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灵：身份自由主义的困境

作者简介：马华灵，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问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研究领域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目前出版著作有《反自由的自由：伯林与施特劳斯的思想纷争》（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9年。）

2017年1月21日，那是个寒冷的冬日，一腔热血的美国人却如潮水般涌上首都华盛顿的街头，目的是抗议前一天刚刚宣誓就职的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因为他出言不逊，冒犯女性。这场轰轰烈烈的女权主义运动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创下了单日游行人数最多的历史记录，史称“华盛顿妇女游行”（The Women’s March on Washington）。

这场女权主义运动的宗旨是，女权是人权（“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它原本足以团结全体女性，可是却出现了一丝裂痕。反堕胎的女性群体被运动组织方从合作名单中删除了，其中一支是新浪潮女权主义者（New Wave Feminists）。新浪潮女权主义者是一群支持胎儿生命权（pro-life）的女权主义者。然而，支持女性选择权（pro-choice）的女权主义者并不欢迎她们。在她们看来，真正的女权主义者应该是支持堕胎的，反对堕胎的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因此，新浪潮女权主义者的双重身份无异于自相矛盾。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合作名单事件最终却演变成了一场舆论风波。迫于压力，处于风口浪尖上的运动组织方只好跟她们划清界限了。

对此，新浪潮女权主义者的发起人赫恩登·德拉罗莎（Herndon-De La Rosa）在一次访谈中言道：“如果我们果真能够意识到我们有多少共同之处，并且在共同问题上共同努力，而不是让这10%不同之处不断分裂和分化我们，那么，我想我们可能真的可以看到我们想要看到的未来。”[1]

然而，可悲的是，美国的身份政治却撕裂了本来可以并肩作战的公民同胞。他们拼命盯着这10%不同之处，却遗忘了另外90%共同之处。他们只知道他们具有不同的个人身份，却不知道他们具有共同的公民身份。

如果白人支持黑人民权运动，而黑人却说：“你们不是黑人，你们无法理解我们”；如果男性参与女权主义运动，而女性却说：“你们不是女性，你们没有资格”；如果异性恋者同情同性恋者，而同性恋者却说：“你们不是同性恋者，你们不要装腔作势了”；如果曾经同一战壕的黑人男性站出来支持黑人女性发起的女权主义运动，而黑人女性却说：“你们是男性，你们有性别歧视”；如果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共同参与女权主义运动，而黑人女性却说：“你们是白人，你们有种族主义倾向”；如果白人男异性恋者发声支持黑人女同性恋者的维权运动，而黑人女同性恋者却说：“你们不是黑人，不是女性，不是同性恋者，你们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那么，这些被排斥者的反应是什么？

他们的反应恐怕是分道扬镳，而这就是身份自由主义（identity liberalism）的大麻烦。本来，黑人有望团结白人来争取黑人的权利，女性有望团结男性来争取女性的权利，同性恋者有望团结异性恋者来争取同性恋者的权利，黑人女性有望团结黑人男性来争取黑人女性的权利，黑人女性有望团结白人女性来争取黑人女性的权利，黑人女同性恋者有望团结白人男异性恋者来争取黑人女同性恋者的权利。但是，身份自由主义却把美国社会撕扯得四分五裂。身份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是，非我同类，其心必异。因此，原本同情和支持他们的“异类”纷纷转身离去：白人慢慢消失在黑人的视野中，男性在女性的指责声中缄默不语，异性恋者在同性恋者的痛斥下无言以对，黑人男性悄悄躲开了黑人女性的严厉目光，白人女性默默离弃了黑人女性，白人男异性恋者目送黑人女同性恋者的背影渐渐远去。原本团结的政治最终却沦落为分裂的政治，这真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局面。面对此情此景，身份自由主义到底应该何去何从呢？

马克·里拉的著作《美国自由主义的困境》（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是一份美国自由主义病症的诊断报告。在里拉看来，美国自由主义罹患的病症正是身份自由主义，而其治疗方案是公民自由主义（civic liberalism）。因此，在这份诊断报告中，里拉痛心疾首地告诫美国自由派，美国自由主义的出路是，终结身份自由主义，转向公民自由主义。

但是，里拉的公民自由主义药方带来了新的病症。他踌躇满志地把美国自由派从身份自由主义的陷阱中拯救出来，结果却带领他们误入公民自由主义的陷阱。因此，本文将提出一种新的治疗方案，那就是公共自由主义（public liberalism）。本文将分为三个部分来讨论这个问题。第一部分将先简要勾勒身份自由主义的病症，即没有公民政治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 without civic politics）。第二部分将分析里拉所配制的公民自由主义药方，即没有身份政治的公民政治（civic politics without identity politics）。最后，本文将指出身份自由主义的问题是没有公民政治，而公民自由主义的问题是没有身份政治，因此，本文将提出公共自由主义的治疗方案来矫正两者的问题。公共自由主义具有两大核心内容：第一，有公民政治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 with civic politics）；第二，有身份政治的公民政治（civic politics with identity politics）。  

一、身份自由主义的病症  

甫一开篇，里拉就给美国自由主义下了病危通知书：“21世纪的美国自由主义正处于危机之中”[2]。里拉的诊断貌似危言耸听，甚至有点夸大其词。美国是西方世界的自由灯塔，而且经济总量百年来一直位居世界第一。这座自由灯塔的熊熊火焰燃烧到21世纪的今天难道会就此熄灭吗？这样的判断确实有点匪夷所思。

