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想我的巴勒斯坦摯友，和我們曾有過的和平夢

在由衝突地帶的孩子們所組成的夏令營中，我結識了那勇敢、幽默的朋友阿希爾。他是巴勒斯坦人而我是以色列人。警察殺害阿希爾的那一刻，也是我所夢想的共同未來消逝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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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11我跟一個小團體在特拉維夫南邊的咖啡廳一起學阿拉伯文。我們的老師是巴勒斯坦裔的以色列公民，他告訴我們他和懷孕的猶太裔太太是如何被房東反覆拒絕，因為他們不想把房子租給「不純」(mixed)的夫妻。當三小時的課程即將結束時，空襲警報正好轟鳴大作。幾天前才有飛彈從加薩射進以色列，但這是他們第一次打進特拉維夫。對空襲沒有什麼恐懼感，我有的只是一種深沉、傷痛的感受。在海外讀書與工作15年後我才返回以色列生活不久。我想起曾有一段時間，大概在1990年代中期，我曾經相信以色列會變得不一樣，將會更公正也更減少暴力。那樣的信念如今感覺只是遙遠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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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群優秀青少年的共同經歷，曾燃起我對以色列未來的信心。在等待火箭彈空襲停火的這段時間，我回想起其中一人的模樣，一個我在自己國家超過二十年都未曾在提起的人。阿希爾．阿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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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我初識阿希爾他14歲，我13歲，他是來自加里肋亞阿拉巴的巴勒斯坦裔以色列公民，而我則是來自阿市多得(Ashdod)的地中海濱城市（過去是巴勒斯坦的村莊埃斯杜德，Isdud）。我們被選為以色列代表，參加在美國為衝突區域的青少年舉辦的夏令營。營隊前的幾個月，我們都參加了代表團的預備研習。我們沒有馬上就成為朋友。瘦弱的我穿著牛仔工裝，總是和女孩子們混在一起。阿希爾比我高一些，也比我壯，鬍子已經開始長出來了。我在男孩子旁邊總是感到彆扭，深怕他們會開我聲音的玩笑，那時我覺得自己講話不夠man。但我蠻喜歡阿希爾的，有他在時總是頗有趣。他習慣頭輕偏一邊，笑得腮幫子上揚。聊天的時候，又喜歡降低音量、瞇起雙眼，想吸引別人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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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代表團參加的營隊名為「和平種子」，而參加成員是由以色列教育部選出來的，篩選出英文好又有領導力的孩子。雖然擁有外語能力經常是因為社經地位上的優勢，但我和阿希爾都並非出身富裕。我爸是計程車司機，而我媽在港務局工作；阿希爾的爸爸有自己的小生意，而他媽媽是學校輔導員。我們對語言學習的努力以及好奇心，才得以有入選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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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種子」是由兩位美國人John Wallach和Bobbie Gottschalk在1933年所成立，同年以色列政府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共同簽署了「奧斯陸協議」。「和平種子」的目標是希望在衝突群體的年輕成員之間建立起連繫，為未來的彼此理解奠定基礎。營隊在緬因州的鄉間舉行，有傳統的活動像是：運動、藝術製作和才藝表演；也有鼓勵團體對話的部分，來自不同代表團的參與者向敵對國家的孩子們，分享自己的希望、恐懼與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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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阿希爾第一次參加營隊的那年，有120位參與者來自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埃及、突尼西亞、摩洛哥和卡達，也還有來自美國的成員。營隊由企業夥伴、個人捐款和聯邦經費贊助。那還是九零年代：冷戰正式結束了，美國成為全球領導者，以希望使者的樣貌出現在中東。還年輕的我們照單全收，坐上飛機前往夏令營，興奮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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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營地剛下巴士，輔導員就給我們大大的擁抱。那是一個感覺安全、溫暖並且自在的地方。緊密的上下舖讓我們靠彼此很近，搭在松林間的會議室也促使我們參與對話。甚至連營地裡的湖都叫做「和藹可親」。不過不到兩天衝突就浮現了，當每一隊代表團站在他們的旗幟前唱起國歌時。阿希爾和他的一位巴勒斯坦裔夥伴拒絕唱以色列國歌。阿希爾告訴他的朋友說，他對歌曲裡的句子沒有共鳴「只要心底的猶太魂還有可望……我們就還有希望」。