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圈 #MeToo 调查：圈外是极权，圈内是父权，受害者的多重受困

• 本文由端传媒与低音（www.diyin.org）联合发布，首发于端传媒。

• 本文作者：付泉芷

2015年5月，维权律师助理赵威参加NGO研讨会时，发现自己被疑似便衣国保（全称“国内安全保卫”，是公安机关的一个警种）的几个人在夜色中监视。她打开手机闪光灯照向其中一人，对方犹豫几秒，向另一方位打了个手势，两拨人一起撤走。

被追踪、被监控，是公民抗争运动者处于政权打压下的生活常态。但彼时的赵威没有想到，几天后，她尊敬、信任、称呼为“大哥”的公民记者朱瑞峰，会利用她对人身安全的担忧，创造性侵的条件。

赵威回忆，研讨会结束后，朱瑞峰自称为避免国保追踪，用他人身份证在酒店开了一个房间，然后在半夜突然压到她身上，实施强奸。侵害发生后，她耻于向好友求援、也找不到公民圈内的救济渠道、更无法报警。两个月后，“709维权律师大抓捕”发生，23岁的她被关押，接着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被认为是中国当时最年轻的在押政治犯，半年后取保候审。

如今，住在旧金山的赵威讲述这些经历时语气冷静。八年来，公民运动被镇压至销声匿迹，而女权运动抓住网络公共舆论的微薄空间，在2018年夏天的米兔风暴里冲击并塑造了一代人的性别意识。她趟过这些巨变，努力寻找相对安全的环境，同时尽力恢复性侵和拘捕留下的创伤，但却未曾和任何亲友正式且完整地叙述那次侵犯，更未考虑过公开讲述——直到今年六月。

2023年6月2日，受台湾#MeToo浪潮鼓舞的政治工作者李元钧指控六四学运领袖王丹性骚扰，点燃了中国民运圈#MeToo的星星之火。6月21日起的三天内，共有四名女性公开指控被公民运动者性骚扰，引发对民运圈生态与文化的争议。

民运圈由对抗中国政治体制、立志推动民主法治进程的运动者组成。从文革结束后的民主运动，到八九民运，再到本世纪初的公民运动与维权行动，凡是参与其中的抗争者、异见人士、律师、记者、NGO工作者等，都能被笼统地归为“圈内人”。流亡后长期在国外从事中国民主活动的群体，与在国内推行社会运动的行动者们，可分别被称为“海外民运圈”与“国内公民圈”。两个圈子相交却不重合，但均站在中国政治体制的反面，常被一起讨论，视为一个整体。

此次#MeToo横跨这两个圈层，被概括为“民运圈米兔”。许多人批评圈内的男性权威与男性气质成为性骚扰的土壤，但也有人反击称#MeToo抹黑民运圈形象、“不顾大局”、与中共合谋打击处于低谷的“反共事业”。

记者采访了赵威、李元钧等性骚扰指控者，并询问了TA们在所述侵害发生前后的困境。由于性骚扰发生的隐蔽性以及部分当事人的政治风险，其所指控的侵害没有直接证据留存，记者亦无法独立证实这些侵害的发生。但是，指控者们所述经历具有相似性，一定程度上能印证侵害运作的共通逻辑。

本篇报道的近十名受访者中，除了公开指控的#MeToo当事人，还有另外三名女性行动者向记者表示，自己曾遭受过民运圈人士的性骚扰，且她们知道还有其他受害者，出于种种原因未能站出来公开指控。

MeToo风暴里的五名被指控者，仅有身处美国的王丹和滕彪在社交网络公开回应。王丹否认性骚扰，表示愿意就此事对薄公堂，但声称支持#MeToo运动；滕彪在指控者公开陈述前，抢先发表“道歉声明”，否认性骚扰，称自己的行为是“异常笨拙的求爱”。另外三名身处国内的被指控者，目前均不再活跃于公民圈，有的甚至已进入官方体制：曾被称为湖南公民社会“精神领袖”的邓林华，如今身为农工党湖南省委副处级干部。记者试图联系本文涉及的被指控者，均未获得回复。

