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的日本视角

“全球史”的日本视角

羽田正/文

王立秋/译

译自Haneda Masashi, “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原载Asian Review of World Histories 3: 2 (July 2015), 219-234。译文略去了注释。

和在其他国家一样，日本的学者也不能忽视当前的“全球史”潮流。尽管人数还只占日本学者总数的一小部分，但参与这个领域的研究者的数目正在增长。我们选择在这个领域工作，是因为我们受到这个当前正在像美国、英国和德国那样的国家流行的潮流的影响吗？这当然是部分原因。许多历史学家用“gurobaru hisutori”这个术语，也即英文原文“世界史”的日语拼法。他们相信，他们和其他研究者（主要是英语国家的）一样，在同一个研究领域工作，并且，他们使用的，也是类似的进路和方法，尽管他们的著作经常是用日语发表，并因此而很难被非日本的历史学家看到。

我也相信我和其他全球史的实践者一样，在同一个研究领域工作。但我用“新世界史”(atarashii sekaishi)这个术语来指我当前的努力，它受到了日本史学的具体环境、和当下的全球环境的影响。尽管无疑，也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影响，但我是通过一条日本史学的独特路径，独立抵达全球史的，只是在进入这个领域后，我才发现，许多国际上的同事也在研究相似的领域，尽管来的路各不相同，但我们都来到了同一个地方。

所以，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从日本的史学史开始，以便其他人理解我身为在当代日本生活的历史学家所遵循的独特路径。接着，我将介绍一些我将来的努力。不过，在我开始之前，我想简要地谈谈在英语中和在日语中理解的全球史在意义和方法上的不同。

I．英语世界中的全球史和世界史

全球史和世界史之间的差异是英语世界学者热烈争论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不可能回顾所有的论证，所以我要引用最近的一个例子：迪亚哥·荷尔斯泰因的那本有趣而充满洞见的书《全球地思考历史》(Thinking History Globally, Palgrave Macmillan, 2015)。在这本书中，荷尔斯泰因强调，世界史家研究的世界，和全球史家研究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根据他的说法，世界史家以世界为诠释和叙事的框架，而全球史家则研究全球化创造的世界的各个互联的方面。如果我理解的不错的话，那么，世界史并不预设任何这样的，关于世界的当下处境的前提条件；而全球史则明确假设，全球化是存在的，并且，作为这个全球化的结果，世界各地都是互联的。就像我稍后还会讨论的那样，我相信，事实上，世界史的确也做出了这样的，隐含的假设。不过，肯定的是，世界史的框架在空间规模和时间尺度上要大得多。

日本学者理解的gurobaru hisutori当然与荷尔斯泰因的全球史不一样。总的来说，日本的gurobaru hisutori历史学家批判了日本关于世界史的常规进路和观点，并提出了新的看法。根据水岛司的看法，gurobaru hisutori的特征如下：时间尺度长，空间范围广，以使欧洲和现代史的诠释相对化为目标，强调国家和区域的互联，并引入包括环境史和大历史在内的新的话题和主题。因此，gurobaru hisutori的范围要比荷尔斯泰因眼中的全球史更广阔。另一方面，就gurobaru hisutori试图评论和重新考察日本现有的sekaishi（世界史）框架和诠释而言，gurobaru hisutori和atarashii sekaishi（或新世界史）在方法论上也存在根本的差异。把自己的作品表述为gurobaru hisutori的历史学家，和那些把自己的作品描述为atarashii sekaishi的历史学家当然也在同一个领域工作。

现在，让我们回到日本的史学史。我将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当时，日本引进了一种新的历史研究风格。

II. 日本史学史

1.导言

十九世纪下半叶，日本的明治政府从德国引入了现代的、国家支持的大学模型。1877年，以柏林大学为模型的东京大学成立了。1887年，东大设立了一个历史教席。为填补这个职位，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克的一个学生，路德维希·里斯(1861-1928)，受邀从德国来到了日本。他引进了被称为“它基本如何”的现代史学的基本方法，并教授普世史，也即，欧洲史。这标志着日本现代历史研究的开端。

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两年后，1889年，东大也开始教授日本史，即“kokushi”。考虑到日语中有写作“历史”的有讲究传统，以及，明治天皇在明治维新后不久，就委托写作过一部官方的日本“历史”，东大开设日本史也是自然的事。同时，我们可以把这一创举看作是对现代西欧的知识系统的第一次挑战。当时，在欧洲，日本被认为是一个东方国家，如此，日本的过去，就不是被放到历史研究的框架内，而是被放到东方研究的框架内考察。相形之下，在日本，欧洲史和日本史都是从同一个角度来研究和教学的。