他那麼大膽嚇到我了。作為一位酷兒，我總是試著不讓我的獨特之處引人注目。而這個同樣來自我們的代表團、只比我大一歲的孩子，卻做他想做的，即使這樣讓他顯得特立獨行。多少有點羨妒，我開始有點欽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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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希爾並沒有對所有事情都唱反調，他也有搞笑的那一面。我們第一次認識的那個暑假，他跟別人一起寫了一首歌「吃的嘞？吃的嘞？吃的嘞？吃的嘞？吃的嘞？在餐廳還要等，怒欸」。阿希爾跟他的同伴一起在才藝表演的時候唱了這首歌，超狂。在這個營隊裡有某些珍貴的東西，讓我們閃閃發光。在「和平種子」就像是成為推動歷史的一份子。Wallach每天都說，我們將會成為自己人民的領袖。我想阿希爾跟我一樣都沉浸在自己能參與改變的興奮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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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阿希爾已經在創造改變。不唱以色列國歌只是他抵抗以色列代表團的長官期望的第一個行動。在每個代表團中都有三到五個陪伴孩子們一起來的政府官員。每位官員都要確保學生學習的事件歷史是官方版本。以色列代表團的長官對於第一次以阿戰爭、巴勒斯坦難民、屯墾等等都有黨的標準答案。但是阿希爾是知道巴勒斯坦的歷史的，並且他堅持要說出這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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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夏令營後，教育部官員告訴「和平種子」阿希爾不再被允許跟以色列代表團再去參加營隊。所以1998年「和平種子」邀請他以自己作為代表的身分參與營隊。阿希爾．阿什利，一人代表團。出身於來自阿爾及利亞與摩洛哥的猶太人家庭，我太了解在以色列社會要保有阿拉伯人的身分認同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我的奶奶Hajila改成她的法文名字Alice，但我的爸爸Anjel Makhluf，則是改用猶太名Mordechai。（譯註：Hajila和Anjel Makhluf應該都是阿拉伯名）這樣會比較簡單。阿希爾讓我和整個以色列代表團都看到，為自己的身分認同挺身而出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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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窺見了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人產生連結是有可能的。我們的關係當然還是錯縱複雜，但我們確實找到許多共通點，也深度交流。當有悲劇降臨打擊我們建立起的友誼，我們根本不知道要怎麼訴說這樣的痛。我生命中的大半時光，充滿生命力和希望來往的那些少年時光，丟失在沉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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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的幾年間，我和阿希爾每個暑假都回到營地。我們成為青年領袖團體的成員。還有來自約旦代表團的塔里克，他來自巴勒斯坦難民家庭。阿希爾和我都以塔里克為榜樣，他比我們年長幾歲，也已經很成熟了。此外也還有來自巴勒斯坦代表團的艾莉亞，我們見面才幾個小時就成為能互開玩笑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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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夏天結束，我們返回中東。在耶路撒冷本-耶胡達大道才剛發生自殺炸彈攻擊殺死四人。以色列的局勢緊繃。基於奧斯陸協議，以色列撤出耶里哥、加薩和赫貝隆的大部分地區。對某些以色列人來說，撤退是對國家安全利益的背叛，對其他人來說，這樣做則是違背了聖經中與上帝的盟約。宗教與右翼人士推動了大型抗爭來反對奧斯陸協議。簽署奧斯陸協議的工黨總理拉賓，以嚴格限制巴勒斯坦人從西岸與加薩遷入以色列來回應抗爭與暴亂。這些從九零年代開始的限制移動政策，施行了不同層次的許可證和實際的隔離牆。我們八零年代出生的孩子，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生在幾乎被隔離的城鎮；而九零年代則使得彼此社群的交流更為困難。生活在猶太城鎮又要交到新的巴勒斯坦朋友幾乎是不太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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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營地回到家鄉對於我們代表團其中一位巴勒斯坦女孩來說是特別難熬的，她給「和平種子」的雜誌寄了一封信，標題是〈困在世界之間〉，她寫道：「身為在以色列生活的巴勒斯坦人……我對自己有不同的兩面感到有趣而艱難。這兩個世界能夠和平相處嗎？是我比較奇怪嗎？」