多名指控者、抗争行动者和女权运动者对记者表示，民运圈内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性别结构，以及性别意识的普遍缺乏，成为性骚扰发生的系统性原因。侵害发生后，被政治压迫的受害者难以寻求社会机制的帮助，而民运圈本身也缺乏相关救济渠道，致使受害者处于更加孤立、隐秘、脆弱的地位。一方面，施暴者被圈内的父权化的熟人关系网庇护，难以被问责惩罚，而另一方面，受害者可能面临圈内的攻击、污蔑、道德绑架，遭受二次伤害。

“这些被指控性骚扰的人，也是想努力摆脱极权体制、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但他们也是施暴者、父权制的受益者，没有意识到极权和父权的同构性，对自己压迫者的角色一无所知。”拥有十年维权运动经验、女权主义者黄思敏律师接受采访说。

“是他们该反思自己作为压迫者的时候了”，她说，“如果他们连这个都反思不了，他们所搞的民主运动，注定人越来越少，没有人愿意和压迫者一起共事。”

一、政治风险

赵威在公开叙述中回忆，八年前的那天，比她大22岁的朱瑞峰在半夜突然压到她身上，说喜欢她很久了，每次见到她晚上都睡不着觉。她尝试推开，未果。朱瑞峰对她亲、摸、插入。她终于推开了，跑到卫生间躲起来。

“我在卫生间里哭，哭了很久后就洗澡，差不多就感觉天明了。”赵威接受采访说。

她说自己当时没有意识到保留证据，因对被侵犯感到恶心，所以“通过洗澡来洗刷这种玷污”。她说，整个过程中，朱瑞峰没有来卫生间敲门或询问。她哭完、洗完，从卫生间走出来，看见朱瑞峰在睡觉，也可能在装睡，然后就出门了。

记者拨打朱瑞峰的电话，接通后被挂断，再次拨打后未被接听。朱瑞峰也未回应记者的邮件提问，包括是否为了与赵威发生关系而假以安全之名与她同宿、是否强迫赵威发生性关系、是否承认赵威是其性侵受害者。另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朱瑞峰通过了记者的微信好友申请后又拉黑，且未回复记者短信。

侵害发生后，赵威没想过报警，首先源于维权运动者与公权力的冲突。“我是一个抗争者嘛，每次和警察打交道，都是一个警惕和抗争的姿态，”赵威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觉得会被歧视和侮辱。”

此外，她也不相信警方能以尊重、同理的方式对待对性骚扰报案者。她事先同意和朱瑞峰共处一室，担心警察因此认定他们是恋爱关系、不是性侵。“我怕遇到荡妇羞辱，被污蔑、被责怪。”她说。

赵威的一位关注公民圈抗争的朋友接受采访时补充说，如果被圈内人士性骚扰，案件的原被告和证人可能都是其他政治案件的相关人物。“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报警）会不会影响到大家地下的隐藏的工作，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感受。”她说。

那也是“709事件”发生的前两个月。赵威记得，许多抗争者已预估到某种风险，预留好律师委托书，为被捕后的营救与辩护提前做准备。与此同时，性侵给她带来强烈的恐惧感，让她处于极权和性别暴力的双重恐惧之下。“在生活的任何一个场景，都会担心身体、安全的失控。”她说。

但这种恐惧又被她下意识压抑。她与多位抗争者均表示，身处急剧的政治压力和动荡的运动里，瞬息万变、高度紧张的局势消耗了抗争者大部分精力，难以内省想法、消化情绪；另一方面，抗争者一心扑在运动上，或被运动的洪流裹挟，常不自觉地把自身利益和感受放在后面。

在性侵发生后、“709抓捕”前，赵威还去江西省高级法院举牌抗议警方拘留其好友吴淦（草根维权人士，人称“屠夫”），而同为吴淦朋友的朱瑞峰也一同前去声援。赵威说，她当时顾及的抗议活动，没有时间考量对朱瑞峰的厌恶与恐惧，也无法因此而拒绝与他同行。

“709大抓捕”很快来临，赵威和其他近300名维权律师及家属被警方带走。她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一种刑事强制措施，可被关押于任何地点，对嫌疑人的管理亦不受看守所条例限制）六个月后，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转移至看守所。

