式进行管制）中，有如下内容:

1. 今后一段时间内，战死伤者的姓氏公布，仅限于留守部队提供的报导资料。报刊报导时，发信单位名统一标记为“原队入电”。

2. 各报刊现行的名单式罗列方法，不仅不能鼓舞国民士气，反而与当初提供此类信息的本来目的抵触，所以今后在刊登战死者及重伤者消息时，以表彰其勇敢行为和杰出事迹为主，并附加个人肖像。禁止各报刊今后继续以罗列名单形式报导[26] 。

  此文件10月15日发布后，罗列名单的报导方式，逐渐从各报刊的版面中消失。

以上文件的第二项（禁止名单式报导），似乎是一个经过争论后的结论。若查阅其他档案文件可发现，此种强硬的禁止方法，在报导管制部门审议中，也曾发生过异论，争执。若细读以上《陆新发第三一四号》文件内容，可发现第一项和第二项，本身就互相矛盾。

第一项规定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死亡报导的准确性，努力避免不必要的重复。而第二项内容却是禁止死亡报导，企图把传达信息性的死亡报导（罗列名单），改变为推广宣传性的死亡表彰（英雄事迹介绍）。

这个互相矛盾的方针是如何产生，之后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可以在下述资料中找出答案。

在前述《陸新發第三一四號》发布的四天前，陆军省新闻班做成的《戰死傷者氏名新聞揭載ニ關スル件》中，只提到

为使报刊报导内容准确，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战死伤者情报的公布，仅限于以留守部队（没有留守单位的部队指定为担任动员部队）提供的资料为准。若有英雄事迹需要迅速特别报导时不在此例（十月十一日）。

此文件通过陆军省次官（副大臣）命令，传达到国内外各部队。主旨和上述《陆新发第三一四号》第一条基本相同，目的是为追求信息的正确性，加强对发表源的管制。但两天后（十月十三日）的改定文件「留守隊ニ於ケル戦死傷者名発表ニ関スル件」（陆军省新闻班）中，内容却出现了如下修正

1. 报刊报导时，发信单位不写留守队名称，统一标记为“原队入电”。

2.为了避免战死伤者的大量名单占据多数版面，尽量避免名单式的一次性发表，可采取随时入电随时报导方式。

  可见此时追求正确发表的主旨（第一项）未变，但有关发表方法上出现了异议（第二项）。妥协结果是避免大量名单的一次性发表，可以采用少量名单分散发表形式。

  分散和集中发表，虽视觉效果不同，但对寻求此信息的人来说，内容并无变化。只不过是一种装潢版面的技术而已。此种妥协方法，并没有太大说服力。结果，次日《陆新发第三一四号》文件中，第二条被完全删除，内容改为全面禁止名单式发表。新文件在10月15日后被传达到各民间报导机关，致使从来的名单式报导方法突然消失于各报刊版面。不仅如此，一两周后，朝日新闻原来的《名誉的战死伤者》栏目名，也被改为《名誉的战伤者》。在此“死亡”报导，似乎又成为了一种忌讳。

如前所述，死伤报导管制方法变化的背景，主要考虑是淞沪战役中日军大量死亡的现象，有时占据的版面量十分惊人，所以导致了报导管制的强化。问题在这种人为的报导管制虽看起来有利于维持国民士气，实际并不然。对此栏目有兴趣的人，特别是军人家属，想得到的并不是个人的事迹宣传，而是正确的战场情报和死伤信息。

在此次管制实行之后，报刊订阅者和死伤家属由于不能得到渴望的死伤者信息，普遍产生了不满情绪。另一面，禁止报导死亡的管制方法，也明显属于军部的越权，违法行为，弄不好反而会影响国民的战争支援情绪。所以不到一个月，陆军报道管制机关不得不再次进行报导管制的订正。11月11日，陆军省报道检阅系长对各地方长官发布的《有关战死者名的报刊报导方法》的文件中，重新作出如下修正：

1.“战死者的报导目的以宣扬军人的勇敢行为，介绍其英雄事迹为主，若不违此目的，使用名单式报导方式亦无须顾虑。

2.关于死亡者名单式发表方法，尽量使其局限于相关的地方报刊，全国性大报刊不宜实施战死者名单式报导”（后略）[27] 。

也就是说对10月14日实行的“禁止死亡者名单式报导”的管制方法进行了修正，使名单式报导得以复权。但权限被从中央各大报刊下放到和乡土部队有关联的各地方报刊。

此“妥协”，缓和了军部中央企图掩盖大量死亡的报导管制，和国民，军队家属对获得前线亲人死伤情报欲望间的矛盾。此后，名单式报导的方法，逐渐从中央报刊（《朝日》，《每日》，《读卖》）转移到地方报刊，和大报刊的地方版面（比如《每日新闻》岛根县版，广岛县版等，一般每日有一页）。

日本陆军的正规联队，都是按地方（联队区）编成，又称乡土部队。只要知道作战部队的出身地方（比如“汤浅部队”是步兵第三联队代称，其原队（留守部）位置于东京），即可在地方（东京）的报刊（《国民新闻》或《都新闻》）版面中，查出该联队在某次作战中的损伤，和死亡者名单。当然这种作业需要有专业知识，并不是什么人都可进行的。最好也只作为辅助手段，和其他方法配合进行，以求结果准确。另外，从时期看，此种方法也仅限于日中战争的初期阶段(1937-1941)。

1.4.   历史是怎样发生失真的？

                        --兼考平型关大捷林彪的战果报告

1.4.1.　贵重的档案史料

国内的“平型关大捷”研究中，有注重宣传材料、口述记录，忽视第一手文献档案的倾向。导致长期以来虚构的故事，有政治倾向的宣传，夸功自赏的回忆录，时隔半世纪以上的现地调查、采访口供等无价值，无佐证的材料充斥于研究领域。其特征都是内容来自独家口碑，不能得到档案记录的佐证。不否认，由于文化水平和军事素质之差，比起日军、国军来说，共产党八路军的作战档案可为凤毛麟角，即使存在，记录方法也极不正规，大多是缺少基本历史情报的经验总结报告。但也并不是没有，上级国军方面的战斗详报，军委会关联的报告，电报等曾记录过八路军部队的行动。可惜的是对这些仅有的档案资料，也没有人进行过认真研究，比较。

有关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档案中最有价值的资料可以说是以下所示1938年9月30日，林彪，聂荣臻致“毛朱彭”的电报[28]。内容如下:

毛朱彭 此战斗缴获如下 ：

甲 廿五日汽车76 摩托车3 廿九日获汽车三辆共82辆。 乙 七生（70MM）的山炮弹2788发 七生五（75MM）的炮弹52发、引火4百个，92小野炮一门。丙　步枪弹3595发、机枪弹6700发、内有400发不通用。丁　步枪172支 短枪13支 轻机枪共4挺 。戊  洋马15匹骡驴3匹。已　防毒面具共百余付 。庚　我三个团吃两天的给养及其他行李文件物品颇多 。辛　工作器具十八个。即送胜利品炮及弹共百余牲口准备运衣服之牲口运送石咀请派人接受。

此资料价值贵重之理由：

1. 可视为最早最完全的战果统计。出于战斗后一周之内，又为原始记录，所以史料的真实度比今日的宣传数字要高得多。

2. 不像同资料群中发送给报社，电台的宣传材料，属于内部汇报。报告者一一五师的林彪，聂荣臻，对此内容有向上级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负责的义务。

对比下26日发至“前抗及各（电）台”的电报，虽然也是一个档案资料，但性质是对外宣传，所以与前者相比温度截然不同。

称“与敌万人激战，将进攻之敌全部击溃，所有平型关以北之辛庄，关沟，东跑池，西跑池一带阵地完全夺取”。又称“敌官兵被击毙者尸横山野，一部被俘虏”, “缴获汽车，唐克车，枪炮及其他军用品甚多”等[29]。

相比之下可看出一为开场做戏的宣传，一为内部汇报。当然前者的战果数字不会可靠。和蒋介石为稳住八路军之协力，致电朱德、彭德怀的贵部“25日一战，歼敌如麻”的奉承语一样，目的仅仅在“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即拉拢共产党，促使其继续协力抗日。此类涉外的宣传材料，虽在档案中出现，但只是一个对外宣传，应酬的文档，并不能成为“平型关大捷”的铁证。　　

3. 相比下，前者林彪等列举战利品清单，有运回总部并接受上级清点的义务。林彪派出百余牲口，准备将其运到石咀（又称石嘴子，黄土咀子，白崖台南5公里谷地中，一一五师的活动地域）的目的即是接受上级清点。所以报告的数字与内容不能有误。