阿希爾也身為巴勒斯坦裔的以色列公民，公開回覆這位女孩：「我不認為你是被困住……我們不需要被困住；我們可以領導這兩個世界」。即使身在這個令人困惑的家鄉環境，阿希爾也已經準備好告訴我們可以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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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很欽佩阿希爾的勇氣，但有時候他敢公開說的話或做的事情還是很令我吃驚。1999年，「和平種子」在耶路撒冷開設了一個中心，他們請阿希爾負責主持。在數百人面前他表演了一段諷刺小短劇：他「發現」自己沒有穿「和平種子」的T恤，於是把自己的衣服脫掉，只為了讓裡面的T恤和短褲露出來。阿希爾有182公分，體格健壯，他的髮線已經很後退；看起來更像個男人而非男孩。但他還不在意出醜。我在群眾裡面感到有點羞怯，後來回想是他的滑稽表演讓我有些不好意思。至此「和平種子」在耶路撒冷有了據點，一個共存的中心，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人能在此自由相會，而阿希爾也成了開幕之夜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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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種子」的地方成員組織在耶路撒冷外的活動。為了把年輕人聚在一起，美國員工雇了一位司機Sami Al Jundi，他是耶路撒冷當地人，精通這座城市的語言、文化、人群和道路。1997年當我們的團體從營地返回，Sami開著他的福特旅行家廂型車來接我們，帶著我們一路穿越檢查哨與邊界。從那以後的每個月，參加過營隊的人們都會想出新計畫或活動，Sami也會帶我們過去，無論那是在靠近黎巴嫩邊界的納哈里亞，或是西岸的拜特撒胡爾。這個美國組織知道如何在政府和軍事官僚之間穿梭，而Sami則知道如何把我們安全送到新朋友那裡。坐在Sami的車上，猶太與阿拉伯之間的距離縮小了。那個時候，我以為這些界線會隨著時間逐漸縮小，最終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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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還可以在這些邊界穿梭的某個周末，Sami和其他工作人員帶著朋友們到我阿市多得的家裡，有塔里克還有其他約旦的夥伴。阿希爾從加里肋亞過來。約旦的朋友們和阿希爾待了一整晚。阿希爾跟我是東道主，所以我們把臥房讓給約旦來的朋友。我們兩則一起睡在我媽的那張白沙發上。那是很長很厚的沙發，我們兩個從頭到腳都可以完全塞進去。我們在電視前睡照了。大概凌晨某一刻，我被阿希爾的腳臭熏醒。覺得有點不爽，我決定隔天早上一定要講這件事。到早上的時候，阿希爾露出他要講敏感話題的招牌笑容，他說我的腳臭害他醒來。我們都笑了出來，然後就聊起了《南方四賤客》。

和平協議後的十年間，局勢卻快速失去控制。希望打斷和平進程的右派份子在1995年刺殺了拉賓總理。協議簽署的七年後，工黨的新總理巴瑞克(Ehud Barak)決定如果他不能在一年內達成和平協定，那其他人也不可能辦到。2000年7月發表的聲明中他指出巴勒斯坦那邊「沒有夥伴」，等於重申了反妥協的以色列激進份子長久以來的主張：猶太人絕不能信任巴勒斯坦人。數月以後，右派政治政治老手夏隆(Ariel Sharon)造訪耶路撒冷的阿薩克清真寺(al-Aqsa mosque)，那裡也是猶太人的聖地聖殿山。夏隆知道他出現在那裡將會刺激穆斯林領袖而鼓動人們保護耶路撒冷，夏隆的顧問在事後的檔案中說他們想要引起巴勒斯坦人的反感，並且博得媒體版面來影響選舉。2000年9月28日，夏隆數小時的造訪後，許多巴勒斯坦的抗議者走上街頭，也有些人朝這些政治人物隨扈扔擲石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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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時內，巴勒斯坦的抗爭升級為封阻街道、縱火以及對猶太人的零星攻擊。他們遭遇警察的武力鎮壓。高層要求使用橡膠子彈、實彈與狙擊手。這是對平民前所未見的武力升級。新聞團隊拍到一位巴勒斯坦人問一位狙擊手：「為什麼要攻擊我們？這裡不是佔領區，我們是市民！」這些話反映出人們見到國家的安全部隊以真槍實彈對付他們的震驚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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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0月1日，三位18-23歲的巴勒斯坦裔公民被射殺。隔天在阿希爾家鄉外有一場集會活動。阿希爾當時17歲，穿著他的「和平種子」T恤走向抗議者們。他爸已經在集會現場，他說阿希爾站的與人群保持了一段距離，他也沒有攜帶任何武器。而突然間，一輛警用吉普車衝進現場，四個警察衝出來。那時候警察對付個別抗爭者來殺雞儆猴，是很常見的手段。某些警察後來作證說阿希爾孤身一人顯得可疑。我寧可認為是因為他只有一個人也讓他更容易被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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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警察跑向阿希爾。他試圖逃跑，而他們追向他，其中一位警察則開槍從背後打中阿希爾。