又过了半年，警方称赵威“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事实供认不讳且态度较好”，决定取保候审。当晚，赵威的微博发布一篇声明称，她被上司李和平律师利用，不了解供职律所是“在中国进行渗透和平演变的帮手”，而她本人也成为“别有用心的人的棋子”。《环球时报》随后发布多篇文章，称之为“90后美女”的“单纯”与“反省”。

那段时间，赵威没有公开回应那篇“割席”性质的声明，也没有回应另一桩扑朔迷离的“她的官派律师起诉她家属委托的维权律师称其造谣她在看守所被性侵”的案件。取保九个月后，她公开发文《致709同伴》，说自己懦弱、“因承受不了伤害而妥协”，但想念失去联系的同伴们，不知他们过得怎样。

被拘捕的经历，让赵威对公安和司法系统更加抵触，对公权力不抱任何信心，因此更未有过报警指控被性侵的想法。她补充称，在押期间，警察会用侮辱女性的话攻击她，而她在709事件前后的经历，也可能影响警方看待她指控其他维权人士的态度。“我会更恐惧，”她说，“如果警方不受理，会怎么样？是否会对我污名化，更进一步质疑，我报案的目的是什么？”

更大的影响来自内心的创伤。被性侵、被关押，让她失去对身体和生活意志的掌控，令她处于“低自尊”的状态。“我觉得我在生活里是一个loser，我的身体、安全，什么都掌控不了，这时候人会有一个绝望的心理，对什么都不会再产生期待了。”她说。

赵威回忆，感到绝望的那段时间，由于无法反抗，更无处诉求正义，她只能更加贬低自己，甚至合理化侵害，让内心好受一点。“就像戴手铐一样，越挣扎就铐得越紧，”她说，“如果是一个loser的心态的话，对方怎么对待我，好像都变得自然了，所以挣扎就会逐渐变弱，可以说给自己取得一个更大的生活空间吧。”

改变心态是个漫长的过程。自2016年7月取保后，她努力把自己逐渐转移到相对安全的环境里，和家人待在一起。2021年，她来到美国读书，感受到自己身处政治和性别层面更加安全的地方。如今，31岁的她形容过去七年是恢复自己、建立自信的过程，“逐渐从自己的壳里钻出来”。

二、道德光环

李元钧接受采访说，第一次见到王丹时，有种“粉丝见到名人”的心情。那时，19岁的他投身台湾市政社运，当看到与高压强权抗争的学运领袖、中学历史课本里的人物就在眼前，激动与崇拜之情油然而生。

王丹在那场聚会邀请他一起去美国旅行，并称会介绍他和其他民运人士认识。李元钧在公开讲述中回忆，2014年6月6日晚，纽约的酒店里，王丹从他身后用力抱住他，强吻，然后将他推倒在床，并开始解开自己衣裤。他被吓蒙了，情急之下把王丹推开，称刚做完肛门手术，请王丹不要继续侵犯他。王丹停手了，但在随后几天不停言语骚扰，约他晚上一起睡。

接下来是他人生中最难挨、最恐惧的一周。他在美国所有行程和花费都由王丹安排，加上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手机没有数据网络，孤立无援的他不得不每时每刻跟着王丹，但却不能表现出反感，更无法反抗。“（如果）直接和他们翻脸，那我要怎么回到台湾？”他反问。他只能忍耐，装作若无其事地参加王丹的饭局，在饭桌上强颜欢笑。

回台湾后，他把自己关在出租屋内，连续哭了好几天。从此，每年6月4日前后，他都极力避免看到任何六四相关新闻，但王丹总在这期间活跃于媒体、社交网络和台湾政治圈，令他避之不及，也让那个发生在6月4日后两天的侵害不时闪回于脑海。在台北市议会工作时，李元钧工作要求阅读每日报纸，在六四纪念日看到王丹巨大的肖像印在版面。“我必须咬着牙、忍着身体发抖，去看这个东西，”李元钧说，“看到他的脸、看到他说话的方式，再对应他对我做的事情，我觉得很恶心，感到呼吸困难。”

