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History of Eastern Christianity译文1-2
第2节 科普特基督教的起源
创建人圣马可
科普特人以自己民族教会的使徒身份而自豪。科普特教会的创建人是圣马可,四福音书的作者之一,他所作的《马可福音》是最古老的正典福音书,为圣马太与圣路加使用,圣约翰可能也使用过。科普特圣统认为约翰·马可是他们未曾断绝的116位宗主教绪统中的第一位。他也被认为是第一位埃及圣人和光荣的殉道者。《亚历山大科普特教会宗主教史》(The History of the Patriarchs of the Coptic Church of Alexandria)是中埃及的al-Ashmunain主教Sawiris (Severus) ibn al-Muqaffa根据古代的科普特资料用阿拉伯语编写的并延续的,本书就以这位福音书作者与宗主教的传记开始。
圣马可的父母都是犹太人,定居在昔兰尼加,后来遭到柏柏尔部落攻击,地产也被洗劫因此他们决定搬到耶路撒冷,他们的儿子可能在耶稣降生后不久后出生在那里。很明显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谙熟希腊语与拉丁语,还有希伯来语。他的家庭非常虔诚,他在一生中也展现出强烈的宗教热情。他在表兄圣巴拿巴那里接受了基督教启蒙,但他也认识圣彼得和圣保罗。最重要的是,他很快与耶稣熟络起来,耶稣经常去他家,去了不止一次,并选他为七十门徒之一。甚至在我主升天后,门徒们还是在马可家聚会,在那里圣灵降临到他们身上。这一重大事件发生的房间,成为了历史上第一座基督教礼拜堂。因此圣马可是最接近我主生活的见证者之一,很适合撰写福音书。小亚细亚的希拉波利斯(Hierapolis)主教帕皮亚(St. Papias of Hierapolis)在1世纪提到了福音书,但他随意地讲马可的材料归于彼得,但福音书内的证据使他这种说法争议性很大。
当然马可和彼得一起在罗马的时候,这位开明能干的学者为彼得这位单纯的渔夫当翻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只是单纯记录彼得说的话,虽然我们可以想象门徒们尽力收集主言行的一切口传细节。福音书包括了包括彼得和保罗报告的原始目击材料。圣马可撰写福音书的时候可能用的是拉丁语或希腊语,也可能兼而有之。金口圣约翰(St. John Chrysostom)说这部福音书是在埃及用希腊语写成的。有说法认为这部福音书是在彼得和保罗刚刚殉难后写成的,但这值得怀疑,因为据说这部福音书在受难12年后,也就是公元45年就出现了,而彼得和保罗的殉难发生在尼禄统治时期,可能是在公元64年。无论真相如何,可以确定圣马可带着他的福音书来了亚历山大,虽然希腊语版本足以应付他在这座城市中的需求,但有人认为福音书也有埃及语言的版本,是为不熟悉希腊语的本地皈依者准备的。
圣马可不知疲倦,他和保罗还有表兄巴拿巴一起去了安条克,然后返回耶路撒冷,后来又陪表兄前往塞浦路斯。在意大利与罗马他和彼得很亲近,彼得亲切地称他为“我儿”。但是马可真正的工作是在非洲。首先,他穿越地中海来到五城(昔兰尼加沿海地区古代又称“五城”(Pentapolis)。此处的“五城”指的是昔兰尼加,不是意大利等其他地区的“五城”。)之地昔兰尼加,他父母过去居住的地方。此地被许多希腊人与犹太人殖民,为马可的热情送上满怀希望的成熟收获。在行了很多奇迹,播下了信仰的种子之后,他迂回穿过绿洲和巴比伦,也就是老开罗(开罗附近有一处“巴比伦要塞”(Babylon Fortress),似乎因此开罗附近的一些地区可以用“巴比伦”来指代。),然后到达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东方版本的罗马,无论是从这座城市本身的重要性还是异教重镇的性质而言,基督教都迫切地需要将此一举拿下。这是一项有价值并很危险的任务。
在这里我们就要面对重要的日期问题了。《宗主教史》明确提到,基督升天后15年,也就是公元48年,彼得和马可得到了应前往罗马和亚历山大的启示。其他的资料说马可在公元55年、58年或是61年进入亚历山大。无论马可出现在亚历山大的确切年份是多少,各种观点公认他在公元68年殉难。这段时间足够他完成自己的使命,赢得许多皈依者。
故事说他从东门进城的时候把鞋带弄坏了。因此他去鞋匠处修鞋。鞋匠拿起锥子修鞋的时候,不小心把手扎破了,此时鞋匠大喊“Heis ho Theos”(希腊语,意为上帝唯一)。马可大喜,行奇迹治好了他的伤,鼓起勇气向他充满渴求的第一个皈依者上了一课。这个人就是阿尼亚努斯(St. Anianus of Alexandria),马可的继任者,第二位亚历山大宗主教。信仰的火花已经点燃,鞋匠带使徒回了家,全家受洗,许多人也跟着受洗了。活动非常成功,以至于到处传言说城里有个加利利人要推倒偶像。群情激奋,人们满城找他。使徒察觉到危险,任命阿尼亚努斯为主教,还任命了三位司祭七位执事,以防自己遭遇不测。
之后他似乎进行了两次旅行。第一次坐船去罗马与彼得和保罗会面,在公元64年他们殉难后离开罗马。在返回亚历山大之前他停留在威尼斯附近的阿奎莱亚。在确认信众信仰的坚定后,他决定访问五城,在那里他停留了两年,行奇迹,任命主教和司祭,赢得了许多皈依者。在最后到达亚历山大后,他大喜过望,发现弟兄们已经人数众多,能在城郊的Baucalis区,那放牧牛群的海边建一座相当大的教堂。
这时候有谣言说基督徒要推翻异教徒的神灵,激怒了崇拜偶像的民众。最后的时刻来了,圣徒被敌人无情地追捕,在公元68年复活节,也正好和塞拉比斯节同一天,愤怒的暴徒们聚集在Serapion并在基督徒在Baucalis庆祝复活节的时候袭击了他们。圣马可被抓住,用绳子拴住脖子游街,夜里被关起来。第二天同样的折磨又重复了一遍,直到他死亡。他的身体撕裂,血迹斑斑,暴徒们打算烧了他的尸体。但是突然下起了大雨,民众就散去了。基督徒偷走了他的尸体,埋葬在先前他们用岩石雕刻的教堂祭坛下面的墓地里。
在接下来几个世纪里圣马可的遗体并没能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在随后科普特人与当权的皇帝派(Melkite)(Melkite,指迦克墩大公会议后拥护会议决议的东方基督教派别,现在主要分布在黎凡特,一般汉译为“默基特”,分属东正教和东仪天主教。)之间的裂教时期中,保存圣马可遗体的教堂控制在后者手中。642年阿拉伯人袭击亚历山大时,教堂被洗劫一空,圣衣和使徒的头被偷走了。城市恢复和平后,教堂和使徒的身体依然控制在皇帝派手中。但是后来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头被归还给了阿拉伯总督,总督把头送给了科普特宗主教便雅悯(St. Benjamin I of Alexandria)(St. Benjamin I of Alexandria,第38代亚历山大教宗,623年至662年在位,是穆斯林入侵埃及后的第一位亚历山大教宗。),希腊人离开后的唯一一位教会领袖。根据威尼斯人自己的说法,威尼斯商人在828年偷走了圣马可的无头身体。他们把身体藏在腌猪头的桶里逃避穆斯林的检查。威尼斯用这种方式获得了圣马可共和国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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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教宗西里尔六世在开罗科普特正教会圣马可主教座堂的落成典礼上抱着装有圣马可头颅的圣髑盒(1968年6月25日)图源:https://www.traditioninaction.org/RevolutionPhotos/A085rcHeadStMark.htm