其实，里拉并不是唯一呐喊“自由主义正处于危机之中”的学者。自2016年英国脱离欧盟、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西方世界就弥漫着一股自由主义奄奄一息的悲观气息。自此，“自由主义死亡”、“自由主义危机”等字眼就频繁见诸报端，而知识界也反复使用这些字眼来描述欧美的政治局势。西方学界普遍把这股反自由主义潮流视为“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俨然已经是当今西方自由主义最强劲的对手。最近数年来，不仅仅是英美这样的老牌自由主义国家感染了民粹主义的病菌，法国、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希腊等欧洲国家也都深深地被民粹主义所困扰。[3]在这样的政治大背景下，西方学界的忧虑呼之欲出：自由主义处于危机之中！

然而，跟他们不同的是，里拉所采取的是另一种视角。在他看来，自由主义危机的总根源是身份自由主义。西方学界的主流视角是外部视角，自由主义之所以陷入危机之中，是因为自由主义遭遇了难以对付的外部敌人——民粹主义。而里拉的视角是内部视角，自由主义之所以处于危机之中，是因为自由主义本身感染了难以治愈的内在病症——身份自由主义。[4]综合这两种视角，我们可以说，自由主义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外有民粹主义虎视眈眈，内有身份自由主义病入膏肓。

里拉的诊断并非毫无根据，实际上这个诊断背后有一部波澜壮阔的美国政治史。这部美国政治史就像一本病历，详细记载着美国自由主义发病的来龙去脉。

在里拉看来，过去一百年的美国政治史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两个时代：罗斯福时代（the Roosevelt Dispensation）和里根时代（the Reagan Dispensation）。这两个时代的分界线大致在1980年前后：前1980年代属于罗斯福时代，它始于罗斯福新政，而终于1970年代；后1980年代属于里根时代，它从198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特朗普时期。里拉认为，特朗普正在给里根时代送终，因此，此时此刻正是美国自由主义重新出发的新起点。

在罗斯福时代，美国的形象是一幅向外展开的集体主义政治图景。这幅图景的起点是1929年—1933年大萧条时期，当时美国社会的状况是，经济停顿，金融瘫痪，银行倒闭，工人失业，农民减收。整个社会死气沉沉，绝望与痛苦的呻吟遍布大街小巷，悲惨与凄凉的哀嚎充斥市井角落。美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是一群被遗忘且被遗弃的沉默的大多数，正在翘首期盼政府伸来及时的援手。

正是在这种无助与无望的悲凉处境中，罗斯福新政为美国人民带来了新生的希望。罗斯福新政的集体主义政治图景背后是一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种自由主义实际上是新型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它主张的是强国家、大政府。[5]政府应该有所作为，干预市场经济，提供失业救济，增加社会保障，补贴农产品等。正是这套意识形态把无助与失望的美国人民团结在一起，让他们意识到他们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弃民。在家园荒芜的废墟背后，站立着的是强大的政府。市场抛弃了他们，但是政府拯救了他们。因此，罗斯福时代的集体主义政治图景是团结、互助与希望。

但是，到了1980年代，罗斯福时代的集体主义政治图景无法适应美国的新现实了，因此，它被无情地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美国社会的新现实是，熟人社会消逝了，而陌生人社会兴起了。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美国的城市郊区快速崛起了。在这个背景下，人们逐渐离开熟悉的邻里社区，迁居陌生的封闭社区。在他们的世界中，他们都是一个个离群索居的孤立个体，一个个原子式的个体。他们只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不再融入外面的大千世界。他们只关心属于自己的小家庭，不再关心属于大家的美国。正是如此，罗斯福时代的集体主义寿终正寝了。

1980年代终结了罗斯福时代，却开启了里根时代。在里根时代，美国的形象正是一幅向内卷入的个人主义政治图景。而这种个人主义政治图景背后是一套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这种保守主义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它也是自由主义家族的一员，只是它强调的是弱国家、小政府。[6]政府应该无所作为，仅仅充当守夜人的角色。甚至，政府本身就是一种恶，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因此，里根时代的个人主义政治图景是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和最小政府。

这套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清晰地体现在里拉所概括的里根的四大教条中：第一，美好生活的标准不是团结互助的集体生活，而是自给自足的个体生活；第二，整个社会的主要工作不是财富再分配，而是创造财富；第三，经济繁荣的关键不是政府干预市场，而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第四，政府本身就是问题。[7]

易言之，不要等待政府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等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政府不应该有所作为，而应该无所作为。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经济，而应该让市场经济按照市场本身的逻辑去运转；政府不应该干预个人生活，而应该让个人按照个人认为合适的方式去生活。政府越是去解决问题，反而会制造更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里根时代跟罗斯福时代完全背道而驰。一言以蔽之，罗斯福时代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而里根时代的意识形态是保守主义；罗斯福时代的关键词是集体，而里根时代的关键词是个体；罗斯福时代的中心是我们，而里根时代的中心是我。在里根时代，没有我们，只有我；没有集体，只有个体。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美国形象。

而令人吃惊的是，美国的自由派非但没有发展出集体主义的政治愿景来与之对抗，反而沦为这种个人主义政治愿景的奴隶。美国自由派成为个人主义奴隶的标志是，他们彻底转向身份自由主义。[8]他们不是向外转向公民政治，而是向内转向身份政治。他们不是关心公民身份（citizenship），而是关心个人身份（identity）。他们不是诉诸团结政治，而是诉诸分裂政治。他们的政治武器不是竞争选举，而是政治运动。

什么是身份？身份是我之所以为我而不是你的核心特征。[9]没有这些核心特征，我就不是我了。因此，身份要回答的问题是：我是谁？在美国政治中，身份主要指的是种族、性别、性取向、族裔和宗教等。你是白人，还是黑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你是异性恋者，还是同性恋者？你是亚裔美国人，还是非裔美国人？你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这些要素构成了身份认同的核心内容。你之所以为你，我之所以为我，他之所以为他，正是因为你、我、他对这些问题都有不同的回答。也正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们得以分辨我们是同类，还是异类。我们都是男人，是因为我们共享着男性的身份；你们都是同性恋者，是因为你们共享着同性恋的身份；他们都是黑人，是因为他们共享着黑人的身份。[10]

