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的“身体”想象：一次关于激进主义本质的哲学思辩

​01

左翼的“身体”是赛博格的身体

Icarus：

在传统的左翼观念中，有一个群体是其思想萌生且角力的核心——工人阶级。左翼的兴起当然与工业革命、工人阶级的出现息息相关。在技术上那个年代也是大工厂机械生产出现的年代，技术的革新似乎也影响了人们对于整个观念系统的想象（在那个阶段的哲学史上心物二元的思想似乎也包含着机械式的身体想象）。于是全面开启了关于思想、政治、哲学、社会层面的变革。

在左翼的想象中，“身体”亦即观念系统的组成是一种机械式，因而是可以拆卸、更换、修理的，很像是一种机器大工厂的图式。“身体”是一种赛博格，它仅仅只是与人体相似而并非肉身，或者说肉身在这个意义上已经被证伪了，所谓的肉身其实是一种赛博格，一种由相同材质却不同功能的零部件所组成的赛博机械功能体。同样这也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著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及的现代性中的“工具理性”体现（Fan在论及宗教与左翼之间的关系时将讨论向更深的方向延展）。于是“身体”之想象同时奠定了左翼关于“良好的秩序”之定义。

左翼的乌托邦想象似乎也脱胎于其“赛博身体”的观念结构，因为其是机械的便有了高效率良好运转的可能，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对于完美的期待。于是有了那样的一个平等的、高效运作(机械性带有的一种高效运作的冲动，左翼似乎包含着这种强烈的冲动)的乌托邦。

而右翼的观念则是一种Fan形容之为“丰饶”的“身体”。“丰饶”意味着一种有机，一种自然的、生长的、在历史中展开生成的“身体”。这也是保守主义很重要的想象，而正因为其是“有机的肉体-丰饶的身体”所以身体的自然运作中的病痛和不足同样也是一种“自然”，对于这样的身体而言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的“健康”一说，有机身体的健康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因而固有的社会偏见、习俗而致使的诸多弊病在右派看来并非是需要连根拔起彻底刨去、更换的磨损器官，而是一种自然的病变，需要的是改良、疗愈与等待。

02

“左翼是非常典型的现代人”

Fan：

我读几年书下来，思想也多少有变化。小几岁你一提左翼是激情的，你觉得右派那一套是totally boring，有一种正义的诉求，一种血气。但是后面你发现有一种吊诡，你发现左翼会变成一种新的高压，它会完全背离原先的道路。这个时候就会有问题意识开始出来，会反思右派的人士说的一些东西是有道理的。

左派是穷理的，两边如果辩论，左派一定赢，右派谈生活秩序，谈传统，左派就要质疑，你这个传统的根源是哪里来，你是否想象过一种更良善的秩序。比如（激进）女性主义、性少数平权的存在问题（先声明我个人肯定是同情中国女性主义抗争的），一个问题在于，是不是一切性别分工与关系模式都是父权、异性恋霸权建构物？谈到私有产权，同样的问题在于，是不是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建构关系？换言之，这些东西有没有其作为nature（自然本性）的一面？（当然这种自然本性也可以被批评为“本质主义”的）

我举个例子，拿“空间”来讲好了，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著有《空间的生产》）和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著有《新自由主义简史》）都谈过资本主义和空间的关系。我热爱我家这个house，它当然是一个私有物，但你可以简单地说，这种感情是基于一种资本主义现代性个人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感情吗？前现代性的个人会眷恋他的家乡，会执着于他的私有空间吗？我觉得会。

再举一个极端的例子，譬如说很多人觉得现代爱情也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产物。我和爱侣都“专属”于对方。我们都有一种强烈的要将对方“私有”的冲动，很多左派的性自由也是这种逻辑，很多人很渴求一种公社式的，其实也就是母系氏族式的性关系。但是我很想问问尝试过open relationship的，你们真的没有那种“嫉妒”吗，那种私有冲动？我相信所有人都有，即使你们之间有commitment说：你是自由的，我也是自由的。但是你们实际会想的是：我希望你是我的，而我是自由的。