迫害时代
尽管亚历山大的罗马当局宽恕了圣马可,但圣马可的殉难实际上是被激怒的异教民众自发的暴力行为。对这些希腊人来说马可是一个可恶的犹太人,他令人难以理解的新宗教是反宗教的、不道德的、不爱国而且对社群和国家都不忠。基督徒是密谋反叛者,反对历史悠久的多神传统和皇帝的神性。基督徒有点像被扼杀在萌芽中的虚无主义者,后来罗马的一切不幸都被归于基督徒,饥荒、瘟疫、干旱、洪水,概莫能外。基督徒激怒了强大的神灵,破坏家庭,腐蚀古罗马的美德和希腊的思想。基督教受到普遍的误解和诽谤,人民要求灭绝基督教。因此可以说迫害时代就像马可的事件一样,是人民开启的,国家也在处决中起了重要作用。关于迫害时代起源的尼禄浪潮并不能适用于随后而来的其他皇帝治下的恐怖浪潮。无论如何,在基督教历史的第一个世纪,大部分皇帝似乎都立法解散基督教以回应人民的愿望。即使是圣人般的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也发现迫害政策是不可避免的。
亚历山大基督徒的社群在马可死后低调行事,似乎在等待时机。为了避免更多的灾难,基督徒们既不喧闹也不炫耀。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发生的事情,资料很少提及。实际上,《宗主教史》仅仅列举了接下来十位宗主教(68年至188年)的祝圣与死亡,没有提及更多的细节,直到奥利金(Origen)的同时代人,第12代宗主教德米特里一世(St. Demetrius I of Alexandria),在他治下发生了第一次由国家支持的对埃及基督徒的迫害。皇帝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颁布法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皈依基督教的行为,他的法令于202年在埃及得到严格执行,对希腊人、犹太人和埃及人一视同仁。亚历山大教理学校被关闭,尽管其成员继续在其他地方聚会。基督徒被剥夺了本来是授予犹太人的免除在皇帝雕像前焚香义务的特权,拒绝遵守这一象征效忠皇帝义务的人会被从其他地方抓到亚历山大,在那里面对严峻的命运。一些殉道者被砍头,一些被喂狮子,还有的被活活烧死,不分年龄和性别都受到了肮脏的折磨。奥利金在这次屠杀中失去了自己的父亲列奥尼达(Leonidas),但是自己被母亲救下了,他的母亲把他的衣服藏起来,不让他去见指控他的人。但事实证明皇帝的努力是徒劳的。主教的数量一开始被限制在三名,等到他通知默契却增长到20名。
之后随着不关心宗教分歧的冷漠皇帝的上台,基督徒度过了一段短暂的平静时光,虽然迫害基督徒已经成为统治者的一贯国策。下次波及埃及的大规模迫害发生在德西乌斯(Decius)的短暂统治时期(249-251)。这位皇帝对基督教的快速传播感到不安,在250年颁布法令,要求每个公民都需要从本地行政长官那里得到一份证明自己曾向诸神献上牺牲和酒水的证书(libellus)。拒绝遵守的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酷刑折磨。在亚历山大之外的许多城市和村庄,数千殉道者因此死亡。悲痛、恐怖与绝望席卷埃及。迫害在他的继任者瓦勒良(Valerian)(252-260)治下有增无减,一些基督徒弃教保命。宗主教狄奥尼修斯(St. Dionysius of Alexandria)(第14代亚历山大教宗。)(246-264)一直是一个逃犯,出于明智与权宜之计,采取了比他前任更宽大的政策,只要有忏悔的证据就可以重新接纳弃教者。基督徒一直受到迫害,直到262年踩在加里恩努斯(Gallienus)皇帝的治下过上了平静的生活。加里恩努斯麻烦缠身,徒劳的绝望环境让他颁布了宗教宽容的法令。可能是史上首次,基督教被承认,基督教活动被容忍,教堂允许开放,被没收的基督教财产予以返还。
这短暂的安慰振奋了基督徒破碎的心灵,激发了他们重建被毁教堂并新建更多宏伟教堂的热情。来自官方的怀疑随着罗马专制主义的加强再起甚至更加强化,这种变化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皇帝在位期间(284-305)发生,戴克里先时代在科普特人的观念里也是迫害时代的最后阶段。
但是公平地说,我们应当记住戴克里先开始统治的时候,对埃及尤其是亚历山大城,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宽宏大量。他在埃及的南大门塞伊尼(Syene)(现代的阿斯旺)建造工事,保护上埃及免受来自努比亚的布莱米耶斯人(Blemmyes)的破坏性入侵。在亚历山大,一个名叫Lucius Domitius Domitianus,绰号阿喀琉斯的罗马军人叛乱,自封皇帝(297年Domitianus自封皇帝,起兵反叛,占据亚历山大。当年冬天去世,戴克里先在次年3月破城。)。戴克里先立即亲临埃及海岸,经过一场八个月的围困拿下了城市。城市的部分地区被进攻摧毁,贸易也因为局势不稳而衰退。瘟疫与饥荒即将在这座枯竭的城市发生,直到戴克里先把部分埃及谷物送到亚历山大而不是罗马,拯救了居民的生命。为了纪念戴克里先的大恩,人们树立起了一根巨大的红色花岗岩柱子,柱头矗立着一座皇帝的青铜雕像。柱子现在还在,但是雕像已经消失了。
戴克里先想要更多。他想要把自己的专制主义贯彻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基督教成为他政策的最大障碍,而基督徒的数量也增长到危险的地步。302年他从军团开除了所有拒绝向罗马诸神献祭的士兵。在接下来的一年他颁布法令要求全帝国毁坏基督教堂和基督教文献,没收基督教财产,所有基督徒都被开除出国家机关。禁止基督教公共集会,违反皇帝命令者处以死刑。