什么是身份政治？[11]美国身份政治的主要特征是以身份为基础的政治运动。美国人不是以公民身份（citizenship）参加政治运动，而是以个人身份（identity）参加政治运动。公民政治的核心是争取权利的斗争（struggle for rights），而身份政治的核心是争取承认的斗争（struggle for recognition）。黑人认为，白人没有资格支持黑人政治运动，因为他们不具有黑人的身份。女性认为，男性没有资格参加女权主义运动，因为他们不具有女性的身份。同性恋者认为，异性恋者没有资格同情同性恋运动，因为他们不具有同性恋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你是否有资格参加或同情某种政治运动，取决于你是否具有这种政治运动背后的身份。同时，如果你不具有某种身份，你也可能对这种身份的政治运动漠不关心。你不是黑人，所以你不关心黑人政治运动；你不是女性，所以你不关心女权主义运动；你不是同性恋者，所以你不关心同性恋运动。因此，身份就像一个个互相隔离且各自独立的封闭空间，把各色人等分门别类禁锢在狭小的牢笼中。我们只关心牢笼内部的小天地，而漠不关心牢笼外面的大世界。各家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就是身份政治的生动写照。

然而，在里拉的视野中，身份政治无异于自由主义的自杀。身份自由主义的第一大问题是，从团结的政治走向分裂的政治。每个人都从身份出发参与政治运动的必然结果是，每个人都只关心跟自己身份密切相关的政治运动，而不愿意关心跟自己身份毫不相干的他人权利。你不是女性，所以你不关心女性的权利。你不是基督徒，所以你也不关心基督徒的权利。本来，不管是女性的权利，还是基督徒的权利，归根结底都是公民权利。因此，无论是争取女性的权利，还是争取基督徒的权利，实质上都是在争取公民权利。这样，被剥夺权利的各个群体都应该团结在公民权利的旗帜下共同抗争。然而，身份政治却把公民权利撕裂得粉碎，公民权利裂变为女性的权利、男性的权利、基督徒的权利、穆斯林的权利、黑人的权利、白人的权利……于是，女性认为男性的权利跟自己无关，基督徒认为穆斯林的权利跟自己无关，白人认为黑人的权利跟自己无关。身份是你之所以为你而不是别人的烙印。然而，你一旦被打上了身份的烙印，你就只管自己，而不管别人了。

身份自由主义的第二大问题是，身份政治的核心是政治运动，然而，民主政治的核心却是竞争选举。里拉认为，前1980年代的身份政治是通过竞争选举来实现公民权利，然而，后1980年代的身份政治是通过政治运动来争取身份认同。后1980年代的身份政治从公民身份转向个人身份的结果是，他们无法通过政治运动来保障公民权利。里拉言道：“如果我们想保护黑人司机免受警察虐待，或者保护同性伴侣在街上免受骚扰，那么，我们需要州检察官普遍愿意起诉此类案件，并且州法官愿意执行法律。而确保我们拥有州检察官和州法官的唯一方法是，选出愿意任命这些人的自由派民主党州长和州议员。”[12]这是因为民主政治的根本是赢得选举，而不是参与运动。倘若无法赢得选举，一切皆是徒劳。然而，身份自由主义者却从投票站撤退到大街小巷。他们压根就忘记了民主政治的决胜战场不是在街头，而是在投票站。他们的力量源泉应该是选民手中的选票。

身份自由主义的第三大问题是，身份政治没有政治愿景。什么是政治愿景？简单来说，政治愿景就是美国未来的美好蓝图。它的功能是激发公民的政治情感，从而把公民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并号召他们从街头走向投票站。因此，是否有一个具有感召力的政治愿景，是衡量他们是否能够在民主政治中取得胜利的关键。然而，身份自由主义者却被里根时代的个人主义裹挟而去。他们撤退到身份政治的泥沼中而难以自拔。身份的特征就是差异性。身份多种多样，千差万别。因此，身份政治并不足以提供一幅全体美国人共享的美好蓝图。这样，身份政治根本就无法把具有不同身份的美国人团结在一起，也根本无法说服千差万别的美国人向他们投下宝贵的一票。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政治愿景就等于输掉了美国的未来。

一言以蔽之，身份自由主义的病症是，没有公民政治的身份政治。公民政治是团结的政治，而身份政治却是分裂的政治；公民政治的核心是竞争选举，而身份政治的核心却是政治运动；公民政治有一幅以公民身份为核心的政治愿景，而身份政治却没有政治愿景。 

二、公民自由主义的药方

正是因为身份自由主义的病症是，没有公民政治的身份政治，所以里拉呼吁身份自由主义者从身份政治转向公民政治。在里拉的视域中，身份自由主义病症的药方是公民自由主义。里拉的公民自由主义，本质上是没有身份政治的公民政治。里拉的治疗方案可谓对症下药：用公民自由主义治疗身份自由主义，用没有身份政治的公民政治拯救没有公民政治的身份政治。[13]

在里拉看来，罗斯福时代的特征是政治（politics），里根时代的特征是反政治（anti-politics），而身份自由主义的特征是伪政治（pseudo-politics）。身份自由主义不能走向里根时代的个人主义，因为里根时代的个人主义跟政治的本质背道而驰。身份自由主义也无法回到罗斯福时代的集体主义，因为罗斯福时代的集体主义已经无法适应目前的政治形势了。美国早已今非昔比了。正是如此，美国自由派要走出身份自由主义的困境，就不能重走老路，而必须开辟新路，那就是公民自由主义。这是因为公民自由主义的特征也是政治，这是它跟罗斯福时代的集体主义所共享的特征。因此，从身份自由主义转向公民自由主义，本质上就是从伪政治转向政治。

