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诊之初的日子，没有天崩地裂

今天是2020年2月28日，距离3月1日的世界艾滋病零歧视日还有两天时间，朋友圈里已经有朋友在做一些预热。刚才看到宣传时，我脑袋一热，以为现在就是节日当天，心想着要找一个人分享这是属于自己的节日，却没有想到任何合适的人选。

去年10月底，我被确诊感染HIV，10月29日开始，便通过日记记录自己“新”的生活。虽然仅仅坚持了三十多天，但这份日记还是部分保留了我在确诊之初的琐碎日常，对我来说也是十分宝贵的存在。在零歧视日到来之前，我想逐渐将它们发布出来，同时激励自己继续留下一些记录，避免走过的日子很快在脑海里变得“面目模糊”。

2019年10月29日

刚刚爸爸发来消息“学习同时注意休息，健康放第一位”，但他并不知道我已经在昨天去医院确诊感染HIV，今天突然提前向他要生活费也是因为明天要做常规检查，他所理解的“健康”已经彻底离我远去了，我将用一生时间与艾滋病病毒共处。

一周前，因为一个公益项目我去医院做了HIV的检测，第二天早晨刚看完一则关于“传播性病罪”的新闻，突然间收到医生的电话。他让我立即去医院一趟，却硬是不告诉我原因，但我在追问中已经明了初筛应该是阳了（抗体检测结果是阳性）。当时正在校外，因为医生催得紧便叫了滴滴回学校去取身份证，进校门时便和保安说看病忘记携带医保卡请他通融放行。同样的情形其实前一天晚上刚刚经历过，晚上和小姐妹叫车回学校，在我们前面的两辆车都进了学校，偏偏轮到我们时车被拦住，保安说只有生病了之类的才能放车进去，当时我便非常“理直气壮”地掏出自己检查单和缴费单。万万没想到，第二天经历同样的事情，我却很可能真的病了。

到了医院，医生向我说明了情况，当时的结果还不能确定，需要送到上级部门再做一次检测，一周后通知结果，随后便用那些我早已烂熟于心的东西对我进行一番安慰。

很久之前，我以为以自己对艾滋病的了解和认识已经对它没有那么恐惧了，但最近的几次检测都有一番担惊受怕的经历，赤裸地向我展现了那些或许被隐藏的恐惧。然而这一次，突然阳了，我却显得有些冷静，最大的担心就是自己是否有可能在之前的性行为中感染别人。我在心里飞速地算了时间，回顾了最近的性经历，打算在确定的结果出来后一一通知可能的炮友。

回到学校后，想起不久前一位朋友写了自己假阳的经历，恰好寝室还留着之前活动剩下的快检试剂，便决定再给自己做一下检测。因为没有弹簧针，就从床头找了个回形针将就，扎了三四次还换了根手指才出了一些血。我趴在床上，定定看着试剂板显示结果的区域一点点被蔓延的液体湿润，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醒来时上面只有一条杠，是阴性。

初筛阳性的这天，我将结果告诉了五位朋友，认识最久也最熟悉的那位问我状态如何，我说还好，他说他有些小慌，我便回道：“感染了也没啥事，我现在想到的（对我来说）就是找对象、约炮要困难些，其它倒没有太在意。”他回我道：“你本来对这个就比较有思考，这些年也算是有一些成果了。”

我不知道他说的成果具体是指什么，要说实事，并没有做太多吧，或许最大的成果就是知晓结果时并没有感受到别人所说的“世界崩塌”吧。

一周的时间并不漫长，我还是照常地在微博逼逼和窥探世界，照常地逃课、害怕点名、补作业、做活动、抑郁和睡大觉，之前的感冒也没好透，腹泻也是断断续续，还是和前段时间一样容易疲惫和嗜睡，不过那时我也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都可能是因为感染造成的（急性感染期的症状）。