但是基督徒已经不是一小撮不信奉传统宗教的人。他们现在数量众多,足以施展报复; 当他们施展报复的时候,罗马法律就毫无慈悲地打击他们,结果导致了最可怕的一波压迫与殉难浪潮。致残、肢解、致盲、慢慢进行恶魔般的折磨,以及火刑,这些都在帝国官员用来摧残受害者的野蛮行为之中。直接斩首是一种不寻常的仁慈行为,是很罕见的特权。在纯粹的人类屈辱的胁迫下,一部分人弃教了,但人数显然不如以前迫害时候那么多。优西比乌(Eusebius)的《教会史》与《宗主教史》之类的著作里描述了大量残暴行为,读起来让人不寒而栗。烈士人数众多,地牢里挤满了各行各业不同阶层的男男女女,排队等着上肢刑架(原文是“rack”,是一种古代刑具,把人的手脚捆起来连接到滑轮上,转动滑轮把四肢向外扯。)和绞刑架。很难想象教会官方统计有144000到80万殉道者。另一方面,我们要记住,戴克里先发起的迫害政策被他在东方的继承者,马克西米努斯·戴扎(Maximinus Daza)(Galerius Valerius Maximinus(270-313),原名Daza,是戴克里先继承人伽列里乌斯的养子,305年至311年任东部皇帝。原文是Maximinus Daia,是基督教作家对他名字的错误记录。)继承了下去。据说这场迫害持续了近十年,这可能是殉道者数目如此巨大的原因。马克西米努斯的受害者中有第17代宗主教,彼得一世(St. Peter I of Alexandria)(302-311),以“封印殉道者”之名广为人知。
即使只是从那个时代的殉难者中选出一部分来,也难以列举穷尽。科普特圣人与《圣人的生活》(Lives of Saints),也只是列出了那些牺牲英雄的一小部分。不过,几个例子会对我们有所启发。圣索菲亚,中埃及古孟菲斯的一个本地人,在第7代牧首欧迈尼斯(St. Eumenes of Alexandria)(129-151)时期去世,是哈德良皇帝(117-138)与安东尼庇护皇帝(129-151)的同时代人。她的遗体后来被君士坦丁大帝(313-337)运到君士坦丁堡,著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就是奉献给她的。(译者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译者看到的所有资料里都说圣索菲亚大教堂是献给圣智的,从来没听说过是献给某位叫索菲亚的圣人的。不知道作者这种说法从何而来。)圣德米亚纳是北三角洲地区一位总督的女儿,她与四十名贞女一起遁入修道院,全部被戴克里先皇帝所杀。(圣德米亚纳与四十贞女(St. Demiana and the 40 Virgins),科普特女性修道制度创始者,死于戴克里先教难。)她隐遁修道并殉难的地方至今仍是广受科普特人喜爱的朝圣地。307年时,亚历山大的圣凯瑟琳(St. Catherine of Alexandria)在18岁的年纪在马克西米努斯(原文写的是Maximinus,可能是指Maximinus Daza,但是传统上都说圣凯瑟琳是死于马克森提乌斯皇帝(Maxentius),不知道作者是否笔误。)治下殉难,西奈山上现在还矗立着以她命名的修道院(Saint Catherine's Monastery)。著名的罗马军人圣乔治(St. George of Lydda),可能是小亚细亚卡帕多西亚的一位贵族,因为违抗戴克里先的命令而殉难。他可能埋在巴勒斯坦,但据说他的遗体被科普特宗主教加百列二世(St. Gabriel II of Alexandria,第70代亚历山大教宗。)(1131-1145)带到埃及。绰号“双剑”的圣墨丘利(St. Mercurius)(传说圣墨丘利和蛮族作战的时候,天使长米迦勒赐给他一把剑,他就用自己的剑与天使所赐的剑战斗,因此绰号“双剑”,在阿拉伯语世界经常被称为Abu-Sayfain。埃及有个和圣墨丘利有关的民间传说:几十年前埃及军方想修路,需要拆除圣墨丘利女修道院,院长圣伊琳娜(St. Mother Irini 1936-2006)向圣墨丘利祈祷,圣墨丘利显现,把她传送到时任总统穆巴拉克的卧室里。穆巴拉克被他们叫醒之后看到两人,非常震惊。得知原委后答应不拆除修道院,并秘密皈依了基督教。),另一位罗马军人,在德西乌斯(Decius)皇帝治下在250年殉难,埋葬在巴勒斯坦。一位15世纪的科普特宗主教把他的遗体转移到老开罗,现在那里仍然有一座奉献给他的女修道院和一座奉献给他的教堂。
戴克里先的迫害给科普特人的生活与思想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科普特人决定决定在教会采用殉道者日历——就是殉道纪年(Anno Martyri),这对科普特人来说和主的纪年(Anno Domini)同等重要。殉道纪年的元年在公元284年,即戴克里先登基的灾难之年。他们历法的月份是从古埃及的远祖那里继承来的,科普特时代的农民用,现今埃及的穆斯林农民一样也用。这种倾向流露出埃及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在在宗教上,在很久以前也有民族主义情绪。
戴克里先于马克西米努斯·戴扎之后,迫害基督徒的浪潮逐渐退去了。下一阶段以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著名的《米兰敕令》开始。他甚至在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统治者之前就颁布了敕令,从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实现了宗教宽容。在323年之后,形势发生逆转,君士坦丁大帝禁止异教活动来支持已成为国教的基督教。(作者的表述很不准确。323年君士坦丁大帝禁止基督徒参加国家祭祀(异教祭祀),但君士坦丁时期从来没有全面禁止异教。)这次就轮到占人口多数的基督徒开始迫害占少数的异教徒了。 在埃及,宗主教狄奥菲鲁斯(第23代亚历山大教宗。)(St. Theophilus of Alexandria)(385-412)亲自带领了本地反对塞拉比斯神庙的暴动。克诺珀斯(Canopus)(阿布基尔Abu Qir)的神庙389年陷落,在首府亚历山大的主庙也在411年被攻陷。托勒密图书馆,或者说是Mouseion(Museion(Mouseion of Alexandria),托勒密王朝在亚历山大建立的学术机构。)的主要部分也随之被毁。基督教僧侣的大军在亚历山大扎营,准备攻击残存的异教人口。415年他们拦截了最后的新柏拉图主义异教哲学家希帕提娅(Hypatia),一位尊贵的女性,她当时正从Mouseion的讲座回来。他们把她拉到了Cresareum,现在是一座基督教堂,用石头砸死了她。
希帕提娅的惨死结束了迫害故事的篇章,她是古希腊文化的最后微光,现在已经正式熄灭。埃及和文明世界已被基督赢下。偶像崇拜已经失去官方地位,再无更多异教徒可供迫害。下一轮该迫害谁了?在迦克墩的故事及其遗憾后果中我们可以看到,答案就是基督徒迫害其他基督徒的时代到来了。
