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刊》年度人物Greta Thundberg

前言：Greta Thundberg被评为《时代周刊》年度人物。这个小姑娘我从去年起就时不时听到她的消息，毕竟瑞典国内媒体还是会有不少报道的。去年底的一次电视采访中，她镇定地回答主持人问题时的直白让我觉得很可爱，尤其那种不受周边影响的倔强模样令人印象深刻。但今年她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我并不喜欢，感觉她太过于表达自己的愤怒了，也担心她少年成名后，能不能保持原来的自己。瑞典国内也有反对她的人，但大家都是就事论事。

反观中国大陆，几乎是一边倒的嘲讽与挖苦，我不明白天天吸着雾霾的人为什么要反对一个为环境发声的小姑娘。看完《时代周刊》这篇文章，我基本有些了解了。因为她代表了抗争，而这两个字某政府最忌惮的，于是他们引导着批评她的声音。所以我一定要把这篇文章译出来给墙内的人看看，让他们多一个视角看待今天的世界。

因为译得仓促，错误肯定不少，请大家原谅并指正，多谢！

从2018年8月开始，她每天都在瑞典议会前静坐，手里拿着一块白色背景上用黑色字体写着“为气候罢课”的牌子。在此后的16个月里，她在联合国向各国首脑发表演讲，提到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气候示威活动。她的形象出现在壁画和万圣节服装中，她的名字被贴在从共享单车到甲壳虫车的一切事物上。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把她比作圣女贞德。柯林斯词典的词典编纂者注意到“（为）气候罢课/工”这个词的使用增加了一百倍，于是将Thunberg这一开创性想法列为年度词汇。

气候行动的政治问题就像气候现象本身一样根深蒂固和复杂，而Thunberg没有什么神奇的解决办法。但她成功地在全球范围内转变了态度，把数百万个模糊不清的焦虑转变成了一场呼吁紧急变革的世界性运动。她向那些愿意采取行动的人吹响了号角，并让那些不愿采取行动的人感到羞耻。她已经说服了从市长到总统的各国领导人，让他们做出承诺，而这些承诺是他们之前一直未能实现的：在她向议会发表讲话并与英国环保组织一起示威之后，英国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该国消除碳足迹。她将全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年轻的本地活动人士多年来一直抗议的环境不公正问题上。因为她，从黎巴嫩到利比里亚，成千上万的青少年罢课，在世界各地的气候行动中成为活跃者。

今年1月，她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首席执行官和世界领导人年度大会上表示:“我希望你们感到恐慌。”“我希望你能感受到我每天感受到的恐惧。然后我希望你们行动起来。”

Thunberg不是任何政党或倡导团体的领导人。她既不是第一个发出气候危机警报的人，也不是最有资格解决气候危机的人。她既不是科学家也不是政治家。她无法获得传统的影响力：她不是亿万富翁或公主，也不是流行歌星，甚至不是成年人。她是一个普通的少女，她鼓起勇气向权力说出真相，成为一代人的偶像。通过尖锐的愤怒来澄清一个抽象的危险，Thunberg发出了地球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上最引人注目的声音。

在此过程中，她成为了代际斗争中的旗手，是全球各地青年活动人士的化身，为从控枪到民主代表权的一切权利而战。她的全球气候罢课是所有青年运动中规模最大、最国际化的一次，但绝不是唯一的一次。美国的青少年正在组织起来反对枪支暴力； 香港学生争取民主代表权； 从南美到欧洲的年轻人都在鼓动重塑全球经济。Thunberg并不参与这些不同的抗议活动，但是她的坚持代表了全世界年轻人对现实的不满。根据国际特赦组织12月的一项调查，22个国家的年轻人认为气候变化是世界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她提醒我们，现在的掌权者不会永远掌权，而那些继承了功能失调的政府、破碎的经济和一个越来越不宜居住的星球的年轻人，必须要让知道成年人知道他们有多么失望。

当紧迫的科学现实与全球政治不确定性碰撞时，Thunberg的时刻来临了。我们每年向大气中排放更多的碳，地球就越来越接近一个不可逆转的临界点，从科学上讲，地球承受不起再一次的挫折； 从政治上讲，这可能是我们在为时已晚之前进行彻底变革的最后机会。

明年将是决定性的一年。欧盟计划对那些没有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国家的进口产品征税； 全球能源行业面临财务清算； 中国将制定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美国总统大选将决定自由世界的领导人是否继续忽视气候变化。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表示:“如果你是一位领导人，每周都有年轻人带着这样的信息举行示威，你就不可能保持中立。”“他们帮助我改变。“领导者应对压力，压力是由运动产生的，运动是由成千上万改变主意的人建立的。有时候，改变想法的最好方法就是用孩子的眼光看世界。

Thunberg大约5英尺高，她穿着黑色的超大号雨衣看起来更小。11月下旬不是横渡大西洋的好时候，海面波涛汹涌，风力强劲，小船——一艘漏水的双体船——在水面上颠簸了好几个星期。起初，Thunberg 晕船。有一次，一个巨浪打过来，掀翻了甲板上的一把椅子，折断了缆绳。还有一次，她被头顶上的雷声惊醒，船员们担心闪电会击中桅杆。

