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歐陸政治哲學家看青年人對六四興趣缺缺的原因

和支聯會義工閒談，他提及想派傳單給一名女學生，呼籲她出席六四集會，但學生拒收，他不放棄跟隨學生到地鐵站閘門前，學生終於說了拒收的理由：「與我何干？」然後自信地入站了。

也許，我們可以指責這個女生是「港豬」，也可以指責她無知。然而，不像八九年時老一輩的港人對北京的學生運動及血腥屠殺歷歷在目，然後矢志聲援中國民主；現在年輕一輩，隨著中港關係日疏，他們把六四當作發生在遠方的屠殺，表面認知但漠不關心。

因此，支聯會再用殺人不對、血腥鎮壓此類悲情理由來鼓動年輕人關心六四，已經如抗生素失靈了。經歷二戰的大屠殺後，歐陸哲學家反思這個悲劇的因由，總結出不少深刻的思想，我以為，用這些思想來為六四賦予新義，六四的精神才可以薪火相傳，讓年輕人追隨。然而，這又可能挑戰老一輩和老泛民的底線，順得哥情失嫂意。

這個進路是：強調最徹底的民主。

哲學家認為：政治最根本的原則就是共存——讓不同意見的就算互相衝突仇視，也能夠在同一天空下和諧存在。然後，如漢娜．鄂蘭所言，人們團結起來依原則行動，去推進不可預料的改變，就是政治的真意。

因此，六四最不可原諒的地方，並非如支聯會所強調的表面暴力，像坦克輾人和濫殺無辜。六四最錯的地方，在於中共違犯「共存」這個最高原則，用暴力去消滅學生民眾提出的意見。根據漢娜的理論，暴力的深層意思是，一方用器具去強化自己的影響力和話語權，去侵害甚至消滅另一方提出主張觀點的可能和空間，強迫對方依據自己的一套行事。

是故漢娜認為暴力和政治是對立，甚至是反政治，因為強勢的一方強迫其他異議者跟隨自己的一套，結果人們就不能按自己原則行動去改變社會，最後就會變得犬儒認命，不再對社會有所期望——中共在六四暴力鎮壓後，國人專心賺錢，莫談國事——就因人民在中共的極權統治下變成徒具人臉的扯線娃娃，失去真我及自主性，以及藉政治實踐自我的潛能。

若果香港的年輕人和國內人民一樣，不再相信政治行動有帶來改變的可能，那怕支聯會不停強調六四的慘劇悲情之處，也不能讓他們坐言起行，關心政治。

哲學家德里達說得好：民主仍然在來臨中。人為何關心政治，行動起來？就是因為真正的民主永遠身在未來，不能完美實現，人人都期望更自由、更公義的時刻，這個憧憬驅使他們投身政治運動。無論是八九年的百萬人大遊行、零三年的七一大遊行、以及一四年的雨傘運動，港人的對手都是強大專制的中共；然而，他們毫不畏懼地站出來，就是因為他們在運動中感受到命運自主。

受漢娜影響的哲學家巴里巴爾所提出一種嶄新的政治動員理論，就是公民性格的政治。意指人們在政治運動中無分國籍、宗教、群族，共同為討回權益而聯合行動。就像八九民運，當時的北京市民無分學生、工人、小偷、商人，也共同行動爭取民主；又像雨傘運動，民眾不分彼此在佔領區生活和政權對抗。只有大家在民主運動中找到自主的感覺，才能夠有熱情參與其中。

故此，六四的傳承危機，並不一定如陳景輝早前在觀點版所言，是因為找不到其本土意義所致——就算支聯會放棄其大中華立場，改為以港獨為基調的六四集會，也不能吸引年輕人參與！當然，也不是如部分支聯會常委認為，只消堅守愛國大義，就能雨過天晴。其實，本土也好，大中華也好，只是虛名，最重要的是：它能否讓年輕人和民眾感受到民主帶來的希望。

正如左翼學者拉克勞研究民粹，他解釋為何一些組織如熱普城等極右，組織內部十分專制，卻能夠吸引不少人支持：原因在於極右組織用一些漂亮的口號和煽動仇恨來誤導群眾以為自己在充權，因可攫取甚多支持。然而，自由派和左翼要擊潰極右的策略，除了讓民眾在參與時感受到自己也是決策的一分子，別無他法，這樣民眾才能分辨到民主的充權和極右的仇恨是有分別的。

就這點而言，若果要年輕人關心六四和中國，就得說服他們或者讓他們感受到參與民主運動就是為自己充權，自己能夠主宰自己，發展自己的潛能，這樣子，他們就意會到六四的死難者的可敬可貴之處。八九民運的真諦，就是民主是改變社會的可能。

可是，不客氣地說，手執六四大旗的老泛民和老一輩，就此做得甚為失敗，結果年輕人覺得政治與我何干，犬儒起來對政治冷漠。老泛民多年來的總目標以及運動的宣傳文宣，都只局限於議會民主和投票民主，不強調諸多領域的民主，讓年輕人感受不到民主的重量。

例如老泛民的組織雖和中共對立，謳歌民主自由，但是組織卻學習中共的一套。例如，支聯會成立初期，香港的基進左翼政團一直爭取在大會有台下發言空間；然後，老泛民藉擁有多數票，就立例禁止少數團體在大會發言。這就是漢娜所言的暴力，藉著票數（器具的一種）來禁制其他意見，違反共存的原則。這個意義下，老泛民所做的，和中共在六四屠殺學生，沒有分別；更不要說民主黨和教協一直以來的大佬文化。

另一諷刺的是，儘管有不少教師都是教協會員，理論上應支持民主自由；但是他們在學校中，也許怯於管理層的淫威，更可能是沒有民主素養；他們對於年輕人十分專制。不少學校有髮禁和服禁禁制學生的身體自由；老師在教學和給功課甚少和學生進行民主商討，一味要求達成完成功課的硬指標，並將能力未逮的人橫加侮辱和嘲笑。年輕人在學校面對一連串專制統治，要他們在六四集會體會當時北京學生如何民主管理自己以及民主的重要，有如畫餅充飢，難矣哉！

如是者，年輕一代只會覺得就算爭取到民主，他們也不能為自己充權，把持決定的都是同一群人。在這個不允許年輕人和各個領域提出異見的暴力體制，年輕人如漢娜所言，只會犬儒輕狂，不再關心政治。

總結而言，若果老泛民和老一輩要重燃年輕人對六四的火種，就要如羅永生教授所言不再玩虛擬自由民主主義，而是徹底繼承八九精神，在各個領域踐行民主，以身教代替虛言，如是者，年輕人才覺得有期望，出來關心六四，進行抗爭。但老泛民和老一輩，願意放下手執的權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