亚历山大基督教目前是世界之光。科普特教会令人崇敬的教父们,亚历山大教理学校的伟大神学家们,科普特圣人与异端,修道主义的创始人们,所有这些人以及其他不可胜数的著名科普特人为建立新信仰做了永久的贡献。在整个迫害基督徒的时代里,科普特人无畏地为信仰而战,并进行崇拜,不是在隐蔽的墓穴或地下藏身处,而是在地表公开崇拜,为自己请来殉道的王冠。他们在过去已经赢得了许多精神的战斗,但是在未来与其他基督教教派在信理(dogma)和教义(doctrine)上的更多战斗还在等待着他们。(原文中用了dogma和doctrine,二者的意思有细微的差别。但是这次翻译我们不纠结具体的神学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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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刑架“rack” 图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Rack_(torture)
教理学校
亚历山大教理学校(Catechetical School of Alexandria)毫无疑问是基督教早期最重要的神学学习机构。学校成员构想了最早的基督教神学体系,撰写了一些里程碑式的解经学著作。但它的课程绝不局限于神学。虽然它在信仰时代最主要的功能是宗教,但它是一所包含了人文、科学和数学等许多其他学科的学校。它的起源已经消失在时间的迷雾里了,我们对它的了解必须和主持学校的著名学者联系在一起,虽然没有理由相信学校在他们很早之前就创立了。但本地正教关于圣马可是学校创建者的猜想必然属于传说。在大约在190年去世的潘代诺(St. Pantaenus the Philosopher)的生平中,最早一次提到了这所学校。从那时起,这所学校就和更古老的异教学校Mouseion平行存在,直到后者逐渐衰落,并在415年希帕提娅被暗杀后遭到清算。
我们所知的大部分亚历山大基督教的杰出领袖都和学校有关,不是老师就是学生。实际上,学校的历史可以总结为领导者们的传记,他们对神学研究的贡献现在仍然是所有基督教神学研究的坚实基础。学校第一位伟大的领导者是潘代诺。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他的出身,他可能是一位西西里人。科普特人说他是埃及人。他当然是亚历山大的居民。他除了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也被相信是采用希腊字母书写科普特文的早期设计师之一。他的解经学著作已经失传。在他在职期间,德米特里一世宗主教派他去印度传教,据说他是在为学校找了一位合格的领导人之后才出发的。
他选择的继承人是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St. Clement of Alexandria)。克莱门特是潘代诺最著名的学生,可能在150年左右出生在雅典的一个异教家庭,在公元215年左右去世。他在190年之前成为学校领导者,正值皇帝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严酷迫害期间。他逃离了亚历山大。他研究诺斯替主义,诺斯替主义在当时有很多倡导者与追随者。有趣的是,他并不是完全这一备受争议的思想。他似乎赞同诺斯,也就是宗教知识或启示,是基督完美性的本质。和苏格拉底一样,克莱门特认为无知比罪恶更糟糕。他甚至宣扬哲学来源于神,致力于证明教会与经文和希腊哲学并不是不相容的,不应该阻止慕道者学习希腊学问。我们发现克莱门特热衷于将神学与哲学一同教授,虽然他有时发现自己处于尴尬境地,在致力创建希腊人抄袭摩西与《旧约》的理论。无论如何,克莱门特著述颇丰,虽然大部分都已经失传。他的主要著作有《劝勉希腊人》(An Exhortation to the Greeks)、关于基督生活与道德准则的《导师》(Paedagogus),还有他的《杂记》(Miscellaneous Studies/ Stromata)。他在著作中写了许多不同性质的论文,有的难以理解。他的博学尤其体现在他一系列努力调和希腊文化和基督教的讨论中。他被正确地认为是基督教自由主义最早的使徒。
克莱门特之后,约215年奥利金接手了学校。他是真正的埃及之子,骨子里是科普特人,185年左右在亚历山大或是埃及的其他地方出生,父母都是热忱的基督徒,最后在254年左右去世。他是克莱门特最杰出的学生。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就经历了父亲为基督信仰而殉道的痛苦。作为一个青年人,他天生就极端禁欲,进行严格的彻夜祈祷,并从字面上实践福音书的教导到了自残的地步,把自己变成了阉人,这导致他在后来与专横的宗主教德米特里一世发生了纠纷。他欣然从老师克莱门特那里吸收了大量知识,丰富了自己的头脑。他也师从新柏拉图主义真正的阿摩尼阿斯·萨卡斯(Ammonius Saccas)(174-242)学习异教哲学与文学,这位老师直接影响了普罗提诺(Plotinus)。他肯定和普罗提诺一起参加过萨卡斯在亚历山大托勒密学校的讲座。他还到处旅行,熟识了当时最杰出的学者与教长。他从阿拉伯漫游到叙利亚,又到希腊和罗马,在罗马参加了圣希坡律陀(St. Hippolytus of Rome)的布道。奥利金注定要成为古往今来全世界最伟大的解经学者之一。
作为一位圣经学者与哲学家,他博学多才,创造力极强。《旧约》和《新约》几乎找不出哪一卷他没发表过长篇大论。他令人震惊的《旧约》评述版《六种经文合参》(Hexapla)把当时所有能得到的经文版本,有的是希伯来文版有的是希腊文版,排成平行的六栏进行对照,(奥利金收集了当时的六种旧约版本,有的是希伯来语版,有的是希腊语版,排成并列的六栏逐词对照,研究《旧约》文本。)这部著作后来被在凯撒利亚(Caesarea)圣哲罗姆(St. Jerome)所使用。他重要的解经学评论《旁注》(Scholia)被鲁菲努斯(Tyrannius Rufinus,4到5世纪僧侣,将大量希腊教父,特别是奥利金的著作译成拉丁语。)部分译成拉丁语。这两部著作现在都只剩残片。奥利金的著作被认为是最早的基督教布道的样本之一。在神学领域,他最重要的著作是《论首要原理》(De Principiis),将基督教教义系统化为四卷书:《论神与天国》《论人与物质》《论自由意志及其影响》《论经文》。虽然这部雄心勃勃的著作原版已经消失,但其大意在鲁菲努斯与圣哲罗姆不充分的拉丁语译本中保存下来。在一篇名为《驳塞尔修斯》(Contra Celsum)的论文中,奥利金在2世纪异教哲学家塞尔修斯的攻击中捍卫基督教。他写了很多关于苦行禁欲的著作,其中有两部(作者没说是哪两部,译者也不知道。)流传至今。《劝诫殉道》(Exhortation to Martyrdom)作于235年马克西米努斯皇帝的迫害期间。他更广博的著作《论祈祷》(On Prayer)对早期基督徒的思想有巨大的吸引力。
