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有丧家之犬的感觉

（這整篇是看@米米亚娜文時腦子裡給勾起的，想回她的東西，扯太多索性作成一篇來發。）

看到前段，來自爸媽的第二回反應，還是給妳辦移民算了。我的眼淚也流了下來。明明知道現在已經不是從前，但每遇上一對這樣的爸媽，應該都還是會被觸動。

整個來說，非常羨慕妳現在可以有的漂泊或被迫漂泊，這樣講妳可能會很昏倒吧！？可是在我能講與不能講的現實情況下，確實如此。台灣不需要我，我也不想待了，倒不是說世上會有哪個需要我的地方，而是我可能每隔一段時間就該徹底地換個地方生活。活在和妳類似的當代人類社會空氣中，我先是容易厭倦然後才是感到孤獨。

當然在民主體制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全球化之下，不趕快找些地方去，之後恐怕每個地方都長很像都差不多了，問題是我沒那麼有錢，也還沒到文化人類學家或工運組織工作者那麼有本事，到深山僻谷找個村子待著或找個非洲人嫁了。

讓我稍微交待一下之前（嗎的，這樣竟然有二十年）我是2000年去紐約市讀書的，國民中學的時候也有老師這麼說我適合去國外。成績優異的時候，體制裡的那些壓制比較奈何不了你，等不行了，不想被宰割就得能在體制裡尋找縫隙生存。

在紐約的是兩年課程加一年的實習，合法居留的時間是三年。在小島這邊，對於出去了的人，有些共有的部份是很快適應另一個異地城市，並一段時間以後是可以脫離台灣社會、就地想辦法生存的。多少是本來（在台灣）就有格格不入感、所謂"邊緣"人，邊緣是主流媒體在用的詞兒，我會更寧願用"誠實"來說那種待不下去、活得不耐不爽和想吐，但也有的是對大環境（含產業）的無力，很多不義和不健全的壓擠，都不會讓人想留戀這個小島。

能走就走，才不像妳有心還想著大家是怎樣、會怎麼著？ （这难道不是一种奇观吗？是什么样的恐惧让几千年来固守土地的民族，让以家庭为宇宙中心的中国人劝自己的同胞远离故土？是什么病灶让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时时刻刻把移民挂在嘴边？）

而且到國外耳朵多清淨（那時沒有微博，還不是人手一手機，有的也不常播打），完全不用擔心如果轉過一個街角傳來一句廣播或新聞畫面，你會不想聽卻聽得懂在說甚麼，整個人的精神因而被影響而皺縮扭曲、人不再能自在自得。姑且說是英文能力爛的福利。

「讓異鄉我不熟悉的言語，說他們的悲喜，而我再也不用參與。」——張宇，＜消息＞，2000。

台灣人然後紐約客，挺好的身分移轉，清楚明白。第三年有學校免費送的兩學期的通識課，我選了西文密集班，秉持台灣人要講台灣話的精神——台灣蔣介石政府在教育體制內規定一律"講國語、不得使用方言"，所以我這代是從小被笑台灣人不會講台灣話長大的，是說老蔣他們自己的國語也不是京片子，都不標準都帶著鄉音，是怎麼要求出我們在講的這種國語的？——紐約客怎麼可以不會西班牙文，所以一周去學校一趟，一次上足三堂課。

我們住在時代廣場中的某家義大利餐館樓上，老闆是義大利人，暖氣總是他上來看就暖，沒來就一直很冷的冬天。那一年網路新興產業的第一遭泡沫化，工作別想，不要錢的實習機會也沒可能，我只好花很多時間跟冰冷跟室友跟物質、跟自己的胃腸問題跟過往的十年載沉相處。長時間這樣的獨處，撞回了童年的幾幕場景裡，其實有些生命的場景不是想就回得去的。

那裏並沒有恐懼而是失落和過於傷慟。爸媽自初中開始的愛情，隨著日子和性情爆裂沒有辦法回頭，成為那個純樸年代裡少數的離婚事件，所以上了報紙，家人是看報紙得知他們的事，我是開始有記憶卻不能明白的四歲。

本來我是再來到哪兒都一樣的，這之後到最後，讓我只好趁著爸媽尚在並健朗的時候，回台灣，他們各自對我腦子裡和行為上的種種大都是不了解，也無法認同的，但總是很多經濟上的支持，從他們成長的物質缺乏的年代過來，經濟支持就是全部的情感支持。

