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媒體與政治】（1） 媒體與風險感

我們身處在一個充滿風險感的社會。這是個媒介感空前強大的時代，也是一個媒介化生存的時代。媒體中介傳播與權力關係密不可分，我們認知什麼、感覺什麼，都是被影響產生的。我們努力維持的獨立思維不斷受到外在因素影響，各種風險的存在感多半是透過大眾傳媒的傳播活動形塑出來的。這些就是我們一般人感知到的生活風險，正是被媒體媒介來的。

理性上看，風險不可能完全消除，所以發展軌道都是往盡可能減少的方向鋪設。預設中，大多數的風險應該都是可以控制的。講到這裡還應該考慮到，所謂的風險就是負面事件的發生機率乘以事件後果的東西，來自對事件理解與掌握的不確定性與發生可能的隨機性。因此，風險很容易被任何中介的媒體任意放大，接受到訊息的公眾也就有可能過度反應。

傳播媒介在現實中，經常是風險製造的重要因素。這些傳播與風險的感受有關，也與風險的信息與概念有關。在風險事件被傳播的過程中，被這些事件的信息描述形塑出來，與個人心理、社會氛圍、機構制度、族群文化交互作用之後，風險的描述通常不會更精準，而是被模糊式的放大。這放大了信息量與危險度，像月暈也像漣漪，一圈圈渲染開去，在巨大的信息印象中讓人越看越模糊，扭曲的認知錯覺影響了人的感知，將不確定感愈見強化，風險感就愈見放大（雖然不是很正面，但謠言也是大眾傳播的管道之一）。

人類的理性本來就是有限的，群體的理性就更為有限。一般來說越是民主開化的環境，公眾對政治人物與專家（尤其是受雇的專家）信任度越低，這是因為公眾對媒體與風險傳播的關係有了比較全面的認識。

雖然如此，但這一點卻不能讓他們對媒體所傳播的風險事件減少焦慮，反而會變得更加嚴重。人們以傳播媒體作為主要的信息來源，而大眾傳媒對於信息的傳播是有選擇的，特別愛強調危險事件中的少數。以「新聞價值」為理由，說是灑狗血也好，或是特別關注也罷，傳播者傾向於報導罕見或是戲劇性的，但對於發生機率高但並不嚴重的風險事件就輕描淡寫。在這樣失衡的報導比例下，做為信息接受者的大眾就會有更強的風險感，對媒體的依賴度更高。

在這樣的循環下，媒體對於公眾的影響力在本身被信任度降低的時刻反而更形強大。媒體報導的強度與架構，對風險的看法與暗示，都會強烈影響公眾對事件風險的感知。媒體對風險的放大導致恐慌的放大，這對於大眾的情緒反應與實際作為都會起關鍵作用。

大眾漂流在現代媒體的大海中茫然，航向都在被操弄的效應中而不自知。烏克蘭事件如是，新冠肺炎疫情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