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這世界沒有警察

「法治」在不公平的社會裡扮演著甚麼角色？

譯按：本文原刊於英文獨立網上雜誌 Popula；流傘獲授權自行發布。英文原文見此。印尼文譯本見此。 法文譯本見此。西班牙文譯本見此。詳情請聯絡流傘義務翻譯團隊。

警察的存在目的是什麼？相信許多香港的抗爭者都在思考這個問題。2019年8月11日，防暴警察以布袋彈射傷了一位女急救人員的眼部，導致其左眼永久失明，又在兩個港鐵站發放催淚彈，又濫用暴力，毆打示威者和其他乘客。這可以說是反送中運動中其中一個最黑暗的時刻。

這場運動源於廣泛市民對逃犯條例草案的激烈反對。但隨着草案的撤回和運動的發展，示威者的訴求已經不再單純地針對修例和香港警察執法時的屢次失職。他們更是在質疑警隊和任命他們的政府憑甚麼有權執行法律和維持秩序，以至法律和秩序的含意。香港的示威者亦藉此重新思考作為「市民」的意義。

「市民」既可以指某人的法律地位，亦可以指他對某政治群體的身分認同。而香港社會對「好市民」的主流理解則始終由國家及資本的利益所主導。

27歲的蘇守忠於1966年為反（有指蘇當時25歲）對天星小輪加價導致工人承受不平等的負擔，在中環天星碼頭進行絕食抗議。當旁觀者在碼頭入口外聚集聲援時，皇家警察卻以阻街為由拘捕蘇守忠。他們其後前往港督府為蘇辯護，稱蘇被無理逮捕，其後更連續三晚在尖沙咀街頭上示威。隨著抗議活動的升級，一些示威者開始擲石及破壞公共設施。

港英政府隨後派出防暴警察以催淚彈和警棍鎮壓抗議活動，更以防止年輕人「製造麻煩」為由頒布宵禁令。政府後來為了調查這場抗議的成因，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並將整場抗議定調為「九龍騷動」。英國殖民地國務大臣於1960年接受《南華早報》採訪時曾斷言說香港不存在政治意識，又指香港人「只關注他們的日常生活。」

調查委員會後來將反加價運動描述為一個由政府溝通失敗、民眾對警察抱負面態度及普遍年輕人「百無聊賴」造成的個別事件，而非香港人有意識地向港英政府嚴正表達的一個對政治變革的訴求。這是一個帶有階級和種族歧視的視角：殖民政府拒絕把工人階級的香港華人當成政治主體。委員會最後建議透過發展社會服務來培養「健康社區精神」，大概是要將這些不守規矩的年輕人規訓成勤力和服從權威的臣民。

當一個受操控的立法機關和一個被中央控制的傀儡政權隨時可以改變法律，「法治」還有何意義？

細閱殖民地紀錄，自會發現香港人民從不會躺著地接受這種自上而下的管治模式。在反對天星小輪加價的公開請願書裡（該行動一共收集了174,398個簽名，在六十年代可不是個小數目），一位支持者寫道：「市民現已非常不滿；如果政府依舊不理民意、擅作主張，那麼香港市民的利益將會被忽略，他們將失去所有未來保障。」從這段香港人向不負責任的政府和無法無天的警隊提出訴求的歷史中，可見「香港市民」作為政治主體的概念已經出現。

歷史雖不會重複，卻與現世驚人地相似。即使管治香港的權力已經從大英帝國移交到中國政權和香港特區政府的手中，但「法律與秩序」的優先依然保持不變。而一個理想的香港市民仍被構想為一個奉公守法、每天埋首工作、堅定遵從權威的人。他願意以自由來換取表面上的「繁榮」與「穩定」。而專制的國家機器在繼承港英的殖民結構和奪取香港的資源後（這是香港在全球新自由主義秩序中的唯一籌碼）便得以同時鞏固其國界內的控制權和將新殖民主義項目延展到其他地區。