其实有时候我会同情一些右派，我这两年逐渐开始理解他们了。右派是不适合说理的，而是坚守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可以来自于圣经，也可以是希腊神话，所以你会看很多右派学者喜欢援引古典学，因为古典学提供了一套很丰饶的生活世界。那个世界是完整，而不是零碎的，它不拆解概念，我知道概念经常可以让人make sense，但是概念并不导向“生活”。现在你面前只有一个苹果，它可能有蛀虫，可能有一些杂质，是对你身体不好的，但是你不能靠分析填饱肚子，你要勇敢地吃下去，作为一个整体地接受它。好的坏的物质全在里面。

所以用“赛博个体”形容左翼我觉得非常恰当而且有洞察力，因为这里面预设了一个工业革命结构，就是一种大工厂图式，放到现在就是写字楼图式，也是一种现代性的荒凉和同质，里面的人都是完全没有property，没有身份，失去土地来到城市，我感觉很多激进左翼哲学家想象个体心灵也是依照这个图式，它其实是nothingness了，是一个彻底“空”掉的结构，更不要提什么崇高啊、美啊、善啊。

在这个意义上，左翼开始拒绝那些“有些什么”的东西，右翼有一种非常坚实的个体想象，他会觉得从个体里面能够内生出尊严。但是左翼因为他没有经济基础，那个尊严是无所依傍的，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种集体性去形构一个结构，或者说，去赢取某种政治力量，于是这个时候，左翼内部就开始要有结构的调整，个人就必须是“赛博化”的，因为他要形成一个非常团结一致的结构。我用一个图式来说明，右翼的个体心灵是一种类似海胆的，也可以想象病毒长的那个样子，但是左翼个体就是一个没有突触的原子，他没有向外seize的那个伸展结构。

所以说左翼是非常典型的现代人，无根的，他要从家庭秩序中挣脱出来，做一个漫游者。但是你去观察左派自己对这种状态的书写，你去观察整个60年代左翼运动瓦解的历程，尤其去看他们那一批作家的自我表达，这场运动最后“凉掉了”，不是被镇压才结束的，而是“冷却”了，激情熄灭了，他们身处那个状态之中，他们其实有一种劳累的。你去读凯鲁亚克，你可以感受到那种漫游，多么自由，又是多么虚无而劳累，那个文字的质地是非常“轻”的，但是那个轻会让你非常疲劳，人的心灵其实是不能承受那么“轻”的生活状态的，你再去读昆德拉，全明白了，就在探讨这种状态。相反，可能比较“右”一点的加缪，他的小说有一种“沉重”，你去读《鼠疫》，每个人有其责任和负累，但是他给我的感觉有一种内在的轻盈——推石头上山的轻盈。或者叫“充盈”，这里面有一种幸福在。

 03

“柔弱的主体观念需要被暴力唤醒”

Icarus： 

说起左翼我还想到的是一种集体式的狂欢，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常常提到对于文革怀念、追忆，那个年代似乎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像是说起集体的劳作，有一种共同劳动的成就感。说起红色娘子军，那是一种不同于小天鹅湖那般拘束而又惺惺作态的，非常解放的属于劳动人民的身体美学。在观察这种对一个年代的追忆中，我感受到了一种对于劳动的神话色彩。劳动过去在资本主义的秩序当中是一种低阶的粗鄙的存在，劳动的神话是在左翼的叙事当中出现的，尤其是在资本生产当中的劳动。而主导左翼叙事的知识分子似乎多数都并非出自真正的劳动者低阶层的家庭，左翼知识分子常常带着一种强烈地想要剥离自身阶级而投入“群众”的冲动，他们常常会标识自己对于受苦的群众深刻的同情和喜爱，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知识分子左翼的爱是什么样的爱。