政治、反政治与伪政治到底是什么意思？里拉并没有明确交代，但是从他的字里行间依稀可辨这些词汇的核心内涵。

什么是政治？政治是一项集体事业，需要大家共同协作来完成。如果每个人都躲进与世隔绝的小楼，不管外面世界的纷纷扰扰，也不关心他人的酸甜苦辣，那么，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政治。政治要求大家走出各自的舒适小楼，直面这个世界的不公正与不平等，敢于发出控诉的声音，敢于参与争取权利的运动。即便受到伤害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也会感同身受，就像自己受到伤害一样，为别人的权利而呐喊，为别人的利益而呼号。政治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所有人的事情。正是如此，政治的主体不是“我”，而是“我们”。

而在民主政治中，政治的本质是赢得选举，掌握权力。因此，大家要走出家门，前往投票站，通过投票的方式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让那些真正能够维护大家利益的政治家赢得选举。只有这样，没有得到保障的权利最终才能得到保障，没有得到维护的利益最终才能得到维护。因此，民主政治的敌人是政治冷漠症。总统选谁，跟我无关；议员是谁，跟我无关；法官是谁，跟我无关。于是，我不再投票，只管家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样，政治就不再是政治，民主也不再是民主。

什么是反政治？政治的特征是集体主义，而反政治的特征是个人主义。前者是罗斯福时代的写照，而后者是里根时代的写照。在这个语境中，集体主义并不是说一切以集体为中心，而是说政治这个事业需要大家集体合作来完成。而个人主义也不是说一切以个体为中心，而是说大家不愿意参与集体性的政治事业，而只关心各自的私人生活。正是如此，集体主义是政治，而个人主义是反政治。

在民主政治中，如果大家都从公共世界撤退到私人世界，从投票站撤退到家中，那么，剩下的就是彻头彻尾的反政治了。而这正是美国的现状。长期以来，美国的投票率都不高。许多美国人并不关心政治事务，而只关心私人事务。对他们来说，特朗普当总统还是希拉里当总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是照常运转，并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在他们看来，与其纠结于谁当选总统，不如把心思花在孩子的教育上。在这个意义上，反政治聚焦于个体，而不是集体。因此，反政治的主体不是“我们”，而是“我”。

什么是伪政治？伪政治的意思是，表面上看来，大家都在共同参与一项集体事业，而这项集体事业似乎跟政治息息相关；而实际上，大家所参与的集体事业并不是真正的政治，而是虚假的政治。这正是美国自由派的整体特征。表面上，美国自由派热衷于运动政治，他们号召大家从家门走上街头，共同参与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例如女权主义运动，同性恋运动。然而，运动政治并不是政治，而是伪政治。这是因为民主政治的本质是赢得选举，掌握权力，而运动政治却无助于赢得选举，也无法掌握权力。

在里拉看来，美国自由派的伪政治实质上也是个人主义。美国自由派的伪政治是身份政治。他们所组织的政治运动不是以议题为中心，而是以身份为中心。女性团结起来参与女权主义运动，同性恋者团结起来参加同性恋运动。女性是以女性的身份来参与政治运动，而同性恋者是以同性恋的身份来参与政治运动。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排斥了不具有同样身份的群体来共同参与争取权利的斗争。女权主义运动排斥了同情女权主义的男性，同性恋运动排斥了支持同性恋的异性恋者。最终，他们把“我们”大家争取权利的斗争，降格为“我”这个群体争取承认的斗争。他们把自己关在一个个由形形色色的身份构成的封闭空间中。表面上，他们是一个个身份构成的集体——我们女性、我们黑人、我们同性恋者；而实际上，他们只是放大了的个体——孤零零的女性、孤零零的黑人、孤零零的同性恋者。在里拉的视野中，真正的政治是所有人的事情，而不仅仅是女性的事情、黑人的事情、同性恋者的事情。从反政治到伪政治，只是从一个笼子到另一个笼子罢了。唯一不同的是，反政治的笼子空间小，而伪政治的笼子空间大。然而，不管笼子空间大小，笼子终究只是笼子。

那么，如何从伪政治回归政治呢？里拉的方案是，从身份政治转向公民政治，从身份自由主义转向公民自由主义。里拉的公民自由主义意味着，终结身份政治，终结身份自由主义。[14]

什么是公民？要界定什么是公民，首先应该明白什么不是公民。公民不是臣民，不受君主的统治。在君主制国家中，君主统治下的人民都是臣民。君主与臣民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但是在现代民主制国家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公民，臣民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公民也不是奴隶，不受主人的支配。现代民主政治的重大贡献是奴隶制的寿终正寝。从此，奴隶不复存在了，剩下的是既不支配他人、也不被他人支配的公民。

公民是民主制国家下所有人的共同身份。只要你具有这个国家的国籍，那么你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公民是法律下自由平等的人，他们享有平等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不平等的权利是对公民身份的侵犯。如果说身份的特征是差异性，那么公民的特征是共同性。女性并不具有男性的身份，黑人并不具有白人的身份，同性恋者并不具有异性恋者的身份，基督徒并不具有穆斯林的身份，亚裔并不具有非裔的身份。他们具有不同的身份。但是，不管他们是男人，还是女人；不管他们是同性恋者，还是异性恋者；不管他们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不管他们是亚裔，还是非裔，他们的共同身份是公民。