这样一个贵重的原始资料，白纸黑字，证据确凿，亦没有被隐藏，销毁，明确地记载缴获步枪仅172支。可是多数利用口碑夸大统计战果的研究者，却没有一人提及此档案文件的存在，或使用过此一电报佐证战果。

1.4.2. 缴获品内容分析

1.车辆数为卡车76辆，摩托车3辆， 另外包括9月29日的新战利品3辆。    

按本书研究结果可知，应都是被日军撤退前自行烧毁的车辆数字，也包括小型车辆。烧毁品并不存在回送，接受点检的义务，可称为“废品”申报，内容虽有虚夸余地，但笔者认为与实际数并无大差。和日方档案资料记录内容(损失40-50辆)也比较接近[30]。至少不像前引用的宣传电信中出现的“与敌万人激战”，“将进攻之敌全部击溃” “敌官兵被击毙者尸横山野，一部被俘虏”那样夸张。

2.七生（70mm）炮弹指的是92步兵炮(又称大队炮)的炮弹。2788发肯定不会是正确数字，推测是记录错误。至少错出一位数。92步兵炮榴弹加信管等自重一发约4.3-4.5公斤，5发装一木箱，毛重约30公斤[31]。2788发等于近560箱，重量达17吨，须要十几辆大型卡车（1.5吨位）或500匹以上驴骡才能运输[32]。战斗中若真需要这重大量军火，日军应出动专门运弹药的第五师团辎重兵联队。可是9月25日，乔沟老爷庙的伏击战中被一一五师截击的自动车部队并没有从后方（灵丘县）向前方（平型关口）运输物资的记录，相反战斗详报明确记载车队为从前线关沟村出发，返回后方接送兵员的空车[33]。此日，向前线运输物资的部队，是另一支从灵丘前往平型关口的约100名人员，70匹马，42辆辎重车（载重量150-180公斤[34]）的小型混和行李队[35]。此队人马在小寨村战场被歼灭，所有运输物资被一一五师缴获是一个事实。所以行李队若全部装运炮弹，也运不了2788发的一半。何况之外，被称还有步枪，轻机枪，炮（换算重量1吨），够“我三个团吃两天的给养”（换算重量5吨），够一一五师“官兵每人发一件还有余”的数千件军大衣（换算重量10吨）等其他物品。此合计4-40吨以上的胜利品，怎可能用“百余匹牲口”（驮载总载重量约4吨前后）运出？

再有，此被歼灭的行李队，是按命令绕山路袭击平型关后方大营镇附近涧峪村的，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第一，第二大队和联队本部的大行李（服装，食粮，个人物资），不是专门的弹药输送队（称小行李，小行李一般驮载，跟随战斗部队一起行动）[36]。在关口前线战斗中的第三大队，也只有两门此类型火炮（称步兵炮小队），每门炮的弹药基数（每次战斗最大使用量）100发[37]。所以即使有后送弹药（小行李带不走的基数弹药一部），也不会超过数十发。此数字错在哪，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其他七生五（75mm）炮弹（前线山炮兵中队使用）52发，倒是一个混装行李队可捎运的数字。但不存在行李队为其他部队捎运的义务（炮兵部队，有被称为段列的专门弹药运输队），此时前线的师团，独立山炮兵（5A等）应有九四式山炮，三八式野炮三-四个中队（12-16门），最需要的应是“七生五（75MM）”的炮弹，而不是七生的步兵炮弹。

3.步枪，机枪弹10295发的数字是较可信的。步兵第二十一联队在9月19-30日的战斗详报统计中，曾有“损失”重机枪弹7100发的记录（自称是在山地运输中，力所不及被埋没处分的）[38]。

4.缴获枪支（步枪）185，轻机枪4挺的记录也比较可信。和日军自己的损失记录十分接近。步兵第二十一联队在9月19-30日间的集计中，记载全部损失（包括前线作战部队全体）为119支（包括轻机枪6挺），[39]。日军对枪支，弹药的管理非常严格，死伤者的枪支也要带回，遇难时要销毁。所以在日军一般的战斗记录中很难见到“损失”枪支的内容。而此次平型关战役，包括正面战场战斗的9天内）记载了119支损失（21i方面）。推测大半应是与国军在关口前线战斗中的损失。另一支撤回关沟村汽车部队，战斗中也应出现过约数十支枪支的损失（未见统计）。此外，缴获枪支185，和日军的战死者数（166名）也是相匹配的。

5.缴获够“我三个团吃两天的给养”（约5-6吨），指的是食粮，属于消耗品，不会接受上级清点，有可能在数量上夸张，但不会是假，因为内容和日军记录（干面包，大米等）相同[40]。

6.从准备“百余匹牲口”运输之语中，也可算出缴获物资的总量。100匹牲口（山地运输主要是驴，山路可载30-40公斤）的驮载重量最大在4-5吨（35kg×百余匹）。笔者计算，若武器炮弹2吨（50发炮弹，1万发枪弹步兵炮一门，枪械120件），大衣2吨（1000件），食粮2吨的话，从百余匹牲口驮载的总重量计算还是合理的。作为佐证，还有步兵第二十一联队战斗详报的统计，记载损失为43辆辎重车和70余匹挽马。43量辎重车的载重总量与100余牲口并无大差。

相反，若按如今所公称的那样，缴获大衣4000-10000件（约6-15吨），枪械1000余支（约7吨），炮弹2800余发（加其它弹药约20吨），全师6000人两天的食粮（约9吨）为事实，和档案中出现的运输手段（百余牲口）岂不矛盾？所报物资超出运输能力（百余匹牲口）至少十倍！

总之，战史研究中不能仅靠单方的口述内容信口宣传战果，首先要掌握敌方情报，到底是怎样一支部队，多少人马，所属单位，任务和行进路线等，否则就会出现以上所述的错误。

1.4.3.  档案资料的启迪   

从这张八路军发布的平型关大捷凯旋照片（出所同前一资料）中，我们也可看到有戴钢盔，持太阳旗的，有戴防毒面具的，最多的还是扛粮食袋的，但看不到炮弹枪支，也看不到大衣。若要显示战果的话，为何不出示超过20吨的武器弹药？为何看不到那“够一一五师官兵每人发一件还有余”的数千件军大衣？

笔者认为，比较从来的口碑等依据，此文件是一个迄今国内档案中可见到的最重要史料。80辆车，100多条步枪的记载，不仅接近于日军的自己的档案记录，符合日中两军记录的运输手段（百余牲口和43量辎重车），而且更能证明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将军（1898-1974）的正直。彭曾在1942年12月18日《关于华北根据地工作的报告》中称: “…平型关是一次完全的伏击战，是敌人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但是结果我们没有能俘获一个活日本兵，只缴到不上一百条的完整步枪[41] ”。这位性情耿直从不愿说谎的将军之言，可以说和以上档案资料的内容最为接近。通过对此档案文件的分析，我们可看到历史在未经人手加工（政治宣传）之际，即使是敌我关系，不同国度，对同一事件的记录也是比较接近的。

此外，平型关战役主战场国军方面的档案史料《第七集团军战斗详报》中，也记载着9月25日当日，林彪师长向傅作义总司令提出的如下战果报告内容：

我各纵队均于正午顷完全达成任务，在小寨村焚毁敌汽车八十余辆，并将敌步兵一营完全解决。迄黄昏时郭师仍无进展，午后四时林师一部将标高一八八六.四敌军驱逐旋又被敌占领，入夜战斗中止[42]。

这里出现的可以说是林彪最初的战果报告，可见歼敌数不过为“焚毁敌汽车八十余辆，解决敌步兵一营”。和此日战斗真实状况并没有太多差距（两个战场日军合计死伤约240名）。但对此史料，也一直未见过研究者的注目，引用。

若不注重档案文件，一意按宣传内容研究战果，就会与事实间出现大幅度落差。1980年代前，称平型关大捷歼敌3000人的数字，即是被宣传塑造出来的虚假内容。之后由于日本方面公开了作战档案，教育，宣传部门不得已将歼敌数字缩小，但至今仍不顾各种新研究考证成果的出现，执意不肯退过 “击毙日军精锐第5师第21旅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43] 的底线。问题在其数字代表的仅仅是一个国家的立场，宣传的方针，哪一个数字，也不能在日中两军的档案资料中得到佐证。缴获步枪从档案中的“一百余支”变为为宣传中的1000，机枪从4挺变为20挺的理由，想必也是为了和歼灭日军1000数字的匹配操作。