我自问自答的说那似乎是一种爱欲，左翼看到的每一个劳动者个体都并非个体而是受苦受难的集体，左翼在“爱”一个劳动者的时候的似乎并不是一种对个体之爱，那背后推动他接近个体的爱的逻辑一种上升的对于集体劳动者的爱，左翼爱的是左翼叙事的那个神话的劳动者形象。他们真诚、朴实、善良、生活艰辛却乐观向上，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劳作为社会为整个集体创造财富。其实我觉得左翼并不是没有崇高、美、和善的，只是那种崇高、美和善在这个“赛博身体”的想象中被重构了。

说回到左翼的“劳动者身体”我觉得似乎那所谓的更为解放的身体姿态是另一种规训，譬如说红色娘子军的身体美学在于用现代军队战斗（或者说一种20世纪在反殖民斗争中出现的游击队的战斗姿态）的、暴力性的元素（娘子军拿着刀和剑舞蹈）纳入芭蕾舞这个传统上（偏见）更为女性化的舞蹈动作中，这种解放感是由一种暴力所打开的。左翼往往是崇尚暴力的，对暴力的容纳度非常之高。左翼的身体美学一个来自于工厂的劳动者身体姿态，另一种便是战斗性的暴力身体姿态。这两种姿态的背后似乎都是一种集体性、高效率的隐喻，工厂自然是机械的集体的高效率的，而现代军队中的身体美学则也强调着一种集体步调一致的美感、力量感、同时也是一种崇高感。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崇高的概念被左翼的“赛博身体”所重构了，崇高并不自上而下的来自神灵、上帝，或是一种柔软的、而脆弱却令人无言的美、一具希腊式的有着健硕肌肉的身体的那种纯粹的健康之美，崇高和美在左翼的审美体验中是一种集体性的存在。

没有神灵了，因为崇高来自于劳动者庞大集合而成的概念，左翼自造了一个更大而有力的神。没有柔软与脆弱，柔软与脆弱需要注入一种暴力的身体姿态去重构，去打破在那些脆弱之中的种种拘束，去解放、从而愈发轻盈，过往的观念都是束缚，柔弱的主体观念需要被暴力唤醒。想起刚刚Fan你提到的无根的概念，似乎正因为无根所以赛博，所以需要拥抱更大的一个集体，所以那样的解放有着一种与更多的劳动者联结的快感，也有了抗击那个压迫着他们的资本的战斗欲。

04

“当革命发生时，现代人确认彼此都‘不再相信’”

Fan：

你讲到这个很好，我有一种直觉，不一定对，那种左翼的美学有一种死亡驱力在背后的，它骨子里是有一种虚无气质的。你看毛时代很多图像，首先我要说，它真的是很美的，美得让人窒息，同时，有一点点惊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感觉，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文革的画面的时候，我有被那个吸引到，但同时会感觉有一种致命的罪恶感。我记得很清楚。当然也有可能和那个画面本身是禁忌的有关系，触碰禁忌永远是这种感觉。你知道毒蛇引诱你吃禁果，你还是会想吃。

怎么解释我上面讲的“死亡驱力”。就是你在群众中间，你会真的会有一种“平等”的感觉，这边的平等是有实指的，不只是政治学的equality，而是你会意识到，每个人都是那个“赛博个体”，每个人都是nothingness，也同样，每个人都没有特殊的美德伦理，还有，我们每个人都是肉身凡胎，每个人都要死。你知道这种意识是很有诱惑力的，巴赫金讲“狂欢节”，很多人类学家也讲那个persona（人格面具）被卸下，我觉得依循一样的机制。你记不记得尼采在批评他那个时代整个欧洲的虚无主义，每个人都陷入一种高度的自我怀疑：是大家都没有信仰了，还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呢？

