颐和园：时代的伤逝

前段时间微信公众号集体删除了一批关于娄烨的文章，我和朋友关注不足千人的小号竟然也无法幸免，被删除的这篇文章是关于娄烨的电影《颐和园》，这部以1989年为背景的电影。我想，这个三十五周年的纪念日是一个很好的让这个文章重生的时机。一直以来，我们会以一种禁忌的心态在讨论这个这个事件，这当然是重要的抗争，但是我想在这篇文章中，Fan想提示的是娄烨在电影所探照的、在那个时代中的人的情欲，这是一部“爱情电影”。

文/ Fan

故事早在开始时，就已经结束了。

那些年轻人挥霍着旺盛的精力，野蛮地冲撞。没有秩序，罔顾道德，在一个高墙刚刚倒塌，新世界尚未成形的暧昧节点。他们贪婪地吸入每一口氧气，不加节制，纵情放肆，把自己折磨得精疲力竭，体力透支地躺在北京晚春的艳阳下。半空盘旋着雪一样的柳絮。

那一年春夏之际，他们逸兴遄飞。

余虹从来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从图们到北京，她进入了一个失乐园，这里有鲜活的一切事物：律动的、光闪的、异域的、魅惑的，在众多选项凭空出现之时，某种迷失也接踵而至。

她发现曾经那些美妙的文字骤然变得枯燥，男孩们的肉体亦不甚诱人。在大学宿舍疯狂的配对游戏中，她时常感到乏味。在不甘平庸与不耐寂寞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真空地带。

余虹在日记中写道：

“欲望受到侵蚀，行动定要受阻。就是在爱情里我也体会到这一点。根本不存在出入，只存在幻想。幻想，这致命的东西。”

“如果不是在理想中来考察我的生活，那么生活的平庸将使我痛苦不堪。”

“我只想生活得更强烈一些。”

而哲学家拉康这样说：

欲望是一种转喻，是说虽然欲望总是他者的欲望，但欲望作为存在之匮乏根本上是无法满足的，欲望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是欲望对象无限延宕的过程，是欲望本身或欲望满足永远的延搁，由此而形成一个欲望链条，一个意义和真理始终不出场的转喻性场域。

“欲望”。

抓住了这点，影片中那些不按常理出牌的人物行为就有了恰当的动机，动辄撕扯感情和声带，动辄勾搭个异性回屋过夜，动辄在宿舍廊道发足狂奔，都是为了处置体内过剩的“力比多”。

但这还没完，这远远不够。

当所有这些再也无法满足疯狂的学生时，他们自然把视线从庸常生活中撤回，瞄准更高蹈的理想。

关于这一点，余虹亦然，周伟亦然，李缇亦然。

对于那场人人谈之色变、三缄其口的风波，娄烨的立场几乎算是有些政治正确的。何来阴谋，无关宏旨，就像余虹迷迷糊糊上了示威的车，一切事出偶然，究其根本，不过是躁郁的心灵凑巧搭上了引线，溅起了几点火星而已。

但他们想不到，真的会有子弹向人群招呼。枪响的那一刻，他们乱作一团，抱头鼠窜，哪有半点先前振臂高呼的坚定意志和报国豪情。在示威学生们呐喊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时，宿舍楼里偷腥的李缇正对周伟说：“轻点，轻点。”

事情就是如此荒诞吊诡，而又切近真实。

米兰昆德拉这样写到：

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

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颐和园》之所以是我心目中的新千年华语最佳，便是由于这种讨论的异质性。在同辈导演轮番探讨权力（重）之祸的时候，娄烨是罕见的聚焦自由（轻）之弊的导演。是啊，我们大多抵触权威，反抗控制，而当自由降临，我们又将何以自处？我们拍烂了身陷囹圄的斗士，却忽视了在自由中受困的人们。在这个语境下，娄烨完成了一次影史意义上的反刍。

从文本结构上讲，《颐和园》像极了昆德拉那部家喻户晓的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同样从情欲切入，同样处于一个由高压控制到自由解严的过渡时期，同样爆发了举世瞩目的政治事件。一个诉诸影像，一个施以文字，二者形成一对遥相呼应的互文，大框架都着眼于关于现代性的死局。

欲望在蔓延。当翻涌的自由终于波及权力的红线，权力方终于开始反击。娄烨唯一一次不加遮掩地将镜头对准荷枪实弹的官兵，他们射出的子弹，有些窜上黑夜，有些钻入体内。

蔓延的欲望撞上了坚硬的围墙，终于试图折返，但显然为时已晚。那年秋天，学生们陆续离开北京，有的回了故乡，有的散落海外，终成眷属的，竟然换成了周伟和李缇，他们远赴德国定居。那年秋天，柏林墙轰然倒塌。

余虹此后的生活并不快乐。她像失了魂游走在公司和男友们的卧室，不改女文青的一脸愁容，此外神情更添几分漠然。她迟迟没有婚嫁，长期独居，偶有性生活，从图们到深圳再到重庆，四海为家。她只是似乎还残存着一种孤傲，一份获得更好生活的希冀，为此她不肯向生活投降，直到一次车祸。她意识到，她连个能签字的亲属都没有。

周伟显然没有忘记余虹，而李缇也明了丈夫的心另有所属。短暂激情褪去后的婚姻生活僵硬而板结，旧日的岁月时而浮上脑海，像前世的记忆。

在柏林钝重得有些肃穆的下午，李缇问周伟：“你能不能告诉我，那年夏天，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伟反问李缇：“那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们现在，是怎么回事呢？

周伟决心离开。周伟离开柏林的前几日，李缇自几十米高空坠下。

她绝望地认识到，这个男人或许根本没有爱过她。她，李缇，只是周伟和余虹爱情博弈中的一个道具。

山城重庆。周伟与余虹再度相遇，穿越了时间与空间的跋涉，爱情与政治的历练。这里的一切具备一种圆满结局的烟火气，它带给我们某种乐观的设想。

而关于重聚的一切幻想最终毁灭于一场漫长的沉默，一种令人窒息的平庸。毁掉一段爱情的，一定不会是恨，是那种几近空洞的无聊，无话可说的尴尬。当朝思暮念的欲望对象突然出现，幻想却全然消失。

“幻想，这致命的东西。”

当我们憧憬自由之时，可曾想过：有一天自由真的一丝不挂地到来，我们又将身居何地？人们幻想一个爱侣，就像一代人幻想一个崭新的政权，得到后竟错愕地觉得索然无味。就像叔本华的“人生钟摆”，摇晃在欲望满足的无聊与欲而不得的痛苦之间，永远不得解脱。

李缇没有得到周伟，周伟与余虹也总是若即若离。李缇、周伟、余虹全部倒伏在欲望的半途，与他们一起倒下的，是那整个世代的青年。他们的人生，永远存在一角塌方，再也得不到修葺。

我们习惯于这样评价第六代导演：

贾樟柯在向西方呈上他们所想象的中国；

王小帅在向人们展现自己生命经验里的中国；

娄烨并不关心时代，他展现时代里的人和他们的情欲；

——既不批判，也不讴歌。

那些记忆的颗粒，早就随着夏天闷热的风挥发在空气中了，但它们偶尔还会飘落回来，一些故事，还会被人们重新想起。那些再也没有可能再来一次的故事，莽撞的、躁郁的、骚动的、伤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