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撤換翻譯|再說Amanda Gorman譯稿一事
之前Amanda Gorman新書《The Hill We Climb》撤換荷蘭籍獲獎作家/詩人/翻譯的事情剛剛以Marieke Lucas Rijneveld請辭告終,鋪天蓋地的新聞還未降溫,歐洲翻譯Amanda Gorman詩歌之事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英國衛報3月10日消息以題為"Not Suitable": Catalan translator for Amanda Gorman poem removed【“不合適”:Amanda Gorman詩歌的加泰羅尼亞譯者被撤換】的一則新聞將這位年輕的詩人在此推到聚光燈下。文中稱,加泰羅尼亞的這位譯者被撤換的原因是有著“wrong profile”。很意味深長的兩個詞。加泰羅尼亞的譯者Victor Obiols的回答也跟之前我在文章裡寫道的我被撤換的原因何其相似。Victor說,「他們沒有質疑我的能力,但是他們找的是不同的形象(profile),這個形象必須是女性、而且年輕,是一個社會活動家,最好是黑人。」這樣一連串的要求似乎是讓翻譯經過「政審」,而其中的每一條都不是譯者能夠輕易改變的。他能變成女性嗎?再年輕一次?更何況還有種族的要求。
Amanda Gorman的英文原版《The Hill We Climb》在德國依舊是訂於3月30日出版,但是她這本32頁的小冊子我不會買。無論歐洲一再撤換譯者究竟應該由誰負責,一次次地因性別、種族、形象撤換譯者,是翻譯界在此時此刻的一大倒退!唉,等等。或許並沒有倒退,而是一直是這樣的。
我突然想說,一下子覺得自己好理解歐洲這一位位被撤換的翻譯們。但是又回想,我真的能夠真的理解他們嗎?人與人之間能有理解和感同身受嗎?昨夜寫道孤獨,是覺得有時候自己的感受似靈魂般被困在自己這唯一的身體裡,哪怕想理解別人,至多,是嘗試著去理解,因為其實每一個人的感受都牢牢地被鎖在那個人的身體裡,跑也跑不掉。如果抱著這樣的心思,如若有人要翻譯我的創作,我是不是應該斷然拒絕呢?因為,你憑什麼來體會我的體會,感受我的感受?沒有人能體會我的感受。然而,這又是怎樣的決絕與狹隘啊!
為人之美,不就是在無法真正意義上感受另一個人的時候,嘗試用語言、文字、音樂、繪畫、科技來彌補,來貫通,來overcome這樣的孤獨嗎?
加泰羅尼亞的譯者說,照這樣的推法,我不能翻譯《荷馬史詩》,因為我不是古希臘詩人⋯⋯如此推論,裝著一位譯者怎樣的失望啊?
我又要搬一下魯迅了。魯迅一再地寫翻譯,批評亂譯、漏譯、錯譯,但總還是抱著那麼一點點希望的。《為翻譯辯護》開頭一句——
「今年是圍剿翻譯的年頭。 或曰「硬譯」,或曰「亂譯」,或曰「聽說現在有許多翻譯家……翻開第一行就譯,對於原作的理解,更無從談起」,所以令人看得「不知所云」。」
之後,又講——
「翻譯的不行,大半的責任固然該在翻譯家,但讀書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評家,也應該分負若干的責任。要救治這頹運,必須有正確的批評,指出壞的,獎勵好的,倘沒有,則較好的也可以。」
即便如此,翻譯的質量也好、翻譯界行業的瑕疵也罷,那個時候也沒有任何對於一個翻譯因其種族、性別便無法對應產出有質量的作品的說法。如此看來,沒錯,是大倒退了。不過,翻譯與翻譯界並不受多少重視,再大的波瀾、再大的倒退,也可以到忽略不計的程度。但請不要忽略這樣的倒退,而是更多地討論翻譯的功用、貢獻,更多地參與翻譯,其實,我們每個人每天都有做翻譯的。當你把兒時的方言母語翻譯給你最好的朋友時,當你把母語中的比喻翻譯給外國人時,當你發現讀譯本能增進文化間的溝通時,都是翻譯之美。
翻譯是分隔、也是融合,翻譯是期待、也暗含一次次的失落。翻譯是那道北緯38°線。
另請關注我的圍爐——
今天我開啟了圍爐,其中會收錄出版的中英文詩歌或文章。每一首詩,都是一個或拉長、或縮短的Moment,它們是與我擦肩而過、來來去去的生命們留下的碎片,有的鋒利如刀,有的溫軟如花,哪怕手上血流如注,我也一片片撿起,投入那金黃的爐火,在竄出的火舌裡涅槃。即便冷場,我依舊會堅持創作,爭取出版更多。而「圍爐」則能讓我們離得更近,少些孤獨。更歡迎愛詩的大家一起交流,與我一起讀詩。如果有什麼建議,也請您不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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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圍爐叫做 This Way 👉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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