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车臣的反抗和后殖民时代的团结

作者：Lilia Yuldasheva 译者：阿K 来源：Posle

我们可以从车臣战争的历史中吸取哪些教训？人们应该如何为他们的自由和独立而战？活动家和研究员莉莉娅-尤尔达舍娃和我们谈到了北高加索地区的殖民化和车臣共和国的反抗。

乌克兰今天面临的军事侵略以及乌克兰公民在被占领土上遭受的非人道待遇，在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以直接的暴力取代外交政策是普京政权的特点之一。我们不能忘记它的形成始于第二次车臣战争。1999年，在年迈的叶利钦无法做出政治决断的情况下，普京提出用武力夺取、狂轰滥炸和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等方式解决所谓的“车臣危机”。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主要是人权活动家和记者们注意到了这些事件的可怕之处。尽管俄罗斯社会在 20世纪90年代似乎倾向于民主和人道主义价值观，但社会上对车臣战争中的非人道战争手段却视而不见。这种短视，加上听信了媒体铺天宣传的"圣战者 "恐怖分子的威胁，可能是人们对随后的军事侵略漠不关心的先兆。2008年没有出现反对入侵格鲁吉亚的大规模抗议，也没有出现反对俄罗斯参与叙利亚和2010年南非战争的大规模抗议，最终在 2014 年，该国大多数民众将对克里米亚的占领视为祖国伟大复兴的标志。

第二次车臣战争以艾哈迈德·卡德罗夫的独裁政权在车臣建立而告终，这样的结局可以阐明普京政权在乌克兰被占领土上的目标。它寻求对公共领域进行全面控制，对反对派进行暴力镇压（筛查营、绑架、酷刑、迫害活动人士及其家人）、无条件地忠于政权、缺乏公民权利和自由，以及利用该地区居民作为武装冲突中的人力资源（强制动员）。

殖民暴力就像一个回旋镖：一旦在殖民地领土上得到实践的验证，它就会回到城市里。我们可以见证批评该政权的人的酷刑、监视、绑架、残酷拘留、恐吓和逼迫公开道歉（记录在视频中）的方法如何从车臣，再延伸至到俄罗斯其他地区。在制定反抗政权的策略时，我们当前的反战运动应该坐下来仔细研究，在过去 25 年来在永无休止的紧急状态下抵抗者的经历。他们的处境可能与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不一样，但在结构上是相似的。

俄罗斯的殖民主义和高加索地区

现代俄罗斯意识形态叙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声称俄罗斯从未发动过殖民战争，与欧洲国家截然不同，但征服北高加索和镇压北高加索人的漫长血泪史无疑戳破了这个谎言。此外，从1801年至今，历史证明了不同形式的俄罗斯国家的持久殖民的性质，无论俄罗斯帝国、苏联和俄罗斯联邦。

在俄罗斯社会中对高加索历史和该地区战争的殖民主义观点根深蒂固，并早已渗透到教育和文化之中。列入义务教育课程的俄罗斯古典文学（莱蒙托夫、别斯图热夫-马林斯基、普希金、托尔斯泰、格里博耶多夫等人的作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充满了东方主义和异国情调的意象：作者将高加索人民描绘成“骄傲而叛逆的高地人”，他们需要“平定”、“征服”和“基督教化”。在这里，战争只是一种“历史必然”，而以残酷的战争方式著称的俄军军官和将军（如阿列克谢耶尔莫洛夫）有时会以勇敢的指挥官甚至英雄的身份出现。

可以说其中一些作者表达了反战立场，批评了俄罗斯帝国在高加索地区的政策，并试图创造出诗意、复杂的“高地人”形象这一事实。尽管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由于义务和出身还是成为了俄罗斯军官。相比之下，本土高加索地区作者们的观点（关于高加索战争和该地区的发展历史）在广泛的俄罗斯文化领域几乎没有体现，从来没有成为公众讨论的主题。

