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入之难

这是完成度比较高的一篇，上次没发全，有些可惜，故... ——写在前面

纽约某街角的小房子里曾经住着一个女巫。她的眸子像哈德逊河上的浮冰，如果你仔细看，就可以看到点点星光，那是大河两岸的万家灯火。女巫有一头柔软的卷发，从头到脚都散发着紫罗兰的香气。最起码在我遇见她的时候，她还是那个样子。

十年前，我还在大学经济学系读一年级。我在感恩节假期去纽约看望未来可能会成为艺术家的一可。她是一个娇小的女孩，我至今还清楚得记得那红扑扑的小脸和时不时嘟起来的薄薄的嘴唇。一可领着我来到了一个精致的街角，说那附近有纽约最可爱的诗集。也就是在那儿，我见到了女巫。

如果我现在再回到那个闪着橘红色灯光的街角，已经看不到女巫水仙花般的身影了。她选择了卧轨自杀。十年前的冬天像现在一样冷，纽约市也没怎么变化；然而我已经从一个很把自己当回事儿的放荡大学生，变成了一个不把世界当回事儿的落魄博士生。我不知道自己对于学术还有多少热情，也不晓得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只知道这座城市曾经从内到外散发着水果茶的味道；而那时的我在大街小巷走着，肚子里满是这甜兮兮的香气。我似乎就是这座城市，永远不会迎来疲倦的时刻。如今，我早就变了，纽约也没了我所熟悉的人，摩天大楼的上空，更是只剩下了隐隐约约的尿骚味儿。

记忆中，女巫的戒指是绿色的。那天晚上，我们悄悄爬上了曼哈顿中心一栋大楼的天台。她的戒指在寒风中闪着绿莹莹的光，很像南北极宁静的天幕。寒风中，眼前这个波兰女人越来越神秘，让人误以为是天外来客。

十年前，我第一次来纽约。之前我对这里的印象还只是自由女神和华尔街上的牛睾丸。我走下飞机，来到嘈杂的车站，坐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地铁到了一可的学校。她以一个大大的拥抱迎接我。天有些飘雪，地有些湿润，一可的脸有些发红。我从未见过这么繁华的地方，在人流中兴奋地走着，时不时回头看看她。阿可一身白衣，娇小而灵敏，就像浪潮中的一条白色的海豚。走进街角的书店，我看到了裴多菲的诗集，和对面小屋里美丽女巫的影子。我坐在书店咖啡馆的座位上，把黄澄澄的冰激凌蛋糕送进一可樱桃一样的小嘴里，如我们高中时候那样。

在天台上，女巫告诉我她在年轻时爱上了一个头发像火炬一样的爱尔兰人。后来火炬突然被点着了，爱尔兰人发出杀猪似的的嚎叫，离开了人世。女巫用尽她知道的一切巫术，都没有让爱尔兰人重获生命。从此，她就独自一人住在纽约街角的小屋里。她那时候既是女巫，又是一名心理系的大学生。这是个美丽的怪人，大概什么都学不会。

后来，她问我喜欢什么音乐。她说波兰出过三位人类历史上的一流伟人，其中一位就是她最爱的音乐家。我知道波兰人的民族情结很重，就像中国和美国。虽然我爱的作曲家是斯美塔那，但我依然告诉她，即兴幻想曲是最伟大的音乐。女巫听后很高兴，说她也很喜欢伏尔塔瓦河。可惜她不是斯洛伐克人，感受不到那种震撼。

从纽约回到学校，我还是时不时想起女巫那浅棕色的头发。那天晚上，她伸长脖子从天台向下看去，看到了拥挤的人行道、单行马路和脏兮兮的餐车；清冷的风在她的披肩发上吹出了一排排波纹。我也学着她的样子，把上半身探出栏杆。我的平衡能力一向很好，那天却不知为什么，不小心从高楼上翻了下去，坠入了钢筋水泥的丛林。我在风中打着滚，看到了三十层正在默默流泪的小伙子，看到了二十层独自喝红酒的女郎，看到十层抱头痛哭的情侣，还有女巫探出天台的身子。她的脸颊反射着远处的霓虹灯，忽明忽暗，变幻莫测，美不胜收。

我不曾坠楼，但是女巫后来却从站台上跳下去了，从此便永远地离我而去。这次我来纽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背包里的小红花放到和女巫亲密接触过的铁轨上。不久前的一个下午，她穿着一件紫色的呢子大衣，走进了地铁站。女巫解开大衣的扣子，露出洁白温润的皮肤，然后义无反顾地从站台上坠了下去。地铁从她身上碾过，她整个人变成了三段：紫色帽子盖住头，这是上段；大衣包住身子；这是中段；裸露的双腿像是一对儿象牙工艺品，这是下段。

半个月前，当听到这些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接着，我才明白女巫死了，并陷入了一阵不可名状的悲哀。作为一个社会学系的博士，我的人情味难免淡一些。我平日的生活就是在涂尔干、亚里士多德那里找寻社会变迁的蛛丝马迹，然后变成涂尔啥也不干和亚里士缺德。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身边的人一个个走远，读过的书一页页忘记，生活的故事性也一点点消散。就在一切都丧失了灵气的时候，她的坠入又把我拉回了十年以前那段被灵感主导的岁月。于是我启程，前往日渐萧条的纽约。