什么是公民政治？公民政治具有两个核心内容：第一，公民身份。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公民具有双重身份：个人身份（identity）和公民身份（citizenship）。个人身份的差异性可以撕裂这个社会，但是公民身份的共同性却可以团结这个社会。身份政治的大麻烦是诉诸个人身份，从而让这个社会分崩离析。而公民政治诉诸的是公民身份，它可以把已经分离的社会重新整合起来。正是如此，里拉的公民自由主义希望摆脱个人身份的束缚，从而转向所有美国人都共享的公民身份。

第二，民主政治。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是选举政治，而不是政治运动。只有通过竞争选举，掌握政治权力，公民权利才能得到保障。因此，选举政治要求全体美国人从他们共享的公民身份出发，号召大家走出私人的小家庭，走出封闭的身份小圈子，走向投票站，选出能够代表其权利的议员、州长、总统。街头不是投票站，街头政治也不是民主政治。如果美国自由派把街头政治视为民主政治的核心，那么他们将陷入伪政治的泥潭。

在里拉看来，公民自由主义可以矫正身份自由主义的弊端。第一，从身份自由主义转向公民自由主义，实际上就是从分裂的政治转向团结的政治。在身份政治中，美国人聚焦的是个人身份。如果你不是女性，你不关心女权主义运动；如果你不是黑人，你不关心黑人运动；如果你不是同性恋，你不关心同性恋运动。每个人都只关心跟自己的身份密切相关的政治运动。然而在公民政治中，美国人聚焦的不是个人身份，而是公民身份。而公民身份是全体美国人的共同身份，这样，全体美国人就可以在公民身份的旗帜下，团结在一起，共同维护彼此的权利。一个人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就是全体公民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尽管你不是女性，但是你和女性一样都是公民，因此，女性权利没有得到保障就是公民权利没有得到保障；尽管你不是黑人，但是你和黑人一样都是公民，因此，黑人权利没有得到保障就是公民权利没有得到保障；尽管你不是同性恋者，但是你和同性恋者一样都是公民，因此，同性恋者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就是公民权利没有得到保障。正是如此，公民身份把具有不同个人身份的差异性群体团结在一起了。

第二，从身份自由主义转向公民自由主义，实际上就是从运动政治转向选举政治。在身份政治中，美国自由派只关心政治运动，而不关心竞争选举。然而，一个可能的结果是，无论美国自由派如何频繁地参加政治运动，而掌权者就是不为所动，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自由派又能怎么办呢？他们恐怕只能束手无策了吧。而即便通过政治运动，少数群体的权利得到了保障，这样的保障也是脆弱不堪的。一旦反对方赢得了选举，掌握了权力，他们就完全可以废除用来保障少数群体的政策与法案，从而让少数群体再次陷入困境之中。因此，民主政治的关键是赢得选举，掌握权力。如果掌握了政治权力，即便不诉诸政治运动，掌权的政治家也可以通过制定政策或通过法案的方式来保障少数群体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真谛！

第三，从身份自由主义转向公民自由主义可以发展出一套自由主义政治愿景。在里拉看来，特朗普阵营和美国自由派的共同问题是缺乏政治愿景。前者已经陷入个人主义的泥沼，而个人主义根本无法调动具有不同身份的不同个体，因此无法发展出一套全体美国人共享的政治愿景。而后者已经迈向身份政治的深渊，身份政治的问题是美国人被形形色色的身份撕裂得粉碎，因此根本无法团结不同的个体，从而发展出一套全体美国人共享的政治愿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里拉希冀公民自由主义可以发展出一套全体美国人共享的自由主义政治愿景。这套政治愿景以全体美国人共享的公民身份为中心，以所有公民都关心的权利为依归，从而团结具有不同身份的不同个体。如果公民自由主义者以公民身份为武器，登高一呼，应者云集，那么，公民自由主义的目标就指日可待了。

一言以蔽之，公民自由主义的药方是，没有身份政治的公民政治。身份政治是分裂的政治，而公民政治是团结的政治；身份政治的核心是政治运动，而公民政治的核心是选举政治；身份政治缺乏政治愿景，而公民政治却可以发展出一套全体美国人共享的自由主义政治愿景。  

三、公共自由主义的未来 

身份自由主义的病症是，没有公民政治的身份政治。而里拉所开出的公民自由主义药方是，没有身份政治的公民政治。里拉的药方可谓对症下药，但是药量过猛，副作用明显。这个副作用是，只注意到身份政治的消极作用，而没有注意到身份政治的积极作用。里拉不否定身份，但却否定身份政治，这是公民自由主义的问题根源。[15]

因此，本文将提出公共自由主义来治疗身份自由主义和公民自由主义的病症。[16]公共自由主义之所以是公共的，是因为它要求公众从私人的个体身份（identity）走向公共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从私人的身份政治走向公共的公民政治。就此而言，身份自由主义是私人自由主义（private liberalism），因为它只是从私人的个体身份走向私人的个体身份，从私人的身份政治走向私人的身份政治。公共自由主义不同于公民自由主义，是因为公共自由主义从身份走向公民，从身份政治走向公民政治，而公民自由主义却从身份转向公民，从身份政治转向公民政治。两者的核心区别是，公民自由主义终结了身份政治，而公共自由主义却保留了身份政治。

公共自由主义具有双重属性：第一，它是有公民政治的身份政治；第二，它是有身份政治的公民政治。就前者而言，尽管公民以个人身份（identity）参与运动政治，但是其最终目标是通过公民政治来实现其权利诉求，因此，这种身份政治并不排斥公民政治。就后者而言，尽管公民以公民身份（citizenship）参与选举政治，但是这种公民政治背后有着深厚的身份政治基础，它并非完全脱离身份政治而存在。