北高加索文学有本土语言的口头传统和阿拉伯语的书面传统（该地区的伊斯兰化在 16 世纪结束）。对高加索人民的镇压和驱逐摧毁了所有民俗知识、文化物品和文本的痕迹，只有少数阿拉伯文学文物和民间传说的记录包括车臣语的录音，得以保存下来，然而现存的文本在俄罗斯的教育计划和国家宣传中宽广的文化背景里都没有体现。殖民主义的遗产几乎抹去了对当地文化的记忆和知识，穆罕默德·塔希尔·盖拉希(1809-1882) 的编年史《达吉斯坦跳棋，沙米尔战役中的辉煌时刻》是为数不多的现存的关于高加索战争历史和文学的记载，于 1850 年代用阿拉伯语写成，并于 1941 年翻译成俄语。在俄罗斯只有阿拉伯文化研究的学生和学者对这些文字表现有所兴趣，然而历史或语言学系却没有人尝试去研究它。

这些都指出了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多民族的俄罗斯，除了俄语，人们还用180多种语言说话、写作和思考，但没有一种语言是其文学史的一部分。更奇怪的是，学校和大学课程中教授的所谓 "俄罗斯文学 "既不是指 "在俄罗斯 "写的，也不是指 "用俄罗斯语言 "写的。一方面来说，它排除了来自俄罗斯的作家用俄语以外的语言写的作品，而对另一方面而言，课程中也不包括其他国家的作者用俄语写的作品。这种双重排斥造成了俄罗斯语言和文化空间同质化的假象，它还将使用俄语的领土等同于国家边界内的领土，这种思维模式灌输给学生的结果就是，讲俄语的地区就应该成为俄罗斯领土的一部分这一观点深入人心。

在俄罗斯这个国家里，将文化嵌入国家政治并作为其统治工具发挥作用的方式不是一个引人反思的主题。主要原因是由于人们普遍认为文学是一种不变的美学典籍，其中唯一值得考虑的只有艺术特征。这种对文学的非批判性和非政治化的方法，将典籍本身以及其中的个人作品的创作历史和环境排除在外，默许了人们对暴力和压迫的历史置之不理。

为了了解现阶段俄罗斯的殖民主义，并寻找到在政治上反对该政权的可行办法，我们必须回顾征服高加索的历史。首先，它必须被视为一部反抗侵略、纂改和抹杀该地区身份、记忆和语言的历史。这意味着要辨别高加索的主体性：帝国时期对俄罗斯军队的军事抵抗和直接反对；苏联早期镇压期间对宗教、文化和语言的民间传统的保护；以及过去 30 年的人权、媒体和活动家的工作，这些就是本文的想告诉读者的重点。

车臣抵抗运动：1991 年至今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有机会为其在长期的帝国扩张史中纳入领土的原住民的占领、殖民化和镇压承担起责任。对这种重新评估以及民族自决的诉求在当时甚嚣尘上。伊奇克里亚车臣共和国宣布独立，如果叶利钦承认了这一点，其他民族共和国的分裂进程可能就会开始。这种可能性显然引起了当局内部一些团体的担忧。我们将永远不知道这是否会导致国家事实上的联邦化，抑或是会成为一个独特的先例。然而，俄罗斯在1991年错过了国家非殖民化和民主化的机会，当局没有放弃殖民政策，而是采取了延长殖民政策的路线。

甚至在第一次车臣战役开始之前，伊奇克里亚就出现了对俄罗斯新政府的抵制。有四种类型的异议：激进的、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行为，所有这些异议都存在至今。激进的抵抗意味着与联邦和（在艾哈迈德·卡德罗夫政权建立后）地区层面的权力结构代表发生武装冲突。政治抵抗包括示威、集会以及建立政治联盟和政治纲领。法律抵抗由活动家和人权团体、律师、记者、博客主组成，重点是保护车臣女性居民的人权和记录她们被侵权的罪行。道德抵抗在呼吁正义、尊严、承认罪行和为受害者哀悼的权利等等，包括保存车臣事件的记忆，收集战争和镇压的幸存者的口头证词（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的证词）。

联邦当局试图将军事抵抗锁定在分离主义者（或恐怖分子）的单一形象上，然而抵抗运动远未同质化。90 年代，不同的团体在车臣为权力而战，并与俄罗斯军队对抗。其中包括高加索山区人民联合会的部队（包括沙米尔·巴萨耶夫，他后来组建了自己的营并成为分离主义势力的领导人）；亲俄、反杜达耶夫的反对派；由卓哈尔-杜达耶夫（1991-96）、泽利姆汗-扬达尔比耶夫（1996-97）和阿斯兰-马斯哈多夫（1997-2005）总统领导的力量联盟；萨尔曼-拉杜耶夫、图尔帕尔-阿里-阿特盖里耶夫、孔卡尔-帕沙-伊斯拉皮洛夫等人领导的准军事团体。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策略各不相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发生了变化：从争取车臣独立到建立伊斯兰国家联盟或在北高加索地区建立一个包括车臣、达吉斯坦和印古什在内的单一国家。