1907年，京都第二帝国大学设立了一个东洋史(toyoshi)教席。1910年，东大也设立了一个相应的教席。因为当时已经有两门历史研究课程——也即，历史（欧洲史）和日本史——了，从学院的角度来看，引进这门关于日本与欧洲之间的国家的新课程，也是自然的了。当时日本已经有一个悠久的汉学(kangaku)传统。这时，东洋史意味着中国及其周边，包括韩国、满洲和中亚(Saiiki)的历史。东洋史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日本史，这点是重要的。

推动东洋史的建立的，与其说是传统，不如说是政治。京都大学著名的历史学家宫崎市定坦率地揭示了建立东洋史教席背后的意义：

“老实说，在建立toyoshi——或东洋史——这门学科时，人们是心怀这样的使命的：他们意识到，在这个时代，日本可以背靠东洋，站出来反对西方的入侵了。”

如此，日本历史研究的制度化——西洋史、日本史和东洋史三分天下——完成了。高中里都会教授这三种历史，而日本知识分子也是通过结合三者的元素，而形成他们对世界史的看法的。

这些历史各自的重要特征可总结如下：

1. 欧洲对其自身的历史的诠释，是在几乎没有遭到修正的情况下，被引入日本的，并被整合到日本的世界史观众。

2. 人们假定，日本和其他“东洋国家”也有它们自己的，与西欧分离的历史，这个历史，在同样的历史部门，以与欧洲史类似的方式得到研究。

3. 和被当作“欧洲”史来研究的法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历史不一样，日本史被认为完全独立于其他国家的历史，也不属于东洋史。

这些特征提供了对当时日本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的洞见：也即，世界被分为三个部分：日本这个民族国家，日本必须追赶的欧洲国家，和日本在反对西方时必须领导的东洋国家。

这样，在这个时期，日本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他们对世界史的看法是相互响应、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的。

2. 二战后

甚至在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后，日本主要的大学中，历史研究的基本的三分也没有发生变化。胜利的西方、和战败的东方之间的对照，对所有日本知识分子来说，可能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然而，就算在已经没有理由再把日本和其他东洋国家分开的情况下，看起来，日本知识分子也依然想把他们的民族史单独分出来。

与研究组织的不变构成对照的是，高中生的课程设置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据说，文部省在占领军总司令部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上，为高中设定了课程纲要。在1951年发布的第二个课程纲要中，“世界史”(sekaishi)这个术语第一次在官方话语中出现了。这时，与二战前的情况类似，人们的世界观和对世界史的看法也密切对应。因此，在二战前，世界史概念就已经存在了，当时就已经出版过几本以“世界史”为题的书。但这个概念在当时还不是那么为人所知，也很少有人使用，特别是在日本历史学家那里。如此，被引入高中课程纲要这件事情，标志着日本“Sekaishi（世界史）”的诞生。

起初，sekaishi代表的就只是对之前的东洋史和西洋史的结合，因为当时并没有其他诠释可用。在五十多年里，人们一直是从西方与东方的两分的角度来看待世界的，而日本则被认为是后者的领导者。特别是在战后，优越的、现代的西方，和落后的，低劣的、古老的东方之间的对照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并且这个意象在日本公众那里也没有遭到强烈的反对。如此，大多数早期sekaishi文本把注意力集中在现代西洋史上。分给东洋史的空间很小。下面这段出自1947年发布的第一个课程纲要的话，贴切地说明了当时日本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认识：

因为现代西方文化是出色而优越的，所以，它压倒古老的东方文化，是合乎逻辑的。现在，世界合二为一了，东方也在致力于学习和消化这种优越的文化。

但就高中教育而言，日本史还是独立的——即便现在，日本也被认为是东洋的一部分了——并且是和世界史分开来教的。这样，一个新的，由日本史和世界史构成的历史教学框架被引入了高中。不过，因为大学保持了之前的三分组织，所以，当时在研究的层面上，是没有讨论世界史的框架、观点和诠释的平台的。这就导致了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之间的巨大缺口。

