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時

上午，我收到了從英國發來的快遞，是十天前綫上購買的Sir Thomas Browne的選輯。可能因爲是牛津出版社前兩年推出的教用書目，所以北美的庫存不多。購物時提醒說要二月中下旬才到，沒想到提前了一個星期，是意外之喜。拆開包裹，冰涼的一大本，上了光的橘色封皮，沉甸甸的，捧起來格外珍重。自從讀了Sebald的‘The Rings of Saturn’，我就很想存留一本Sir Thomas Browne的書在身邊，可以像看字典一樣翻來覆去讀，像《辭海》。

小時候堂哥過生日，母親贈了他一套縮印本的《辭海》，還附贈了一隻放大鏡。禮物是早早就準備了的，所以在送給堂哥前，一直放在我房間裏。我沒敢張口向母親要，或者是要過了，母親叫我去堂哥那裏看就好了。總之，後來我常常坐在堂哥的學習桌前翻《辭海》。《辭海》裏的字與字都是相連的，所以可以從頭尋到尾，在概念裏走走停停，怎麽也走不完。想起來蔣君和我説過自己高中時喜歡讀字典，總是有一本字典放在床頭，大概也是一樣的道理。索引既為好奇心打開了門，又給讀者提供了安全感——一切都可以在這裏找到。因爲此間的一切都可以索引，所以這個世界是自洽的。一套當時的《辭海》就是一張對那時的世界觀的快照。

現在《辭海》一定已經增刪了好些。一零年代的時候，我對‘成人的世界’尚有敬許之心，並相信它是圍繞著一種嚴苛的美德運轉的。而字典像一個莊重的展覽場所，擺滿了這美德的遺珍。於是，某天看新聞說‘Selfie’一詞已經被添加進牛津詞典，我還兀自驚愕了半天，覺得把這樣口語化的用詞添進字典實在是‘有辱斯文’。後來才明白，那種對‘斯文’的想象其實是倨傲而危險的偏見，仿佛故人和今人真的有很大區別一樣。

話雖然是這樣說，如果我在最新版本的《辭海》裏發現了‘自拍’一詞，估計還是會稍作戚戚的。

可我已經十年沒翻過《辭海》了，甚至連再版的信息也一概不知。如今，一個小朋友儘可以打開維基網頁，從一個鏈接點到另一個鏈接，也能在無窮盡的索引中徜徉。但是這不會給小朋友留下關於拿著放大鏡翻看《辭海》的回憶了。如今，一切回憶都是關於屏幕的回憶，永遠從平面上投射而出，散發著冷酷的微光。如今，一切回憶都不再是回憶，它們或是被埋進暗無天日的硬盤，或是被投入遙不可及的雲端。‘此刻’可以被無限捕捉，懸挂進隨時發光的數字長廊。它是永恆的長廊，不會因爲溫濕變化褪色，不會因爲磨損而喑啞，音聲不改，鮮活如初。這些不會腐朽的記憶殘片讓我感到擔心。如果連續發生很多糟糕的巧合或是意外，或許互聯網也會經歷永久的失憶。那個時候，屏幕上就只剩下冰冷的白光了。記憶的長廊一片空白。那樣的話，我的過去也不再是永恆的了。

這是不切實際的恐懼，不是因爲服務器全部崩潰的幾率真的很小，而是因爲我的過去從未進入過永恆的場域。正像Sebald在評價Sir Thomas Browne時説的那樣：在每個事物的新生中都早已暗含了死亡的陰影。Sir Thomas Browne是相信重生的。這讓我感到格外親切，因爲我曾在痛苦中這樣想：或許活著就是要情願去相信奇跡，也情願接受奇跡的死亡；最後，情願去相信奇跡的復生。光是死就已經很遠了，要去相信重生，自然需要更大程度的情願。因此，我對這個未曾謀面的人產生了深厚的好感。Sir Thomas Browne學醫，喜好外語、米爾頓和但丁，以及古玩。他有一個私人藏書舘，裏面的除了醫學、科學、古希臘哲學與文學、拉丁語文獻等等之外，還有許多關於星相、面相以及煉金的珍貴藏本。在他死後，藏本被悉數捐贈給了大英圖書館，在精研的關照下享受緩慢的腐朽。

我挑的選輯是平裝的版本。我把書翻到側面，發現書脊上有一道皺皺的疤痕，應該是在運輸過程中被磕碰了。櫃底剛好還有一截雪浪紋的白色和紙，於是決定裁下來一塊用來包書皮。

上次包書皮已經是小學的時候了。每個學年伊始，班主任會把上下學期的書都發下來。我把厚厚一摞課本背回家，和母親一起包書皮。那些年，學校門口還有擺攤的小販，每到發書的日子，小販就會在地攤上陳列各色的鮮艷油紙。有親長疼愛的孩子們圍在小攤旁邊，一一挑選。春天的柳絮很濃，學校門口會有人賣鷄雛和鴨雛。小鷄崽毛絨絨的，捧在手心很是溫暖。當時不知道，養鷄場裏的公鷄雛剛出生就要被丟進粉碎機，攪個血肉模糊。養鷄場的工人把這些沒人要的鷄雛偷偷拿來賣，勉强充得上是“外快”。小小的鷄雛進了各家各戶，很少能順利長大，通常是憋悶在紙箱裏，死在某個急匆匆的工作日的早晨。從此小孩子就不會再向家裏要鷄雛了。小孩子怕死。大家都怕死，但沒有人關心死。這個世界可以有多冷，被疼愛的人怎麽能知道呢？