1.5. 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

1.5.1. 平型关战役概况

关于平型关战役，日军“北支那方面军”的正式表记为“内长城线附近的会战”。各战斗名称更细分为“浑源附近的战斗，小寨村附近的战斗，关沟村附近的战斗， 平型关口附近的战斗，团城口附近的战斗，一九三〇高地附近的战斗，大营镇附近的战斗，鹄子沟〈正字：鹞子涧〉附近的战斗”等[44]。期间为1937年9月22日至30日，主要记录的是在长城线正面战场与阎锡山的“山西军”（ 第六（杨爱源），第七集团军（傅作义））的作战过程。关于共产党的第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小寨村伏击战（称平型关大捷），因其不属于正面战场，敌手为非正规部队，又没有大规模激战，所以除了本论采用的北支那方面军第六兵站自动车队矢岛第二中队的战斗详报（拔萃）和《樱田武报告》（桥本顺正中佐的死亡报告）以外，并没有公式的作战记录提及。特别是其中的一部，即步兵第二十一联队混合行李（辎重）队，由于事実上约百名人员几乎被“全歼”，除死伤统计和部分生存者叙述外，也无法留下公式的过程记录。

在第五师团的“内长城线附近的会战”战斗名区分中，我们亦可看到“小寨村附近的战斗”一标题，但内容记录的并不是9月25日与八路军的战斗，而是9月26日至28日，在小寨村东、西方高地继续展开的，增援平型关的步兵第四十二联队（大场四平大佐）主力与晋绥军各部队之间的攻防[45]（2-1图2）。虽是小寨村战斗的继续，但与避免正面作战，已撤出战场的八路军无任何关联。

即有关平型关之战，日军档案记录的主要是“平型关战役”正面战场。报道中的平型关血战，内容也是与国军部队间的攻防。主战场的国军各部，虽没取得最终“胜利”，但能在内长城线平型关，团城口，西河口一带坚守抵抗日军进攻达9日之久。并一时全面包围，孤立了三浦部队（21B一部），使其弹尽粮绝，处于崩溃前夕。在此期间，我们可以从日军的战斗详报等记录中看到其部队遭受重创的累累痕迹。如9月23～24日，平型关口南侧反复争夺“三角山高地”的激战（对手为晋军王思田部）中，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平岩釚彦少佐）遭到惊人重创的记录﹔被包围，孤立在平型关口鞍部的三浦旅团本部弹尽粮绝的苦境（9月25-28日）；从浑源向大营镇迂回的粟饭原部队（步兵第二十一联队主力），途中在讲堂村附近攻击失败撤出战场转进的记录（23日，对手为国军刘茂恩部）；折田大队（步兵第四十二联队第二大队）的尖兵小队在迷回村前隘路突击中遭到 “全灭”的记录（29日，对手为晋军第陈长捷部），及两军间“夜袭，逆袭”，反复争夺1930高地的苦战（23-25日，对手为国军高桂滋部），李仙洲第二十一师坚守西河口附近长成线，彻底挫败日军十川支队攻击的战绩等（27-29日）。不否认，中国军各部蒙受了比日军更惨重的损失（一般达十倍以上），但直到最后一刻也没有溃退，而是在9月30日凌晨，奉命利用夜雨掩护从容地撤离战场[46]。

遗憾的是在大陆，十四亿人所记忆的“平型关大捷”中，并不包括以上国军在正面战场抗日作战的任何内容。所谓的大捷，仅仅也指9月25日一天，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战场后方的乔沟，小寨村附近对日军两个后勤部队进行的小规模伏击战。此战斗中，一一五师歼灭了从东河南镇行军向平型关口前进的一个小型混合行李（辎重）队，并重创了从平型关口驶向灵丘方向的两个自动车中队。共击毙日军运输部队人员166名，并一时切断了日军后方补给线。

从平型关战役全局看，9月25日八路军小寨村伏击战的胜利，本身就是正面战场国军全面反攻作战的一个布局，其成功的始因，是战斗前，长城线方面国军沥血三日的拼死抗战和战略反攻（25日）。此顽强抵抗致使日军前线攻击部队出现大量死伤，战斗力衰减，不得不派车返回后方接济援兵。此举为一一五师的后方埋伏提供了重要机遇。八路军的首战，截住的即是从前线返回后方企图运输援兵的空车部队。

从25日的战斗全局看，不仅一一五师取得后方伏击的“大捷”，前线国军各部队（约五个师），在全面反击战斗中也达到了收复失地（长城线团城口，1930高地），将日军三浦部队主力分割为三部包围的作战目标。即共产党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不过是国民党指挥的中“平型关战役”中，国军全面反攻作战的一个侧面，一支插曲。

板垣第五师团在平型关战役中的死伤者统计为1075人[47]，若加算配属部队（自动车部队）和茹越口方面关东军部队的死伤，平型关战役9日中，日军人员损失总数达1700余名（内战死591名）。据笔者计算，其中的86％，都出在与国军作战9日间的正面战场[48]。所以若研究共产党的“平型关大捷”，第一步必须先从了解民国政府抗日战争第二战区的“平型关战役”开始。

1.5.2.  山西作战的偶发性

关于平型关战役，首先必须掌握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日军进攻平型关，大营镇的目的，并不是像某些国内研究描述的那样，为了“突破平型关后与雁门关外的敌察哈尔兵团会合，南下太原而占领山西全省”[49] 。攻占太原是平型关战役导致的结果，但并不是日军当初的目的。可以说，包括太原攻略战，整个山西作战都是北支那方面军第五师团擅自行动的偶然结果。师团长板垣征四郎（1885-1948）当初的作战目的仅仅是为了惩罚晋绥军，“显示皇军之威武” [50]，雪洗一年前绥远事件时在傅作义军反击下，日军扶植的傀儡蒙古军所蒙受的屈辱（百灵庙之役，1936.11）。

从战略全体看，此时，陆军参谋本部和北支那方面军正在计划10月上旬在保定、石家庄附近的「正定附近会战」。计划以第一军的四个师团（6D，14D，108D，20D）为中心展开攻击，第五师团（方面军直辖）的任务是辅助作战，即“集结于新楽以南以期扩大会战成果” [51]。板垣征次郎按方面军命令，一面将主力的一部分（步兵第九旅团）由蔚县调往河北保定方向，一面私下想趁全部队调离之前，利用当时位置于浑源，灵丘等地的部队就近出击一下晋绥军等各部防守的内长城线。此出击山西边境计划的积极策应者，即是具有同样意图的关东军察哈尔兵团（部队长东条英机）。此时，关东军实施的“恒山山脉突破作战”（关东军对平型关战役的称呼）目的是为了救援，策应在平型关口一带被包围的板垣师团（三浦部队），并没有任何进击山西内地的战略构想，更没有擅自发动太原作战的指挥权限。只不过由于指挥系统的不同，比收到上级牵制的板垣师团行动更为大胆。

坂垣（5D）东条（察哈尔派遣兵团）两者间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目的，即惩罚一下晋绥军，昭雪一年前“绥远事件”败北之辱。板垣征四郎曾是策划绥远事件时的关东军参谋长，而东条英机（1884-1948），则是其后任（现任参谋长）。绥远独立的阴谋受挫于傅作义（1895-1974）的晋绥军，所以卢沟桥事变板垣师团在南口初战之后，利用其作战的地理位置（平绥线），一直在寻找进入山西对晋绥军报复的机会。

对板垣师团的山西作战企图，上级北支那方面军指导部十分不满，司令官寺内寿一（1879-1946）大将通过方面军命令和司令官训诫，百方制止、牵制其进入山西省的企图。另一面第五师团内部，方面军参谋部第一课内有支持板垣山西作战的意见。为此，9月22日参谋本部今井清次长向北支那方面军咨询过山西作战的可能性。此时，寺内大将固持己见，对山西作战出示了坚决否定意见[52] 。在平型关战斗开始，第五师团将前线指挥所移动到灵丘县后，方面军仍力图牵制战局的扩大，希望板垣顾全大局“不要深陷于此行动”[53]。

板垣征四郎的山西作战，当初不过是一个临时性的战术行为。能得到上级批准进军平型关内大营镇的借口，是为了扫除师团全体转进河北前的“后顾之忧”。即 “若不清除盘踞在内长城线之敌，从涞源到保定的转进也必将受到妨碍”[54]云云，此为板垣征四郎狡辩的理由。此一局部作战要求最终得到方面军认可，板垣于9月21日在蔚县本部下达「板作命甲第119号」，令现地部队 “急追灵丘方面败敌，突破长城线进军大营镇”。此命令成为整个山西作战的开端。

担当此任务的即是在灵丘就近拼凑的三浦部队。共“歩兵三个大队，野炮兵一大队及山炮兵一大队[55]”，总数约4500人马。指挥者是步兵第二十一旅团长三浦敏事少将。作为主力的三大队步兵，分别为步11第一大队（大对长尾家刢少佐，缺一中队），步21第三大队（大队长平岩釚彦少佐，缺一中队半），步42第二大队（大队长折田一雄少佐，缺一中队）。