他的麻烦在第一次访问巴勒斯坦的时候又开始了。他应爱利亚(Aelia)(即爱利亚加比多连(Aelia Capitolina),罗马人在耶路撒冷建立的殖民地。)和凯撒利亚主教之邀在他们的教区布道。在亚历山大的教会纪律里,平信徒在主教在场时布道是不可想象的。德米特里是一位非常专制的神职人员,无意中将宗主教特权推向了君主制的边缘。他无法接受这种不受控制的主动性,即使是像奥利金这样的伟人也不行。218年左右,德米特里立刻把奥利金召回亚历山大。在大约12年的时光里,奥利金挺过了聚集在他四周的风暴,埋头写作与教学。“邪恶之风”不断向他袭来,教会会议开始讨论他的生活,仔细研究他的思想。最后解脱时刻还是到来了,他在230年逃回巴勒斯坦。他在那里备受尊敬,立刻被授予牧职。这不出意料地激怒了德米特里,他立刻宣布任命无效,将这位顽固的对手逐出教会,从教理学校开除。奥利金成了流亡者,231年在凯撒利亚定居,一所新学校围绕着他出现了,诞生了更多出众的学生。他的一些学生,比如本都的新凯撒利亚(Neocaesarea)主教神行者格里高利(St. Gregory Thaumaturgus of Neocaesarea),后来升到教会圣统制中的关键职位。他对巴勒斯坦内外的神学疑案进行仲裁,但他在凯撒利亚平静时光中真正的荣耀是在此完成了大量著作。
在250年的戴克里先迫害中,这位大师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但仍然显示出惊人的勇气。他被关进监狱折磨。虽然他熬过了恐怖的折磨,重获自由,但健康受到损害,255年在苏尔(Tyre)去世,时年69岁。
奥利金像其他大多数世界知名的思想家和多产的作家一样,在生前身后都是一个富有争议的人物。奥利金主义在神学与哲学的领域都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有支持奥利金的学派,同时也有热心反对奥利金的学派。这短短的几页不足以对奥利金的那些理论做哪怕是最简要的分析,比如神的统一性,它与三位一体的关系,从属论(Subordinationism)(一种基督教思想,认为圣子与圣灵低于圣父,现在不被主流教会接受。奥利金的许多理论现在都不被主流教会接受。),他认为灵魂在受孕前就存在以及死后命运的大胆理论,以及其他关于物质与形而上存在的深不可测的理论。在为他辩护的人中,我们能读到圣潘菲路斯(St. Pamphilus of Caesarea)(209年殉道),圣亚他那修(St. Athanasius of Alexandria),圣巴西流(St. Basil the Great of Caesarea),纳齐安的圣格里高利(St. Gregory of Nazianzus),盲人狄迪莫斯(St. Didymus the Blind)和其他人。反对阵营也有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Salamis)(在现在塞浦路斯法马古斯塔附近,和萨拉米斯海战的萨拉米斯是两个地方。)主教圣伊皮法纽(St. Epiphanius of Salamis),还有后来转而反对奥利金的圣哲罗姆与亚历山大的狄奥菲鲁斯(St. Theophilus of Alexandria)。短暂的平静后,对奥利金的争论在6世纪再起,在查士丁尼一世皇帝(Justinian I)的默许下奥利金受到542年与553年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的两次会议(即543年的君士坦丁堡主教会议(Synod of Constantinople 543)与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Second Council of Constantinople)。作者各种事件的年份偶有一两年的误差,或许是资料不同造成的。)的谴责。
在德米特里与奥利金的不和爆发,后者决定离开埃及前往巴勒斯坦的凯撒利亚之前,亚历山大教理学校虽然与教会联系密切,但至少在理论上,也在相当程度的实践上,保持了学术自由与独立。奥利金逃往巴勒斯坦并被亚历山大方面解职之后,学校就处于宗主教与教会的直接控制下了。他的继任者是赫拉克拉斯(St. Heraclas of Alexandria)(第13代亚历山大教宗,奥利金的学生,曾主持亚历山大教理学校。),后来接替德米特里,在230年至246年任宗主教。他的第一项举措就是撤销前任将奥利金逐出教会的判决,催促这位大师返回亚历山大,但是徒劳无功。他在位期间还有另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据说当他把本地主教的数量增加至20名时,教会的监督们决定把他和其他主教区分开来,称他为“Papa”。如果传说为真,那么基督教世界第一位获得教宗头衔的教长就是3世纪早期的科普特人赫拉克拉斯,远早于罗马教宗。
学校的下一位领袖也是奥利金的著名学生,亚历山大的狄奥尼修斯(St. Dionysius of Alexandria),后来被尊为大圣人。他一直在学校任职,直到后来成为宗主教(246-264)。他在职期间麻烦缠身。250年戴克里先掀起迫害,宗主教被迫藏了起来,后来一度被捕,但是又逃了。257年瓦勒良皇帝又掀起迫害。埃及受到南方野蛮人部落的侵袭。在亚历山大,埃及行政长官埃米利安努斯(Lucius Mussius Aemilianus)(3世纪中叶的埃及行政长官,曾起兵支持马克里安努斯家族反抗加里恩努斯皇帝,马克里安努斯家族失败后自封皇帝,后兵败被杀。)自封皇帝,掀起内战,最后被帝国将军狄奥多图斯(Aurelius Theodotus)(罗马骑士,加里恩努斯时期的将领,后任埃及行政长官。)击败,抓到罗马。战争摧毁了城市,使人口大量减少,瘟疫与饥荒迫在眉睫。在每次迫害结束时,狄奥尼修斯都要面对弃教者问题。但他心胸宽广,重新接纳了他们,并禁止对回归的异端与裂教者进行再洗礼。令人惊讶的是,他居然有时间创作了许多神学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体现出了自己独立但富有争议的思想。在罗马,他被自己的同名者(圣狄奥尼修斯(狄约尼削),第25代罗马教宗。)谴责为三神论,亚他那修支持宗主教,巴西流反对宗主教。但是在三位一体方面,他拒绝了身为安条克主教与帕尔米拉女王芝诺比娅朝廷官员的撒摩撒他的保罗(Paul of Samosata)异端性创新。(安条克主教撒摩撒他的保罗认为耶稣降生时只是凡人,学说类似嗣子论,不被主流教会接受,后来被教会解除职务。但他与帕尔米拉女王芝诺比娅关系良好,在帕尔米拉政权任职,因此拒绝交出主教职位。芝诺比娅战败后,教会向奥勒良皇帝提起诉讼,皇帝判保罗败诉,交出主教职位。)
后来亚他那修(圣亚他那修是第20代亚历山大教宗。)让盲人狄迪莫斯在315年至398年间主持教理学校。他生活在阿里乌斯主义与尼西亚会议的动荡时代,他的学生中有纳齐安的圣格里高利、圣哲罗姆和历史学家鲁菲努斯。狄迪莫斯是一个博学之人,但是作品几乎全部失传。据说以尼撒的格里高利(St. Gregory of Nyssa)为作者流传下来的论文《反阿里乌斯与撒伯里乌》(Against Arius and Sabellius)实际上是他口述的。有趣的一点是,他非常关心盲人的福利,因为他四岁起就失明了——他在历史上第一次推广了为盲人服务的浮雕书写系统。狄迪莫斯之后学校的历史又模糊起来。学校在基督教草创阶段在基督教教义的形成与神学学术上做出了重大贡献,随后,热情与知识开始消退,一个伟大的机构也随之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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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金《六种经文合参》的现代排版,内容是《诗篇》25:6-25:7。 图源:https://tetragrammaton.org/tetrapdxj.html