周日晚上，我聚会完回来，补了四周的实验报告，还剩了一半和一份2000字的论述作业，便不管不顾地睡下——心想着明天早起再补，顺带等待结果。

我在床上躺下，心里想着或许一早就能收到假阳的通知，但又转念一想，或许就真的感染了呢，便在不知不觉中睡下了。

周一早晨，我在来电铃声中醒来——

2019年10月30日

那天早上八点多，我被电话铃声惊醒，熟悉的声音让我立刻意识到就是之前接待我的那个医生（也不会有别人在这时候给我打电话啦哈哈哈），还是一样的套路，他并未直接告诉我结果，让我立即去医院一趟。

事实上，我清楚医院或是医生拐弯抹角的意图，但这个医生笨拙的回应——机械地重复直接去医院，没有让我感到足够的专业，这样的交流方式我也并不喜欢。我便吸取上一次电话的经验，直截了当地告诉医生自己“知道是阳性了”，并在后续的交谈中表现出积极配合的态度。

终于，我感到自己不在再被动，不再被视为一个可能崩溃或是做出极端行为的危险分子，而是一个有足够的能量应对感染事实的人。直到今天做完常规检测，我也都尽可能地保持了这样积极主动的姿态，用自己的实践去回击那些“感染后陷入绝望、生活崩塌”的刻板印象。我也并不觉得自己需要任何的惋惜、同情或怜悯，我在收到朋友的担心与关切后写下“希望更多被相信，不是更多被心疼。”

因为周一白天几乎满课（会点名的那种），我便和医生商量第二天再去医院。穿着单薄的衬衣、赤着腿在厕所里接完电话，早晨清冷的空气穿过敞开的窗户包裹着我，不知道是因为寒冷还是得知了感染的结果，又或许两者都有，印象中我双腿和声音都有些轻微的颤抖。但相比起来，下午就要交的作业才是更要紧的事情。我便很快穿戴好前往教室，一边想着要给最近的炮友挨个发消息，希望他们也能通过检测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同时我也担心自己会传染给他们。

上课中途，突然又是一个电话，是最初在泌尿外科给我开检查单的那位医生打来的，印象里他操着一口很不标准的普通话询问我是否知道自己的情况，没有任何协商余地通知我下午就要去医院，我也只好同意，和他定了下午三点。至于写不完的作业，也只能留着下周交了。这也让我再次感到作为病人的被动。因为下午满课，去医院又不需要挂号，也就没有凭证作为请假的证明，最终我用手机APP扫描了张一个月前去医院看腹泻的检查单，P了这天的日期，机灵地造了个假。但仍有一件事情让我感到困惑，早晨有和检验科的医生确定第二天再去医院，现在更改了时间还换了个人对接，是否需要告诉他呢？但最终我猜测医生之间会有交流并没有联系他告知时间的更改。但让我产生这样的考虑，我觉得医院的安排就是存在问题的，应该提前决定好由谁（哪个科室）和患者联系。

接完这通电话，我决定联系近期的固炮，最近只和他有过不太安全的性行为。我一边机械抄着实验报告，一边考虑着什么时间和他联系比较合适——现在他是否在认真上课；午饭时如果身边有同学，微信消息是否会被偶然瞥见；如果在下午三四节他没课的时候告诉他，时间上又来不及去做检测，会不会让他担心一夜；当面告诉他会不会好些，便于安抚他情绪（就和医生的考虑一样），但我会不会遭遇不测？微信告诉他的话，是否也先把朋友圈设置对他不可见......

12点半左右，没有选择当面，朋友圈也没有对他屏蔽，我估摸着他已经吃完饭准备午休，便以他和我聊天时常用的开头询问他“在干嘛”，得到的回复如我所料。我便继续说道：“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告诉你。”“你周三有事？”——上周他本要约我，但我因为知道初筛的结果，便一再推脱，最终和他约定这个周三；因为周一出结果，如果阴性，周三就可以和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照常约炮，如果阳性，也可以及时通知他，并且取消约炮。

他的回答超出了我的料想，他同样不会料想到我要告诉他的话。

“真假的”“那我完了”“那我死定了”“拿这怎么办”“可以治吗”“不是吧，我不想啊”“不是吧，这么倒霉了”“我害怕”“被我爸妈知道就死了”......