三浦部队受命后9月22日，从灵丘向内长城线进军。若战事进展顺利，占领大营镇（团城口西南15公里处）应是此局部惩罚作战的终点。可是战事并不那么简单，此时在平型关一带（平型关口至团城口）和北方西河口至凌云口一带内长城线严阵以待的是以第六，第七集团军为主的第二战区约6万余人马（包括第八路军，此时称第十八集团军）。武器、人马数，地形面占绝对优势，且抗日救国气概高昂。预示在内长城线平型关附近展开的，将是一场中日两军殊死的血战。

1.5.3. 平型关一带地理概要

进入本题之前，先熟悉下平型关附近的地理概况。平型关战役的正面战场在今灵丘县以西，大营镇之东的内长城一线，所谓的城壁（实际只是土磊残垣）沿自然山脊、隘口从东南向西北蜿蜒伸展，西北方有团城口，东南是平型关口。之间约10公里。三角山，1930（国军称1886.4）高地，2141.96高地等，均为长城沿线或附近的制高点。长城线上的主要高地，汽车路口（线洼梁口），和平型关口，东跑池，团城口都是正面战场的激战场所。

平型关虽称关口，位置于山岳高地，道路险恶，关门道路狭窄。日本陆军省编的《山西省大覌》第五卷称

繁峙方面：“代广（代县，广灵）支线道路，...经砂河镇，下汇村，大营镇至涧头村间工事完成，是我县唯一的汽车路。从涧头村至灵丘间，只有大车路可通道蔡家峪”（63页），灵丘方面：“灵丘西至作村，东河南镇，蔡家峪间可通汽车（411页）”[56]。

涧头村是团城口赴大营镇途中的大村，可知从繁峙县的涧头村至灵丘县蔡家峪间（当时道路约25公里），为高山地，道路险恶，没有汽车路，勉强能通过“大车”。此地段即平型关战役的主战场。

从日军行军方向看（目标大营镇），灵丘繁峙道路从蔡家峪开始变为大车路，经小寨村后进入3公里长的乔沟，出沟口西北处地名称老爷庙，不久路线分支，左线为旧本道，经关沟村，平型关口入关，后经平型关村，孤山村至大营镇。右线为新路，分歧后经辛庄，东跑池，线洼梁口入关，再经鹞子涧，迷回村，到达涧头村变为汽车路，通过齐城村进大营镇。所谓的汽车路（日军称本道）不过是在改线（平型关口至线洼梁口）后，将涧头村至蔡家峪间的大车路进行过一番修整，特殊情况下（军用，险路段有人力协助），也勉强可作为汽车路利用。

另外，在途中鹞子涧村，还有一条经团城口，上、下牛还至经王庄堡的（王庄堡是东河南镇北至浑源道路的一站）小路，只通驮载牲口。此路是9月28日，步21救援团城口时使用的道路，推测日军步11大队炮小队的阵中日志所称的迂回路（为了躲开乔沟地段，改换驮装，从东河南改道）即是此道。

旧灵丘-大营镇道路，出乔沟后经关沟村过平型关口，各种当时的地图（包括中日双方军用地图）中也只标志有这一条进出关道路。所以日军进攻大营镇当初，将主攻方向设在了平型关口，后方基地则设在其道路后方的关沟村。战斗开始前后，得知有新路存在，所以战斗部署中把两个大队，用在了新路方面（东跑池，1930高地）。另外东跑池，西跑池间也有可越过长城线通向迷回村的狭窄山路。

平型关口的鞍部两侧，东南方的高地被日军称作“三角山”，西北的复数高地，被日军统称为1930高地。其主峰是在国军5万分之一地图上标志的1886.4高地（当时的测绘并不正确，现在的万分之一地图正确标志为1677.6米，谷歌地图测量为1637米）。

三浦部队的指挥部9月23-24日，设在平型关口北方约四公里处关沟村，25日进击大营镇前，推进到平型关口鞍部。卫生队，行李队，后方补给基地都设在关沟村。

由于国军的战史记录和作战地图中都没有出现过有关平型关口和以东战场（三角山）的战斗描述，只有部署记录（73D王思田）。再加当地居民的回忆，都称“关口道路不通汽车”，所以国内许多研究者，至今仍不承认在平型关关口曾发生过激战，认为日军记录的平型关关口，实际是对跑池口的误记，而关沟村也不是实际的关沟村，而是对辛庄（通跑池，新灵丘，繁峙道路上）的误记[57]。可是经笔者考证结果，日军各种记录不仅有在关口，三角山的作战记录，和表明所在地理位置的作战要图，还存在强攻关口左侧望楼，爆破平型关关门建筑的多种记录[58]（附近几个隘口中，有建筑物的仅平型关口一处）。笔者在现地考证中，也发现了当时日军攻击的左侧望楼遗址（夯土磊），现在仍清晰可辨累累弹痕。

战场全体为海抜1200至1700米的山地，关口鞍部（隘口处）实际标高约1400米。道路在因雨水侵刷而形成的地隙（峡谷，豁地）中伸延。特别是小寨村南至辛庄三叉路口间约3公里的沟底道路，现在被称作十里乔沟，两边均为15-20米高的断崖，形成自然天险。小寨村伏击战的舞台就在这地隙沟底的道路附近。

八路军平型关大捷记录中出现的“老爷庙”位置于乔沟道路进口西侧的山脚，沿背后山脊经老爷庙台地（686团与矢岛中队自卫分队战斗地），望楼高地通向团城口，山脊南方是舖西沟（有舖西，上浦西等村落，9月23日，日军一路步11攻打1930高地的出发地），1930高地在舖西沟南方。最重要的战斗地点，老爷庙高地争夺战，和日军后方中西中队的决死反冲锋，就发生在这个山脊两侧。阻止八路军越过山脊棱线，是日军（后方中西中队，步兵支援小队，附92步兵炮一门）的最大作战目标，而八路军115师最终没有形成包围的理由，也是没有能越过这个日军的山脊防线。

老爷庙（左手山下）背后的山脊，望楼（烽火台）左侧小高地，是日军矢岛中队第二小队自卫队当初占领，后失陷的老爷庙台地。望楼以西（右方）山脊，是中西中队的防线。在此图背面，可见处是115师占领地。2017年3月4日笔者摄影

周围的交通由东向西，灵丘県至东河南镇19公里，东河南镇至小寨村约9公里，小寨村至关沟村约6公里，关沟村至平型关口约3.5公里，小寨村至大营镇约24公里。

1.5.4.  从平型关战役部署看一一五师行动

一， “主力部队”， “后续部队”，“增援部队”之谬

在平型关大捷研究中，弄清整个战役中日军三浦（敏事）部队主力的出发时间、地点，行军路线及到达平型关口的时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否则，会对八路军小寨村伏击这一发生在平型关后方，战役中期的局部战斗地位出现误解。由于八路军并未与日军三浦旅团主力进行过接触，战斗，所以之后共产党在平型关大捷宣传中，一般也不愿提及担当此战役主角的国军存在，和整个平型关战役的背景。结果是截头去尾，“大捷”话题均从一一五师进入战场的9月25日开始，描写的也仅仅是这一天中八路军自己的战斗过程。

此操作，使普通人疏远了此外还存在着平型关战役这一正面战场的事实。若不存在国军在前线的激战，唯一登场者八路军所伏击的对手，自然而然会变成向平型关前进的日军主力。此解释方法也顺理成章。如党媒中出现的“25日拂晓，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及大批辎重车辆，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西进。7时许，全部进入第一一五师之伏击圈”，云云。暗示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此伏击，并歼灭的日军，是赴平型关作战途中的三浦旅团主力。

如此，“歼灭”日军部队的所属，最初一直被称为“日军第五师第二十一旅主力”（1980年代前）[59] ，至上世纪80年代以后也不乏可见这种说法。此后由于平型关战役中，国军先于八路军数日在平型关前线抗战的事实被研究者揭晓，日本方面也公开了平型关战役的作战档案，出版了战记等，八路军所伏击的对象为日军“后勤辎重队”的事实逐渐被国内研究者接受。不相匹配的，一直号称歼敌三千的数字，之后也悄悄地被修正为一千。

此后，战史记录中坂垣师团“主力部队”说，逐渐演变为坂垣师团“后续部队”，或“增援部队”说。但至今也见不到 “辎重部队”的解释。汽车，大车，辎重部队的存在，如今仍作为后续，或增援部队（主力）的附属部分被提及。如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1994年版《中国抗日战争史》所称 “25日7时许，日军第五师第二十一旅后续部队乘汽车100余辆附辎重大车200余辆全部进入了伏击圈”[60]，云 。