他們又接著射中他的脖子。阿希爾面朝下跌倒了。當他躺在地上流血時，警察卻離開了。當阿希爾的堂哥跑到他身旁時，他聽到阿希爾說：「他們殺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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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和平種子」的區域主任奈德●拉匝祿打給我的時候，我正站在阿希爾和我曾一起過夜的沙發旁。奈德說：「阿希爾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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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蛤？」我說「不。你一定搞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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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奈德說了什麼，我只聽見悶悶的回音。那個反抗權威、希望成為雙邊領袖、敢在眾人面前脫掉自己的衣服來逗樂大家的十七歲男孩，我的朋友。離開我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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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10月有13名巴勒斯坦人被警察殺害。其中12位是以色列公民，還有一位是從加薩來以色列工作的。另外有一位猶太-以色列受害者，當他開過巴勒斯坦抗爭者聚集的橋樑時被石頭砸死。這些事件標示出第二次起義的開端，這段暴力性的時期持續四年半，多走了大概3000名巴勒斯坦人與1000名以色列人的生命。

2000年十月開始的這些事件，對以色列社會的許多人來說就意味著和平協議只是幻象：巴勒斯坦人並不想要與猶太人共同生活。國家提供的安全保障也顯得脆弱。槍枝店鋪的銷售激增。10月7日，黎巴嫩組織真主黨綁架了三名以色列士兵，其中一位被綁架者來自提比里亞，他家鄉的猶太人上街毀壞阿拉伯人的商店，並且在一座清真寺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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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就讀的猶太中學，我覺得沒有人想聽關於我的巴勒斯坦朋友死去的故事。即使是愛我的人們也很難跟我討論阿希爾的事。有一次我實在很希望有人能跟我聊聊，當時我17歲，帶著有他照片的報紙到酒吧，希望有人會提起這個話題。有一個朋友確實問了，但交談短暫很快就結束。因為阿希爾是警察所殺的巴勒斯坦人，使得公開談論這個話題變得很政治化。那段時間裡，討論阿希爾的逝去和我的悲傷都如同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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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晚餐的時候我曾跟家人提起阿希爾的遭遇。我敬愛的姊夫問：「為什麼你覺得他被射殺是無辜的？」姊夫的家族跟我母親一樣都是來自阿爾及利亞，他們是在20世紀中期從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中逃出的猶太人。我們雙親來到以色列是因為它承諾將會給猶太人一個安全的避風港。若要承認有一個巴勒斯坦人被警察非法殺害，就意味著這個國家是不正義的侵略者。那就意味著我們——我的姊夫、我、還有我們在以色列的猶太群體——或許並不是正義的一方。但阿希爾是我的朋友，我的困惑很快轉為憤怒。我猛捶桌子向姊夫怒吼，因為他竟然能這樣隨意猜忌一個他從不認識的人。那個當下我並沒有退縮，但是自此以後，我只會在有安全感的人們之間談論阿希爾。我變得更加保守也更加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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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在猶太群體之間還掙扎著要如何談論那些事件時，受害者的家庭正在抗議他們孩子的死。阿希爾的父親在電視新聞的鏡頭前重演他兒子如何被追逐和槍殺，我在YouTube上觀看了那個場景無數次。當我第一次看到那段影片，我想著阿希爾在最後這段時間裡是什麼感覺，他一定非常害怕。隨著年紀增長，我則更多地想到他的爸爸是怎麼目睹了孩子的死，在鏡頭前展示這些動作時又經歷了什麼。以色列媒體收到訊息了：這裡有一個無辜的受害者。但這個訊息又接著被扭曲：彷彿只有阿希爾這個和平的運動者是無辜的受害者。最終巴瑞克總理指示要正式調查，Or委員會被指派調查2000年10月與暴力事件有關的諸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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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聽證會中，警察的證詞在阿希爾的案子上面有所出入。當委員會成員質疑其中一位警察為什麼追阿希爾時，他回答說：「我們之間的證詞不一致，只代表說我們並沒有串供」。把證詞的不一致扭曲成可靠的證據，我對這種狡辯的論點一點也不驚訝。