但Thunberg经常是镇定自若的。在漫长的下午，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船舱里，听有声读物，教她的船友们玩掷色子游戏。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她爬上甲板，眺望着那浩瀚而无色的大海。在海面下的某个地方，数百万吨的塑料在旋转。而向北几千英里，冰川正在融化。

Thunberg用一个成年人的负重来担负这个世界上最难的问题，但她仍然是个孩子。她喜欢运动裤和Velcro球鞋，和她14岁的妹妹分享一对儿手镯。她喜欢马，想念她的两条狗，摩西和罗克西。她的母亲Malena Ernman是瑞典著名的歌剧演唱家。她的父亲斯Svante Thunberg阿仑尼乌斯是远亲。阿仑尼乌斯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研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如何提高地球表面的温度。

“这一刻的确让人感觉不一样，”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对《时代》杂志说。“纵观历史，许多伟大的以道德为基础的运动都是由年轻人发起的。”

Thunberg 16岁，但看起来只有12岁。她通常把浅棕色的头发编成两条辫子，从中间分开。她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译注：自闭症的一种，其重要特征是社交与非言语交际的困难，同时伴随着兴趣狭隘及重复特定行为），这意味着她和同伴有不同的情绪。她不喜欢人群，不爱闲聊，喜欢用直接、简单的句子说话。她不会被奉承或分心。她对别人的名气不感兴趣，对自己不断增长的名气也不感兴趣。但正是这些品质让她在全球引起了轰动。当别人用微笑来缓和紧张气氛时，Thunberg却显得很憔悴。当其他人说着另人希望的语言时，Thunberg重复着无懈可击的科学:海平面会上升。城市将会淹没。数百万人将遭受苦难。

在气候变化学说被确立一个多世纪后，Thunberg的小学老师播放了一段关于它的影响的视频：饥饿的北极熊、极端天气和洪水。老师解释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气候变化。后来全班都闷闷不乐，但其他的孩子都能继续往前走。Thunberg却不能。她开始感到极度孤独。她陷入极度抑郁时才11岁。几个月来，她几乎完全不说话，吃得很少，几乎要住院。那段营养不良的时期后来阻碍了她的发育。她的父母请假照顾她，陪她度过了她父亲记忆中“无尽的悲伤”时期。她说:“我无法理解这种威胁是如此可怕地存在，但我们却没有优先考虑解决它。”

起初，Thunberg 的父亲向她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当读到更多有关气候危机的报道时，他发现自己的话听起来很空洞。“我意识到她是对的，我是错的，我这辈子都是错的，”抵达里斯本后，斯万特平静地告诉《时代》杂志。为了安慰女儿，这个家庭开始改变生活习惯来减少他们的碳排放。他们慢慢少吃肉，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开始自己种植蔬菜，最终放弃坐飞机——这对Thunberg的母亲更不容易 ，因为她要在欧洲各地表演。Thunberg的父亲说：“我们做了所有这些事情，基本上，并不是真的为了拯救气候，我们一开始并不太在意。”“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让她开心，让她重新开始生活。慢慢地，她又开始吃东西，说话了。

Thunberg 的阿斯伯格综合症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她在了解气候危机后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因为她处理信息的方式与正常人不同，她无法忽视她居住的星球处于危险之中这一事实。“我看到的世界是黑白的，我不喜欢妥协，”她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次课间休息中告诉《时代》杂志。“如果我和其他人一样，我就会继续下去，不会看到这是一场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她对自己的病心存感激，如果她的大脑工作方式和别人一样，“我就不能坐几个小时读我感兴趣的东西。” Thunberg 的专注和说话方式所透露出的成熟远远超出了她的年龄。她常说她的同学：“孩子们太吵了”，好像她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2018年5月，她在瑞典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气候变化的文章后，一些斯堪的纳维亚的气候活动人士联系了她。Thunberg建议他们效仿佛罗里达州帕克兰的Marjory Stoneman Douglas高中的学生。他们最近组织了罢课来抗议美国的枪支暴力。同时她向父母宣布，她也要开始罢课，向瑞典政府施压，以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她告诉他们，她的罢课将持续到2018年9月瑞典大选。

一开始，对于女儿“逃学”这种想法，她的父母并不支持，她的老师也建议她换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抗议。但Thunberg 是不可动摇的。她整理了一份关于物种灭绝和碳排放的传单，然后在上面画了些画，打算让自己的固执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她在每张传单上都写道：“我叫Greta，九年级，我正为气候变化而罢课。”“既然你们大人对我的未来一点都不关心，我也不在乎上学。”

2018年8月20日，Thunberg 身穿蓝色连帽衫，手举自制的“罢课”标志，出现在瑞典议会前。她没有体制上的支持，没有组织的支持，也没有人陪伴她。但做点什么，表明立场，即使独自一人，也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对气候变化的了解首先引发了我的抑郁，”她说。但这也是让我走出抑郁的原因，因为我可以做一些事情来改善这种情况。我再也没有时间沮丧了。她的父亲说，在她开始罢课后，人仿佛“活了过来”。