因此到了21世纪10年代中后期，与卡德罗维特人（包括军队和共和国警察）的冲突变得更加频繁。安全部队在该地区最能象征拉姆赞-卡德罗夫（2007年被任命为总统）的政治。这些冲突的主要特点是它们涉及在战争条件下长大并因此失去家人的年轻人。到 21世纪20年代初，激进分子的抵抗力有所下降，因为在所谓的“反恐行动”中，游击队最活跃的成员被杀害或被拘留。根据卡德罗夫的官方说法，他们与激进的伊斯兰组织伊斯兰国有联系，但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实这一说法。

在此期间，除了公众集会和反战示威（政治抵抗）之外，还有密集的人权活动和相关的新闻工作。这些活动的目的是收集战争罪和安全部队虐待、酷刑和绑架持异见者的证据。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大众一直忽视车臣，但人权捍卫者和记者在过去25年中一直在继续他们的工作。其中最活跃的是由人权活动家娜塔莉亚·埃斯特米洛娃领导的纪念人权中心的格罗兹尼分部.，它记录了酷刑、杀戮和失踪案件、地方和联邦当局的非法行动、过滤营 (1) 以及军事和安全部门暴力幸存者的证词。2009年埃斯特米罗娃被谋杀，该中心的工作因持续不断的威胁、对记者的袭击和办公室的大屠杀而受到严重威胁。在埃斯特米洛娃被暗杀后，奥尤布-提提耶夫成为该中心的新负责人 (2)。2018 年，他被指控非法获取、持有和运输毒品（车臣经常使用刑法第 228 条来拘留活动人士）并被判处 4 年徒刑（他于 2019 年获得假释），所有这些滥权行为导致了纪念馆格罗兹尼分部的关闭，所幸它的档案和收集的关于镇压受害者和刽子手的资料仍可供公众查阅。

尽管面临巨大的压力，反对派的新闻和人权活动仍通过Telegram频道和社交网络中的活动家账户、基层倡议者的互动和互助小组中继续进行。自 2003 年以来，独立杂志Dosh（车臣语的“单词”）一直在报道该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生活。Telegram 频道1ADAT (3) 定期发布失踪人员名单并进行调查。在作者撰写本文时，该频道的活动家萨尔曼·捷普苏尔卡耶夫 (Salman Tepsurkayev) 遭受的酷刑和谋杀的消息被确认，即便如此，该频道仍继续报道车臣的局势。最能指出问题的案例之一是对扬古尔巴耶夫家族（伊布拉吉姆和阿布巴卡尔兄弟，以及他们的父母赛义德-扬古尔巴耶夫和扎里玛-穆萨耶娃）的镇压，该事件始于2015年，至今仍未结束，而活动家兼律师阿布巴卡尔·扬古尔巴耶夫 (Abubakar Yangulbaev) 则继续坚持着报道这起案件和其他滥用政权的案件。这几年来，他还开展与反酷刑委员会（现在的Crew）项目合作。在最近的采访中，他表示车臣战争的遗留问题就是造成今天持续暴力镇压的罪魁祸首。

保持对克里米亚战争、1930-1940年代北高加索人民被强行驱逐到中亚各共和国的历史创伤和镇压的记忆，以及对该地区的语言、文化和宗教的镇压，构成了一种价值基础，一种滋养其他形式抵抗的必要条件。当局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试图禁止在哀悼日举行集会和游行，即斯大林开始驱逐车臣人、印古什人、卡巴尔达人、巴尔卡尔人和卡拉柴人的周年纪念日。

在这些术语被禁止封杀的情况下，能够将战争称为 "战争"，将驱逐出境称为 "驱逐"，将暴力称为 "暴力"，无疑也是一种抗争行为，这是一种塑造个人和集体尊严以及政治主体性的行为。语言行动主义，对人民苦难史的研究以及严谨求真的态度，使我们能够与前几代人还有他们抵抗、异议和实现自由权的传统保持着历史联系。  