這並不是說終於有一天我也諒解了他們，不是，縱使我對成為一個人在世很難認同，很希望勾銷這件事，但並沒有要求他們應該對我負責，我並不想管他們是怎樣要如何，只是，終於有一天我有可能想回頭去擁抱他們的失落、擁抱當初我們三個人的失落，是個奇蹟。雖然我到現在還沒有告訴他們真正的原因，記憶的深處被歲月積壓摺疊的很可能不是人們自己想或可以處理的爆發，自己是好好活著走出來了，並不代表別人也該這麼作。

只是學多媒體設計回來不作網路要幹甚麼呢？？

我的父親對去從醫是一往情深，認為我不管幾歲開始都不會太遲，還好當我終於能順從這個心志的時候——什麼都不行，只能考試唸書，蠻餒志的，但反正是一事無成了，他沒有遺憾就好——換他有機會轉換想法了。只是我還是沒有能繼續作紐約客。

然後就是整段不能講的部份，至少不能這樣直接聊著講。原先以為很快送走幾代的人，我還可能去實踐在視覺藝術、文化潮流上、動態圖像（我的新人自介說的motion graphics design）上的理想，甚至搞搞實驗電影。沒有想到人跟事都越扯越多，急也沒用，跟上個世紀末威權恐怖下的體制性格磨鬥是一回事，跟後來這般那樣的教育體制下出來的官僚和人類鬥又是另一回事，忘記是誰怎麼說的了，大致是人類社會本身並不尋求進化，而只是一再地複製自己，所以可能只有搞行銷和藝文的會在這過程中創些新詞，比如台灣有過說七年級（1980s）以後的「草莓世代」（很嫩、吃不了苦），但再來又有什麼時代特性可以稱呼就不清楚了。

以為可以很快卻走了十年，然後又不利又不幸的又五年。現在實在有那種開放性的牢獄之災感。並沒有覺得很了不起，只是以這十多年裡有過的機會和目前各處社會相當穩定的狀態來說，幾乎都是在謀求一種合一，就是單個國家社會裡的各種聲音能夠趨向尋求明確的異同價值。因為在人們的生命生活經驗、視野視界達到最小的共同基礎之前，討論什麼是"毒品"、毒品怎麼政策、怎麼管理情色或其它地下經濟產業的標準，的取捨與得失這類的東西/理想是完全沒有真正意義的。

當然也想了很多有些地方的事根本壞在她們成了國家等級的地位，比如水庫，文明國家從築水庫得到的教訓，仍然無助於伊索比亞在地的族人拒絕水庫。那些甚麼都沒有的國家，卻因為是個國家而可以擁有軍隊武器，然後政府不管要作甚麼，都可以出動軍隊來迫使國裡的人就範。真是讓人忍不住要去你媽的國家一下！不是的，為此我幾乎要去追探到底是誰、為了什麼，那樣切分非洲大陸再搞成一個個國家呢？終於譯成中文版面世的《世界的盡頭》，卡普蘭(Robert D. Kaplan)講到幾內亞灣一個完整的海灣海岸線竟然被區分成五個國家所有，變成他整個旅途中要不斷入出境的數個邊界。『歷史學家戴維森說，非洲人必須忍受「民族－國家詛咒」的痛苦。』然後卡普蘭講他通過的情形。 

衣索比亞的水庫可看獨立報導〈我們掙扎，築起家園〉，很難得他們選擇了這樣的方式作報導，兩人一組去很遠的地方很久，很像在探險，然後才完成的，寫的人過往文章的用字很像上等伏特加那樣蒸餾過、提煉出來的。

好，回來講我這中間遇上的困阻，當然包含既得利益者的慣性和政客可以格局小的就經營政權人脈，最新的還有(往下墮落很行，往上無能，沒有眼界也就不會有膽識，就不會去想他們自己在整個人類歷史中的定位，所以從眾從簡地)可以任憑操作民粹、然後跟假新聞戰得灰頭土臉烏煙瘴氣。所以我們等了兩次政黨輪替（16年），性產業是得設性專區合法，但沒有一個地方政府要惹這種麻煩，所以妓權可以在國際上看起來很進步，實質上都知道是假的，國家不會出面保護因為貧窮而必須從娼的人，當然也不能顧念任何其它必須犯罪營生的人。