在为气候罢课的第一天，只有Thunberg 一个人。她颓然坐在地上，看上去比她的背包大不了多少。那是八月里并不寻常的一个寒冷天。因为提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自己的罢课信息，有几名记者过来和她聊了聊，但大部分时间她都是一个人。她吃了一顿只放了盐的豆制意面。下午三点，就是通常学校放学的时间，她的父亲来接她，然后他们一起骑自行车回了家。

第二天，有个陌生人来到她身边。“从1到2，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她回忆道。“这不仅是我一个的罢课。”几天后，又有一些人加入。绿色和平组织的一位活动人士带来了素的泰式炒蛋，这是Thunberg第一次吃到这种食品。他们突然就成了一个群体：从一个拒绝接受现状的人变成了两个人，然后变成了八个人，然后变成了40个人，然后变成了几百个人。然后成千上万。

到9月初，已经有很多的人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Thunberg为气候罢课，因此她宣布，在瑞典与《巴黎协定》达成一致之前，她将继续每周五罢课。“未来星期五”运动就此诞生。到2018年底，欧洲各地成千上万的学生开始在周五罢课，以抗议本国领导人的不作为。今年1月，比利时有3.5万学龄儿童效仿Thunberg 的做法举行抗议。这个运动引起了共鸣，当比利时环境部长指责罢课者时，公众的强烈抗议迫使她辞职。

到2019年9月，气候罢工已经蔓延到北欧以外。据报道，在纽约，有25万人在公园和市政厅外游行。在伦敦，10万人聚集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附近的街道上，在大本钟的身影下。在德国，共有140万人走上街头，数千人涌入柏林的勃兰登堡门，并在全国近600个城镇游行。从南极到巴布亚新几内亚，从喀布尔到约翰内斯堡，估计有400万各年龄段的人参加了与气候相关抗议活动。他们的标语都在呼吁同一件事。伦敦：这个世界比年轻的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更热。土耳其：每一部灾难片都以一位科学家被忽视开始。纽约：恐龙也认为他们有时间。成百上千的人举着她的照片，或者把她的名言写在海报板上。Greta再次成为战斗号角。

她的价值观启发了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我想成为她那样的人，”里斯本16岁的学生丽塔·阿莫林说。

在印度的乌代普尔，17岁的维迪特·巴亚在3月份开始了自己的为气候罢课，开始只有6个人，到9月，已有了80人。在巴西的巴西利亚，19岁的Artemisa Xakriaba与其他当地女性在亚马逊大火燃烧的同时游行，并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气候峰会。在中国桂林，16岁的Howey Ou，（音译）在网上发布了一张自己的照片，站在市政府门前独自抗议气候变化，她被带到警察局，并被告知示威是非法的。在莫斯科，25岁的Arshak Makichyan冒着被逮捕的风险，开始了一场针对气候变化的个人检查组。在印度的哈里德瓦尔， 11岁的Ridhima Pandey与包括Thunberg 在内的其他15名少年儿童一起，向联合国提交了针对德国、法国、巴西、阿根廷和土耳其的申诉，称这些国家未能解决气候危机，构成了对儿童权利的侵犯。

在纽约市，来自墨西哥的一个土著社区17岁的Xiye Bastida，带领600名同龄人从曼哈顿高中走出来，参加了一场为气候罢课。在乌干达的坎帕拉，22岁的Hilda Nakabuye意识到，她家里遭受的强降雨和长期干旱可能是全球变暖造成的，于是她为未来开启了自己的周五篇章。她说:“在知道气候变化之前，我就已经在生活中体验过它的影响了。”

孩子们的行动也激励了他们的父母。在圣保罗，Isabella Prata加入了一个名为“未来父母”的组织，以支持青少年活动者。她说，“Thunberg是这一代人的写照。”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就在一年多以前，一个安静的、几乎没有朋友的少女起来，穿上她的蓝色连帽衫，以一种奇异的蔑视状独自坐了几个小时。14个月后，她成为了数百万人的声音，成为了全球抗议不断升级的象征。

12月3日，“流浪者号”停靠在葡萄牙最大机场的附近一条航道里。Thunberg 和她的父亲站在甲板上，向聚集在一个寒冷却晴朗的日子里的数百人挥手，他们在欢迎他们回到欧洲。在他们的头顶上，飞机嗡嗡作响，提醒着人们，Thunberg 是多么容易地就可以通过飞机跨越大洋，以及这种便利的代价：每天起飞的约12.4万次航班向大气中排放了数百万吨的温室气体。“我不会这样旅行，因为我希望每个人都这样做，” Thunberg 在走了几步后告诉记者。这是她几周以来第一次在陆地上行走，一开始有些摇晃。“我这样做是为了传达这样一个信息：今天不可能有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而这需要改变。

她站在一排摄像机和记者面前，继续说下去。“人们低估了愤怒的孩子们的力量，”她说。“我们感到愤怒和沮丧，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如果他们想让我们不生气，那他们就该做些什么让我们不生气。”她讲完后，人群爆发出欢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