初夏的時候，小學周圍的桑樹上會垂下毛毛蟲。嫩綠的背脊、鵝黃的腹部、黑色的斑點和觸角，柔軟地垂在小朋友們的肩膀上。我喜歡輕輕撫摸毛毛蟲的肚皮。毛毛蟲肚皮的柔軟材質使指尖的邁斯納小體傳來微妙而舒適的觸感，像許多輕聲齊奏的大提琴。與此同時，它又是那麽脆弱，時刻擔心會碾碎它。其實那是多餘的擔心，只要不是有意用力揉搓，是怎麽也不會碾碎它的。我裝作無意，用指甲截斷毛毛蟲。它的内臟是翠綠色的，黏糊糊地挂在手上，像是在暗示某種恥辱或是罪惡。我心虛地把蟲尸抹在樹幹上，沾一些土把手上的内臟吸附乾净，跑去找母親，不一會兒就把毛毛蟲忘掉了，連同對自己的羞愧。

我最初是不喜歡包書皮的，因爲那樣就看不到課本的封面了，只能看到書皮紙的花紋，顯得不嚴肅。母親卻覺得包了書皮才潔净規整，總是一定要陪著我一起包。漸漸地，與母親一起挑書皮紙，裁紙，包書皮就變成了每個新學年的儀式。後來，我升了初中，學生間開始流行塑料書皮，透明的書皮簡約又好看，一張可以用好幾年，我就再也沒和母親一起包過書皮。再後來，因爲整改市容，學校門口就再也沒有小販了。那些琳琅滿目的貝殼、彈珠、手串、玻璃絲、生物球、四驅車、萬花筒、竹蜻蜓，也再也不見了。我不知道小販們後來都去了哪裏，左不過是工廠、餐館和工地。 他們去了城市的暗處。城市的暗處是一個很少被想到的地方，那裏的聲音、畫面、心情都被圍在透明的、厚厚的墻裏。你每天路過無數個城市的暗處，但你從來看不到他們。他們也變得透明，漸漸發不出聲音。經過幾年的整頓，原本繽紛的市容變得灰暗，只有紅彤彤的橫幅拉遍大街小巷，刺眼得令人作嘔。

我自從對那些橫幅有印象起，就無時無刻不想逃離它們。一個個大字像獰笑的眼，盯著走在人行道上的我，看我有沒有在規規矩矩地做事。它們無孔不入，在夢裏偷聽我講話，讓初中的我覺得惡心。總是想不通，怎麽會有人用這樣粗暴而拙劣的手法表達自己的想法，怎麽會有人因爲看到它們而感到滿足。我的母親就很喜歡被橫幅圍繞的感覺，她説：“會有安全感，也覺得自豪。”我想，可能是母親對執政黨有很强的歸屬感。她也希望我能有這樣的歸屬感，也希望我能永遠留在她身邊。從小以來，母親總是感到不安，會不時玩笑似的問我如果她和父親離婚，我會不會跟著她。我從來都不會回答，因爲覺得無論怎樣都沒有分別。小時候我常回答：“只要有合理合法的撫養費，我跟誰都一樣。”全然沒考慮過父母的感受。我果然是一個被慣養大的孩子，所以對愛不屑一顧，仿佛它是可以被忽略的元素，無論有還是沒有，都是理所應當的。近兩年母親也問過同樣的問題，我說自己已經成年很久了，沒辦法考慮“跟不跟誰”的問題，叫她去問她的幼子。

我包完書皮，在書脊処用新買的深紅色墨水寫上了Sir Thomas Browne的名字，給書拍了照，發給母親。我在微信的窗口上打字，告訴母親我想起了小時候一起包書皮的事，叫她不要擔心被自己的孩子忘記。既然孩子是她生養的，那就是她的孩子。我也講了《辭海》的事情。母親說，她早忘記了。話説多了就會讓人疲倦，於是我們祝福彼此身體健康。

健康的身體是一種愚昧的狀態，而這樣的愚昧是最好的祝福。“無事發生”就是好消息。我們都希望大家不要知道病痛的模樣。健康的人也很難想象病痛與苦難，就像暖処的人很難想象寒冷、存在的人很難想象消失一樣。我關上燈，縮進被子裏，忍不住去想丰縣那個被囚禁的女人。事情到現在過去了十五天，徐州當局終於承認了此案涉嫌非法拘禁罪和拐賣婦女罪。“這個世界不要我了”，是多麽寒冷的一句話。這些年裏，系統性的無能與弱視讓事件得以潛伏這麽久，更不要提有多少相似的案件。這次，最初直播的人想必早就被警告過了，去探視的兩個網友也疑似收到了拘留通知書，那個女人的真實身份也尚未可知。但這已經是很令人寬慰的結果了。幸運的人沒辦法想象寒冷的真面目，只能盡力帶去慰藉。可是被砍下的雙手還能被捂熱嗎？我不知道她接下來的生活會變成什麽樣子，就像我不知道那些消失的小販都去了哪裏，不知道被丟掉的鷄雛原來會被扔進粉碎機，也忘記了自己會因爲好奇而殘忍地掐斷毛毛蟲。

面對那些被消失的人事物，我沒能做到任何。在對彼時的回憶或想象中，我想盡量忠實地書寫，徒勞地挽留即將消失的一切。然後，在世界的遺跡上，以忠實的勞作期待一切的復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