圣人与异端:亚他那修与西里尔的时代
君士坦丁大帝的统治带来了基督教对异教的胜利,扭转了迫害政策,教会的武装分子开始挑衅坚持旧日偶像崇拜的人。除了在叛教者尤里安(332-363)统治时期有短暂的反复以外,异教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在埃及行省,尤里安的反动导致暴力活动激增。马里奥特(Mariout)与尼特里亚(Nitria)(都是亚历山大附近的宗教与修道中心,后来逐渐废弃。1933年在马里奥特建立了东仪天主教的教区。)的僧侣大军恐吓亚历山大残留的崇拜塞拉比斯的贵族,而帕诺波利斯(Panopolis,现在的艾赫米姆Akhmim)的圣谢努特(St. Shenoute of Atripe)(圣谢努特,4世纪的埃及僧侣,著名的修道者与科普特文学家。)的大军则扫除了底比德(Thebaid)的异教,将往日的异教庙宇破坏或改为基督教堂。
在早期的迫害中,新信仰的皈依者必须团结求生,没有时间纠结细节,为教义争吵。随着外部残酷压力的逐步缓解,基督徒们开始权衡各种浮现出来的神学问题,争论教义的差异。其结果是异端的兴起,也就是与教会权威所接受的正统信条不一致的思想的兴起。将异端描述为不信教者是极其错误的。正相反,一些早期异端深深地与信仰结合在一起,往往是才华横溢,无比虔诚甚至实践着自虐倾向的禁欲主义。这是圣人与异端的年代,他们都是好心的基督徒,遵循着自己的信条或教派。
教会史上的教父时代是以大量异端的出现为标志的。在埃及,有两大异端先后出现,在全国取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值得在这里进行一下简要分析。一个是是诺斯替主义,在2世纪扎根,另一个是阿里乌斯主义,在4世纪扰乱了埃及与整个帝国的和平。
埃及诺斯替主义的历史背景与两位2世纪的亚历山大教师,瓦伦廷(Valentinus)与巴西里德(Basilides)关系密切。他们用大量前基督教甚至是异教的素材发展了一套复杂的宗教秩序,并试图将他们的教义与《圣经》结合起来,赋予教义基督教背景,结果形成了一个融合主义与象征主义泛滥的体系。在异教与埃及魔法的记忆尚未远去的社会里,诺斯替主义发展为一种富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秘传宗教。
诺斯替主义认为救赎的关键在于希腊“诺斯”(gnosis),或者说是宗教精英所保存的神启示的知识。智者(illuminati)通过复杂的秘教实践,用晦涩的咒语与形而上学的推测获得了启示的特权。他们认识到存在着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或者说是神,其性质是不可知的,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能力。从这遥远的存在中产生出众“移涌”(aeon),他们是天使的形式或是流溢(emanation),反过来产生了德穆革(Demiurge),世界的直接创造者。德穆革统治着邪恶而缺乏灵性的地上世界。然后耶稣,诺斯替主义所认为的道(logos)与至高存在的代表,带着诺斯的光明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神圣火花使徒式地传给了后来的历代宗教精英。《耶稣基督的智慧》(Pistis Sophia)与Books of Jeu(也称The Gnosis of the Invisible God,布鲁斯抄本(Bruce Codex)中的诺斯替主义文献,译者没见过汉译本。杨新樟在《古代诺斯替主义经典文集》的序言里说会在后续系列中出这篇文献,但是译者到现在为止还没发现有出版。据说此书与《约翰密传》(Apocryphon of John)内容类似。)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广为人知的记载诺斯替主义行动的重要的原始文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奇妙的启示录式的宇宙论的细节,被拣选与照亮的灵魂通过不同的阶段可以抵达完美极乐。
根据诺斯替主义的教导,基督只有虚幻的人类外表,没有任何有形的物质的肉体外壳。诺斯替主义者谈到十字架上的受难与死亡的时候,坚称基督奇迹般地被从这种痛苦中拯救出来了,或者有人顶替了他,顶替他的人就是加略人犹大或古利奈人西门(Simon of Cyrene)。这种观点和一种传播不是那么广但是稍早一些出现的2世纪异端——幻影论(Docetism)的主要内容相似,这种异端与《古兰经》中的伊斯兰教耶稣理论惊人相似。
这两种异端为教会所谴责,一开始就被早期教父攻击。幻影论及其对耶稣的虚幻化理论被安条克主教圣伊格纳修(St. Ignatius of Antioch)(35-107)攻击,当时他正准备去罗马竞技场殉道。诺斯替主义被里昂主教圣爱任纽(St. Irenaeus of Lyon)(130-200),迦太基的德尔图良(Tertullian)(160-220),以及罗马神学家圣希坡律陀(St. Hippolytus of Rome)(170-236)猛烈抨击。然而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些异端的异常行为否认这些异端追随者们的强烈虔诚与禁欲主义。诺斯替主义显然幸存下来,直到其在埃及与摩尼教的二神论融合。
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对诺斯替异端的认识主要来自其敌人,教会的惯例时,每当当局谴责异端时,会销毁其所有材料。但是近年在上埃及发现了重要性不亚于死海古卷的诺斯替主义文献。这份Chenoboskion(《拿戈·玛第文集》出土的村庄。)科普特纸莎草抄本包含了埃及诺斯替主义的秘传,出土于卢克索北部的拿戈玛第(Nag Hammadi)。这些手稿可能是2世纪希腊语原文的科普特译本。这些抄本除了证实了诺斯替主义在埃及的传播与生存的范围之外,还无疑地揭示了诺斯替异端的本来面目。抄本首次揭示了大量伪经文本的存在,这些文本过去不然是根本不知道,不然是只知道标题。