眼前是才演過一齣復古戲碼：強硬抗中也搭香港反送中青年的熱血便車，就可以執政了，其它本來就放任不管的（區段徵收土地、人民迫遷←台灣政府的這種行為叫作「你的國家是土匪、是強暴」），不影響選票也就可以繼續裝死不用管。在這些日子防疫的種種，成功轉移社會集體認知焦點，成為日常重心之前，社會集體的認知資源仍然消耗在政治攻防的媒體口水中，再來就沒差別地繼續圍繞在當權者們的角力上：是要指名道姓般指稱肺炎呢？還是就事論事般稱呼病毒症狀呢？靠北的咧，從去年一整年看媒體全力在韓不韓國瑜上，就已經覺得要集團弱智了。真是便宜了這個投機的執政黨，快二十年我沒再離開這個土生土長的地方了，覺得太久了，而且心中所期待的也許還要更久更多歲月，那還不如先換個地方工作生活、換一種生存的情調。

畢竟沒到時候，談也枉然。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一個試圖解決貧窮和縮小貧富差距的提議）是這一兩年看到很厲害的先進在中學和各地各單位推廣，我也就在想也許這是個要預備一兩代人才可能的相對多數共識（正確切身的認識），在那兒之前就是只能好好等著、祈禱著。

妳會覺得祈禱很可悲或可笑嗎？以前有中國人會，也許是在更上個世紀以前，西方哲學終於讓人的自我意識啟蒙啟通，抬頭認為身而為人類的尊嚴，就是不去對上帝低頭，他們本來是要較量的，但被我講得很像只是在嘔氣而已，畢竟逝者已逝，現在不可能去把他們挖起來問，單看文本是論辯不完的，我並不自認有這等本事能與人類理性的輝煌成就對話，只是歲月人事更讓我明白祈禱是人在盡頭唯一可以做的，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會走到和走進那樣的境地。所以我並不會介意這麼公然地說這件事情，祈禱不為了甚麼，也不是非要說甚麼，也說不清楚，至少沒有眼淚清楚，淚水更把心中意向和對象的那層神秘經驗流洗得清晰－－人是怎麼赤裸裸的一無所有的在世上，是怎麼不值得更好地活著？

"Time can bring you down,
Time can bend your knees.
Time can break your heart,
Have you begging please, begging please."—— Eric Clapton，＜Tears in Heaven＞，1992

如果可以明白，可以在同為人類的經驗中共感這歌詞觸發的種種人類有過的"慟"，祈禱作為開啟神秘經驗的鑰匙，再直接直覺簡單不過了。哪個人失足、失重的時候，不會第一意識、下意識地去扶個甚麼東西的？？這一切，是在很深很久的祈告與等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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羨慕妳也許並不能鼓舞妳甚麼，但讓我先把看的時候想到的東西說完。

这抗拒背后更深的，是我对婚姻和资本主义游戏规则的不屑。就像看到陈纯在他的文章《我的问题意识》里谈不婚主义时写：“中国的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体现实的一个缩影，而不像我一些朋友所说，是一个可以从痛苦现实中得到休憩的港湾：婚前双方互相开出的条件，体现了这个社会对阶层和性别的全部偏见；双方结合的动机，也大多基于某种现实利益的考虑……”

资本主义秩序也是这样，为了留在美国过“更好的生活”所以不得不接受签证和合法身份的一系列苛刻审查，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人格侮辱。往大了说，资本在控制一切资源后，以幸福快乐为诱饵，对人进行无情的物化和剥削。不臣服于这个游戏的人，就被摘出了它所谓“人生赢家”的评价体系。

以上正解，說得真好，簡明扼要，看得人心暢快。真心認為你們一定可以比我們更有前途。

再說說我們那些出國留學的台灣人，但應當是普遍華人的現象。美國那陣子在釋出機會，連網路網頁上都常出現一個廣告是告訴你可以抽綠卡樂透，很歡騰吧！？同學們有在討論，大家都想過移民的，何況那回是用抽的呢！！很多去參加的理由，平常就比較照顧大家的大姊頭還會兇你跟你說抽上了再來說不要，沒抽上在說甚麼不會上不稀罕，然後臭臉。這樣，我才不抽咧，為此索性都不提了，省得爭執。也許妳猜得到，我就是平常連樂透彩卷都不買也不知道怎麼買的人。