我每次提起阿希爾聽到的都是這種犬儒發言。「他死了是很令人難過，但你也並不知道實際上發生了什麼」。後來如果要談到2000年10月的事情，我都要先準備好要說什麼、要怎麼說。我想像人們會對我說：「你真的有像你以為的那麼了解他嗎？」我也設想誰會真的聆聽、誰會真的去了解我說的。最後我認輸，我太害怕人們可能會說出的言論，關閉自己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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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當Or委員會的調查還在進行中，我從高中畢業，接著被徵召入伍。在阿希爾死後，我完全無法相信將領的智慧與領導力，我也沒辦法想像自己逃避兵役。那是我整個生活的以色列文化的核心部分，而第二起義顯然也不是一個逃避義務的好時機。光是2002年三月就有135個以色列人被自殺炸彈客炸死。我加入了海軍，和絕大多數猶太人一樣服役三年，而我的女性友人們則是兩年。許多巴勒斯坦人都對於他們的以色列友人入伍感到不快；因為軍人可能被要求對巴勒斯坦人施行國家暴力，在檢查哨、或甚至就在那些人自己家裡。許多友誼和連結因此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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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著Sami的相信車穿梭在不同邊界的日子早已遠去。在耶路撒冷「和平種子」辦公室的美國員工，這些二十幾歲、三十幾歲的專家們，也在後來的幾年逐漸離開。組織在討論要取消讓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交流的活動。過去剛開始只是司機的Sami，如今已經是團隊成員，對此感到心碎。加入「和平種子」以前，他曾經是以色列監獄的囚徒，那所監獄只離我家30分鐘車程遠。2011年他和Jen Marlowe合寫的回憶錄《陽光時刻》，Sami提到18歲的時候他和兩個朋友組裝了炸彈，欲以此來對付以色列人。而炸彈卻在Sami的家裡爆炸，殺死了其中一位朋友，Sami因此被關了十年，在接近三十歲的時候才被放出來。他夢想我們會有不同的生活。當「和平種子」考慮關閉耶路撒冷的中心時，Sami自問「把我們群體中的和平締造者分離，怎麼可能達到和平呢？」那當然是一個不需要回答的問題，答案不證自明。最終，「和平種子」關閉了中心，阿希爾被槍殺的幾個月前曾經在那裡主持開幕式。我們失去了追求共存的中心。Sami 也在同一天被「和平種子」資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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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和平種子」不再一樣了，但是在那裡建立的關係仍然幫助我從以色列之外的立場理解2000十月的那些事情。得知阿希爾被殺的時候，我們在營隊的共同朋友，在約旦長大的塔里克正在歐洲的寄宿學校就讀。我在2005年的「和平種子」校友會見到他，但我實在沒辦法提起阿希爾。這是另一種類型的沉默。我們都是他的朋友，但是塔里克是約旦長大的巴勒斯坦人。我不確定他是否願意跟我討論阿希爾的事，我也不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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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另一位在營隊認識的朋友艾莉雅，則是生活在西岸的佔領區。以色列的政策改變使得她幾乎不可能旅行。在第二次起義後，她要我在耶路撒冷見面跟她見面，還要我穿著軍隊制服去。我知道這會讓我們都很難過，但畢竟艾莉雅做事總是有她的理由。我如她要求的穿著海軍的卡其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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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初冬，法國山周遭的街道溢滿山光。艾莉雅和我聊著那些似乎平凡無奇的事——她大學畢業以後想做什麼、我當完兵以後想做什麼。我們走近「和平種子」中心的舊址。那裡現在成了痛苦的紀念碑：喚起起義以前、中心關閉以前、阿希爾被殺以前的過去，卻充滿苦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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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委員會在2003年發布其調查結論。委員會建議處分數位高階官員與警官，因其要求使用實彈行動。而射殺受害者的警察則由警政系統內部的調查部門管轄，而其對2000年10月殺戮的調查則相對寬鬆。最終2006年，警方內務調查組的負責人和檢察總長宣布，涉入當時事件的警察無須接受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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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我逐漸了解身邊的人並不想知道阿希爾究竟怎麼了。