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153:數十年的幾支健筆——我的作者朋友們(之三)
要寫《七十》《九十》的作者們,再寫多少篇也是寫不完的。只能選擇幾個有多年交往的朋友談談。
絕大多數作者都只是文字之交。比如曾經是台灣《自由中國》在美國的主要寫手朱養民,從1972年開始就為我們寫了多篇談自由民主的鴻文,直至休刊號他已年逾八十,還寫來記念文章。我們只在1979年我訪美時見過一面。
寫長篇政論、具可讀性文章,卻沒有見過面的作者就數之不盡。值得一提的是為美麗島事件及審判寫出總結性長文的秦玄,他是旅加教授、徐復觀的門生蕭欣義。後來他用本名寫了好多篇關於一國兩制和台灣時局的有份量文章。
另外,長篇政論寫得較多,我們又交上朋友,在1981年《七十年代》重組時還當上小股東的,是翁松燃教授。他是1979年我們舉辦中國統一問題座談會時認識的。他說的「統一有什麼好,不統一有什麼不好」這句話,破除了我當年認為「統一是天經地義」的迷思。接下來他給我們寫過好多篇有份量、具可讀性、擲地有聲的文章。我也邀請他參加多次關於一國兩制、兩岸關係問題的座談會。他和邱近思、方蘇都熟識。2008年除夕我妻子病逝,09年舊曆年我到翁松燃當時任教的台灣暨南大學,兩個老人一起過節。
在休刊號上,翁教授說他在我們雜誌上寫的文章,「讀者頗多,流傳廣遠,效果奇佳,影響之大,遠非我在世界性英文學術季刊上登載的論文所能並比」。許多知名記者、外交官,港台官員,乃至能看到這刊物的大陸人士,都有迴響,有時是數年後還有反應。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就成為我們的作者,而且幾十年保持友誼關係,直到最近仍然有見面的,有王正方與楊誠。
王正方是1971年作為最早的保釣五人團去中國訪問的其中一人,我那時在香港與他們相識。大約一年多後,王正方給我們雜誌寫了幾篇小說,語言生動,構思巧妙。1979年我初去美國,在三藩市就住在他家。那時他在某大學教電腦工程。但他醉心文藝,尤其是戲劇、電影。我們聊天也主要談文學。
那時有一位在加州學電影專業的保釣人士戈武,來香港參與電影行業,不幸在一次手術中去世。導演方育平想拍一部關於戈武的電影,問我有什麼人可以寫這樣的劇本,我於是推薦他去美國找王正方。因為王熟悉戈武,又能寫小說,演過話劇。但我沒有想到,王正方竟把大學的教席辭掉,不僅寫劇本,還當上主角。這就是後來拍成的電影《半邊人》。
這以後,王正方就一頭栽進電影行業,多次來往北京,拍出了自編自導自演的電影《北京故事》。與此同時,他又寫了不少小說和雜文。小說用的筆名是方方,雜文用的筆名是「唐荒」。那些年,他常在香港,我們混得很熟。他談吐幽默風趣,跟他聊天是賞心樂事。
1987年《北京故事》上映後,我邀他訪談並記錄成文發表。他比較了台灣、香港、中國大陸的社會。他認為香港在流行文化上成就很大。台灣有越來越開放的趨勢。至於他去了十多次並在那裡拍了故事片的中國大陸呢?他提出一個理論:如果政治上的自由,以及經濟上的發展,能夠以數字來表示的話,這兩者加起來的總和是維持不變的。也就是說,當經濟比較好的時候,就會缩小民主自由的程度,但當經濟快要崩潰了,政治上就會允許你多講點話。他不認同當時許多西方人所持論調:在中國,經濟發展可以帶動政治的民主發展。
楊誠筆名殷惠敏,是「自由神下」的專欄作家之一。在「自由神下」之前,他就以漁父的筆名給《七十》寫過不少文章。他是台灣東海大學中文系徐復觀的得意門生,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亞洲研究博士,寫過學術性專著《現代化與中國共產主義》。不過,在《七十》《九十》寫的卻是通俗流暢、語言生動,有時甚至是古靈精怪的文章,極具可讀性。
1990年七月號,殷惠敏寫了一篇《小小的死亡》,從性高潮談到這種感覺對生理的影響,是生命的提升,可以延年益壽。那時,我們的台灣版剛創刊不久,居然收到台灣新聞局的一封警告信。可見解嚴未久的台灣社會,還拘泥於過時的仁義道德。
楊誠有一篇以花子虛的筆名寫的《李瓶兒的夢》。前面講台灣一些人一廂情願地說要跟中國建立「大中華經濟共同體」,建「二元合作聯邦制」「邦聯」等等。作者說中共在未得勢之前,也曾說要結合中國本土、蒙古、西藏、新疆,建立一個中華聯邦共和國,毛澤東甚至在《西行漫記》對斯諾表示支持台灣獨立。但奪得全國政權後,就是另一回事了。
於是就講到小說《金瓶梅》的一個片段了。李瓶兒原是花家貴夫人,同隔鄰的西門慶暗通款曲,西門慶少不得甜言蜜語,來討她歡心。李瓶兒的夢就這麼編織起來了。等到西門慶奪得花家的財和人之後,過了門的瓶兒還想擺個身段,沒想到西門慶一下子變了臉,拿起皮鞭就抽,抽完又幹個死去活來。「套句台灣的文藝腔:李瓶兒的夢破碎了!」
《李瓶兒的夢》寫得調皮、有趣。聯想到中共這一百年來的歷史,西門慶的甜言蜜語,還真是讓數不盡的張瓶兒、陳瓶兒永遠不會吸取前人教訓,永遠在編織夢境呢。香港也有這樣的人。
楊誠從香港前途問題剛浮現,就寫了一篇《最後一個租界》,從歷史上的香港角色,關切香港的命運。這些年,他寫了許多這類文章。是遠在紐約、對香港的主權轉移跟我有共同觀念的健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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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佈於2022年6月1日)
《失敗者回憶錄》連載目錄(持續更新)
- 題記
- 闖關
- 圈內圈外
- 殺氣騰騰
- 煎熬
- 傷痛
- 動盪時代
- 抉擇
- 那個時代
- 扭曲的歷史
- 先知
- 自由派最後一擊
- 我的家世
- 淪陷區生活
- 汪政權下的樂土
- 淪陷區藝文
- 父親與淪陷區話劇
- 李伯伯的悲劇
- 逃難
- 愚者師經驗,智者師歷史
- 戰後,從上海到北平
- 古國風情
- 燕子來時
- 在左翼思潮下
- 1948樹倒猢猻散
- 豬公狗公烏龜公
- 《蘋果》的成功與失敗
- 怎能向一種精神道別?