对于性骚扰指控，王丹先是称性骚扰事件“完全不存在”，但在李元钧发布与其助理的聊天记录后改口称，这些指控与自己的记忆“有巨大的落差”。王丹未回复记者于Facebook私信的提问。

据媒体报道，超过五名受害者称曾被王丹性骚扰，且侵害模式具有相似性。《德国之声》报道，一位受害者和王丹去日本时，被安排在酒店同宿，当晚王丹试图与他发生性关系，这和李元钧所述经历高度相似。此外，王丹曾多次在酒桌饭局上性骚扰在座者，或邀约年轻男性到家里，将其灌醉并性侵。

因为王丹的光环，李元钧信任他一起去美国“见世面”；也因为王丹的光环，李元钧畏惧他的权势，在被侵犯后不敢公开指控。

自2009年起，王丹先后在台湾四所大学担任客座助理教授，频繁接受媒体采访或撰写评论，并和台湾绿营政党保持良好关系。李元钧因此担心，公开指控，意味着断送自己未来在政治圈的工作机会：王丹利用个人影响力和交际，足以让他在求职时被质疑、被特殊对待。“只要王丹去说，这个人有问题，他们到底是会听王丹的，还是听我的？”李元钧说，“最后放在同一个天平上，大家的信任感到底是对王丹高，还是对一个（无名之辈）的信任高？”

他解释，如果不公开指控，仅报警走司法程序，由于他仍是在校生身份，王丹也是大学教师，校方和教育部都会被通报，有太多线索导致此事很可能被媒体挖出来曝光。“有可能我去找工作的时候，这个事情并没有被查得水落石出，”他说，“如果法官没有判，或者检察官不起诉，那大家对我的质疑是不是会更大？”

对于“权势性侵”的指控，王丹发推特称，自己是极权的受害者，质问“我的权势在哪里？”李元钧在整个采访中语气冷静温柔，但谈及此处时鲜有地情绪激动。“他的伤痕就是他的勋章，大家会因为这个头号通缉犯的名称而尊敬他，这就是他的权势啊！”李元钧说，“如果我今天不讲出这个事情，你会认识我是谁吗？可是我也不会因为讲出这个事情，就被邀请去美国国会，或者去（台湾）总统府和谁碰面，但是他会啊！”

李元钧公开指控后，曾在六四纪念馆举办活动的“纽约民主沙龙”社群发布声明，要求王丹做出令幸存者满意的回应，在此之前拒绝与王丹合作。记者获取的聊天记录显示，六四纪念馆馆长于大海对沙龙运营者说，如果沙龙认为王丹是施暴者，则不允许再在纪念馆举办活动。沙龙运营者回复写道，八九民运是其政治启蒙，对学运领袖敬如长辈，但如今“与纪念馆缘分浅，我也承认”。

一名沙龙运营者接受采访说，当与六四运动者产生冲突时，他们的光环会让自己先反思是否做错了什么。另一名运营者接受采访称，民运人士常以道德绑架的方式沟通，好像“和他们做对就是和六四做对，和整个（民运）大业做对”。

记者观察发现，许多海外民运人士以“反王丹就是不反共，要顾及反共大局”的底层逻辑为王丹辩护。吕京花（八九民运“北京工自联”组织者）转推，“不反共，什么平权都是无稽之谈”；陈维健（海外民运杂志《北京之春》主编）认为，要反共就无法抵制王丹；魏京生（文革后北京民主墙运动推动者）质问：“对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因为他有缺点就任由敌人抹黑污蔑吗？”

多名运动者分析，流亡民运人士的光环所代表的道德资源，本身也是建构海外民运圈的基础，而他们维护王丹，除了维护其共同事业的道德价值，也事关自身利益。

女权运动者吕频接受采访称，很多人把追求民主自由的情怀和对天安门悲剧的感念，寄托在那些至今活跃的流亡学运领袖身上，让他们继承了六四的道德资源。“只要大家对六四有感情，他们就有无限提款的道德存折。”她说。但当王丹作为六四最大的象征被质疑时，这些海外民运人士“共同事业的道德基础就破产了，获得的自己那份收益就更少了”。