而如今我明白，司法系統也不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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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幾歲時我離開以色列，阿希爾的死和起義實在太過沉重。在「和平種子」我經驗到世界有諸多可能，而我希望在其中能有一席之地。但即使跑到美國大學讀神經科學，我依然放不下自己的根：我的研究主題是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人對話的效應。我把自己最後的論文獻給阿希爾。畢業以後我成為紀錄片創作者，我在倫敦、香港和紐約拍攝以科技為主題的電影。我製作了以一位美國科技專家為主角的片子，他對人類感到厭倦而首次創造了真正的人工智能。當《人類夢想機器》在2016年出品時，我也想到阿希爾，他跟我一樣把無數的青春時光耗費在電腦前，探索網路。如果阿希爾還活著，他會看到我的電影嗎？他會喜歡嗎？那時候我們還是朋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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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搬回以色列，現在我37歲住在特拉維夫。幾個月前我參加一場抗爭集會，抗議許多巴勒斯坦家庭被驅逐出耶路撒冷的謝赫賈拉社區。我們圍著鼓圈和最中心跳舞的孩子們——絕對不是什麼暴民，但鎮暴警察荷槍持彈前來，接近的時候帶著充滿敵意的話語。我很害怕。我怕他們會像對阿希爾那樣對待我們中的某個人。不知道在他們看來我長得比較像阿拉伯人還是猶太人？如果連我都會這樣想，那麼當人們懼怕遭到暴力逮捕的情況下，還有多少人願意跟巴勒斯坦人站在一起上街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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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0月以後的二十年間，強取土地、抗議、暴力與創傷的循環更加惡化。我意識到如果要能繼續在以色列社會活著，我就必須要談論阿希爾，談論我們的友誼、談論他的死所帶來的痛苦沉默。我聯絡老朋友們提出想拍一部紀錄片，幾乎所有巴勒斯坦裔的朋友們都不想在鏡頭前露面。其中一位對我說，即使他相信我會忠實呈現他的故事，他也可能因為出現在以色列導演的電影中而聲譽受損，一定會有人在社群媒體上大肆宣揚他是占領者、國家暴力、屯墾擴張的同路人。我才了解到巴勒斯坦人的另一種沉默。在製作電影的過程中，我也重拾起對阿拉伯語的學習，想辦法找尋向巴勒斯坦人訴說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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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塔里克的關係也陷入沉默中。15年前的「和平種子」校友會後，我們就再也沒有聯絡。他如今是阿聯的商人，雖然我想過跟塔里克聊聊阿希爾，但我還不知道要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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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人願意打破沉默。在我們於耶路撒冷同行的幾年以後，艾莉雅告訴我她當時之所以要我穿著軍服，是因為她可以看到我作為軍人的樣子，藉此放下我們過去的友誼。但是計畫不如預期：在耶路撒冷的那天以後我們多年來有斷斷續續的交流，但如今我們比以往都更親近。每周交談，她嫁給一個男人，我也是。2021年她獲得以色列當局的旅遊許可，我們帶著她的孩子一起去耶路撒冷。看著他們，看見珍愛之人的孩子們我心中喜悅滿溢；他們和母親多麼相像，但同時也獨特而新穎。但我們都不知道下次他們能夠自由出入會是何時？這不是我和阿希爾曾有過的夢想，而是這塊不義之地的殘暴現實，但仍時有珍稀的微光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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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後記：為什麼會起心動念翻譯這篇文章？這篇文章是2022年刊出的，因為聽衛報的播客才發現這個令人心碎的故事，而這樣心碎的感覺與日常看相關新聞的感受非常不同。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狀況從小就能在新聞上看到，如今即使悲憫受苦者也難以忍受那些畫面，又或者一條一條即時更新已然令人麻木，不再分神注意。又或者，國際新聞更關注的是衝突對於政治局勢能否恢復穩定？經濟發展是否會受到影響？等等更具有功利性的問題。另外一種對待遠方苦難的方式，可能就是撰文分析，但就我在臺灣網路社群看到的，這類撰文經常是去類比臺灣的處境「跟以色列相像諸般種種」、「跟巴勒斯坦相像諸般種種」；這種模式從俄烏戰爭就開始，臺灣對俄烏戰爭的熱烈關注不僅源於國際政治處境的相似，也源於烏克蘭獲得的進展與成功，對於積極關注台灣主權地位的人們是強烈的鼓舞與希望。

麻木、功利、相比擬，都很自然也是人之常情，無須快速歸因或套上「沒有國際觀」這樣的責備。但是生活在其中有血有肉的人們究竟經歷了什麼？感受了什麼？他們會怎麼訴說自己的故事？而那樣的訴說又是否是他們從生命經歷生長出來，而不只是各種官方論述的重複？Roy所講述的，或許是這樣的故事？

最後要謝謝友人彥伯的主動聯繫，才得以獲得作者授權和公開譯文。我們都希望這些不同的故事可以被更多人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