香港示威者面對艱難險阻，一直不懈抵抗這些企圖使他們屈服的制度暴力。雨傘運動的清場行動中，社工曾健超被七警毆打一案，引起了社會對警暴的強烈抗議。最近，香港示威者也譴責警察在鎮壓示威者和平民時使用過分武力，包括蓄意襲擊記者、涉嫌與黑社會勾結而導致元朗平民受到襲擊、政治化起訴，以及無理禁止和平集會。

香港抗爭者開始從根本上質疑：當一個受操控的立法機關和一個被中央控制的傀儡政權隨時可以改變法律，「法治」還有何意義。他們亦注意到殖民地時期的官員因種族和階級優勢而擁有的權力，以及香港警察在主權移交後仍接受英國提供的訓練和武裝的事實。這些殖民統治留下的遺產創造了以不惜一切維護「公共秩序」，而非以民眾意願為本的權力結構和管治方針。

香港的抗爭者一直知道「犯罪」這概念可被當權者任意操縱和形塑。就如它被用來描述於1966年抗議天星小輪票價上漲的年輕工人階層的「暴行」一樣，現今警察也在利用它來任意逮捕市民，包括闖入立法會的示威者、攜帶10支激光筆的學生，甚至在社區進行直播放映的社區主任仇栩欣。

這種對「犯罪性」的批判有力將運動的立場從反對香港警隊轉移為反對所有警政系統⸺簡而言之就是廢除主義 (abolitionism) 的政治取向。正如安吉拉·戴維斯（Angela Davis）在《廢除主義民主》中寫道，一個平等的民主社會只會在所有霸權結構都被廢除的情況下才會實現。用戴維斯的話說，除了解散警察和廢除監獄，我們還必須「挑戰法律的絕對權威」：我們必須思考如何可以透過重塑人際關係來解決結構性問題，並另覓超越現有框架的方案。

「沒有暴徒，只有暴政。」香港人不但有力廢除監獄、警政和懲教體系，這個過程其實已經在醞釀之中。

不少組織者已經著手加強警察對示威者越趨嚴重的施暴，與因階級、國籍、或族群身分而被排斥在「理想中產公民」的模範以外的人們日常承受的暴力之間的聯繫。當香港抗爭者抵抗「黑警」對他們所施加的暴力時，他們還須對抗將某些社群任意標籤為「犯罪分子」的制度暴力。僅於2013年，警方就進行了160萬次身分證抽查，是倫敦和紐約警方進行的四倍，而且大部分均是針對少數族裔的抽查。

在「光復屯門」的抗議活動中，示威者指責和攻擊一群被稱為「內地妓女」的婦女。常被警方的掃黃行動影響到的性工作者便問道：運動為何不將他們視為抗爭中的盟友？在香港的在囚人士中，女性囚犯佔的比例是全球最高。有學者更指出，社會裡存在著一條將婦女（尤其是新移民性工作者）從警察局經法院帶到監獄的「輸送帶」。

邊界本身就是一個根據種族、性別和階級的標記去判別是否包容一個人的權力機關。有些被判為一個在全球金融中心的經濟中有生產力、有貢獻的成員，有些則被判為可以任意剝削的為家務勞動者，沒有資格獲得體面工資和合理居所、沒有資格申請永久居留權 (如一些通常提供給其他（白人）外國人的權利)。邊界的構造阻止我們探索一些不以排斥他者為原則或代價的自決模式，包括突破本土沙文主義去重新思考香港與中國的邊界的一套政治。

「沒有暴徒，只有暴政。」香港人不但有力廢除監獄、警政和懲教體系，這個過程其實已經在醞釀之中。從對警隊的批評及在網上和前線討論中關於「不割席」的戰略中，我們都窺見連結各種反對系統性的政治經濟不公的抗爭團結共行的可能。香港抗爭者亦正在學習可連結各背景、各領域的互助及關懷的方法。

這不是抗爭的浪漫；無論是前線、和理非、海外人士，還是鍵盤戰士，都不會把手足無理推崇或置之不顧。抗爭者具有社群意識和責任感，而不依賴自上而下的暴力紀律。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隨著我們繼續以各自的方式抵抗香港警察，我們的想像之峰很可能會以一個反警政的新集體形式出現。