我在知道自己感染时，并未感到如此恐慌，如今回看他给我发来的一连串消息，却依然能感受到他庞大无比的恐惧，当时它们穿透手机屏幕扑面而来，甚至有些动摇了我的冷静。我试着安抚他，针对他的发问进行科普，但似乎都无济于事。他说他要请假，立刻就去医院。于是我也决定提前自己的时间安排，询问他是否需要陪同。他却迟迟没有回复，我的担心这才赤裸地暴露。

最终，我们在医院碰头，他戴着黑色口罩。已经确定感染的我，没有收到任何安抚。相反，我抚摸着他的肩膀，一边科普，一边安慰，一边领他挂号、就诊。我理解他这时在巨大的恐惧中对我无暇顾及，但感到自己并不被他关心还是有些失望。

“你心态真好。”途中他对我说道，上午我通知的另一个炮友也和我讲了一样的话。我把它看作一句不算褒奖的褒奖。

记不得因为什么缘故，恰好是进入诊室前的片刻，我向他坦诚自己在一周前就已接到初筛的通知（准确说应该是复查通知），当时没有告诉他是因为怕他由于没过窗口期不能去检查要经历较长时间的担心，而且当时不排除假阳性的可能。刚刚讲完，机器就叫到他的名字，时间仓促，也不知道他是否理解，这我有些担心会因为自己的隐瞒破坏他对我的信任。

进了诊室，医生问他有哪里不舒服，他却愣了半分钟左右没有作答。医生有些着急了，我看他依然不知所措，就直接讲道：“他想做个HIV的检测。”抽血前，我们坐在座椅上等待叫号，我依旧试着安抚他——把手搭上他的腿，却又感到有些生硬。抽血时，医生说要第二天才能领取报告，他回头追问我，“你不是说下午就能拿么？”我一个愣怔。之前他问我检测的事情时，我是回答他去医院要比疾控快一些，当天就可以但是要付费。

他抽完血时，三点不到。在泌尿外科住院部，我找到了第二个联系我的医生，他把我单独领进办公室旁边的一个房间，炮友（已经成为前炮友）被拦在门外。“你还知道自己病情啊？”他上来便问道，我一懵——除了感染了还有什么其它的病么？“是感染了么？”我问道，他并没有作答，却好像突然想起什么，说要联系另外一个医生，便开门出去了，我又是一脸懵逼。

借着这个空，我跑到一间病房借用厕所。看着小便从阴茎射出，突然想到尿液中也有病毒吧，沾到马桶上会导致他人感染么？但理智迅速否定了这一猜想。

不久，那个医生便又回来了，他重新把我领进房间，一边问我一些问题，一边填写一份问卷。从他生硬的询问中，我能感受到他对这份问卷并不熟悉。问卷上的问题，我觉得也并不友好，比如是不是只对同性有兴趣，有异性一点感觉都没有。知道我男同的身份后再做这样的询问让我感到有些冒犯，我想并不会有太多人会问一个异性恋者是不是只对异性有兴趣，有同性一点感觉都没有。后面他又问我曾有过多少性伴，就和曾经常在软件上被人询问这个问题一样，我感到瞬间的无措——四年炮龄，早已记不清和多少人做过爱，我也无意于记录这个或许庞大的数字，就和我不会数自己从小到大吃过多少顿饭一样。当然，我不会选择实话实说，医生（面儿上）信奉的那一套“洁身自好”的规训我也再熟悉不过。“三个。”我回答了这个在我看来还算合适的数字，以防自己在他眼里变成妥妥的炸弹。后面他又问道：“有没有异性性接触？”“没有。”“没有吗？异性性接触。”他和我强调了两三遍“异性性接触。”我虽然感到懵逼，却还是耐着性子作答，他却不耐烦了，“你不是有过三个性伴吗？”我觉得莫名其妙，“都是同性呀。”这时他才突然醒悟。