身份自由主义是没有公民政治的身份政治，而公共自由主义却是有公民政治的身份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公共自由主义可以矫正身份自由主义的弊病。公共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从身份走向公民，从身份政治走向公民政治。

第一，在运动政治层面，身份自由主义是分裂的政治，而公共自由主义却是团结的政治。身份自由主义的典型是，你是女性，所以你关注女权主义话题。但是，你并不关注跟女权主义无关的话题。农民的权利受损了，你不关心，也无意转发相关的新闻，因为你不是农民；男性的权利被侵犯了，你不关心，也不会为之呐喊，因为你不是男性；少数民族的权利被剥夺了，你不关心，也不会对之加以评论，因为你不是少数民族。你封闭在女性身份所建构的笼子里，笼子里面是你的整个世界，笼子外面跟你毫不相干。

没有公民政治的身份政治最生动地体现在德国神学家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镌刻在美国波士顿自由之路（Freedom Trail）上的碑铭诗文中：

一开始，他们来抓共产主义者，

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所以我没有说话。

然后，他们来抓犹太人，

我不是犹太人，所以我没有说话。

接着，他们来抓工会会员，

我不是工会会员，所以我没有说话。

后来，他们来抓天主教徒，

我是新教徒，所以我没有说话。

最后，他们来抓我，

这个时候，再也没有人为我说话了。[17]

身份政治的大麻烦是去公民政治。但是，公共自由主义并不排斥身份政治。这是因为身份自由主义一败涂地，表面上根源于身份政治，而实质上根源于去公民政治。如果美国自由派能够从身份政治走向公民政治，那么身份政治依旧可以从分裂的政治走向团结的政治。身份自由主义是排他性的（exclusive），它以自我为中心，只关心跟自己的身份息息相关的事务，而不关心跟自己的身份毫无干系的事务。但是，公共自由主义却是包容性的（inclusive），它不仅仅关心跟自己的身份息息相关的事务，而且还从自己的身份出发走向更广大的公民同胞。

的确，你是女性，你关心女权主义问题。但是，女权本质上是人权，是公民权利的一种。你的权利被侵犯了，不仅仅是女性权利被侵犯了，也是公民权利被侵犯了。因此，你完全可以从女性权利走向更广阔的公民权利。这个时候，你所诉求的不仅仅是只有女性共享的女性权利，而是全体公民共享的公民权利。如果你看到农民的权利受损了，你不会漠不关心，因为农民权利跟女性权利一样都是公民权利。如果你今天不站出来为农民权利发声，那么明天农民也不会站出来为女性权利发声。如果你发现男性的权利被侵犯了，你不会视而不见，因为男性权利跟女性权利一样都是公民权利。不错，男性是女权被剥夺的根源。但是，并非所有男性都是男权主义者。权利被侵犯的男性跟权利被剥夺的女性一样都是受害者，都应该团结在公民权利的旗帜之下。如果你感到少数民族的权利被剥夺了，你不会充耳不闻，因为少数民族的权利跟女性权利一样也是公民权利。尽管你同样参加女权主义运动，但是你知道你今天为他们站出来是他们明天为你站出来的理由。在女权主义的身份政治中，你非常清楚，如果你今天不站出来，明天你就站不出来了。但是，这并不代表你只关心女权主义的身份政治，而不关心跟女权主义无关的身份政治。你可能也同样清楚，如果你今天不为别人站出来，明天别人也不会为你站出来。正是在这种感同身受的公民权利的感召下，身份政治可以摆脱身份的藩篱，从而走向更加广泛的公民政治。

第二，在选举政治层面，身份自由主义并不热衷选举政治，而公共自由主义却重视选举政治。身份自由主义的战场是街头，他们全身心地投入于政治运动中。然而，他们却遗忘了民主政治的本质。民主政治的本质是竞争选举，只有通过赢得选举，掌握权力，他们的政治诉求才能够真正实现。否则，就算他们集结数百万人走上街头，要求政府保障他们的权利，然而政府却不为所动，依旧听之任之，我行我素，他们又能怎么办呢？在这种政治环境之下，没有竞争选举，政治运动可能会迷失方向。

而公共自由主义的战场是双向的，街头的政治运动固然重要，但是议会的竞争选举同样重要。在民主政治中，肤色、种族、性别固然重要，但是更加重要的是选票、选票、选票！民主政治的关键是选出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议员、市长、州长和总统，从而让他们为自己发声，并最终通过法案或公共政策来实现他们的政治诉求。所以，他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竞争选举中。当然，这么说并不代表街头的政治运动无关紧要。政治运动也是现代民主政治中公民表达权利诉求的重要途径。就算他们选出了代表自己利益的议员、市长、州长和总统，这些人也需要知道他们的具体诉求是什么。他们固然可以通过向议员写信等方式表达诉求，但是政治运动却可以一次性全方位集中体现民意，让这些政治人物快速听到他们的声音。而且，这些政治人物所听到的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而是许多人的声音。这才是政治运动的力量所在。因此，公共自由主义的立场是，在街头运动的同时，不要忘记选举政治；在竞争选举的同时，不要忘记运动政治。前者是从身份走向公民，从身份政治走向公民政治；而后者是从公民回溯身份，从公民政治回溯身份政治。

正是如此，公共自由主义的关键是从身份走向公民，从身份政治走向公民政治，这就是公共自由主义的真谛。在这个意义上，公共自由主义可以容纳身份政治，但是，这种身份政治不是没有公民政治的身份政治，而是有公民政治的身份政治。然而，身份自由主义却是从身份走向身份，从身份政治走向身份政治。身份自由主义始终沦陷在身份的泥沼中，无法从身份走向公民，从身份政治走向公民政治，因此，这种身份政治是没有公民政治的身份政治，而这也是身份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