诺斯替主义最终在公共视野中被另一种更具威胁性的异端所取代,半个多世纪以来皇帝、宗主教与整个圣统教会都卷入其中。实际上,这是4世纪最重要的形而上学斗争。问题的要害之处在于基督论——换言之,是关于三位一体统一性,耶稣与神的关系,圣子与圣父的关系,以及在这整个理论体系中圣灵的地位这些议题的问题。在《信经》发展的关键时刻,信众们发现自己被两种学派撕裂。一派追随宗主教亚历山大(St. Alexander of Alexandria)(第19代亚历山大教宗,出席了尼西亚大公会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亚他那修的同质论(consubstantiation),也就是homoousios,认定圣子与圣父同性同体,而另一群人数众多的危险分子接受了阿里乌斯的像同质论(homoiousios),认为圣子即使有着神性的起源也只是本质相似,是圣父创造出的创造世界的工具,因此在永恒中与圣父并不平等。(译者认为作者在英文原文中的措辞比较混乱,在这里这是大致意译了一下。阿里乌斯派的大体主张大家都知道,在这里不进一步辩经。)
我们在此踏入了一片危险的领域。过于深入地研究那个时代源源不断的神学争论可能会是十分危险的,但既然斗争的中心就在亚历山大与埃及,那么在对科普特历史的综述中,简述这一主题的一些更广泛的内容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
虽然这场旷世大争论在年迈的亚历山大主教在位期间发生,但是争论的两位主角是阿里乌斯(Arius)和亚他那修。后者是宗主教的秘书,背后有亚历山大宗主教的支持,并在328年接替了宗主教一职。阿里乌斯与亚他那修都是饱学的神学家,坚持禁欲主义,在性格上无可挑剔,在布道上有无穷的热情、决心与非凡的能力。阿里乌斯可能出生在利比亚,在卢西安(St. Lucian of Antioch)(安条克的圣卢西安,3至4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死于戴克里先教难。)手下的安条克教理学校(Catechetical School of Antioch)接受教育,他从辩证法的尖锐视角简单地处理这个神学问题。亚他那修是亚历山大人,就读于本地的亚历山大教理学校,在信仰的成长中保持着神秘主义的观点。阿里乌斯的支持者主要是希腊人或亲希腊人士,而亚他那修有埃及人与沙漠教父的坚定支持。阿里乌斯主义一开始看起来有更普遍的吸引力,尤其是在埃及之外的地区,而亚他那修发现自己在对抗全世界(Athanasius contra mundus, et mundum contra Athanasium)。
故事开始与亚历山大宗主教提名阿里乌斯为历史悠久的重要教堂Baucalis教堂的长老。阿里乌斯的基督论体系已经在卢西安论述的从属论(subordinationism)神学的基础上成型了。在那时从属论还是一种模糊的异端,将耶稣与圣灵置于圣父的从属位置。亚历山大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直到激情如火的阿里乌斯用自己的非正统教义点燃了Baucalis。惊慌失措的的宗主教试图阻止这一浪潮,在320年时在亚历山大召集了大约百位主教召开了一次地方主教会议,会议谴责了阿里乌斯,阿里乌斯被停职后逐出教会。
与此同时,败而不馁的阿里乌斯继续从两方面向正统派施加压力。阿里乌斯是一位出色的诗人与音乐家,他以流行民歌为基础将自己的神学理论写成一系列题为《宴席(Thalia)》的诗歌,这一策略在民众中很奏效,民众到处歌唱阿里乌斯的基督论。阿里乌斯也有君士坦丁堡宫廷的门路,他的同窗好友,尼科米底亚主教优西比乌(Eusebius)是君士坦丁皇帝的朋友,后来为皇帝施洗。皇帝最关心的是教会统一,写信给争论双方要求停止难以理解的舌战,结束双方的分歧。他还委托德高望重的科尔多瓦主教霍斯乌斯(St. Hosius of Corduba)(257-357)调停争端并汇报情况。僵局难以解决,皇帝听从了霍斯乌斯与亚历山大的建议,325年在比提尼亚的尼西亚召开了一次大公会议。
这是史上首次,整个基督教世界——西方、拜占庭、非洲与东方的主教代表们,传统上认为有318位,开会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信理与教义。尼西亚会议赋予基督教一部信经,直到今天还在使用。会议谴责了阿里乌斯主义,将阿里乌斯与其他四位拒绝在信经上签字的主教废黜并流放。这可能是第一次对宗教异端进行官方惩罚。尼西亚派胜利的背后是亚他那修极具说服力的雄辩,他那时还是一位年轻的执事,是跟着他的老主教亚历山大参会的。
宗主教亚历山大在328年去世,亚他那修继任。他的统治动荡不安,期间一直坚持与阿里乌斯派与半阿里乌斯派激烈斗争,先后五次被革职流放。甚至在君士坦丁大帝死前,这位尼西亚会议的英雄皇帝撤回了对正信斗士亚他那修的支持,在336年把他流放到特里尔,337年皇帝死后,他才被允许回来。他的第二次流放(339-346)也是因为阿里乌斯派阴谋,他在罗马度过了一段时光,在尤利乌斯一世(St. Julius I)(即儒略一世,第35代罗马教宗。)的教廷居住,向罗马教会介绍了科普特修道主义。第三次(356-361)与第四次流放(362-363)很重要,亚他那修那些年是和沙漠教父们一起度过的,对修道运动给予了来自高层的支持,因而获得了僧侣们的全面支持,对抗阿里乌斯主义与裂教。第五次流放(365-366)时间较短,瓦伦斯皇帝(Valens)发觉亚他那修的回归安抚愤怒的亚历山大正统信众。亚他那修的职业生涯一直以好斗的神职人员形象公之于世,虽然373年他死时,阿里乌斯主义的余烬仍在阴燃,但他尽其所能做出的一切努力为381年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上阿里乌斯主义的最终溃败与毁灭做好了准备。那次会议之后,尼西亚信经才最终获得安全,在此后的历史中一直被持守。
当人们回顾亚他那修那英雄般的艰辛岁月,会很好奇,他漫游在欧洲、西亚与非洲的沙漠,参加了那么多会议,经受了那么多阴谋的考验,还要承担日常的教长职责,哪来的时间写书呢?他年轻的时候,写了两篇护教文,《论道成肉身》(On the Incarnation of the Divine Word)与《驳异教徒》(这里原文用的是A Discourse Against the Greeks,译者没听说过亚他那修有这种著作,结合前后文认为可能是《驳异教徒》(Against the Heathen)的另一种译名。),这两篇文章很可能支持了亚他那修科普特人出身的说法。他的信理著作过多,在此无法一一列举,但这些著作主要都是针对阿里乌斯异端的,其中有《阿里乌斯派历史》(A History of the Arians),是在358年至360年期间受僧侣的启发而写的,还有《反亚波里拿留派》(Against Apollinarius),两部著作都是捍卫基督的完满人性的。在解经学方面,他写了一部富有寓言色彩的《诗篇》评注,,还写了一部《圣经》概述。他的苦修主义著作也有很多,最著名的是《圣安东尼传》(Life of St Anthony)。