我突然有一个有意思的思考：这个问题不在于“上帝死了”，而在于“上帝还没死透”。如果“上帝已死”已经是一个“公共知识”（什么是公共知识——就是有一个知识我知道，你也知道，同时我知道你知道，你也知道我知道你知道。它就是一个公共知识了。像《皇帝的新衣》里面“皇帝没穿衣服”就不是一个公共知识——因为的确我知道，你也知道，但是我不知道你知道，你也不知道我到底知不知道；而当那个小孩子点破“皇帝没穿衣服”，它才终于成了一个公共知识。），所有人都明确地不信上帝了，那倒还好说；关键在于“上帝没死透”，每个人都明确地知道自己的信仰很迷失，但他不好意思说，但不确定别人是不是也这样。尼采说上帝死了，就是把这件事变成一个公共知识，然后才可以开始价值重估。所以一个运动发生时，正是现代人确认彼此都“不再相信”，知道这一点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爽的：我羞于启齿的一个念头，原来你也有，甚至你比我要更加严重！

但你观察这个心态，它不是一个“我要自律自己的高尚”，而是“互相确认彼此的不再相信”。从这个时刻开始，一切已经有点不对了。

05

“平等似乎天然地有一种向下看齐的冲动”

Icarus: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公共知识”的概念，特别有洞察力。大家的确并不是在一个“上帝已死”的世界中生活，而是在“上帝没死透”的世界中生活。左翼的美学确实有一种死亡驱力的这个论述让我打开了进入左翼思想的另一个面向——乌托邦。对于左翼来说似乎有一个永恒的乌托邦存在，我们总会听见左翼青年或是学者讨论到一个词叫做“想象力”。似乎左翼的学者们总是认为我们处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秩序之中，一切都被这个秩序所裹挟，所以我们失去了对另一个更为良好的乌托邦秩序的想象力。

这特别像是在一种死亡驱力的作用下创造出的一个“死后世界”的理想。左翼的乌托邦与现实是有一定的边界的，左翼的乌托邦所实现的前提似乎是整个当下世界秩序的彻底崩溃和重构，这个目标存在着一种破坏性，同时这个边界也有一种颠覆的力量，犹如生与死之边界。似乎正是在这个“上帝没死透”的社会我们更需要这样的一种乌托邦想象来解乏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惴惴不安。我想对于他们而言这更像是一种主体的彼此连接从而增强了主体性，当然在我们的视角下这或许是一种死亡驱力所带来的幻象同时也是一种对于“平等”的迷狂。

平等似乎天然的有一种“向下看齐”的冲动，而文革的那个年代正是因为这种“平等”的迷狂而令人怀念。同时，让我们先盖起那个年代迷狂中所导致的那些暴力不看，那个年代的整个社会组织关系似乎为那一代人凝聚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共同体关系，而这样丰富的共同体关系某种意义上说疗愈了“上帝死了”的创伤，然而在那个乌托邦的幻象崩溃之后所有人又被抛入一个现代社会个体性的情境之中，个体又脱离了那个集体性的社会，因而对那个实践乌托邦的年代而有了乡愁。但是这样的乡愁背后，其实是危险而暴力的，如同“平等”的暴力一样。

06

“保守主义者有保守主义者的悲壮”

Fan：

当然这种迷狂状态也是一种酒神精神。

我觉得你讲的这个短暂结成的“共同体”其实已经算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在最近很多protest里面，我们可以都看到这种共同体。人和人有时候真的是可以形成“自组织”的，我最近在了解一个学者詹姆斯·斯科特（James.C.Scott,著有《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写的很多东西都很有意思，很多无政府主义者都是有这种信念。危险的不在于这种基于公民社会和联结的movement，而是另一种状况——你以为“人民”是作为一个整体实现其意志，实际上是被一个声音摆布着的，上面有一个僭主在操弄着一切，在这种状况下，甚至连“人民”这个概念都是被发明出来的、界定模糊的。你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