3．1960年后

文部省发布的课程纲要持续影响着公众对历史的看法。首先，高中教科书的作者必须遵循当前的纲要，要不然，他们的书就没法出版了。我强调这点，是因为不是所有的国家，都会对高中历史教科书的内容进行如此严格的控制。其次，课程纲要是在文部省选出的著名历史学家和高中教室之间的多次讨论后形成的。在这方面，纲要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历史研究的主要的兴趣和成就。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每十年发布一次的课程纲要的演变，来观察日本对世界史的认识的逐渐变化。让我来回顾一下世界史课程纲要的总的趋势。

我们注意到，1960年后，从框架来看，东洋史分成了几个文明（或地区）的历史。伊斯兰世界是第一个分立出来的，因为在战前日本有kaikyouken（伊斯兰地域）的研究传统和概念。接着，是南亚和东南亚——与独立浪潮在亚非国家的扩散，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秩序的变化相应。同时，这个趋势说，在这个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日本的历史研究恢复了自信，并且发展和成熟起来了。

在1970年后，对世界史的简单化的两分诠释——优越的西方vs.低劣的东方——不见了。每个文明（或地区）的独特和独立都得到了承认和强调。欧洲被认为是众多这样的文明中的一个，尽管欧洲中心的诠释和叙事，特别是在十六世纪后的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被保留了下来。这种对地区文明的强调，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变得更强了，自那时起，情况便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如此，我们可以安全地说，当前日本关于世界史的看法，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就固定了下来。

这个模型图说明了当代日本关于世界史的普遍看法。世界在地理上分为数个文明（或地区），除欧亚大陆西部（那里的古代看起来比较复杂）外，每个像南亚或中国那样的文明都有它自己像管子或管道一样的历史，也即，都有一个在管子或管道一样的封闭的框架内——不考虑它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过去的任何严肃的接触——以历时的和编年的方式，从古代一直发展到当下的历史。同时，它表明，始于十六世纪的欧洲扩张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格外的大，并且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启了一个西方支配的时期。

我想再次指出这点，即，像管道一样，从历时和编年的角度来理解的日本史，也被认为是独立于其他所有这些像管道一样的历史的，即便人们也普遍承认，日本的过去，在文化上深受中国和西方的影响。尽管人们时不时地也会使用东亚的概念，但长期以来，日本、中国、和韩国一直被认为有着独立的和独特的历史。那么，东亚史这个概念怎样才能合并这三个个体的国家的历史呢？我们可以简单地通过把三个独立的历史并排放在一起，来理解东亚史吗？我们应该怎样结合、和整合它们？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看起来依然是模糊和不清晰的。无论如何，我还是要重复这点，在高中，日本史依然是和世界史分开来教的。

4．国际学术界的影响

自1950年至今，重要的国际研究潮流（它们大多发生在西方），也影响了日本的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年鉴学派）和世界体系理论等等，都产生了值得注意的影响。日本的历史学家起初是通过翻译了解到这些潮流的，他们把这些新的方法和概念引入了历史研究，对它们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和讨论，并在随后用日语生产出大量的高质量作品。

许多迪亚哥·荷尔斯泰因列举的英语世界的研究潮流，包括关联史、连接史、比较史、跨国史、海运和海洋史、历史社会学和全球史，都被日本学者在“gurobaru hisutori”这个术语的名下，个别地、普遍地引进了日本。在必要的地方，日本历史学家会对这些潮流的原始意义和构造进行修改，以方便它们在日本史学的语境中起作用。通过使用这样的修订过的日语代码，研究者生产出各种主要是用日语来写作的作品。在这方面，gurobaru hisutori当然可以推进日本的世界史观。但我相信，就这些努力依然是日本人对历史性的看法而言，我们也不需要称之为gurobaru hisutori。就像上文解释的那样，这个术语的意思和英语的“全球史”不一样，这样，它也就可能带来不必要的混乱。这些新发展起来的，理解世界史的方式，不过是在日本史学的语境中，再现一种新的世界史罢了。“sekaishi（世界史）”这个概念和术语，是纯粹的和相对中性的，至少在日语中如此。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更喜欢使用atarashii sekaishi（“新世界史”）。

III. 眼下日本世界史的优缺点

我想指出当前日本对世界史的诠释的一些优点和缺点。首先是优点。这类世界史涵盖了地球上几乎每一个人类共同体的过去。如此，我们可以说，它在地理上是无偏见的。结果，大多数在高中学习世界史的年轻人，都会对其他国家的历史有相当不错的理解，虽然他们的视角可能依然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日本的。