还好，没过多久一个女医生推门进来，终结了这场尴尬的问答，大概就是他之前急着联系的那位了。她一进门，就让我觉得阳光温和，她的询问也让我感到舒服和专业，期间还夹杂着对我做一些科普，告诉我没那么可怕，想必是医院里接受过培训，专门接待新发感染者的医生了。而我也总能在她卡壳的时候接上话，或是做些积极的回应。后来她和之前的男医生讲道：“毕竟是高等院校的学生，这些也都知道。”我却明白，其实并非高等院校的原因让我足够镇定和积极。

其它的，现在我就只记得又被问从哪儿接触相关的知识、之前不安全性行为的情况。她留意到表上写着我曾有过三个性伴，就和我说道：“还是固定伴侣比较好......”末了坠了句“异性恋也是这样。”我在心底一声呵呵，什么一生一世一双人，也只和一人做爱到老，当它们成为一种规训时都足够荒谬。

最后，她问我最近是否有一些症状，并帮我检查了甲状腺是否有肿大。我如实讲道，有持续的腹泻，还有点感冒。据她猜测，一个月前的腹泻可能是急性期的症状。那次挂腹泻门诊开的检查单，也就是我一个多月后P掉日期用来请假来医院确诊感染的这一张。

结束时，我向她请求道：“能不能麻烦您件事，一会儿（带我去疾控确认检查CD4事宜）也跟我同伴（她之前的用词）科普一下，他现在很恐慌。”她非常爽快的答应了。出门后，泌尿外科的那位男医生向她确认是不是没有自己什么事了，收到女医生肯定的答复后，他们又客套了几句，相互道了声“合作愉快”。这让我意识到，他们并非是“一伙的”，接待我的本应是这个女医生，但我在约定的三点之前达到，泌尿外科的医生才会在措手不及中临时上阵。随后，我和泌尿外科的医生分别在感染告知书上签了字。

之后，我和前固炮便跟着女医生前往医院后面的区疾控。电梯里，她很自然地开始向我和前固炮进行科普——艾滋病现在就像高血压一样事可以治疗和控制地慢性病......“会死吗？”前固炮嘀咕着问道，医生虽然没有听清，但也猜了个大概，便做了回答。疾控对接的那个医生并不在，这位医生一直到分别时都在向我们科普，并且安抚我前固炮的情绪，但似乎并没有明显的作用。

我感到有些无力。

除了对疾病本身的恐惧，那天他还有提到“会被歧视的”、找不到对象、没法生小孩......我问他，是不是也喜欢女生，以后有结婚生孩子的还算，他说是。像生孩子这样的问题，我还能给出确切的答案——HIV感染者也能生出完全健康的宝宝，但对于找对象的难题，我并没有办法作答，或说是给他一个“完美的”答案。我只能告诉他如果结果是阳性，之后有困难，也可以找我一起来想办法。因为一直在做性教育的缘故，我确实拥有相对更多的资源与社会支持。就业的问题，也被他谈及，医生说我国有明确的规定禁止在入职体检中检测HIV，但就我所知公务员就不收感染者。这个回答也并不能让前固炮满意，他依旧嘀咕着“希望幸运”“没那么倒霉”之类的话。

最后，我把他送上滴滴，自己乘公交回学校。在车上，女医生通过微信让我再安慰安慰他，也让我转告他可以直接加微信咨询她。我给他发了这样一段话：

抱抱啦，不管明天结果如何，过去的事情已经难以扭转，都只有振作精神继续走下去了。我不知道今天之后、明天之后，你会如何看待我。但是希望，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把我视作一个陪伴吧。如果有困难，也可以一起面对[皱眉]

他回我道：“等结果出来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