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流亡日記】時空凝滯

這兩個星期我在當地參與了兩場集會，分別是六四集會及612的如水集會。

關於六四，說真的，以前對於參與六四的悼念集會沒有太大堅持。即使在香港，六四集會我也最多只是參與過一次，唯一的一次更是因為作為大學學生會成員有份舉辦；以個人身份參與的卻是一次也沒有。唯一的轉捩點，在於六月四日當日看到香港六四集會的現場直播。

今年的香港六四集會，是自1997年主權移交後首次被政府認定為非法的群聚活動，活動的地點維多利亞公園，甚至被警察封鎖不准入內（即使有市民在附近放下蠟燭悼念，警察亦會上前吹熄蠟燭及票控市民，有夠變態吧）。香港政府甚至多次傳出消息指會拘捕參與非法集會的市民，本以為香港人會因而失去走出來的勇氣，然而我看到的，是香港人放棄過去的路線分歧，繼續走上街頭，用行動戰勝恐懼。

那時候我十分懊惱，當香港人仍然努力抗爭的時候，我卻仍然為居留身份而煩惱、為明天而擔憂；我不知道仍有甚麼可以做。以前看到直播發生了甚麼事，我們都可以立刻登上巴士或者的士，立即去到現場聲援；但自從來到外地之後我甚麼也做不到。而當下我能夠做到的，可能就只有參與海外的六四集會。

我搭上了前往倫敦市區的鐵路，去到六四集會的現場。現場大概有一百至二百人吧，我看到的是一群又一群香港人，有一家老少前來的，也有以整套Black Bloc到場的年輕人，大家都以黑衣為記來到這地。在人群之中，我看到了一名早於年初已經來到英國的香港Youtuber，我們談論起香港發生的事。「本來也不打算參與集會，也因為看到直播才決定出來集會。」在談論間才發現，原來我們都是因為看到香港的直播才來到集會現場的。

作為流亡海外的香港人、抗爭者，我們對於香港發生的事處處感到無力。我仍然記得上一次在國外看著香港的直播，已經是2019年6月12日的事。當日仍然是記者的我，因為離港工作，我錯失了見證612現場的機會。當時我埋怨自己，為甚麼會在這個重要的時刻缺席，我整天只坐在酒店房間，眼前是酒店電視播放著的外國媒體直播，劃著手上電話的Telegram（手機匿名通訊軟件）追看最新情況；我一直心裡想著能夠快點回到香港就好了。最後得償所願，我趕及在616二百萬人遊行當日回到香港，我直接在機場跳上的士，趕到遊行隊伍當中。但到今天的看著香港的直播，一切好像已經不再可能發生了，即使我趕上飛機回港，我亦不可能參與到遊行示威的活動，因為我會被捕。我們是多麼軟弱無力，當決定離開香港，流亡他鄉，但好像已不太能夠憾動中共與港共政權。畢竟再多的力量，若不在本地發生，也只是空話。

說到612的集會遊行，當日的情況令我更為驚訝了。

倫敦612集會遊行的起步點在Ｍarble Arch，就位於著名的Hyde Park旁邊。我到埗時才發現人數之多，竟然不下於香港的集會示威現場，有香港新聞指有約千人，在現場的目測，沒有八百人也有七百人了，我即使準時到達，也擠不進台前的空間之中。聽不到台上的發言，我的目光轉到台下的人群當中。我留意到身穿Black Bloc的手足比起64當日的多了，隨著遊行起步，有一剎那我覺得，流亡者的時空原來一直停留了在2019年，我們帶著遺憾來到異地，但抗爭一直沒有停止。

流亡者在海外示威遊行，看似也只有「圍爐取暖」之效；然而這種的「圍爐」是必須的。即使遠在他鄉的香港人，即使是自身仍然尚未安頓好的流亡者，亦會一直支持屬於我們的抗爭，繼續用盡方法為改變香港用盡所有力量。畢竟我們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努力改變，而是改變了我們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