在美国，“西方文明+东亚”的世界史概念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现了一小段时间。据说，这个概念的品质不高，没有得到普遍的接受。比较而言，可以说，日本的研究者关于世界的创造与描述的讨论是相对较早的，其结果，也在高中教科书中得到了反映。我要再说一遍，和先前时期的情况相似，这种对世界史的看法，也是与大多数日本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结果，也与日本的媒体、政客和普通大众的世界观——密切对应的。

接下来，让我们来考察日本世界史的缺点。这种对世界史的诠释可能使人坚持这样一种天真的信念，即，日本自己的历史是独立而独特的。它会使人强烈地，几近于无意识地坚持这样一个假定，即，日本一直、也将继续作为一个单独的史学范畴存在。结果，这个假定可能使日本人相信，日本和外国(gaikoku)之间的清晰界分依然存在。一些人会说，这是好事啊，可以让人民依恋日本这个民族国家——换言之，形成一种日本认同。这在过去的某个时代可能是好事，但我相信，在今天，它绝不是什么好事。后面我还会详细讨论这点。

此外，这种对世界史的理解，还可能鼓励人们在各地区或文明之间做出类似的区分，比如说，欧洲不同于伊斯兰世界啦；东南亚不同于南亚啦，等等。我强烈地感觉到，这种区分文明或地区的进路，根源于十九世纪西欧的历史诠释的成规，当时西欧的知识分子正在为识别欧洲不同于其他地区和文明的独特性和特征而努力。

IV. 走向一种新世界史

我们应该努力克服当前形式的日本世界史的缺陷。正如我在本文中反复指出的那样，人们的世界观或自我认同，和他们对世界史的看法是密切互联和相互影响的。我们必须正确地看待世界史，以形成一种(1)准确反映当前世界的处境和(2)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世界观或者说对世界的认识。

在这方面，当前的世界史课程设置对日本人民有所帮助吗？我认为是没有的。当前日本关于世界史的看法当然有助于日本人形成一种强大的民族认同，但它无助于日本人把自己视为世界的公民，认为自己以地球人的身份属于地球。日本与他者（或者具体地说其他国家、地区和文明）之间的墙太高、太厚了。尽管甚至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也需要坚持我们的民族认同，但同时，我相信，人的认同可以、也应该是多层的。

只要我们还认为世界史是各个并列存在的民族和地区（文明）的，独立的和自己发展起来的，像管子或管道一样的，历时的叙事的集合，日本人民就永远不会发展出复数的、重叠性的认同。日本当前的世界史有助于形成的那个强大的日本人同，会阻碍人们形成其他的认同。我们需要努力打破、或至少降低把日本和其他国家分开的那堵墙。当然，日本当前对世界史的看法，也不是大多数日本人的单一、简单化认同的唯一原因，但批判地重新考察日本当前关于世界史的看法，将使我们走向形成一种复合的、全球的认同的方向。

为形成一种新的，作为地球人的认同，我们必须识别出我们与其他人群共享的点和特征，哪怕同时，我们之间也可能存在众多差异。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在我们研究过去的时候，我们必须更多地关注不同人群之间的相似性、关联性和交流，以寻找全球语境中的和长时间尺度上的诠释和解释。我们必须考察全世界，哪怕我们讨论的是地球上某个地方过去中的、或某个人群的历史中的一个特定的时刻。日本史不只是为日本人而存在的。它也服务于全世界的人民。至于方法，我认为在时间中特定的时刻，对整个世界进行“横截面”的考察，并概述当时的世界是有用的。尽管我们习惯于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过去的历史的叙事，但在这里，我们需要有说服力的策略，来在一个既定的时间点上，对整个世界进行横截面式的诠释。

因此，我创建atarashii-sekaishi，一种新世界史的努力，显然是沿着这个从当前日本关于世界史的看法延伸出来的轨道而展开的。不过，我提出的方法，和坚持全球史的重要性的日本学者和国际学者提出的方法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在日语中，面对日本学术的框架。在这方面，使日本历史学家和公众相信把日本的过去整合到全球的范畴中去、和在这个全球化的事件中形成多层的认同的重要性，是至关重要的。

话虽如此，日本的历史学家，已经沿着与其他人不同的路径，抵达了全球史的领域，他们可以在日语中的实质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全球史的讨论做出重大贡献。通过与我们的同事分享日本关于世界史和全球史的史学成就，来参与国际的合作是个好主意。而这，也是我当前通过与柏林、巴黎、和普林斯顿的全球史家的合作（作为全球史合作计划的一部分），试图要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