以上三种说法，即9月25日进入林彪一一五师口袋阵的日军为“主力部队”“后续部队”“增援部队”的说法，实际上都不正确。错误发生在论者的大部分，并没有从平型关战役的角度上解释平型关大捷，忽视了战役中国军全体的动向及日军的作战行动与兵力调动部署。断章取义，仅刻画出一个以共产党独家大捷为主轴的英雄形象。

若能从平型关战役全体俯视，不难分辨此记录方法中的问题。平型关战役，全体历时9天，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9月22-24日，是三浦部队主力4500名，分三路在平型关口至团城口一带长城线，与国军第八十四师（高桂滋），七十三师（王思田），独立第八旅（孟宪吉）之间的攻防战。双方激战三天三夜，日军付出惨重代价后于25日凌晨，突破了高桂滋师（84D）的长城防线（平型关口至团城口），占领了平型关口以北（东北）约3公里的长城线和附近主要高地。25日晨，三浦旅团长下令追击残敌，进军大营镇。此为平型关战役日军的最终目标。

可是日军方面并未能掌握战局动向，低估了山西军（一部分为中央军）全体的实力。战役开始后，后方的第七集团军迅速向平型关增援，各队准备就绪后，9月25日晨，在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直接指挥下开始了全面反击。此反击几乎和日军的大营镇进军行动在同时刻发生。八路军林彪第一一五师，即是此全面反击部署中的一支部队，被配置在战场后方（115D按上级指示，提出要求不与日军正面作战），担任打击敌侧背，并截断日军后方运输线任务。

此日，在绝对优势的国军总攻之下，战局发生了逆转。三浦部队在进军大营镇途中与中国军的反击部队（71D，新2D等）遭遇，在人数面占绝对优势的中国军（除撤退到齐城村的84D外，几乎全部参加了战斗）反击下，进击大营镇的日军部队被分割包围在三处，后方交通补给线亦被一一五师的小寨村伏击战的胜利切断。

至此战役进入第二阶段，即9月26日至28日间的中国军围歼残敌，和日军救援前线的战斗。此内容，多数国人（大陆人）并不通晓。由于八路军已撤出战场，所以“平型关大捷”的光辉也到此结束。剩下记录的，只有开庆功会罗列并不实在的战利品（4000件大衣，2700发炮弹，1000余支枪）的故事收尾。可实际上，战役并未结束，最关键的时刻还未到来。

第二阶段中，国军的作战目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将被围日军迅速歼灭，日军的目的则为派出救援部队打通后方补给线，解救在前线被包围孤立的三浦部队。八路军擅自撤离后，国军的补缺部队，在小寨村，乔沟附近与日军增援部队主力（步42两大队）又激战三日，最终筋疲力竭。9月28日午后，乔沟运输线被日军打通，两支增援部队（步21，步42主力）约4000余人从两方向攻入平型关口和团城口长城线，导致战局发生逆转。

之后战役转入日军全面反击的第三阶段（29-30日）。此阶段战斗中，国军方面退守关内涧头村及两侧高地，仍利用有利地形顽强抵抗，企图阻止三浦旅团（受增援后，三浦部队扩大为旅团建制，约万人）向大营镇前进。遗憾的是由于此时，关东军的两个旅团（15B，2B）从茹越口，铁角岭突破恒山山脉的迂回作战成功（占领了大营镇至代县公路中的繁峙，代县两处），国军的后路被截断。无奈之下，阎锡山命令平型关前线国军各部放弃战斗，于9月30日凌晨，经砂河镇向五台山方面全面撤退，平型关战役至此结束。

在此长达九日的战役中，八路军一一五师参入战斗时间，实质上仅仅为9月25日一天，见日军主力来援，26日即撤离小寨村附近战场。

八路军9月25日的乔沟战场，是否有日军增员部队主力到来？回答是否。日军的兵力调动，按前述战略部署，主力，后续部队调动始于9月22日午后，结束于24日傍晚。国军方面的战斗详报中，也明确记载过22-23日，日军主力向平型关口方向的集结行动，和22日以来在平型关前线各处发生的激战[61]。24日，是日军往平型关前线调动部队，武器，物资的最后一天。两个自动车中队，也于24日晚间，完成运输任务后在关口后方关沟村附近集结待命。24日夜，日军在前线开始大规模总攻，两个待机中的自动车中队，即是企图在总攻成效后，装载兵员向大营镇快速前进的运输手段。 

二， 平型关战役中日军部队的调动情况

下面看一下日军主力各队行动的具体记录。

按步21第三（平岩）大队豊田志郎军医的日记，第三大队第一梯队（本部和第九，第十中队），受命后于9月22日1500，分乘49辆卡车从灵丘县出发，深夜抵达平型关口[62]。第二梯队（第十一，十二中队，大，小行李队）步行出发，连夜行军于23日清晨进入平型关附近战场。

步11第三中队《阵中日记》记载，其所属第一大队（尾家），23日拂晓3时从灵丘出发，

“午前7时30分”在长城线附近进入战斗[63]。从时间段推测，应是自动车第八十七中队（中西学大尉）的第二次运输。此外，该大队步兵炮小队的第二分队，也于22日1730从灵丘出发，在东河南镇露营后，23日6时，与大队大行李、机关枪弾薬小队等通过乔沟本道，1630到达平型关口东北团城口[64]。

从以上记录可知三浦部队的进军命令下达于9月22日午后2时。各部队先后出发，先遣队步兵乘车，后续队，行李（辎重），炮队则步行。在兵站自动车第八十七中队5-70辆卡车的往返运输协助下，先后通过了小寨村，老爷庙间的沟底道路（乔沟天险）到达长城线附近集结。

由于战斗损失严重，9月24日午前，中西中队曾出动8辆卡车，向东河南镇师团野战病院绷带所运送过第一批伤兵[65]，晚间返回关口。第一线作战部队于23日晨在长城线（攻击点为三角山，东跑池，1930高地三处）进入战斗。后续的行李队（大行李），炮兵弹药队等也于23日昼间至傍晚到达前线。大部队通过后24日昼间，乔沟道路基本被国军一部封锁（推测为独立第八旅，或73D一部）。没有到达前线的仅剩下了一些零星部队。最后的一部分粮秣弹药，24日傍晚，在新庄淳中佐率领的第六兵站自动车第二中队（矢岛俊彦中尉）运输下到达前线基地关沟村[66]。

从以上的部队调动部署和战斗过程可看到，日军总攻开始的9月25日，乔沟天险（本道）没有，也不会有作战部队或“后续部队”（即主力）通过。若前线攻击失利需要增援的话，从120公里外蔚县出发的援军主力通过乔沟时间也不是25日，而应是26日，战役进入第二阶段以后（实际增援部队分两部，26晨，27日晨先后到达小寨村）。所以，八路军9月25日的伏击截住了日军从灵丘方向（后方）到来的“主力部队”，“后续部队”，或“增援部队”的说法，均不符合事实。相反，八路军26日提前撤出战场的理由，是为了回避与即将到来的日军主力部队接战。

9月25日的中国军总攻结果，三浦部队于平型关前线战斗失利，产生了紧急救援的必要。此时来援平型关的是准备从蔚县调往河北易县的步兵第四十二联队主力，及满载弹药，物资的师团辎重兵联队（灵丘县城有兵站的野战仓库）。第一批援军约一大队（步42志鹤第一大队），于9月26日晨到达蔡家峪，小寨村一带。可是昨日在此处“大捷”的林师，此时却奉毛“不与日军主力部队作战”的指示擅自撤出战场，敞开了后方运输线。之后在小寨村附近为八路军撤退紧急补缺，并顽强阻击日军正规军救援部队前进达三日之久的，据笔者考证，是晋军第七十二师一部。 

三，  从侧背“出击”命令到乔沟“伏击”选择

9月25日若没有日军后续部队通过乔沟天险，林彪伏兵乔沟的战略目的到底在何处？此问题也不能听信故事，口碑，必须从平型关战役中，国军的作战部署和命令分析。9月25日，第二战区平型关战役作战方针中，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的任务被规定为：

第十八集团军到达后，应进出灵丘，蔚县附近，威胁敌之侧背，以使进攻之敌不敢孤军深入，在敌我决战时期，该军应向敌侧背实行猛扑，以期我军确获战捷[67]。

即被用作一个向敌后方进出的部队，负有一，切断日军运输线，使敌不能增员前线，二，在前线国军决战开始时，从敌后方实施攻击，配合作战的两个任务。23日，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部署决战计划时致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电云∶[68]。

“我决歼灭平型关之敌。增加八团兵力，明拂晓可到。希电林师夹击敌之侧背”

24日上午9时，傅作义到达杨爱源（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司令部后，又

“与一一五师之连络代表共同商定于二十五日拂晓以第七十一师配合第一一五师攻击团城口正面之敌”。 “计划以第七一师附新编步兵第二师为正面主攻部队，第八四师坚守原地，独立第八旅以一部协同第七一师攻击辛庄，第一一五师担任敌后方蔡家峪，东河南的侧背后牵制攻击”[69] 。