十年前纽约的天台上，女巫趴到我的耳边，用一口深沉的英国腔说，世界是什么样子，和世界该是什么样子，根本不是一回事。然后她又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发现生活的真相。我告诉她罗曼罗兰的原文还有下一句，可是她却说，若是真能热爱它，说明还没有发现生活的真相。我觉得这一切都荒诞地有道理，于是就从高台上坠了下去。那夜的风中有着浓烈的杏花香，融合在汽车尾气的味道里。我在一百米的高空飞速下落，脑海中顿时回忆起来女巫的所有话。她说从前有一场森林大火摧毁了波兰的一个村庄。大火从东边决绝地走来，树木烧成了碧绿的翡翠，巨石熏成了墨色的玄铁，老虎化成了橘红的蜡油，兔子热成了雪白的爆米花。那个村子里住着两万名智者，他们的尸体在被烧焦时变成了一个个十字架，伫立在自家的花园前；滋滋的冒油声奏出了一首赋格创意曲，让远在斯大林格勒的不朽思想家听出了和谐之美妙。大火过后，这里便永远被封存，村庄的名字也从地图上消失了。女巫说，此事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那以后，她的家族就永远离开了伟大的土地，但她依然热爱着波兰，这份爱必将矢志不渝。

接着，她说我长得像东条英机。我非常生气，当机立断，从高台上坠了下去。

纽约的第一晚，我和一可在书店买了好多书。那家书店的顶层有不少珍贵的画册，有第一版的《悲剧的诞生》，还有一幅拜伦的画像。在画像后面，有一个算命的小铺子。女巫住在里面，手里抱着一只猫，而那只猫，也叫拜伦。那只猫刚刚死，柔顺的黑毛还有余温，这一切都像一首忧郁的诗。女巫早就预测到了黑猫的死，所以她的俏脸上没有悲哀。她告诉我她的巫术可谓炉火纯青，世界在她的面前已经没有了秘密。我当时半信半疑，此时肯定完全不信，因为她不知道社会学的秘密，不知道恼人的结构主义，不认识什么孔德齐美尔，更不知道我这样一个怪里怪气的人究竟该何去何从。

天台上，女巫说她觉得最美的情怀就是民族主义。我觉得她说话的神态极具艺术感，令人不忍反驳。她又说，东条英机和西贝柳斯都是民族主义者，只不过一者诉诸政治，一者诉诸艺术；一者在东，一者在西。所以人的动机是中立的，而工具和地理却是决定一切的关键。听到这些，我登时觉的这个人是从小说里走出来的，而且还不是什么正经小说。闭上嘴后，她朝着我笑了一下。她的脖颈白得丝毫没有血色，棱角突出的脸颊再次映出了远处的霓虹灯。那一刻，我觉得她说的话狗屁不通，却可爱的很。

此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如此有趣的人了，我身边的人也从未给我提起过什么最美的情怀。我读完了裴多菲的诗集，忘记了若隐若现的一可，开始在图书馆里日复一日地苦修。

那天夜晚，小铺子里的女巫告诉我，我的命运由三种东西构成：对知识的渴望，对爱情的向往，和对人类苦难的同情。我笑而不语，点点头，觉得她既聪明，又蠢；聪明在她用哲学家的名言来哄骗我，蠢在不知道我也认识罗素。女巫抓起我的手，用食指轻轻划过掌心。她的瞳孔绿油油的，双眼仿佛遗传自西伯利亚高原上的猞狸；而她腕上的皮肤凉的很，让人抓住就不想放开。

第二天，我在天台上约见了女巫。我在那里坐了一晚上，好似读了一本残缺不全的书。凌晨时分，天气实在太冷了，我就从高台上坠了下来。坠下去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民族主义，看到了巫术，看到了无聊的社会学，和茫茫黑夜中若隐若现的点点星光。

地铁到站了，我从包里掏出小红花，悄悄跳进了她卧轨的地方。那里插着一个牌子，写着：波兰女巫葬身之处。远处有两块紫色的东西，散发着浓烈的薄荷味。我把花放到了铁轨旁边，吻了一下冰凉的枕木。这时候，另一辆地铁进站了。它明晃晃的车灯像怪兽的眼睛。站台上的人发现了我，开始疯狂吼叫。这种吼叫声我很熟悉，邻居家的狗就是这么给我说话的。我从未搭理过它。

地铁缓缓朝我驶来，一切仿佛回到了十年前的那个感恩节假期。那时世界还没有那么乖张，我和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女孩走进了街角的算命铺子，见到了美丽的波兰女巫。

她坐到我的面前，悄声说道：“你知道吗，纽约最美的季节已经过去了。”

我抬起头，发现女巫的眸子像哈德逊河上的浮冰。如果再仔细看，我就可以看到点点星光， 那是大河两岸的万家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