沙龙志愿者称，与六四纪念馆一方沟通过程中，王丹虽然没有出面，但馆长的态度让他们觉得，海外民运人士要王丹“举起大旗”，跟着他可以做一番事业，于是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其表态与行动也以小集团利益为先。

他们也担心，与六四纪念馆的冲突，可能会影响社群往后的发展。“我们想办好自己的活动，自立自强，但是又会想，他们会不会影响我们想请的嘉宾、或者（在资源上）有些冲突。”沙龙志愿者说。

三、父权制

当赵威走出709事件的禁锢，她曾尝试向一位为她刑事辩护过、一起参与街头抗议的维权律师讲述被朱瑞峰性侵的经历。然而，对方第一反应是问她，是否想和朱瑞峰谈恋爱才共处一室。“我一下就缩起来了，不想展开讲了。”她说。那位律师后来意识到不妥，说这是一件非常痛心的事，但没有给予其他建议，赵威也没有和他继续这个话题。

而当赵威几年前向一位女性朋友提及性侵时，该友人接受采访说，她感到很憋屈，因为她们找不到合适的话语去阐释和批判性侵，自己也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去支持赵威，只能互相安慰一下。她称，自己也遭到过公民圈人士不恰当的身体接触，而她也像赵威一样，无法言说，不得不把自己的感受稀释掉。

赵威和她朋友的失语，是公民圈内缺乏反性骚讨论的缩影。赵威说，即使圈内很多人是维权律师、人权工作者，但大家都在关注言论自由、民主选举等议题，没有人公开讨论性暴力。性骚扰如何产生、哪些言语和行为是性骚扰、被性骚扰要怎么办、有什么救济途径，“在大家脑子里是空白的”。

吕频分析，政权的极度打压，导致讨论被搁置、机制建设遥遥无期。“人都要进监狱了，你和他们去讨论性骚扰，确实不是（考虑的）优先位置。”她说。

她在国内推动女权运动时，也尝试和维权律师群体沟通性骚扰议题，“有交流也有冲突”。但709大抓捕的前几个月，“女权五姐妹”被捕，红极一时的女权街头运动戛然而止，而抓捕发生前一天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年会的吕频，被警方认为是“幕后黑手”，从此滞留美国。她说，在女权运动者和维权律师均遭官方镇压后，双方都“自顾不暇”，没有资源和精力交流互动，两个群体变得更加割裂。“每个人都是地下的秘密的联系方式，被打压后都断联了。”她说。

从事维权与反性暴力的黄思敏律师补充称，民运圈不是统一的机构组织，难以建立性骚扰申诉、救济和惩罚机制，但更关键的是，圈内很多人性别意识缺乏，对女权和#MeToo本身不认同。

即使在今年七月，民运圈#MeToo发生一个月后，当她在一个维权律师聊天群发送反性骚扰线上分享会的链接后，马上有人退群。她在群里讽刺：“这些人疯狂爱着远大的理想，却无视身边具体女性的苦难，非常虚伪。”

赵威也观察到，大部分运动者虽然在日常工作里尊重女性，但对女权主义”不感冒”，甚至批评女权运动“过于激进”，或担心自己“被米兔”。而在民运圈#MeToo里，她发现一些运动者批评性骚扰侵害者，是因为他们抹黑了公民圈正义的形象，违背了抗争者的集体伦理，但却没有首要批判性骚扰本身，缺少对受害者作为个体的共情，更没有从性别视角出发，看到圈内的父权环境导致性侵犯接连发生。

有的运动者甚至连对性暴力本身都缺乏基本认知。根据赵威的叙述，朱瑞峰陈旧的男权思维，使他无法正确理解自己的侵害行为，以及赵威是被他侵犯的受害者。

赵威称，侵害发生后，朱瑞峰三番五次“低声下气”地来恳求原谅，叫她“姑奶奶”，觉得她在“耍脾气”，所以“要哄”。赵威说不见她，朱瑞峰就说在楼下等，她什么时候下楼，他就等到什么时候。“他的想法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可能在他脑海里，一个求爱、恋爱的过程就是这样。”赵威说。