里拉的公民自由主义是没有身份政治的公民政治，而公共自由主义却是有身份政治的公民政治。缘此，公共自由主义可以消除公民自由主义的副作用。公民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从身份转向公民，从身份政治转向公民政治。因此，公民自由主义的目标是终结身份政治。然而，公共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从身份走向公民，从身份政治走向公民政治。公共自由主义并不打算终结身份政治。理由是，身份政治的问题根源不是因为有身份，而是因为无公民。因此，如果公共自由主义可以从身份走向公民，从身份政治走向公民政治，那么，身份政治依旧有药可医。正是如此，公共自由主义并不终结身份政治，而是从没有公民政治的身份政治走向有公民政治的身份政治。

身份自由主义的问题是没有公民政治，而公民自由主义的问题是没有身份政治。就身份自由主义而言，没有公民政治，身份政治可能就毫无意义，因为身份政治的诉求只有在公民政治中才能得以实现。就公民自由主义而言，没有身份政治，可能就没有公民政治，因为公民政治可能无法得以产生。

为什么没有身份政治，可能就没有公民政治呢？这是因为公民是一个抽象而空洞的词汇。它本身缺乏感召力，无法充分调动公众的情绪。在运动政治中，你在人群中呐喊：“我们所有人都是公民，我的权利被剥夺了，请你们为我站出来。你站出来不仅仅是为了我，也是为了所有公民。”人群完全可能不为所动。有些人可能上前问你：“什么是公民？”有些人可能会在心里说：“你的权利被剥夺了，又不是我的权利被剥夺了，关我什么事？”有些人可能会反问你：“你是不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要不然为什么不剥夺别人的权利，偏偏就剥夺你的权利呢？”有些人可能会扬长而去……

在选举政治中，你号召公众从家门走向投票站，因为这是大家作为公民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但是，为什么美国普遍感染了政治冷漠症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公众的心目中，总统选谁，跟我无关；州长选谁，跟我无关；市长选谁，跟我无关。从公民到投票，这是一个需要填补的情感空间。只有公民的政治情感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并且让他们切身感受到投票跟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他们才会放下手中的活计走向投票站，然后投下神圣的一票。

因此，抽象而空洞的公民身份，可能根本无法唤起公民政治。我是公民，那又怎样呢？投票，关我什么事呢？这可能是公民身份所面临的大麻烦。如果公民身份背后缺乏深厚的情感基础，公民非但无法成为神圣的字眼，反而可能沦为公众的笑柄。在公众的视野中，具体的个人总是优先于抽象的公民，柴米油盐酱醋茶总是优先于投票选举。因此，关键是如何建立具体的个人跟抽象的公民之间的情感联结，如何建立柴米油盐酱醋茶跟投票选举之间的情感联系。

而身份（identity）可能就是一座从具体的个人通达抽象的公民，从柴米油盐酱醋茶通达投票选举的情感桥梁。这就是公共自由主义从身份走向公民，从身份政治走向公民政治的路径。公共自由主义的公民政治不是没有身份政治的公民政治，而是有身份政治的公民政治。

在你成为抽象的公民之前，你首先是具体的个人。你是一个男人，或者是一个女人；你是一个基督徒，或者是一个穆斯林；你是一个教师，或者是一个工人；你是一个白人，或者是一个黑人；你是一个同性恋者，或者是一个异性恋者。这些都不是大写的公民，而是小写的个体，都是你的身份。这些身份跟你的生命息息相关，所以你特别敏感，也特别在意。因此，你也特别关心附着在这些身份之上的权利。如果你是女性，你可能会为女性的权利挺身而出；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可能会为基督徒的权利站出来；如果你是一个工人，你可能会为工人的权利高声呐喊；如果你是一个黑人，你可能会为黑人的权利奋不顾身；如果你是一个同性恋者，你可能会为同性恋者的权利发出声音。当我们在谈论公民权利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在谈论抽象的公民权利，而且也是在谈论具体的女性的权利、基督徒的权利、工人的权利、黑人的权利、同性恋者的权利。我们不仅仅是从公民身份出发去谈论公民权利，而且也是从个人身份出发去谈论公民权利。如果我们只是说我们在争取抽象的公民权利，公众可能毫无感觉。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在争取女性的权利，而你是女性，你心底的涟漪可能就被触动了；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在争取基督徒的权利，而你是基督徒，你可能就被打动了；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在争取工人的权利，而你是工人，你可能就会心潮澎湃；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在争取黑人的权利，而你是黑人，你可能就会慷慨激昂；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在争取同性恋者的权利，而你是同性恋者，你可能就会热泪盈眶。这样，你就从具体的个人身份出发走向了抽象的公民身份，从身份政治走向了公民政治。无论是女性的权利、基督徒的权利、工人的权利、黑人的权利，还是同性恋者的权利，这些富有温情的个人权利归根结底都是公民权利。此时此刻，当人们说我们实际上都是在追求同一个权利，那就是公民权利，我们都具有同一个身份，那就是公民身份，我们才能够感受到公民权利是什么，公民身份是什么，我们才能够团结在公民的旗帜下共同奋斗。

因此，身份政治是公民政治的重要基础。没有身份政治，恐怕公民政治也无法产生。相反，公众可能在公民的号召下罹患政治冷漠症。正是如此，公共自由主义主张有身份政治的公民政治，这是公共自由主义跟公民自由主义的重大区别。公共自由主义的关键是从身份走向公民，从身份政治走向公民政治。然而，公民自由主义却从身份转向公民，从身份政治转向公民政治。公民政治终结身份政治的结果是，公民政治本身也可能走向终结。在这个意义上，里拉用来救治身份自由主义的药方，可能会让身份自由主义感染新的病症。  