从以上几个命令内容均可得知，林彪伏兵乔沟的理由并不是如今通称的那样，布口袋阵截击从“灵丘方面”来犯之敌主力，而是执行傅作义总司令命令，一，截断广灵-灵丘道路，防止敌军增援，二，配合前线国军的总攻作战，从后方打击平型关前线之敌“侧背”。从以上出现的“夹击”“攻击”“猛扑”敌侧背的词眼，可看到总指挥傅作义所期待林师的行动是前线反攻开始后主动从后方“出击”，即从侧背攻击关沟村，辛庄，东跑池据点之敌，即协助总攻的第二任务。（堵截敌援军的第一任务，此时被交给迂回灵丘北方的杨成武独立团，其失败结果参考本书第五章）。

可是林彪并没有按傅作义的意图行事。仅用兵一部（685R，杨得志）到关沟村北山地待机，做好了进击辛庄准备[70]，而主力（686R，李天佑）和主要作战目标却放到交通线的乔沟设伏。避免了有风险，消耗大的“出击”敌侧背任务，巧妙地将部署改变为在乔沟天险地段打“伏击”。从夹击，攻击敌侧背的命令主旨看，很难说这是对命令的违反。虽不能称是命令中要求的“攻击”，“夹击”“猛扑”前线之敌主力，却可称在天险要地“伏击，待机”。 回避与前线敌正规军接触，才是林彪用兵（乔沟设伏）的主旨。

所以从平型关战役全体的反击部署看，林彪期待进入其“口袋阵”的肥肉，并不是从灵丘方面过来的日军“主力”，林也知道此日（9月25日）不会有赴前线的敌主力进入此地。期待的只是万一国军在前线反击“获捷”时，一一五师可在天险地段堵截从关口前线方向退下来的残敌。此意图，从进入其口袋阵的日军自动车队绘制的作战要图中也可一目了然。即林师的口袋口，并不是指向灵丘（北方），相反对着前线关沟村方向（南方）开启。

四， 林彪的“智谋”

林彪的确可称“足智多谋”。这样的用兵部署不仅能避开主动出击敌侧背，和正规军接战的风险，若国军在前线得胜的话，又可在绝对有利的地形掩护下，避免牺牲捡到一些战利品（堵击败残兵）。当然，若国军在前线攻击失利的话，责任在彼，此时也不会有人责难林师的口袋网落空的责任。若“打”（有自投罗网者时）肯定有便宜沾，若“不打”（口袋网扑空），责任在国军，林师也不会因此遭谴责。此举比傅作义总司令要求的主动“出击敌侧背”风险要小得多。

结果，和林彪预想中的一样。0915，从关口前线方向过来的是为了运输援兵前往灵丘的空车部队，人数不多（约350名），又没有重机枪，火炮等重武器。在天险地形中自投罗网成为林师口袋网中的第一块肥肉。遗憾的是林师并没有像预料中那样稳稳地收住口袋口，吃掉这块肉，经历了近4个小时的苦战后，又将其大半放回了出发地的关沟村（参照下节）。

在此必须了解的还有一点，即这块肥肉绝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前线国军（84D,73D，独八旅，新2D等）沥血奋战的结果。由于国军部队在关口附近的拼死抵抗（25日晨，高桂滋部消耗殆尽，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使日军方面死伤增大，弹药大量消耗，才出现不得不派车返回灵丘方向运输援兵的必要。若像国内大捷论客所称那样，战斗中国军各部队不堪一击，全面败退的话，在关沟村待机的两个自动车中队，此时当然不会返回灵丘，而是运输部队兵员快速进军大营镇，林师设在后方的口袋也必将落空。所以林师在乔沟能堵截到两个自动车中队的理由，实际是国军前线奋勇抵抗，重创日军的结果。 9月25日阎锡山致蒋介石密电称：

进攻平型关之敌自漾（23）日经我痛击后，复增兵以图再逞，遂决调重兵出击，连结八路军林师包抄该敌。有（25）日拂晓，我出击部队正前进之际，敌主力向我团城口河北高军阵地猛攻，经我郭师迎头痛击，激战至午，将敌右翼击溃。林师及七十三师一部向敌左侧背挺进，占领蔡家峪，将平型关通灵丘之汽车路截断，敌机械部队及重兵器均不能退走，已获敌汽车五十余辆，均满载军用品[71]。

这里的内容虽不甚精准，有难解之处，但足矣证明林师伏击战成功的理由，是前线国军的“重兵出击”，林师配合此战截断后方道路的结果，可理解为战斗此配合战斗使前线的“敌机械部队”不能（向灵丘方面）退走（若是来援的车队，此时表现应是不能前进）。所以才能缴获50辆汽车。此国军方面的原始电文，也可佐证国军的作战意图和日军汽车队的行进方向（从前线向后方）。关于9月25日在傅作义将军指挥下的协同反击作战全局，第二战区曲宪治递呈阎锡山司令长官的《平型关战役作战经过》一文称：

二十五日拂晓，我军按预定计划分路出击，…激战至午，将敌左翼击溃，郭（71D）师连夺山头数个，并占领鹞子涧南方高地，续行攻击，血战竟日，恢复原阵地大部。俟陈师（72D）吕、梁两旅陆续加入，乃连合大举反攻。陈师吕旅，郭师赵旅由公路两翼出击，将公路两侧之敌包围于东西跑池之深沟内。同时林师（115D）由平型关东方山中，分三路向蔡家峪，小寨村，主力向老爷庙进袭，刘师（73D）三九四团亦向敌左侧背挺进，九时许，林师分别攻占老爷庙、蔡家峪、小寨村及1886.4高地，并将小寨村敌兵站守护队的步兵一营，悉数歼灭，将敌后路截断，敌机械化部队遂不能撤退。我夺获汽车五十余辆，焚毁敌军用品甚多。（428页）

同样提到截断了前线日军的后路，防止敌机械化部队撤退一段。虽有部分自我美化之处，也可见25日的战斗，是傅作义指挥下的各部队联合行动。林师伏击胜利的结果，也是截断了日军退往灵丘的后路。

仅以上史料中出现的协同作战部队就有4个师（未记录的还有独八旅，新二师）。文中“将平型关正面之敌千余人完全解决”的战果，在此也绝不是八路军一师所为，而是指各部协同作会战的共同成果。怎可称仅林师一部独挡大局，歼敌3000？所以，若在公平的角度上研究战史，应避免只提平型关大捷，抹煞平型关战役的方法，或为了突出林师功绩，称25日平型关战场上国军高桂滋师（84D）大败，郭宗汾师（71D）按兵不动或打开缺口纵敌逃窜，仅八路军林师自己独立奋战，单独大捷的说法[72]。若如此主张，必须先拿出确凿证据。

平型关战役是一个有机的协同整体，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亦是民国政府抗日第二战区的一个组成部分。同装，同饷，当然有接受指挥的义务。9月25日一一五师的小寨村大捷，是国军将领傅作义平型关战役指挥的结果，也是国军全体“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只有从此角度，才能正确分析，掌握一一五师的行动、企图，评价其地位、作用。

1.5.5. 小寨村设伏是林彪的独谋？

有关平型关大捷的多种文本中，常提到林彪三次到现场勘察地形，决定借助小寨村南的乔沟天险伏击日军的故事[73] 。称在乔沟天险设伏是林彪独自的智谋。实际上这只是一个人为创造的故事情节，“不仅所论互相矛盾，情节不实，且缺乏佐证”[74] 。若读一下日军的作战档案即可发现，利用小寨村附近的地形打伏击并不是林彪一一五师的独家行动。三浦部队向平型关口进军的9月22日以后，每天在此地都有战事记录。22日午后首次阻击日军部队向平型关前进的，是晋军“独立第八旅六二三团之一营”[75]。只不过此时阻击部队仓惶布阵，战斗力不堪一击，在日军的反击下未能起到实际效果。

实际状况是只要能结伍成队，有步兵掩护，日军并不在乎通过乔沟时的风险。但在日军主力已全部通过后的9月24日，这种利用天险的阻击，骚扰对后续的零星小部队，如落伍，后派出的行李队、炮兵弹药队等已构成实际威胁。据步11第一大队炮小队的《阵中日志》记录，“本道”运输线在24日以后，由于受“敌军顽强”封锁，十数人的炮兵分队已难以通过。前线又急需火炮，岩原伍长受命前来诱导，传命后续的大队炮小队（半小队，一门炮及弹药）全力向主力所在方向急行。为此，为避免通过乔沟的风险，第一分队将炮身分解，装驮，午后4时，在岩原伍长引导之下由东河南附近脱离本道，沿山路迂回向1930高地前进。经一整天艰辛跋涉，于25日午后18时在团城口附近与大队主力会合[76]。此迂回道路，即是东河南镇至王庄堡后，经上下牛还至团城口的山路，只通驮载牲口。

