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辛迪加丨齐泽克论“否认的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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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的轴心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
一名醉鬼的妻子正和她的情人在床上,这时,她的丈夫意外闯入,跌跌撞撞,爬到了床单下面。他说:“亲爱的,我喝得太高,所以看到我们的床底下有六条腿。”她回答说:“别急,只要走到门口,从那里再看看就行。”他看了之后,放心了:“你说得对,只有四条腿!”
这则笑话或许粗俗,但触及一个重要现象。一般来说,你期待从外部看到一种比你沉浸于其中时更清楚的状况。但有时,恰恰是这一外部位置为你遮蔽了真相。在这则笑话中,丈夫的被排除在外 (站在门口)造成了一种错误的纳入感,于是他搞混了情人的腿和自己的腿。
在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中,人们发现了类似的作用机制。在乌克兰国内,一帮寡头可能成为乌克兰抗争的最大赢家,我们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但假如战后的乌克兰最终变得与战前差不多,这不应令我们意外。战前的乌克兰是一个被寡头政治腐化、被西方大公司殖民的地方,那些公司控制了乌克兰最优质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当我们为战争之举牺牲自我时,我们未能见证其收益会被他人侵吞,就像那名酒鬼把别人的脚误认为是自己的:这也许是因为,在内心深处,他不愿承认真相。
我们能避开这一陷阱吗?2023年6月20日至22日,泛欧组织“欧洲,一个病人”(Europe, a Patient)在伦敦举研讨会,讨论战争结束后保护乌克兰社区免遭经济剥削的必要性。眼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样的倡议,因为对乌克兰国防的支持必须与对生态和社会正义的关切齐头并进。这一切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同样重要。例如,我们只有也将乌克兰从仰赖俄罗斯石油的化石燃料工业的掌控下解放出来,才能充分支持乌克兰。
军事、环境和社会经济抗争的结合,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6月初,战争和生态问题与赫尔松附近的卡霍夫卡大坝(Kakhovka Dam)遭摧毁事件发生了戏剧性的碰撞。
但乌克兰远非孤例。大约在同一时间,加拿大的森林大火最终将纽约市笼罩在了一团褐色烟雾下,这让纽约市民品尝到了全球南方人士太过熟悉的一种味道。关于气候危机和生态破坏,富裕的西方国家一方面喋喋不休,一方面绝少实际行动。
这一偏颇的态度并不限于右翼和企业界。今天,许多左翼人士一方面声称支持和平,另一方面又支持与野蛮的、修正主义的威权政权妥协。
要理解这一“和平主义”的反对,我们理当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的局势,当时也有一个反对美国介入对外战争的右左翼联盟。那时和现在一样,“和平主义者”认为欧洲的局势与美国无关。他们对侵略者怀有不可理喻的同情,并声称打仗只会壮大军工复合体的钱包。1940年夏,当纳粹德国告诉英国它想要和平时,他们认为英国理当接受希特勒的慷慨提议。
就像所有善意的谎言那样,这一谎言也包含了一些真相。2008年,美国保守派评论员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J. Buchanan)给出了这一主张的一个版本,他认为,假如温斯顿·丘吉尔接受希特勒1940年的提议,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就不会那么严重。
此外,正如丘吉尔发动了与德国的不必要战争,因而导致大英帝国毁灭那样,美国总统小布什效仿丘吉尔,因而导致了美国的毁灭。像许多左翼人士那样,布坎南认为,美国不应当向它没有切身利益的国家提供保障。
在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人们听到了这一主题的新变奏。一般认为,苏联的解体与《凡尔赛条约》有相同效果: 形成了一种报复上一次战争胜利者的可期欲望。
如同过去那样,一些阴谋论操纵着这个新的右左翼联盟,它们与小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Jr.)和唐纳德·特朗普追随者兜售的有关疫苗的那些阴谋论如出一辙。这个联盟谴责抗新冠措施,认为那是一种控制手段。它拒绝帮助乌克兰,因为那将服务于北约的军事工业复合体。而且,在一个典型的否认案例中,它对我们面临的最大威胁不屑一顾,认为那是大公司剥削工人阶级的伎俩。(小罗伯特·肯尼迪,生于1954年,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环境律师、反疫苗活动人士。——译注)
只看到四条腿的那种否认的政治,当然是过于乐观了。它暗示说,我们不必处理任何新的危险; 我们可以继续假装那些危险不存在。它是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的产物,也是我们眼下陷入“民主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如《论坛》(Tribune)杂志的格蕾丝·布莱克利(Grace Blakely)所论:“威权主义仍在上升,哪怕自由派预言说市场的扩张将带来更多民主:那是因为,面对经济平等的威胁,资本主义将始终捍卫社会等级制度。”(《论坛》,是一份创办于1937年的英国社会主义杂志,目前一年出版四期,旗下包括同名网站。格蕾丝·布莱克利是该杂志特约撰稿人。——译注)
人们可以将该说法推进一步:对民主的威胁还来自假冒的民粹主义者对企业资本主义的抵制,这集中体现为“和平主义”的左翼拒绝支持乌克兰,理由是那“仅仅”有利于国防承包商。毕竟,乌克兰长期以来遭到西方企业殖民,只有通过“绿色”、公平的重建,它才能获得解放。
为摆脱困境,我们不能仅仅坚守多党的自由民主。更确切说,我们必须找到建设社会共识和在政党与民间社会之间确立积极联系的新途径。当下的迫切任务是反对新的左右翼民粹主义者,这可能需要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倡导者结盟,就像二战时期的共产党人与西方“帝国主义”的民主国家并肩反对法西斯主义那样,他们完全知道帝国主义是他们的终极敌人。这些都是古怪的同路人,但他们至少可以见证究竟发生了什么。
(作者是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新著为2021年出版的《Heaven in Disorder》。本文原题“The Axis of Denial”,由报业辛迪加发布于2023年6月29日。超链接等为原文所有。听桥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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