但是認真地說，去共襄盛舉的每個人，他們回台灣的職涯資本都比我好得多，這才夠好笑的。

一整串要綠卡的，加上三、四個國中就到美國唸書也在等綠卡的台灣同學朋友們，最後只有出乎意料的三個留下，一個我室友是作為黑戶（十多年後給他成功漂白了）；一個小女生可以忍受然後通過美國官僚系統對外地人種種不可思議的要求、繁複的工作簽證規範與認定－－她是帶著笑，笑說簡直把她搞到要崩潰，我明白那是最糟的時候已經挺過了。還有一個截稿前還沒採訪到，但他們都證明了自己本事非凡，令人佩服。

我室友的朋友，更早就有工作簽證，但整個薪資和自由度全給公司綁得死死，我看他那麼乖巧辛苦賺的錢，看一次牙醫就沒了。實在太恐怖。那時候還沒有意識到要留的代價，人都會以為是自己的機會是自己可以選擇的，其實人家老早把路障設好了，看人會怎麼碰怎麼撞地掉到哪個坑裡去而已。

跟要賺你錢的人一樣，你在想哪個方案划算，他們早就都算過了，你省不到幾個錢的。

我终于觉悟到，无论我回不回国，等待我的都将是永远的漂泊，这就是这个时代向一个人索要的代价。

不同意，但我也舉不出什麼理由說不是。之前比較常遇上的人在抗議的是：不願一個人孤獨老死，因為那個時候是認為能獨處重要。可如果自己都不知道和不能跟自己處得好，誰會知道？所以還是要能獨處愉快，才不會拖拉另一個人下水，兩個人都缺乏經驗地隨著歲月纏在一起，也是可能會走向苦局的啊，說不定還更難解。好，這邊有點離題。

想說的是那份拾回的歸屬感：妳的人也許不能和他們踩在同一塊中國的土地上，但妳的心早晚是會和他們在一起的。有歸屬就不是漂泊，沒有永遠的漂泊。

在台灣的話，"歸屬"的可以讓人激動的句子可能是這樣子：「沒有歸屬就沒有正義，就不會對土地負責。」——莊慕華

不確定妳的時代挑戰會不會是如何能通過審查機制去碰到一些內地的人，又文字如何能對那樣廣大多種的中國人或華人群眾產生各種作用，比如一個事件裡，不同位置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好像是要去邀約來想想事情的，對另一些人可能是得花點力把他們激怒激活。這些是隨便想的，未來的事情，都是來了，走下去了才會知道的。

祝：在哪兒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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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漂泊"本來還有想到"流亡"，就是說也沒在怕的，但，不確定下面這些當正文的結尾會不會既疏遠又太重，所以想想先當附錄好了，這是好好一本有相當分量的書，被我大量地挖剪掉許多、再拼貼以後的內容。這樣不一定妳翻到真的書的時候，仍然可以得到很好的閱讀經驗。好的，上個世紀末，劉小楓對中文世界的人，從頭介紹起俄羅斯流亡文化：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俄羅斯一場偉大的精神運動，在諸多方面與德國古典文化運動相似，向西來文化敞開大門，許多新的思想在這場文化的碰撞中萌發了，各種流派應運而生。「百家爭鳴」，成了近代文化形態向現代文化型態過渡的轉折點。

與德國古典文化不同，面對精神和價值信念的重構，俄羅斯魂並不是給出一大堆形而上學的思想體系，而是極大地具體推進了基督宗教的思想。虛無主義就是俄羅斯人首先站出來與之抗爭。當虛無主義尚未像瘟疫一樣在世界蔓延，俄羅斯人就開始反駁，，，並與之作殊死的搏鬥。俄羅斯的基督宗教思想在這場鬥爭中得到輝煌的展現：。。。。

俄國宗教思想家們認為，虛無主義是西方基督教理性化的後果，因此，必須反對理性形而上學，以整個生命存在去體悟神性的真理。舍斯托夫的思想，正是在當時的一場反抗虛無主義的鬥爭背景下出現的。