可见本道上的行军，一直受到来自路旁高地国军部队的袭击，骚扰， 24日之后终于被切断。加之24日夜大雨引发山洪，更阻止了部分后续零星部队的前进。但若能结队行进，或有步兵掩护，这种国军的小规模封锁并不能见效。新庄自动车本部和矢岛中队的4-50辆卡车组成的后续运输队，和中西中队的8辆伤员运输车队，即是在24日午后平安通过乔沟天险到达关沟村的。此时，通过乔沟时并没有记录受到过阻击。25日清晨一一五师到达后，接替国军进入阻击现场，此后才完全控制了乔沟。国军的阻击战术，是以小部队骚扰，狙击。而林彪则以一一五师主力近距离接战的部署，全面截断，封锁了道路。此举（以主力封锁道路）可称为是林师战术的特色。

25日（“大捷”当日）晨雨停后，第一批试图通过乔沟本道的部队，是由于车辆损坏落伍的，步11第一大队炮小队的弹药分队，全体15人(弹药车，辎重车共4辆，古本福雄伍长指挥)。大队炮小队共有九二式步兵炮两门。一门随主力在23日已到达平型关口进入战斗，另一门如前述，在24午后15时改装驮后进入了山地迂回路。此时剩下的只有不能走山路的车辆部队。弹药车为一匹马牵引，前车、后车两部分连结可载50发炮弹，载重约300公斤。但若装驮，一匹马的运输能力仅为其1/4。从此可以看到乔沟天险的“本道”又是辎重车队上前线必须通过的唯一道路。

小部队若想安全通过乔沟，夜间行军是一个较安全的方法，可是偏偏天不作美，24日夜下起大雨，山洪挡道，弹药分队不得不在东河南镇（小寨村东约10公里处）露营待机。 25日凌晨 6时，分队进入本道。不久遂遭到敌小部队的骚扰袭击，分队放下弹药车等反击将敌驱散，返回时见辎重车一辆，弹药车一辆，炮弹箱等受损(战斗中无人员伤亡)。经应急处置后继续前进，是日傍晚到达前线，于敌前约500米处过夜（参考第七章中《步兵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炮小队阵中日志》）。

从出东河南镇不久的时间记录看，该分队战斗地点应是在东河南镇和蔡家峪之间。前载《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中称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开战时间为朝“7时许”（各说中的一说），若真实，可能指的就是这此战斗。应是林师六八七团（奉命前进到蔡家峪）尖兵侦察队与日军炮兵弹药分队（约15人，辎重，弹药车共4辆）的遭遇。由于日军炮小队记录中没有明记9月25日的前进路线（地点名），所以战斗后弹药分队是否通过乔沟不明。从有车辆这点看，只能走乔沟。即该部于8时前平安通过了乔沟本道，出沟后向该部所在的铺西，团城口方向前进。若如此，还可以推测在午前8时前后，小寨村至平型关的道路，还未被一一五师封锁。该师8时至9时之间，仓促进入伏击地点。据自动车中队战斗详报，战斗开始时（0915），敌方仅为单线（东南）设伏，还未形成口袋阵，不仅是部署仓促，另一理由是还未摸清敌情，为了完一时的撤退方便。

从以上内容可见，封锁乔沟道路绝不是八路军的独创，也不是25日一天内的战事，平型关战役期间9月22日至28日，一直有部队在此处打伏击，骚扰日军前进。而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的行动，可以说是其中一次大规模的，成功的，富有进攻性的伏击。

从平型关战役的战略面看，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大捷”意义在何处？可以说并不在付出“我伤亡官兵六百余名，内副团长、营长各两名”[77]代价后，取得了歼敌后勤部队166名（死伤合集计250名）的胜利，而在此次战斗切断了日军的运输补给线，导致了在平型关前线作战的三浦部队的危机。在此还必须强调的事实为，八路军的一次性伏击，即使取得“全面大捷”，若不继续下去也不能达到封锁日军补给线的战略目的。是否能长期封锁日军补给线，阻挡其蔚县增援部队到达，才是平型关战役成功与否的关键。

而一一五师在乔沟仅战斗一日，首先立下切断敌补给线之功不假，但没有阻止日军增援部队的前进。在得知即将到达乔沟的援军（步42步兵两大队及师团辎重部队，26日后到达）是敌主力部队消息后，遵循毛泽东的战术指示（不与敌主力作战），放弃了继续堵截交通线的任务擅自撤出战场。

此关键时刻，从团城口前来为八路军补缺，又继续封锁乔沟道路达三日之久的战斗，被日军战报称为 “小寨村附近战斗”（见下图）。其主角，据笔者考证是以晋军第七十二师为首的部队[78]。在小寨村一带山地，与日军增援部队主力，展开了长达三日的正面攻防。

第五师团《机密作战日志》中有也如下记载︰“在内长城线平型关口东方小寨村附近，我后方联络线被敌军切断，使敌得到相当成功之件实属遗憾”[79]。此处的“遗憾”所指，即后方运输线被切断数日的事实。从战斗记录（平型关战役）内容看，指的是25-28日，包括八路军小寨村伏击战在内的4日间交通线被敌切断的战斗整体。

25日，八路军大捷战斗的第一天，并没有日军增援主力到来，而其真正到达时（26-28日），却又不见八路军踪影。可以说后三日（26-28日）国军第七十二师的继续阻击成功（“小寨村附近战斗”），才真正阻挡了日军增援部队（步42主力2500余人）及弹药，粮秣补充部队（师团辎重兵联队一部）的前进，导致在平型关前线被分割包围4日的三浦部队全体出现危机。

28日激战整日，日暮前乔沟的本道交通线（包括平型关支线）最终被日军增援部队打通。此失利，也成为平型关战役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在封锁线被日军打通之前，心急如焚的阎锡山再三命令第十八集团军也前来协助作战[80]，以图在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前迅速聚歼平型关口被围之敌，而此时林彪一一五师却无视军命，稳坐冉庄，隔岸观火。若从战役全体角度分析，八路军的大捷到底意义何在？

如此，平型关大捷绝不能离开平型关战役全体，断章取义地解释其存在意义。

[1] 拙著「歴史認識問題の現状と将来」『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54号、2010年12月。

[2] 原文出自于毛泽东《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四卷第1132页。原文为“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

[3] 比如喇叭手的宣传上教科书后两年，连人名都没搞清（一直称白神源次郎）。被后来订正。珍珠港奇袭的“九军神”中也故意抹煞了一名被俘者。军神敷岛队关行男，也是为了推行特攻战术，经过事先调查被选拔出来的人物。

[4] 如当初狼牙山“7勇士”的报导，宣传时被选定为5人（淘汰了两名跳崖前的牺牲者），刘老庄战斗117人的阵亡者中，宣传的也仅仅是有殉国行为的82人。

[5] 据笔者考证，1939年9-10月的陈庄战斗中，日军死亡41名，负伤63名，伪军死伤约20-25名（推测），民夫死亡46名（《有关陈庄战斗的日军史料分析》）。第一次广阳伏击战（广阳大捷）中，日军死亡102名，马夫死亡53名《八路军与太原会战―七亘村，黄岩底，广阳战斗的综合研究》。

[6] 可参考日本防卫厅编写的战史丛书（102卷）和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的《抗日战史》（100卷）。特别是有关个别战斗，战役的战果记录。

[7] 比如台儿庄的战斗，国内没有一个研究能掌握日军的撤退时间，路。不知道，第五师团坂本支队的撤退时间，要比濑谷支队晚一天。平型关大捷的研究也同样，存在两个伏击现场的事实，日军各部队的行进方向，各战斗开始，结束时间等重要内容，至今在研究中也没搞清。

[8] 宪兵司令部编『日本宪兵昭和史』 原书房, 1978 (明治百年史丛书:第278巻)、271页。

[9] 比如在平型关作战中的第二十一联队的战斗详报附属消耗表中，有“损失”步兵炮1门，枪械100余支，重机枪弹7700，步枪弹28920，八九式重掷榴弾40发的记载。但备考栏中却注明“损失弾薬全部为在料子台埋藏中纷失”。料子台是南口附近地名，关于埋藏弹药之事，《滨田联队史》62页中也有过记载。但在八路军小寨村伏击战中，日军损失了部分武器弹药也是一个事实。推测战斗详报在此把八路军缴获的部分也记述为“在料子台埋藏中纷失”（参照「歩兵第二十一聯隊損耗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1184000,76頁）。

[10] 关于日军在滕县残杀犯罪的分析，见拙论「滕县作战における日本军の虐殺记録――日本军资料の盲点をつく」『年报日本現代史』第20号， 2015年5月。

[11] 在平型战斗的研究中，由于不少国内学者过信『滨田联队史』的记述，在行李队，汽车队的人数，救援，歼灭等战斗进行问题上，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12]《大本营发表》内容都是经过军部言论统制机关加工的，类似于今日政府发言人的记者会见。由于欺骗舆论的一面战后被彻底结论，此词语在今日日本，已成为“说谎”的代词。

[13] 参考「２Ａ方面（兵站）参考诸表」（昭和13年6月），367页，「备考栏」中记载，“关于南部山东剿灭作战，只采用能判别兵器种类的数据”。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以下省略表示JACAR：）Ref.C11111485400.