四、结论  

本文的结论是，公共自由主义既是身份自由主义病症的治疗方案，也是公民自由主义病症的治疗方案。身份自由主义的病症是，没有公民政治的身份政治。公民自由主义的病症是，没有身份政治的公民政治。而公共自由主义既有身份政治，又有公民政治。公共自由主义的身份政治是有公民政治的身份政治，因此，它可以用来救治身份自由主义的病症。而且，公共自由主义的公民政治是有身份政治的公民政治，因此，它可以用来救治公民自由主义的病症。

身份自由主义的问题是，个体被封闭在身份建构起来的牢笼中，从而成为一个个孤立而隔绝的身份原子。我只关心跟我的身份密切相关的事情。凡是跟我的身份无关的事情，我就漠不关心。莫谈国事，岁月静好，这是身份自由主义的标签。

而公民自由主义的问题是，公民身份既抽象，又空洞，根本无法激起公众参与公民政治的热情。因此，公民身份非但无法团结广大公众，反而使广大公众罹患政治冷漠症。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是公民自由主义的结局。

两者殊途而同归，最终都沦为彻底的个人主义。就身份自由主义而言，身份政治只关心个体小世界，不关心集体大世界，是因为没有公民政治的理想。就公民自由主义而言，公民政治从集体大世界，撤退到个体小世界，是因为没有身份政治的基础。

里拉的目标是终结身份自由主义世界，开启公民自由主义世界。然而，这个世界会好吗？这是个问题！

注释：

[1] 赫恩登·德拉罗莎的访谈参“What It’s Like to Be a Pro-Life Feminist (Yes, You Read That Correctly),” Entity Magazine, January 29, 2017.

[2] Mark Lilla, 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 New York: Harper, 2017, p. 5.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内容主要概括自这本书，同时也添加了我自己的理解。故除了特别具体的引文和内容，不再一一标明具体页码。

[3] 关于民粹主义，近年来已经出版了不少优秀的著作，请特别参考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et 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pu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Cas Mudde and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Jan-Werner Müller, What Is Popul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6.

[4] 亦有学者认为西欧自由主义的危机也是根源于身份政治，Dingping Guo and Shujia Hu, “Identity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Crisis in Western Europe,”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 No. 2, 2019, pp. 255–275.

[5] 关于新型自由主义，请参考迈克尔·弗里登：《英国进步主义思想》，曾一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

[6]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在里拉的文本中，自由主义指的是新型自由主义，而不是新自由主义。

[7] Lilla, 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 pp. 30-31.

[8] 关于身份政治对美国政治秩序的冲击，可以参考王建勋：《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义及其对美国秩序的冲击》，载《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2期，第48—67页。

[9] 关于什么是身份认同，现代身份认同的形成与流变，请参考Charles Taylor,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Amy Gutmann (ed.), Multicultur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5-73.

[10] 帕雷克（Parekh）对身份作出了非常精彩的分析。他认为，个人身份（individual identity）有三个维度，分别是私人身份（personal identity）、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和人类身份（human identity）。私人身份是一个人之所以是这个人而不是那个人的核心特征；社会身份是一个人属于文化、政治、伦理、宗教、职业等团体的成员的核心特征；人类身份是人之所以是人而不是动物、植物的共享特征。在本文的讨论中，身份特指的是社会身份。请特别参考Bhikhu Parekh, A New Politics of Identity, New York: Palgave Macmillan, 2008, pp. 8-30.

[11] 身份政治在当代西方学术界中有不同的研究取向，请具体参考Mary Bernstein, “Identity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31, 2005, pp. 47-74. Mary Bernstein and Verta Taylor, “Identity Politics,” in David A. Snow et. al. (eds.), The Wiley-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Hoboke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13.

[12] Lilla, 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 p. 13.

[13] 任剑涛以梅因的“从身份到契约”的理论框架为基础，提出了一种不同于里拉的身份政治治疗方案。他的方案是，从身份政治到契约政治。参任剑涛：《在契约与身份之间：身份政治及其出路》，载《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2期，第2—27页。

[14] 里拉的立场最简洁地体现在他的文章标题《身份自由主义的终结》中。里拉的著作《美国自由主义的困境》正是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扩充而成，Mark Lilla, “The End of Identity Liberalism,” The New York Times, Nov. 18, 2016.

[15] 福山跟里拉不同，他并不否定身份政治。相反，他认为现代社会根本无法脱离身份政治。但是，身份政治既可以用来分裂社会，也可以用来整合社会。他的整合途径是，在充分尊重公民的特殊身份的同时，让公民们团结在普遍的国家身份认同（national identity）之下，这样，美国的自由主义制度依旧可以良好运转。在他看来，美国的国家身份认同不是基于民族，而是基于自由、平等、法治等价值观。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8. 许纪霖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称之为“多元一体”。多元指的是多元的身份，而一体指的是共享的美国政治文化。参许纪霖：《政治正确、文化宽容与身份政治的限度何在》，载许纪霖、刘擎主编：《西方“政治正确”的反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1页。

[16] 刘擎也对里拉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在他看来，里拉把身份政治与公民政治对立起来是有问题的。因此，他提出了调和身份政治与公民政治的思路。本文同意刘擎的观点，但是本文的论证思路却有所不同。参刘擎：《西方社会的政治极化及其对自由民主制的挑战》，载许纪霖、刘擎主编：《西方“政治正确”的反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25页。

[17] 据说这首诗流传有各种不同版本，这个版本是本文作者根据波士顿自由之路碑铭诗文的英译文所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