文化精神的發展與社會形態本身的走向，往往並不同步。苦口婆心的俄羅斯宗教思想家們，並沒有能夠扭轉虛無主義的社會行動，杜思妥耶夫斯基的尖銳警告，沒有能阻止「羣魔們」把虛無主義主張轉化為社會行為。相反，，，，，遭到了殺戮和放逐。本世紀二十年代初，俄羅斯的這場偉大的精神文化運動被迫在俄羅斯消失了，由這場精神文化運動培養出來的學者、詩人，遭遇的是流亡、迫害、流放、自殺的命運。

二十世紀的文化形態中，流亡文化是一朵苦澀的奇葩。 在三十年代曾出現過「繁榮」，成為本世紀兩次大戰之間的那段世界文化，繁榮期中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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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的災難——一種莫大的絕望感促成的
作品中提出的生存論問題之尖銳
舍斯托夫感到喘不過氣來
精神上產生了一種走投無路的感覺
開始了他每隔一段時間就要用流血的頭去撞牆的生涯
　
得知了存在露出的可怕面貌
我們怎麼辦，我們能做甚麼
滿懷熱情地轉向康德
康德不回答他的問題，反而掩蓋問題
［不是只有康德，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起，大家都在逃避或掩蓋最切實的問題］
　
他們以一種
來哄騙處身於分裂、困惑、矛盾和不幸中的人們
掩蓋個體自身切實感領會到的生存的永恆恐懼和緊張心情，以及痛苦和懷疑
　
［在舍斯托夫看來，］
哲學自［泰勒斯和阿那克希曼德］
開始就陷入了罪惡，因為他把個體的、孤獨的存在撇開不管
並不保護每一個既偉大又渺小的人
明明像一堵牆擋住了他們作為孤獨個體的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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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爾凱戈爾的矛頭主要指向黑格爾，舍斯托夫的矛頭則主要指向康德和他的前輩斯賓諾沙。。。舍斯托夫與克爾凱戈爾有類似的感受：我們只有把世間的希望滅盡之後，才會懂得上帝。舍斯托夫聲稱，正是在絕望中，才誕生了並長久地存在過對上帝的渴求，這是一種用生命和死亡來進行的偉大鬥爭。

只有在生存的無根基性之中，人們才會懂得，人類的根本問題，決不是道德問題才會懂，人根本無法回答人類的問題，，，

舍斯托夫如果知道了「未知生，焉知死」，，，，，，一定會大笑，不僅他會說：死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行屍走肉地活著，他還會像杜思妥耶夫斯基慣常所做的那樣，向發出和傳授這一教誨的古今聖賢提出這樣的「靈魂拷問」：聖賢們在生活中哭泣過沒有，聖賢是否曾正視過生活中的艱辛、困苦、苦難、悖論？

根據苦役－－絕望哲學，
它應是帶著不可理解的絕望的努力，與之相一致的表現，則是不可理解的絕望喊叫或瘋狂大哭。 

舍斯托夫，，，，指出基督教不是為了那些有家園、財產、語言和祖國的人的；一切孤獨者跟隨我，才是哭過、絕望過的基督的召喚。

他提出了一種他稱之為「敢想敢為」的認識論：要看到真理，不僅需要有反抗一切世間的必然性和普遍規律的膽量和勇力，粉碎和打壞那些被視為我們人的基礎的東西

還要有陷入深淵的果敢。因為，，，人所經受的苦難，才使人瘋狂地拒絕規律，拒絕成為普遍性中的一個分子。

－－劉小楓，《 走向十字架的真理－－神聖的相遇》，1991。

這位先生是一個讓人花很多時間去閱讀、思想和了解的人物，也許有很多人去看很多書的動機都只是為了要吵贏他，我不知道妳的圈子有沒有人聽聞，我沒有去追他所有的"劇"，可我一直覺得他的地位像瑪丹娜，讓一堆人卯起來研究跟討論。好的，結論：我們大概都不會走上流亡流血的那一途，只是看霍布斯邦/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極端的年代》和劉小楓講這些，我的精神都得到很好的撫慰，因為至少有一種明瞭，明白自己在的這個時代，為什麼會是這樣，又因為這這那那的前人們也在面對的生存客題而不感到孤單，希望妳讀到也會覺得有出人意外地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