[14] 参考昭和13年 「陆支密大日記65号」「陣中事務用品其他追送に関する件

」1267，1274页，JACAR：C04120673700.

[15] 「師団戦闘力充足ノ概見 (表) 」JACAR：C11111033000.

[16] 第十师团下属的冈山地区第十联队， 松江地区第六十三联队，姫路地区第三十九联队，鸟取地区第四十联队﹔第五师团下属的广岛地区的第十一联队﹐山口地区的第四十二联队﹐浜田地区的第二十一联队，福山地区的第四十一联队。

[17] 棟田博「自作・解题」（月报）『台儿庄・ほか五编』光人社，1975年。

[18] 参考「戦死者に関する参考」昭和14年5月以降　第三中队，JACAR：C11111555800.

[19] 参考「靖国神社合祀名簿记载要领」歩兵第四十联队，JACAR：C11111555900.

[20] 参考「死殁者に関する手続指導方の件」大日记甲辑昭和13年，JACAR：C01001580500.

[21] 厚生省援护局「大東亜戦争における地域別兵員及び死没者概数」1964年3月1日（桑田悦・前原透編著「日本の戦争-図解とデータ-」原書房、1982年10月24日発行）。

[22] 《八路军参考资料1》（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37页。

[23] 「名誉の戦死をした場合遺族が受ける賜金の規定」『朝日新聞』1937年10月16日、東京版朝刊、6面。

[24]　在此出示的是第九中队数据，上级第三大队，和联队整体，在此日也没有出现死亡记录。

[25] 「本邦ニ於ケル新聞、雑誌取締関係雑件 第三巻」JACAR：B02031111500, 18-30/ 41.

[26] 「本邦ニ於ケル新聞、雑誌取締関係雑件 第三巻」JACAR：B02031111600, 2/41.

[27]「戦死者氏名新聞掲載ニ関スル件」（陸軍省報道検閲係長） JACAR：B02031111500, 23/40.

[28]《1937年9月26日朱德、彭德怀关于115师平型关大捷的电报》《浴血奋战——档案里的中国抗战》第三集：平型关战斗。2014年8月18日，国家档案馆发布。

[29] 《1937年9月26日八路军参谋处关于平型关战斗捷报》同前。

[30] 40辆说来自方面军参谋长『岡部直三郎大将の日記』（芙蓉書房、1982年、90頁）应是第五师团汇报的损失结果。笔者经各种资料的调查，比较也认为40-50辆说最为合理。

[31] 佐山二郎 『日本陸軍の火砲·歩兵砲·対戦車砲他』光人社NF文庫、2011年、51页以下。

[32] 日军的军马驮载时每匹可载三箱，15枚，用弹药车运载时每辆（前车，后车链接）共可载10箱（92式歩兵砲一部改修事項ノ概要 外JACAR：A03032130500）。

[33] 沢田久一编『宇都宫辎重史』1973年、164-5页。另外还有复数佐证史料。

[34] 据《輜重駄馬及二輪輜重者積載量改定の件》，一匹马的（三八，三九式辎重车）标准载重是40贯175（公斤），最大50贯（187.5公斤）JACAR：C06084790700.

[35] 大賀春一「徒手 敵と渡り合う」『郷土部隊秘史』島根新聞社，1962年、129頁。

[36] 关于行李队的编成理由，构成，出发地，行进路线，参照本书第三章第二节。

[37] 参考「弾薬整備一覧表」「渡集団（１４Ａ）作命綴」JACAR：C14020496700.

[38] 「歩兵第二十一聯隊損耗表」「淶源大梁平型関口附近の戦闘　自9月22日至9月29日」JACAR：C11111184000,76頁。

[39] 同前、JACAR：C11111184000,76頁。

[40] 前载大賀春一「徒手 敵と渡り合う」。大贺春一因为是牵马的辎重兵特务兵，所以并没参战，只是向崖头上的步兵，投掷干面包，为其加油。

[41] 中共中央华中局宣传部《真理》第十四期，1943年8月20日，6页。

[42] 《第七集团军战斗详报》，中国文化服务社陕西分社，一九四二年六月，66页。

[43] 《中国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中），第39页。

[44] 「北支那作戦史要　－北支那方面軍　３／３　昭和１２年９月１日～昭和１３年５月３１日」JACAR：C11110928300, 1431頁。

[45] 参考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抗日战史/太原会战1》1963年，29-30页。

[46] 有关整个平型关战役的细节，请参看笔者着《平型关战役》（待出版）研究。

[47] 「主要戦闘别兵器别损害调査表  北支那作戦史要」JACAR：C11110928200,1427页。

[48] 具体数字参照爱思想网笔者文章《平型关战役日军死伤统计》2016年6月26日。

[49] 高凤山《平型关大捷与平型关战役》《文史月刊》2005年第9期。

[50] 「第五师団（作戦机密）」JACAR：C11110923900,632页。

[51] 正式命名为「石家荘滏陽河会戦」JACAR：C11110922500,126頁。

[52] 「第五師団山西作戦に関する諸事情」 JACAR∶JACAR：C11110928800, 14/19.

[53]『岡部直三郎大将の日記』芙蓉書房，1982年、89頁。冈部直三郎此时为北支方面军参谋长。

[54] 「第五师団（作戦机密）第五师団参谋长樱田武」JACAR：C11110923900, 37/60.

[55] 「第五师団（作戦机密）第五师団参谋长樱田武」，JACAR：C11110924000,683页。

[56] 书籍出版为1942年，1937年时，汽车路也许还未到达涧头村。参謀本部 編『山西省大観』第5巻,生活社,昭和17.

[57] 参考童屹立《平型关战斗新解》（未发布）。高斌，高士洁《陆军第八十四师平型关抗战情况考证》《抗战史料研究》2013年第一辑，76页。

[58] 『支那事変忠勇列伝』陸軍之部 第20巻,軍人援護会,昭和14-19.496页。同『支那事変忠勇列伝』陸軍之部 第24巻,軍人援護会,昭和14-19.381-382页。参考笔者的平型关战役研究。

[59] 杨奎松《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一期（上），22页。

[60] 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着《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39-40页。

[61] 《第七集团军战斗详报》，中国文化服务社陕西分社，一九四二年六月，63页。

[62] 歩二一会『滨田联队史』、1973年、106页。

[63]「歩兵第十一联队第３中队阵中日志」JACAR：C11111177200,696页。　

[64] 「阵中日志　歩兵第十一连队第１大队炮小队」JACAR：C11111178600,1302页。

[65] 岩井孝次編『支那事変誠忠録』1,岩井珍品屋,昭和15.97-98页。

[66]　沢田久一编『宇都宫辎重史』1973年、164页。

[67]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中国第二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2005年，521页。

[68] 《第二战区平型关会战纪要及经过（1937年9、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二编军事2》凤凰出版社，1998年）444页。

[69] 《平型关会战讲稿》中华民国第34年，陆军大学校印，10页。

[70] 六八五团《平型关战斗详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册，第40-44页。有关何时出击，战报并没有记述。

[71]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中国第二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2005年，531页。

[72] 参考郭汝槐，黄玉章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418页。

[73] 参考《风雨平型关》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年。

[74] 毕建忠《平型关战役有关史实的辩正与存疑》《军事历史研究》2013年第一期，62页。

[75]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抗日战史/太原会战1》1963年5月，26页。

[76]「阵中日志　歩兵第十一连队第１大队炮小队」JACAR：C11111178600,1302页。

[77] 《八路军参考资料1》（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37页。

[78] 9月26日至28日在此地阻击日军的部队为陈长捷第72师说，是笔者按平型关战役部署的地理位置做出的推测，并没有其他证据。

[79] 「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団長・第五師団長作戦指導上ノ経緯」JACAR：C12120048400,389頁。

[80] 9月26日《阎锡山电朱德等》（阎锡山史料），台湾国史馆，数位典藏号：116-010101-0119-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