- 自由時代的終章
- 清早走進城,看見狗咬人
- 確立左傾價值觀
- 「多災的信仰」
- 最可愛的人即最可笑的人
- 中學的青蔥歲月
- 被理想拋棄的日子
- 談談我的父親
- 父親一生的輾轉掙扎
- 父親的挫傷
- 近親繁殖的政治傳承
- 畢生受用的禮物
- 文化搖籃時期
- 情書——最早的寫作
- 那些年我讀的書
- 復活
- 不可缺的篇章
- 不可缺的篇章 之二
- 不可缺的篇章 之三
- 不可缺的篇章 之四
- 不可缺的篇章 最終篇
- 沒有最悲慘,只有更悲慘
- 歸處何方
- 劉賓雁的啟示
- 徐鑄成的半篇文章
-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 通俗文化的記憶
- 左派的「社會化」時期
- 伴侶的時代
- 那些年的太平日子
- 香港歷史的轉捩點
- 福兮禍所伏
- 香港輝煌時代的開始
- 我們是甚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 二重生活的悲哀
- 《七十年代》創刊背景
- 脫穎而出
- 覺醒,誤知,連結
- 非常有用的白痴
- 有用則取,無用則棄(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 中調部與潘靜安
- 非蠢人合做蠢事
- 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
- 無聊的極左干預
- 從釣運到統運
- 那年代的台灣朋友
- 統一是否一定好?
- 台灣問題的啟蒙
- 推動台灣民主的特殊角色
- 中共體制內的台籍人士
- 踩不死的野花
- 文革精神
- 文革締造中國的今天
- 極不平凡的一年
- 批判極左思潮
- 民主假期
- 裂口的開始
- 太歲頭上動土
- 愛荷華的「中國週末」
- 1979年與中共關係觸礁
- 那幾年,文藝的沉思
- 愛荷華的平和交鋒
- 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
- 九七覺醒
- 美麗島大審對我的啟示
- 從事媒體一生的座右銘
- 念茲在茲要記下的輝煌
- 香港前途問題帶來的恐慌
- 從來沒有「民主回歸」
- 和許家屯的一次交鋒
- 牢記至今的一段話
- 從創辦到離開天地圖書
- 《七十年代》和天地分道揚鑣
- 「庚申改革」的流產
- 中共幫我們洗脫左派色彩
- 與徐復觀先生的兩年交往
- 徐先生的臨終呼喚
- 「愛國是無賴的最後防線」
- 守護我們的心智
- 江南案的考驗
- 專權政治逆轉的里程碑
- 「李匪怡」和《香港1997》
- 一國兩制的根本問題
- 港人治港只是誘餌
- 「京人治港」是否較好?
- 「基本煩」和霎眼族
- 與勞思光的交往
- 不受術數擺佈的勞思光
- 在德國的訪問的感觸與認知
- 在新加坡初識黃春明
- 首次踏上台灣土地
- 第一道晨光
- 無意中成了「動亂的醞釀」
- 獄中老人成就一名奇才
- 六四的記憶與感受
- 中國,一口活的「官財」
- 我曾愛過這四十歲的女人
- 中共高層第二代揭露的內幕
- 內幕之外
- 《九十年代》台灣版創刊
- 江澤民施計過關保位
- 我的愧疚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中)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之三)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終章)
- 與黃永玉的交往
- 真有「九二共識」嗎?
- 俄羅斯歷險記
- 一個預言,一首輓歌
- 香港不會再有張敏儀
- 共產黨不會再有羅孚
- 以感激心情,告別殖民主義
- 永遠的港督彭定康
- 別了,無法再「複製」的英治香港
- 董建華開頭不是這樣的
- 回歸前的保釣鬧劇與悲劇
- 一生事業與心路所繫
- 余英時與《九十年代》
- 台灣人像白痴,大陸人妙計百出
- 告別《九十年代》
- 休刊的社會悼詞
- 我的作者朋友們(一)
- 余剛、阿城和「炊煙」——我的作者朋友們(之二)
- 數十年的幾支健筆——我的作者朋友們(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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