尼西亚所开启的基督论问题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回响,将在下个世纪由亚他那修的另一位同行重启。他是圣马卡里乌斯修道院(Monastery of Saint Macarius the Great)(圣马卡里乌斯(St. Macarius of Egypt),4世纪埃及著名的修道者。)毕业生,那时这所修道院就以神学中心闻名于世了。他就是被称为大圣人的专横的圣西里尔(St. Cyril of Alexandria)(第24代亚历山大教宗。), 一个能力非凡的人。他刚从自己的舅舅狄奥菲鲁斯接过宗主教之位,就宣布要在多线开战。在老家,他麾下有一支名为“帕拉巴拉尼”(parabalani)(早期基督教的一种兄弟会组织,没有圣职也不宣誓,但是享有神职人员地位,为教会慈善事业服务,也充当主教的保镖,经常参与暴力活动。原文用的是parabolani,是这种组织的另一种叫法,源于希腊语,意思是说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医院照顾传染病人。因为频繁制造暴力事件,这种组织被帝国不断限制,大约在6世纪时消失。),也就是为教会服务时毫不顾惜自己生命者的追随者大军。西里尔用对亚历山大新柏拉图主义残余的激烈仇恨鼓舞他们。虽然没有证据显示他们直接参与了415年杀害希帕提娅的事件,但这一事件无疑是西里尔对新柏拉图主义战争的产物。犹太人也受到他的僧侣保镖团的同等待遇。这些行为导致了他与帝国行政长官俄瑞斯忒斯(Orestes)的直接冲突,后者在亚历山大的权威摇摇欲坠。俄瑞斯忒斯对希帕提娅的高度尊敬更加恶化了宗主教与行政长官之间的关系。在埃及之外,他攻击几个源于罗马的孤立团体诺瓦提安派裂教(Novatianist schism)。其创立者诺瓦提安(Novatian),是德西乌斯迫害(249-250)时期的人,他最初支持对回归的弃教者采取宽大政策。但在复杂的教宗选举中他落败后,他转到相反的立场,成为对立教宗,在257年至258年的瓦勒良迫害中殉道。他和他的那点追随者,虽然在观点上完全正统,但自5世纪起就被逐出教会,而西里尔的目标是毁灭他们。
但是西里尔一生中最大的冲突,是与可怕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聂斯托利在基督论上的新一轮冲突。聂斯托利派的问题在后面会论述,在这里我们只需要知道聂斯托利拒绝一些与圣母玛利亚有关的内容,他希望称玛利亚为基督之母(Mother of Christ)。这导致了对耶稣双重性质的推断,又一场形而上学的战争在敌对的宗主教之间展开。西里尔给聂斯托利写了一封纠正信,但是徒劳无功。所以他又给皇帝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皇后欧多琪亚(Eudocia)和皇帝的姐姐普尔喀丽亚(Pulcheria)写信。实际上皇室对教会内部的争吵感到不满,谈及用一场大公会议恢复秩序的可能性。西里尔同时还向罗马主教策肋定(St. Celestine)(即策肋定一世,第43代罗马教宗。)谈及聂斯托利派各种违反常规的行为,因为聂斯托利曾荣幸地接待过策肋定的伯拉纠主义敌人,罗马主教更愿意听取西里尔反对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意见。策肋定在罗马的会议上欣然谴责了聂斯托利主义,而西里尔在亚历山大对聂斯托利发出了十二条诅咒(这种诅咒不是咒骂对方遭遇厄运,而是把自己的观点分条列出,在每一条的末尾说不认同感此观点就要受诅咒。诅咒的内容很长,译者在这里就不写了。)。聂斯托利则对他的对手同样还以十二条诅咒。又一次大公会议的舞台搭建起来,这次是在431年的以弗所,这次会议由东部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与西部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III)共同召集。
这是第三次大公会议,另外两次是325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与381年的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聂斯托利带着16名主教与一个实力不亚于皇帝禁卫军长官的保镖前来参会。西里尔与50名主教自海路而来,带着一支由狂信徒,仆人和僧侣组成的大军,大圣谢努特也在其中——虽然这个说法未经证实,很可疑。以弗所主教门农(Memnon)站在西里尔一边,他从亚细亚召集了40名副主教,从旁非利亚(Pamphylia)召集了12名副主教。罗马的策肋定一世派了两名主教一名执事来为西里尔助攻。和众多盟友一道,西里尔决定宣布会议开幕,而聂斯托利则放弃出席,他还在等着自己的老同志安条克主教约翰(John I of Antioch,5世纪的一位安条克宗主教。)的援军到来。200名主教一致谴责并诅咒聂斯托利。不久之后,安条克主教约翰带着42名主教到达,聂斯托利也举行了自己的对立会议,一致决定废黜并诅咒西里尔和门农。两派都迅速把自己的判决交给皇帝,皇帝稀里糊涂地把两份判决都签了,导致双方所有领袖都被逮捕。一番阴谋运作之后,一派被释放,聂斯托利被关进他以前的修道院,接下来的两年里敌对的教会之间依然在互相通信。最后各方达成和解,聂斯托利却成了一个孤独的受害者,面对着凄惨的命运。433年聂斯托利成为一个悲惨的人物,被强制退休,受到粗暴的对待,先是被流放到佩特拉,后来被流放到了西部沙漠的绿洲中,可能在439年后在遗忘中悲剧地死在那里。在那一年西里尔的权力到达了顶点。
西里尔在神学、解经学、讲道学和护教学的领域留下了大量著作。他似乎是一位一丝不苟的神学家,更关注争论的本质,在语言上欠缺风度。但是必须指出,他随意使用本质(physis)和位格(hypostasis)两个词,这导致了迦克墩会议上的迷惑,产生了所谓“一性论”(monophysitism)教义。西里尔反对皇帝叛教者尤里安的著作也是一份有历史价值的文件。他的许多书信对教会历史学家都是重要的文献。他的29次葩斯哈布道确定了复活节的日期。总的来说,他的神学被后来的所有教派视为打开正统信仰大门的钥匙,虽然后来的神学家对其解释可能不同。在他死的时候,亚历山大教会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占据着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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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是圣马卡里乌斯的洞穴,位于埃及布海拉省Wadi El Natrun的圣马卡里乌斯修道院。图源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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