黄思敏认为，施暴者得以不反思性别意识缺失、不自知处于性别架构的压迫者地位、以及拒绝做出改变的根本原因，是民运圈的父权制结构。她说，民运圈内掌握话语权、掌握资源的，大部分都是男性，女性总体人数少，且被排除在核心位置之外，这些都是“肉眼可见的事实”。

根据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香港NGO，在港区国安法打压下于2021年9月解散）为中国人权律师团备份的资料库显示，116名维权律师成员中，女性不超过20人，占比低于两成。以维权推动宪政的公益机构“公盟”里的顾问、理事与决策委员会共22人中，只有两人是女性，占比不到10%，而办公室行政人员的女性比例超过一半。

黄思敏解释，厌女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导致女性运动者和女性运动领袖人数稀少。女性更少参与公共事务，被认为不具有公共政治的领导能力，而女性也会自我否定，致使公共领域由男性主导。当女性运动者取得成绩时，也常被男性俯视性地赞赏。她分享自己的经历，曾被男性同行夸奖说，作为一个女性维权律师，做得很不错，达到了男律师的层次，在女性中是佼佼者，和一般女性不一样。

她认为，民运圈的“大佬”文化，比谁更有名、更有资源、受人追捧，本质上认可了等级和特权的逻辑，形成了与父权制同构的权威。端传媒一篇关于民运人士政治行动观的评论文章指出，一些运动者沉迷于“孤胆英雄”反抗体制的的叙事，反映出他们追求带有男性气概的权威。黄思敏分析，这些男性作为既得利益者，“可能是人权斗士，但是作为父权化了的人，他们获得的成功、话语权、掌控力，仍然是父权制的经验告诉他们的，所以拒绝做出改变”。

在#MeToo浪潮里，王丹先向公众质问自己的权势何处之有，第二天又发推特引述“朋友”的建言称，“权势不权势，某种程度是一个感受问题，这种感受应当被理解和尊重”，并补充称，自身“道德优越感”导致“不容易听进去批评”，会对此反省。此前，他回复《华尔街日报》称，“作为公众人物，个人私生活会受到更加严苛的检视”，未来会更加注意。他也表态，#MeToo代表“个人权力的伸张”（注：应为“权利”），是他支持的社会进步事业，愿意借此和“各界朋友交换意见”。

王丹的言论引发诸多不满，批评者认为这些表态充斥着“古早的男权意识”与傲慢。“性骚扰问题的发酵是因为大众过度关注『名人』私生活问题吗？这种自恋是对#MeToo的羞辱”，吕频写道，“在因性骚扰指控被大众追踪之时还做高姿态是有多荒唐且不说，王丹什么时候学习过性骚扰，连权力关系概念都一无所知，什么时候了解过#MeToo，竟然还觉得自己就这么有资格指点……这种不可思议的妄尊自大就是腐败。”

父权制也反映于圈内男性对侵害者的包庇。公益抗争者、为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抓捕的“长沙公益仨”奔走呼号的施明磊，在公开叙述中写道，当她向多个维权律师讲述自己被公民圈前辈邓林华性骚扰后，律师们的反应是“深觉意外”、让她“好好休息”，解释性骚扰者应是“喝多了”，有人还保证自己在往后的聚会不喝酒。但后来，在各种聚会上，她仍看到邓林华和这些律师们觥筹交错。

“我感到受双重暴力深深辖制，曝光他，我不但受国安的打压，还要受社群的质疑”，她写道，“我到底怕什么？相较于国家暴力，我更怕的是对于女性的凝视。”

四、米兔之后

今年六月，性骚扰指控者们短时间内接连站出来公开叙述，迅速引发海外中文社交网络激烈争论，但随后演变成网民间的言语攻击，话题也脱离#MeToo本身，转移至政治审判。

程益中（南都和新京报创办者之一）认为，#MeToo运动者本着“有罪推论、疑罪从有、宁错判勿错放”三原则，“全面展开认知战、信息战、标签战”，并断定#MeToo运动“被极右保守势力劫持”，成为“居委会大妈和道德婊、圣母婊震慑男性堕落的杀威棒”。

