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士回憶｜陸志聰：為何決策層與民情差這麼遠？

（原文刊載於集誌社）

文｜集誌社

「每年這時候，我除了想起張國榮，也會想起沙士。」
—陸志聰，時任廣華醫院行政總監 ，2021 年退休前任職醫管局港島東聯網總監

沙士是一段我不可能忘記的時光。

現時每年 4 月 1 日前夕，大家都會懷念張國榮，我都很喜歡張國榮。20年前那個晚上東華三院有個就職典禮，因為東華三院是創立廣華醫院的機構，所以一定要去支持。我仍很記得當晚很多嘉賓遲到，電視說張國榮逝世，我心想，「不要玩啦，愚人節都玩夠了吧。」後來才知道真的是張國榮逝世，大家都很不開心。

「我們在不知發生甚麼事的情況下不停做」

其實那天很多事情都與疫情無關，但是每年這時候，我除了想起張國榮，也會想起沙士。廣華醫院由 2 月底接收了中山教授（源頭病人），直至到 4 月1 日已發生很多事情。但其實我們是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只知有病人從內地而來，感染到很嚴重的肺炎病逝，其家人一個個入院⋯⋯這樣形成一個群組了。那五至六星期，我們在不知發生甚麼事的情況下不停做。

我那時42歲屬年輕的管理層，可以說是「如日方中」，一直都把焦點放在「做事」，有個花名叫「奄尖大少」，覺得人與人之間關係不重要 。沙士令我學懂「最難是做人」，如何處理人與人的關係、建立團隊信任、默契和士氣。

所以沙士期間，我很堅持要走來走去，聽院內同事吐苦水。我很記得兩個場面：當時有同事發燒，被送入隔離病房，我想入去探望他，但有幾個同事都叫我不要入去，會被感染。我那時回應，「如果進入隔離病房不安全，我怎放心讓你們進去照顧病人？」

另一場面是在黃大仙醫院，因為黃大仙醫院突然成為指定沙士復康醫院、要收沙士病人，全院都要接受員工培訓，連清潔姐姐都要培訓。有個清潔姐姐要重新學習拖地，她做得很慢，但是她對我說，「給我一個機會，我很想學懂（拖地），因為這麼大的事情 ，我想幫忙。」

借調瑪嘉烈醫院　醫生送我僅餘的強保護力口罩

有一個星期六，我接到醫管局電話，說要借調我到瑪嘉烈醫院，負責深切治療部的整體管理。因為我每天中午都會在廣華醫院開「飯盒會」，所有管理層都要出席，交代疫情最新情況。那天我沒法開口，久久說不上話，最後在會上交代了這個消息，大家都靜了，那時氣氛很沉重。後來兩個醫生分別給我送上 N100 及 P100 口罩，這種保護力強的口罩，他們都只得一個。

醫院一個逃兵都沒有

其實沙士與 COVID 不同，沙士有醫護感染而離世，而 COVID 沒有。當時人人都擔心自己或家人會受感染，可是在香港、醫院一個逃兵都沒有。我們醫院有顧問醫生，每日都執拾好所有行裝放在門口，託付家人說，如果到某個時間仍未見他下班，代表他已受感染，家人就要將其「走佬袋」帶到醫院。

口罩存量曾試過只夠 24 小時

香港本身安逸到連口罩也沒有，口罩是只有做手術時才用，所以才叫「外科口罩」；劉教授入院時，廣華醫院全院只有一、兩個 N95 口罩。很多前線醫護或他們的家屬，每日致電電台投訴說沒有保護裝備。我在最缺資源時提出若有職員取不到口罩，直接找我或工會代表，而且會每日公布口罩存貨量，這樣就會令他們安心，不會囤積口罩。曾試過口罩的存量只足夠用 24 小時，同事打了數百通電話，追問內地運送口罩的送貨貨車到哪裏，一過關到香港便派貨車去接。

鄭經翰、黃毓民節目主導抗疫  民情與決策層相距遠

當年鄭經翰及黃毓民在上午主持的節目，可說是主導了抗疫，當有醫護、家屬致電上去說出問題後，令社會有討論，最後會影響公立醫院的政策。我認為由電台主導抗疫不恰當，但是在危難中，見到公眾的意見、傳媒的影響力很重要的。那時已沒有時間去思考做法的對錯，反而是一聽到他們提出的問題，如果幫到忙都希望是先盡量幫忙。

其實沙士期間，我感覺很混亂，雖然混亂某程度上是可預料，因為這是未知的傳染病，香港一直沒有大事發生。當時朝朝有醫護、市民打上電台申訴，如果高層有聽應該會做決策回應，「但係咪冇聽呢？」。為何（醫管局及政府）決策層與民情差這麼遠？一日、兩日、三日，無止境地一樣，感覺上是問題浮現，回應速度「慢甚至冇」、方向又模糊，亦不知怎做決定的。

例如決定封淘大是很嚴肅的決定，是不應隨便做。但一般市民，連我是半個局內人，其實都不知政府是如何作出這個決定的。當透明度不高、市民又無從參與時，當看見結果很差，自然會放大差的部分。這樣又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影響整個社會信任和士氣，「打仗的時候咁樣輸梗」。

新冠疫情「唔做檢討好奇怪」

沙士後，我是第一位醫院管理人員到立法會出席研訊，當時覺得檢討到位、高質素。現在新冠疫情「咁大單，唔做檢討好奇怪」，當然檢討目的是「向前看」、希望日後可以再處理得更好，舉例說未來要興建很多醫院、老人院、公屋，設計要不要改動呢？

其實每逢說危機處理，都是講求 4 個 C，指揮、控制、溝通和協調 (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e, Coordinate)，我們有沒有適時學習、改善以做得更好呢？今次疫情幾波都有空窗期，回過頭看是否沒有把握好空窗期做預防性功夫呢？好多事好像做遲了，例如第四波轉第五波疫情好明顯，有很多苦主需要資源但取用不到，不是沒有、而是用不到；例如有人要入醫院但沒有病床、但也有病床是沒有用；有隔離設施空置，但有病人因為沒有車送而入唔到。

「香港人連最後一程都咁慘」

這麼多人求救無門，我其實好「心噏」。見到在8度、10度下，有病人苦等入唔到醫院；即使入到公立醫院也照顧不到；好多長者在老人院，家人見不到最後一面；我收到一些相片，見到醫院「病人放喺屍袋，一堆屍袋周圍擺」，我最初以為是改圖，但想不到是真的，那時覺得「香港人連最後一程都咁慘」。

前同事告訴我每日要做十幾個小時，只有五到十分鐘看病人，不敢去廁所、因為換保護衣物要用上五至十分鐘。醫院唔准探病人，有同事要講大話呃垂危的老人家、附和是他的兒子，令老人家走得舒服些，我真的感受到同事好無助 (helpless)。

當然遇上世紀疫症有混亂某程度上是要接受的，即使平日也不會完美，但是有程度上的分別。我不覺得香港整體能力是會這樣的，是否 4 個 C 出了問題呢？

（ 內容由記者整理，以第一身角度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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