所以当你在言说“解放”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这个“解放”真的是你自己说的，还是你听到的一种叙事，然后复述出来。如果是第二种，就完全不叫“解放”了，你已经掉进大他者的套里了。你前面提到那个“红色娘子军”跳舞，那个“舞”是自性自发的，还是跳给别人看的？甚至是别人教她跳的？这个就非常可疑。如果她明明知道有人在看着她，然后进行这样一种身体展演，这就非常讽刺了，或者严重一点，借用某些左翼哲学家的话讲，这是某种“淫荡”。

所以有时候必须克制住那些好听的“塞壬之歌”，那个东西可能是要害死你的。真正可信的应该是你自己唱出来的，而不是发自深海的。但是话说回来，《奥德赛》里面这个故事真的是很妙——这个声音发自“深海”，它多么幽暗、微妙，象征层面上其实也很像是人自身的潜意识。所以这里又有一重疑难：有些声音就算是你自己唱出来的，你也分不清那个是不是“象征秩序”强加给你的。所以激进哲学家一定要钻探你的精神层面，但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你得钻到多深才行，你怎么知道那底下会不会还有一层？或者说，人真的能认识自身吗？而保守主义者则抱持着这种不可知，他们大多都是经验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有保守主义者的悲壮：就像奥德修斯一样，你知道那个激情的声音再好听，你一定要把自己绑在桅杆上，封住耳朵不去听它。

所以必须说，要对“乌托邦”有想象力没错，所有的政治哲学都在回应一个“理想国”或者“天上之城”的问题，但是克制乌托邦冲动也是必要的，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容易会被利用的。其实我们都会很怀念人类历史上那些自由主义时代，但我又觉得真的很可惜，这些我们常常追忆的年代，偏偏都是这么短命，而且伴随着它们的总是一个更极端、更动荡、或者更专制的政权。比如德国的魏玛共和、法国的七月王朝、日本的大正民主、世纪末的维也纳，包括我们的中华民国。所以其实我对现在美国的状况也是有点担心，你看我对奥巴马这么有感情，我肯定对左派抗争是有同情，但是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脉络里面看，我真的会忧虑的：自由主义真的是非常脆弱的，它有时候是一种妥协的产物，它需要各方力量达成一个均势，中间才会给自由留出空间。而现在在美国的知识精英、主流舆论和年轻一代里，显然是右派式微了，以后美国社会会演变到什么程度，我个人是有所警惕的。

说了那么多，我大概收个尾。必须说一句，我个人肯定不算是右派，不管是个人气质还是内在的性情上，我绝对算不上右派。而且我们以上的讨论，其实更多地针对现代性问题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而非针对新自由主义意义上的那种“右”。但或许我们确实应该对于各种意义上的“右翼”投注更多的关注。我记得香港作家陈冠中讲过一句话：中国知识界最大的问题是，左派只读左派的书，而右派不读书。一个属于凯恩斯的国度，当然应该有人去读一点哈耶克。

我准备考研的时候听我们央美人文学院有个从事考古的教授讲课，他说他有一次带一件龙山文化的黑陶杯出国参展，把它带上飞机的时候都不敢托运，他全程就抱着装杯子的那个盒子，就那么护着，不敢让它颠簸，因为那个杯身太细了，很容易就碰碎了，那个是祖先留下来的东西。我听着真的眼泪都掉下来了，我们人类历史上多少战争、灾荒、政治运动，最后能留下来这样一个杯子，它是带着历史的烽烟到了现在，你不知道它还能存在多久。它就像文明一样脆弱，你要耗费多大的力气才能把它传递给下一世人，尽管你知道它可能最终是要氧化掉、不复存在的。对于普通人来说那就是一个杯子，但只有真正热爱它的人才会明白，有些价值、信念、德性是看不见的，但那才是珍贵的东西。这是我所钦佩的右派，这是让我敬仰的保守主义。他们对人类文明是有这种珍爱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