MeToo运动也被认为是“打击政敌”的派系斗争。瑞典茉莉（八九民运人士）称，滕彪被小粉红、川粉、郭文贵粉、伪人权和伪女权五面夹击，而魏京生指责滕彪“自称维权律师就高了民运一等”，瞧不起“艰苦奋斗”的海外老民运。许多人对“文革重现”疑虑重重，甚至结合了美国左右翼撕裂的政治现实。支持心语被认为是“红卫兵搞大字报”，而批评滕彪被认为是川粉将“异己”滕彪“批倒批臭”。

“抓间谍”的呼声也此起彼伏。赵常青（八九民运“外高联”组织者）认为，台湾相关势力在六四纪念馆开馆之际“抹黑”王丹，能看到“北京的黑手”；陈立群（“组党运动”参加者）质疑自称“白纸一代”的黄意诚来历不明，说他“咬住”王丹和六四纪念馆不放。她质问，“你到底是人还是鬼？你到底要干什么？！”

这样的信息流占据了简体中文推特时间线。吕频认为，民运圈#MeToo在海外中文社交网络无法实现真正的公共讨论。“简中推特是一个暴力的社区，”她说，“暴力性，不仅仅是骂人，还是暴力性的思维，是简单、敌对、政治审判的思维方式。”

黄思敏分析，很多民运人士成长于六七十年代暴力化的环境，习惯敌我斗争、缺少情感与爱的教育，而这些问题并未因他们加入社会运动而自动消除，导致难以非暴力地公共讨论。

但当民运人士流亡至美国为主的西方社会，客观上能够接触到当地社会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歧视平权思潮时，“为什么他们没有在这种环境下成长为观念健全的人？”黄思敏说，“由此看来，这也不完全是认知的原因。”

吕频分析称，海外民运圈孤悬于中美夹缝间，缺乏两地社会关注，但也让他们“超然于几十年来中美社会激荡”，凭借对民主运动的垄断，在自己的世界里为所欲为，享受圈内特权。她写道：“其中一些人很自我陶醉暴力性并且豢养暴力性的追随者，在作风上镜像他们想象地反对的那个极大的他者。”

海外民运圈的边缘性，也让被指控者在圈内圈外均免于问责或惩罚。吕频解释，许多海外民运机构都是“空头组织”，即使把被指控者踢出去，也非实际意义上的“取消文化”；而为民运圈提供资源的美国政客，实则并不在乎中国民运，只是把王丹等人当作美国政治里的“token”：民运人士出席活动、完成政治表演，让美国政客塑造自己关心中国人权的形象。

“至于王丹道德如何、是否性骚扰他人、需不需要避嫌，政客们不关心，”吕频说，“美国政客是真正有资源的人，但他们是不在乎的，不负责任的、不讲原则的。”记者发现，当李元钧已在台湾起诉王丹并立案后，王丹还在台湾与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局资助的富布莱特项目（Fulbright Program）的学者座谈。

而如朱瑞峰、邓林华等一直在国内的维权运动者，吕频解释，由于公民运动被打压至偃旗息鼓，甚至性骚扰指控都无法发布在受审查的微博微信，被指控者受#MeToo影响较少，更谈不上问责与惩罚。

社会机制难以问责，法律机制也很难发挥作用。除了对王丹的指控，其他几例所述侵害均不发生在美国，且彼时大部分当事人也非美国公民，导致美国法院对此难以管辖。而抗争者的身份，又让受害者们不愿走入中国司法程序。

“这就是#MeToo的困境，”吕频说，“之所以有#MeToo，就是因为法律渠道无法解决，而#MeToo后能否重新纳入法律渠道，取决于法治的环境，但大家已经不对诉诸中国法制体系抱有信心了。”

上海两所大学的研究者于2022年分析跨度二十年的92例职场性骚扰案例发现，近三分之二案件没有被法院认定性骚扰事实成立。此外，受害者主动起诉的案件仅占14%，大部分案件是被指控者起诉名誉权受损，或主张因涉嫌性骚扰被解除合同不合法。