车臣经验与团结

在开始全面入侵乌克兰后，俄语社区出现了很多关于集体内疚和责任的讨论，往往最后发展为自我指责和相互指责。我希望我们无论种族，作为俄罗斯人、俄罗斯的公民和持有俄罗斯护照的人，停止讨论这个问题，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政府和总统的行为，无论我们是否认同，都不会剥夺我们做出选择的权利和付出行动的能力，从而我们可以承担起这责任。

有鉴于此，车臣抵抗运动的经历在今天变得尤为重要，当抗争的可能性有限、风险很高，当局试图营造一个他们声称代表群众利益的团结形象时，车臣人民发现了并继续发现抗争的力量。卡德罗夫政权以车臣/瓦伊纳克的传统和价值观为号召，来为其代表车臣人民的权利辩护。联邦政府也这样做，发明了“俄罗斯世界”的利益、“传统价值观”和俄罗斯联邦内人各民族的历史。克里姆林宫的宣传在这方面不断失败：不同的民族有时作为独立的实体出现，有时合并成一个笼统的俄罗斯形象，还有些时候相互嵌合着出现（我们可以回忆下过去的宣传口号 "我是卡尔梅克人，但今天我们都是俄罗斯人！"）。

车臣抵抗运动有一个反击宣传形象的策略，该策略基于对其历史、宗教、语言和文化、男女英雄的了解，以及杰出公民代表的不同形象。他们既可以挑战媒体塑造的好战分子和恐怖分子的形象，也可以挑战卡德罗夫政权强加给车臣男女的虚伪传统社会角色。

抵抗运动需要基于种族和公民身份的替代形象，自全面入侵乌克兰开始以来，许多倡议结合了反战和反殖民议程 (4)。人们之所以团结起来，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共同的历史，说着同一种语言，并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社区的一部分，这个形象可以与宣传口所创造的形象分开，与国家历史、俄语和殖民文化分开。没有共同的社区意识，可持续的抵抗是不可能的。

到目前为止，在政治领域还没有形成对俄罗斯人的这种替代形象，迅速成为meme的“好俄罗斯人”漫画就证明了这种形象的缺乏。什么样的形象可以团结俄罗斯的反战、反对派和反殖民主义者？什么可以成为公民抗议的共识点和积极方案？此外在当代俄罗斯，什么样的政治联盟既不消除种族和文化差异又欢迎它们的加入，不遮掩历史和集体的创伤，不相互争吵而是围绕共同目标团结一致？

车臣的反抗历史可能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不是因为情况有任何相似之处，而是因为长期被忽视的车臣那残酷的殖民史，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发展新的团结基础。对于那些土地被占领和殖民化，其历史和文化也被抹去，莫斯科从其土地上抽出资源的民族来说，车臣的经历无疑是可以参考学习如何抗争和寻找可能的政治解决方案的例子，其中最激进的可能是分离主义。对于俄罗斯族人和那些民族身份复杂或已被遗忘的人来说，是否愿意接受殖民暴力是解释俄罗斯国内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紧迫的问题，这是一个团结大于身份的问题，把别人的权利和自由当作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来捍卫，并把创造政治空间作为一种共同利益。

（1）1994 年战争开始时，联邦当局建立了一个独特的拘留设施系统，以“确立宪法秩序”。在这些没有合法地位的“临时过滤点”，对被关押者的虐待、殴打和酷刑是惯常做法。被拘留者还被非法关押在军事单位，在那里进行法外处决和酷刑。

（2）纳塔利娅-埃斯特米洛娃和奥尤布-提提耶夫都是车臣人，但不是在车臣出生。他们的家人分别在被驱逐到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后幸存下来，最后又回到了他们历史悠久的故乡。

（3）阿达特是一场呼吁结束对车臣人的种族灭绝、实现车臣人民的统一并解除对车臣的占领的民众运动。它突出了被占领的车臣中侵犯人权行为、腐败案件和卡德罗夫总督的罪行，发表了被占领的车臣居民的呼吁，并努力抵制和揭露普京-卡德罗夫的宣传。

（4）Free Buryaria Foundation, Free Yakutia Foundation, Asians of Russia, Angry Chuvashia, The New Tu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