2019年性骚扰成为独立民事案由后，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研究发现，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提告的案件，受害者胜诉率不足20%，而被指控者以名誉侵权起诉的案件，胜率接近70%。记者梳理司法实证发现，如果#MeToo双方都认为自己权益受损，寻求司法救济，被指控者的赢面是对方的3.5倍；只要被指控者掌握了“侵犯名誉权”这一利器，就有七成胜算。

这种模式的典例早已在2018年米兔风暴中出现。何谦公开讲述被公益圈明星、前《凤凰周刊》首席记者邓飞性骚扰的经历，结果邓飞抢先起诉侵害名誉权。邓飞在开庭前说，“相信法律有公正的判决”。结果邓飞胜诉，法院判决何谦赔礼道歉。

在民运圈#MeToo中，唯有对王丹的指控进入了司法程序，而他公开直言“欢迎提告，支持用法律的方式寻找事情的真相”。很多人也以“理性客观”的姿态批评#MeToo，强调“法律程序正义”的重要性。

黄思敏说，#MeToo运动中，法律成为了被指控者巧妙的说辞。在法律本身植根于父权，维护男性权益的背景下，宣称通过法律获得公正，是男性自己的公正。

“王丹相信法律，是因为法律和司法实践保护了他，”她说，“曾经国家暴力的受害者，在性别暴力面前，利用法制暴力打压受害者，全然忘记暴力的模样，这是很可怕的。”

虽然被指控者难以被惩罚，受害者难以寻求制度救济，但所幸的是，当赵威、李元钧、施明磊讲述自己的经历后，看到了身边涌来的支持。在TA们公开指控的帖子下，人们在留言区表达愤怒、敬佩和心疼，隔着屏幕送来拥抱。

“我觉得非常欣慰，也非常出乎意料”，赵威说。她曾不确定公开讲述后会面临怎样的舆论风暴，担心因荡妇羞辱和质疑而受到二次伤害，但她仍被其他受害者公开控诉的勇气所鼓励，决心说出自己的经历。“永远都没有办法完全做好心理准备，”她说，“但#MeToo给所有受害者的勇气，就是即使会恐惧，也会去发声。”

她说，叙述自己的经历是一个“揭伤疤”的过程，而且为了取得大众信任，她选择把受侵害的细节写出来，但回忆侵害的过程仍让她心里一阵阵疼、不住流泪。不过，公开讲述后，她也感到对痛苦的些许解脱，好像卸下心里长期的包袱。更重要的是，这帮她转变“loser”的心态。被支持和鼓励的同时，也有同温层素不相识的女性信任她，找她倾诉被侵害的经历，让她意识到，自己能给予别人信心、倾听和安慰。

李元钧也说，他感到越来越多人帮他一起分担这个担子。“即使大家没有办法感受这个痛苦，但是有越来越多人撑住我，把这个故事好好地重复说出来，这就是一个很令人感激的事情。”他说。当他看到纽约民主沙龙和王丹的簇拥者们“对刚”时，除了感激，也担心他们因离海外民运圈太近而受到伤害，令他对陌生人的善意感到歉疚与无措。

记者发现，民运圈#MeToo的五位公开指控者，现都在海外居住。黄思敏说，在人身安全、政治自由、性别意识相对友好的社会环境里，抗争者们才更容易展示自己的创伤。相反，目前还在国内的受害者，往往把创伤封存，很多人在被侵害后漫漫淡出公民圈，而侵害者还在圈内活跃着。

她说，自己近几年公开或非公开绝交的圈内性侵害者不少。“我是一个向前走的运动者，我也不惧怕和落后的人绝交”，她说，“参加民主运动的人，如果不能理解运动伙伴具体的真实的困境，不能联系到具体的人，只是沉迷于宏大叙事，甚至利用自己的权威压迫别人，这就不是一个能够向前的运动，只能走在时代的后面，也不会获得成功。”

与黄思敏两小时采访的最后，她说自己也遭遇过公民圈人士的肢体和言语性骚扰。她有保留一些证据，也和圈内的伙伴们私下讲述过，朋友的支持和相信让她感到些许疗愈。

“我没有公开说，原因也没有那么复杂，其实挺奇怪的，照道理来讲，我是不是也应该把人家米兔一下？”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